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忆当年：访抗日南洋华侨战地记者庄明崇
来源：中国侨网   2020-01-18 10:14:47

　　庄明崇老先生近照

　　记者团与当时广东省府主席吴铁城合影。右二为庄明崇。

　　近日在曼谷一次小小的聚会中，记者结识了88岁的泰国华人庄明崇老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庄先生毅然参加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奔赴中国抗日前线。如今，当年与他一起赴华采访的同行俱已作古，他成了参与中国抗战前线报道的唯一健在的东南亚华人，甚至可能是全球海外华人中有此经历并健在的唯一的人了。

　　庄先生祖籍广东潮州，1915年在曼谷出生，曾在曼谷早期华文学校新民中学读书，后到马来西亚槟城求学。芦沟桥事变后即赴华做战地记者，参与报道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等重大战事，此后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日本投降前回到曼谷。忆及烽火当年，老先生对一些人物和事件记忆犹新，侃侃而谈。

　　组团赴华

　　中国抗战爆发后，南洋华人华侨支援抗战热情高涨。马来西亚槟城《现代日报》主编曾圣提先生倡组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回国从事抗战新闻报道工作。曾先生祖籍广东饶平，当年30岁左右，是活跃在槟城的著名华侨报人。鉴于报馆记者大都有家室拖累，曾圣提便从当地华文读书会中找到6位20几岁的青年：潮州人庄明崇、纪志文，广州人龙炎川，福建人骆德露、辜洪涛，海南人黄某，共7人组成记者团。

　　“1937年11月，我们这个抗战后第一个回国的华侨新闻团体，从星洲(独立前的新加坡)乘坐香港货轮‘丰平号’北上香港。原打算转道南京，但抵港后得知南京已失守，只好决定经广州赴汉口设立记者站，以便展开工作。“在赴港途中，‘丰平号’船员们对记者团投身抗日深表敬佩，船长打开大餐厅让我们住宿，那是货轮上最好的处所了。每日三餐大鱼大肉，殷勤招待，分文不取”。

　　港穗见闻

　　记者团抵达香港后逗留大约10天，负责接待的是19路军驻港办事处的黄精一先生以及许多香港抗日团体的青年朋友。曾圣提为壮观瞻，特地为团员制作了蓝呢制服，两排铜扣，外加领带革履，俨然像海军军官。

　　香港当时左派势力相当活跃。庄先生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中共西南局的张云逸先生常来旅馆看望我们。张先生体格健壮，满面风霜，一看便知不是城里人。他对我们详细解释了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政策。没想到他后来成了新四军、解放军的风云战将。”

　　到了广州，记者团受到官方的热情欢迎，被安排住进一流的爱群大厦。省政府参议邢森洲(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党政府驻泰国首任大使)引导记者团拜访军政大员。“当时的第4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将军亲自接见我们，还交待军部替我们准备了广州至武昌的一等火车票。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的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先生请我们吃饭，并与我们合影留念。这张摄于1938年1月8日的照片我一直保存着。”(见图)

　　汉口建站

　　登上北去的列车，记者团一路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同车有一位在汉口河街开米栈的许老板，原籍广东普宁，是一位忠厚的长者，一路上与我们这几个年轻人相处甚好。到了汉口，许老板让我们把办事处设在他的米栈楼上，既不收房租，又免费供餐，有时还亲自剥虾为我们添菜。米栈门口挂上‘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团本部’的隶书大字招牌，显得很神气”。

　　当时陪都虽迁往重庆，但武汉实际是全国军政中心，军队调动大部分要经过这里，许老板的米栈常为过往军队占住，不胜其扰。“自从记者团本部的牌子挂起后，再加上我们穿着蓝呢制服，那些蛮横的军人不知这是何方神圣，再也不来打扰，连对门派出所的警察都对我们敬礼”。

　　“在汉口应酬频繁，记得《大公报》也看得起我们这些毛头小伙，设宴款待，该报三巨子、也是社论主笔——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和编辑主任王芸生等诸位报界老前辈都亲自出席”。

