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陈嘉庚与南侨总会
来源：中国侨网   2020-01-18 11:21:53

　　华侨劝募献金的场面

　　“愿我八百万同胞从今日起，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这是陈嘉庚在1938年10月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大会上，面对164位侨领的慷慨陈词。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团结广大海外侨胞，以空前的民族热忱和爱国情怀积极支持和参加祖国抗战，写下了壮丽诗篇。

　　组建南侨总会

　　陈嘉庚致富后不忘苦难中的祖国，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他加入同盟会，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倾资兴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领导海外华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10月，马来西亚各区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伤兵大会在吉隆坡成立，公推陈嘉庚担任主席，下辖十二个区筹赈会，统一步骤、统一行动，捐款工作取得巨大成效。接着，菲律宾、巴达维亚华、缅甸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祖国人民苦难加剧，南洋华侨深感只有实行大团结、大联合，才能更有效地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召开，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沙捞越、缅甸、泰国、香港的华侨代表168人，代表45个城市华侨救亡组织与会，成为南洋华侨史上空前的盛会。与会代表一致赞同成立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领导机关，推举陈嘉庚为主席。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从此，南洋800万侨胞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不分地域帮派，不分政治倾向，不分阶级地团结起来，真正做到“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到1940年，南侨总会领导的基层组织达702个。

　　南洋华侨每月筹款700万元以上。除汇给国民政府的捐款外，还把大批捐款物资直接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不少华侨还建立援助八路军、新四军的专门筹款组织。据估计，南洋侨胞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捐款至少有1000万元。

　　正如陈嘉庚先生所评价的那样，在这场捐款的热潮中，“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对祖国人民和抗日将士来说，这既是物质上的巨大支援，又是精神上的莫大激励。

　　热血洒在卫国疆场上

　　动员华侨拿起武器，回国参加抗战，是南侨总会在抗战时期的又一项重要工作。许多华侨青年，就是在陈嘉庚爱国精神的感召下，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

　　1939年，菲律宾100多位华侨青年回国从军，编入福建军政部十三补训处受训。他们后来成为著名的大湖保卫战的主力，许多人献出了生命。在中国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几乎占了四分之三。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队员，几乎都是华侨子弟。他们多次驾机与日本空军激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有不少人在战斗中血染长空，壮烈殉国。

　　离休前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的新四军老战士谢白秋回忆说：“1938年7月，我从槟城来到新加坡，恰逢‘七七事变’周年，我们参加了由陈嘉庚先生主持、新加坡抗敌后援会发动的万人纪念大会。会上，各界代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与会者无不群情激奋，受到极大鼓舞。大家表示，要坚决支援祖国军民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这个极具感召力的大会，有力促进了全马来西亚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之后，我就和几位同学一起回国参加了新四军。”

　　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的华侨青年，就有78名。参加新四军的华侨青年更多。

　　1937年至1938年初，中国政府动员20万劳工修建了滇缅公路。公路修好后，急需大批司机参加抗战物资的运输。陈嘉庚急祖国抗战之所急，于1939年2月8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这个通告很快传遍东南亚各地。原南洋华侨机工王亚六回忆说：“看了通告后，我们年轻人都动心了。”

　　当时志愿回国服务的年轻司机和修理工共3192人，被称为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面对滇缅公路艰苦的工作环境，华侨机工们毫不退却，响亮地喊出“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的豪迈口号，前仆后继，拼死抢运抗战物资，使这条国际运输线的军事物资输入量保持在每天300吨的水平，为支援祖国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陈嘉庚先生十分关心祖国抗战民族统一战线，每当出现曲折，他总是立场鲜明地同一切危害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斗争。

　　在广州，武汉相继陷落的紧急形势下，国民党副总理汪精卫公然要求进行所谓“对日和谈”，一时间，妥协气氛弥漫重庆，出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最大的风险。陈嘉庚对此十分愤慨，连续三次致电汪精卫，怒斥汪为秦桧、张昭。

　　1938年10月下旬，陈嘉庚见汪精卫不可救药，便以参政员身份，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给妥协派和投降派以当头棒喝。这一事件震动了重庆，邹韬奋称这十一个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9年底至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陈嘉庚率领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此时正回国慰劳抗日军民。陈嘉庚不顾国民党要人游说包围，一再向国共两党领导人陈述侨胞的希望：“抗战一定要坚持下去，团结一定要加紧，汉奸汪精卫分子一定要铲除。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侨胞爱国之心，积极帮助祖国抗战。”

　　在10个月的时间里，慰劳团不辞劳苦，慰劳抗日将士，会见各界人士，呼吁团结抗战。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陈嘉庚亲率慰劳团访问延安。在延安，他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亲眼看见了陕甘宁边区的光明景象。回到重庆后，他据实报告观感，高度赞扬边区军民对抗日的贡献，赞扬中共政治清明，用事实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诽谤。

　　1941年1月，国民党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制造了“皖南事变”，广大侨胞对这种分裂团结、破坏抗战、倒行逆施的行为极为愤慨，群起谴责。在海内外共同的努力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被击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到抗战胜利。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嘉庚以近七旬之身被迫隐居在印尼玛琅一学生家中。为防落入日寇魔爪，他随身携带一颗氰化钾备用，坦然自若地说：“人生自古孰无死!万一不幸被俘，敌人必强我做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铮铮铁骨，令人钦仰。(来源/福建日报，作者/陈晓声 陈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