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四川宜宾县人。少年时代,受郑佑之(其大姐夫)进步思想的影响,赵一曼很早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冬,赵一曼在家乡成立团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不久,她又在家乡组织成立妇女解放同盟会,号召:“姐妹们起来!反对‘三从四德’!反对一夫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受到广大妇女的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180多人,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正当赵一曼为被压迫妇女的解放奔走呼号时,她的哥嫂为阻止她参加革命活动,决定把她嫁出去。赵一曼直截了当地对哥嫂说:“把陪嫁费给我,让我进学校读书吧。”但她哥哥不肯。直到1926年初,在郑佑之的帮助下,她才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进入宜宾女子中学读书。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共青团支部,赵一曼被选为支部委员。随后,又被推选为学生会常委兼管总务股工作。接着,她又作为学生会代表参加了宜宾县学联,并被选为学联常委,成为宜宾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1926年端午节前夕,长江上驶来了一些装载洋油的船只,不法奸商们打算将这些洋油在宜宾出售。受党团领导的爱国运动委员会决定以此为契机,通过学联发起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很快,各中学的共青团组织都行动起来,当油船即将抵岸时,宜宾县城男女学生共2000多人站在王爷庙码头怒喊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许洋油上岸!”但奸商的油船仍然顽固地驶向码头。学生们愤怒了!赵一曼带领同学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拾起周围的石头,纷纷砸向油船。油船被迫抛锚,在江中停了三天三夜,同学们换班在江边守了三天三夜。最终,这些油船也没敢上岸,这次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此后不久,赵一曼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因其参加爱国运动,暑假开学时,赵一曼刚进校门,就看到了校方开除她的通告。此时,北伐军已到了宜宾城,国共合作后,创办了中山中学,并热情欢迎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的同学入学。由此,赵一曼进入了中山中学继续学习。
1926年10月,党组织决定送赵一曼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去学习。在那里,她学习到不少军事知识,并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1927年9月,党组织又派她到苏联学习。苏联学习期间,赵一曼与同学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因国内工作的需要,组织决定让赵一曼回国。此时她已怀有身孕,但为了革命需要,她还是辞别了丈夫,毅然回到祖国。
回国之初,赵一曼被派到宜昌从事秘密工作。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环境十分艰难。即将临产的时候,党的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她避开敌人搜捕,走了几条小巷,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心的妇人,借了半间房子,生下了孩子。几天之后,她抱着初生的婴儿来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
1929年冬,赵一曼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又被派到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一日,她在家里等待来接头的人。时至深夜,仍不见人来,赵一曼猜测事情可能有变。此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马上意识到出了问题。于是,立刻烧掉文件,抱起孩子,披上一件破衣服,从伙房翻窗而走,来到江边,登上了一条满载江西山货的船,母子二人乘着这条船来到了上海,躲过此次危机。赵一曼到上海后,又回到党中央机关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调赵一曼到东北工作。她先在沈阳工厂里做女工,后又被调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为方便工作,她和省总工会书记老曹假扮夫妻,组织了“家庭”。
一天,老曹很晚才回来,进屋后就说:“有任务了!赶紧印传单!”老曹告诉她,日本警备司令部的一个营长坐电车不付钱,售票员是个共青团员,平日早已恨透了这些汉奸,就毫不客气地要求他买票,营长非但拒绝买票,还把售票员拉到宪兵队,打得血肉模糊。这一事件激起了电车工人的义愤,决意要罢工抗议。地下党组织全力支持工人的此次行动,命赵一曼连夜把传单准备好。老曹说完后,又到工人宿舍开会去了。天刚蒙蒙亮,赵一曼就把几百份印好的传单捆好,放进篮子里,又在上面盖上几件衣服做掩饰。上街后,她淡定自若地从哨兵跟前走过,顺利将传单送到了罢工委员会。这之后,她又跟着工人上街宣传,并瞅准机会,把传单发到工人手里。最终,这次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之后,上级党组织决定组织一批工人到乡下打游击。赵一曼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委员,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在抗日游击区开展工作。她带领抗联的战士们活动在松花江两岸的大草原及长白山的密林里,伺机打击敌人。当时战斗条件非常艰苦,枪支弹药、衣服等给养都非常匮乏。一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团在侯林乡活动,突然被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人民革命军与敌人激战了一天一夜,打败了敌人数次进攻。但敌人增援不断,又配有重机枪等武器,形势对人民革命军非常不利。就在这危急时刻,敌人的背后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赵一曼带领农民自卫连和群众杀上来了。当三团和敌人的战斗打响时,赵一曼派人探知敌人指挥部所在位置,然后命令整个队伍向敌指挥部进攻。农民自卫连乘敌不备,攻其要害,使得敌人很快就溃不成军,仓皇而逃。这次袭击战不仅为三团解了围,还缴获了一批武器。