　　抗战形势越来越紧，记者团决定分赴各地采访。团友辜洪涛去福建，黄某去海南岛。徐州正在加紧部署会战，庄明崇和纪志文、龙炎川、骆德露4人即奔赴徐州。团长曾圣提和在汉口加盟的两位华侨张赫兹、李秀良留守汉口记者站。

　　奔赴前线

　　徐州是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交叉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军队志在死守。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麾下部队号称30万，有中央军、桂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等等。

　　“我们4人乘车沿平汉路北上郑州，再转陇海路东向徐州。在平汉段的列车上，我巧遇曼谷新民中学时的同学、祖籍广东梅县的华侨廖政武，真是喜出望外。廖告诉我，他刚毕业于黄埔军校炮科，决心去延安参加8路军，并笑说，若说破其事，他会被枪毙的。匆匆一别，从此再没有见面，听说他后来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记者告诉庄先生，廖政武将军后来担任过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庄先生怅然说：“也不知他是否还健在?”

　　“赶到徐州，我们即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办理战地记者证。主管军官帮助办证后，又发给我们少尉军服，并说可以配发短枪，但枪法不纯熟的人不如不带。他还告诫我们，在前线不必标示军衔，要处处小心，注意安全。这是我们上的战地记者第一课，之后我们4人便分手各奔前线去采访了”。

　　名将印象

　　徐州会战打响后，庄先生于1938年3月间陆续采访过战场上广东军的区寿年、中央军汤恩伯、东北军于学忠、西北军孙连仲和广西军廖磊等高级将领。他没有谈及采访的具体内容，只说起几位将军给他印象最深的一些片断。

　　“区寿年将军知道我的籍贯后，笑着说：‘你是潮州人，怎么敢到前线来?我被潮州新兵气死了，一来就想逃走，逃时连枪都带走了。’当时潮州征兵出现买壮丁、冒名顶替的丑闻。一些新兵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逃回去后再卖身当兵得一笔钱。

　　“当我在汤恩伯将军的第20军团总部采访时，他们得悉敌情连夜转移，我随汤部一夜间进进出出3个村庄，天亮前才落脚宿营。汤将军特地叫副官让马给我骑，又对我说：‘这种地方不来也罢，你还是回后方读书好。’大概因为我个子小，只有40多公斤，像个弱书生的缘故。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将军是东北人，热情坦诚，不摆架子。他把我当成他的客人，总认为华侨是很远很远的乡亲，常让我跟他和高级军官一起吃饭。

　　“孙连仲当时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有西北军人的豪爽直率，他觉得华侨有特殊身份，曾经问我：‘你们华侨可以到鬼子那边去吧?’在采访之余，他还高兴地为我题字”。

　　徐州突围

　　徐州会战最高潮是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内防守主将是孙连仲部的池峰城师长。日军包围台儿庄，中国军队四方增援形成反包围，内外夹击日军，取得台儿庄大捷。池峰城师在庄内先挨打后出击，伤亡惨重，我和龙炎川前往采访池师长时，一路见到死尸遍地，伤兵呻吟不绝。我们爬上一辆被击毁的日军坦克拍照，后来刊登在曼谷华侨日报周刊上。战役期间我们采写了不少报道，通过汉口记者站发往南洋报界。

　　“正当我们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日军突袭徐州以西的砀山，切断陇海铁路，从西、南、北三面包围了徐州，只余东向连云港出海口。几十万中国军队面临反胜为败局面，各自突围。我们就近加入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征麟将军的参谋处一同向西南突围。第一晚吃了不少苦头，情报不明，盲目乱闯，有两次误入日军火力射程内，灯光直照，机枪扫射，我们仓皇退走。幸而敌军分散，不敢穷追，我们才得脱险。以后两天昼伏夜行，大部分时间奔波于河南、安徽交界的麦田里。一路上参谋处人员忧心忡忡，我们却得吃便吃，能睡就睡，好象天塌也不怕。最后遇到一支整编部队，乘他们的军车到信阳车站，改乘火车南下汉口，回到了自己的记者站”。