1935年,赵一曼带领地方游击队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并肩作战,并担任二团的政治委员。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游击队的存在深感忧虑,虽屡次“讨伐”,却大多失败,但他们贼心不死。这一年的秋天,日军又纠集了大批军队向游击区进攻,并在丛林和山谷中遍设卡哨,全力搜寻赵一曼等人的踪迹。
1935年冬,一天拂晓,珠河“讨伐”队包围上来,子弹的呼啸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敌人近在眼前,团长王惠同要求政委赵一曼带队突围,但赵一曼却坚持要担任掩护。在随后的战斗中,赵一曼大腿受了枪伤,行动艰难,和三位同志在珠河县第三区春秋峙附近的一个农舍养伤。敌人的密探得到消息,报告给“讨伐”队队长。那个队长亲自带领20多名全副武装的伪军,包围了农舍。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赵一曼左手腕被打穿,因流血过多而昏迷,最后不幸被捕,被敌人押送到滨江省警务厅。
日本特务头子林宽重亲自审讯了赵一曼。他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夸赞赵一曼是个难得的人才,还假惺惺地斥责下属没有给她治伤。赵一曼先是不理,后大声骂道:“要想从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什么,那比钻进火山还要困难。”敌人见花言巧语行不通,就改用酷刑,皮鞭、火烧、竹签……重刑加身,赵一曼昏了过去。敌人想要得到“抗联”的秘密,害怕她死了,就赶忙把她送进了医院,派专人监管。赵一曼醒来后,主动和看守董宪勋打招呼,给他讲抗日联军的斗争生活。渐渐地,董宪勋对“抗联”有了新的了解,对抗日前线的英雄十分敬佩。这样,在董宪勋看守时,赵一曼有了一点自由,甚至还从他手中得到了铅笔和纸,开始写作。她揭露了九一八事变后,在奉天(今沈阳)所见的日军暴行及其成立伪“满洲国”的罪恶行径。董宪勋读了赵一曼写的文章后,思想发生了强烈变化,向赵一曼表示愿意加入“抗联”,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救同胞贡献自已的力量乃至生命。小护士韩勇义负责给赵一曼换药。当她知道眼前的病人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时,心中无限钦佩,因此在护理上格外细心。
在医院养病期间,日本特务头子林宽重常常来医院,赵一曼每天还要遭受无尽无休地盘问和毒打。连给赵一曼看病的大夫都看不下去了,说:“你们干脆点吧,何苦让我们刚刚治好,你们又把她打坏。”赵一曼每次被打,小护士韩勇义都要伤心地痛哭一次,尽自己力量,全力保护赵一曼。有时特务来了,她就说:“打重啦,刚吃了安眠药,半天也醒不过来。”赵一曼体察到小韩的纯洁和赤诚,把她当小妹妹看待,经常给她讲“抗联”女战士的生活,讲妇女如何去争取解放。
半年过去了,敌人未从赵一曼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特务林宽重终于撕下了“慈善”的假面孔,向赵一曼下了最后通牒:如若再执迷不悟,就会被枪决。
一天夜里,值班的董宪勋闯进病房,神色慌张地对赵一曼说:“日本人要枪决你了。”小韩被吓得失声哭泣,劝赵一曼要想办法逃走。董宪勋也表示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赵一曼。赵一曼想,冒险是可以的,逃不掉也无非一死,但她担心这样一来,会连累两个好青年。经二人苦苦劝告,赵一曼才同意。
6月28日晚上9时,董宪勋雇了一辆白俄司机开的汽车,和韩勇义一起将赵一曼抬上汽车,来到了文庙后,又换成事先准备好的小轿,由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他们来到乡间董宪勋的叔叔家里,然后雇了一辆马车,一起奔往游击区。第二天早上,敌人接到赵一曼逃出医院的消息后,立刻四处搜捕,并追查当晚出入病房的人员及医院进出车辆。终于从白俄司机处得到了线索,于是派骑警迅速追捕。6月30日清晨,敌人的骑警赶到阿城县李家屯,在离游击区不到20里的金家堡追上了赵一曼等人乘坐的马车。赵一曼看到骑警们追了上来,冷静从容地对董宪勋、韩勇义说:“别怕。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能说出我们要去的地方!”
敌人抓住了赵一曼三人,用马鞭疯狂地在三人身上抽打。
赵一曼又被押回哈尔滨警务厅,敌人对其用尽了酷刑,但得到的还是三个字,“不知道”。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敌人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游击队的线索。
1936年8月1日,敌人将赵一曼押解到她经常活动的珠河县。8月2日,敌人将她绑在大车上,游街示众。马车到了珠河县北门,敌人问她:“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为抗日斗争而死是光荣的!”赵一曼昂然地说,并放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一天,赵一曼牺牲在珠河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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