　　武汉历险

　　“徐州突围后，中国军队更处于劣势地位。所谓‘武汉保卫战’宣传大于实际，当局并不像徐州会战那样集结大兵团准备决一雌雄，只是尽量巩固武汉外围，争取经营重庆及大后方的时间而已。“在敌机频繁的轰炸中，武汉军政机关逐渐向后方疏散。我们记者团本部也由张赫兹负责迁往桂林。骆德露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董必武先生接洽妥当，同另一位华侨奔赴延安。余下我和李秀良、纪志文、龙炎川游走于武汉外围，采访新闻、拍摄照片寄往桂林本部。

　　“日军由九江沿长江两岸迫近武汉，一路似乎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武汉于1938年12月25日弃守。我于23日从汉口乘一艘破旧渡轮西撤，船上挤满军眷、散兵和难民。其他团友则设法乘火车南下，我们的目的地都是桂林。

　　“我乘的渡轮当天傍晚刚到60里外的排铺，忽有两架敌机飞来，轮番轰炸扫射，船上顿时呼儿喊母乱成一片。敌机明知这是一只没有武器装备的民用船，仍肆意屠杀，造成不少伤亡，这就是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幸亏船长临危不乱，尽快将船驶向岸边，斜靠在距岸十几米的浅滩，活着的乘客纷纷跳水，挣扎上岸。这时天色已黑，寒风凛冽，随身带的简单行李物品都在混乱中遗失了。我穿着浸湿的棉军服，随着人群找到邻近的区公所。那一晚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好心的大娘替我把衣服里的湿棉花抽掉，连夜烘干后缝成一套夹衣裤。她说儿子也是出去当兵的，问我有没有见过。次日区公所为我和一位伤兵安排了一只小船，沿江进入洞庭湖，一直送到岳阳，算是脱离了险境”。

　　后方轶事

　　由岳阳辗转经长沙、衡阳，渡湘水到达桂林，庄崇明与其他团友汇合。“当时桂林有许多抗日救亡工作队和各类团体。我们常参加《大公报》范长江、《新华日报》陆诒领导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活动。武汉弃守后，变相的投降论等消极论调抬头，很多人担忧抗战坚持不下去。而范长江、陆诒等人的言论非常积极，令人振奋。

　　“桂林遭日军空袭已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救亡演剧队’的表演艺术家金山和王莹来看我们，他们正在筹备出国到南洋一带巡回演出，募捐抗战。这时空袭警报骤响，我们赶紧跑到附近岩洞躲避。金山安慰王莹说：‘别怕，有我在。’很有点大丈夫气概。“如果记忆不差，桂林国民党《扫荡报》有一位查良镛先生，文章写得很好。谁知半个世纪过去，他竟成了香港的大儒商和武侠小说大作家金庸。我虽不认识查良镛，但对查家一直怀着感恩之心，因为后来我去昆明读书，就是金庸的大哥、西南联大教务长查良鉴先生把我编进联大预修班的。

　　“在桂林游荡了小半年，觉得已失去战地记者的味道，又经不住远在曼谷的父母多次来信催促，即珍重惜别沙场余生的记者团同伴，赴昆明求学。早在武汉就已熟识的著名作家、曾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白薇大姐为我给云南大学的楚图南教授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帮了大忙。楚教授是老一辈共产党人，非常爱护进步青年，他让我住在他家里，并积极设法为我安排学业”。

　　华夏情怀

　　抗战胜利前，庄先生回到阔别多年的曼谷，一面仍热心新闻事业，一面经营起佛事用的香烛生意。几十年来，他一直关心着中国的发展，在曼谷和一些华人老朋友聚会时，话题也离不开中国。

　　1990年他赴中国旅游时，专门到汉口去寻找华侨战地记者团团本部所在的河街，但听说河街当年毁于日军炮火，重建后已面目一新，如今那一带已无人知道河街的名字了。此后他又多次赴华游历，目睹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蓬勃发展，对比当年的满目疮痍，他每每感慨：变化实在太大了!(人民网驻泰国记者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