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王淑陶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
来源：中国侨网   2020-08-01 09:12:42

　　钱穆为何屈就华侨大学

　　广州私立华侨大学1948年夏才在广州成立，籍籍无名，历史既短，学生素质也参差不齐。钱穆1930年已是北大教授，其著作《国史大纲》被教育部认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以他的声望资历，跑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真是屈尊俯就、降格相从。当时，广州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两所名牌大学，此外，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也有较长历史，钱穆不向这些有基础的大学求职，偏要跑到新成立的华侨大学，这个奇怪举动，至今没有人能给出满意解释。

　　钱穆在广州华侨大学时期，结识培正中学教师罗慷烈(罗忼烈)，随后成为终生挚友，按两人共同学生叶龙的说法，“极可能是唯一的知己”。罗慷烈(1918-2009)，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1940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当助教，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任教培正中学，并在华侨大学兼课。1949年，罗忼烈任教香港培正中学，再转任罗富国师范学校、香港大学教师。钱、罗两人都喜爱古典文学，有许多共同话题。更重要的是，钱穆在广州、香港交往的人物，不是官员、同事就是学生，不免拘束，唯有罗慷烈属于纯粹的朋友，可以无所不谈，叶龙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在《缅怀钱穆先生》一文中，罗慷烈写道：

　　当年公立大专教授拿的薪金，实际不够温饱，而侨大以港币发薪，水涨船高，十分可爱。校址在广州市的河南，有宿舍，环境幽静，但远离市区，交通也不方便，因此钱先生和我都很少留宿。我在市区本来租有一层小洋房，有客房可以下榻，钱先生出市时常常住在这里;我们晚上喝茶、抽烟、谈天、下棋;白天逛书店、游览广州的古迹名胜，看望朋友。(叶龙：《钱穆老师写给慷烈师六十封信读后》，2014年4月30日《深圳商报》)

　　至此，钱穆屈就华侨大学的原因已水落石出。1948年国民党政权发行金圆券，随后即急速贬值，拿固定薪水的教师迅速降至赤贫。华侨大学虽然刚刚成立、规模不大、没有名气、设施不全，却有一个谁也比不上的优势，就是用港币发薪。金圆券、广东省纸币的购买力每天缩水，只有港币购买力不仅稳定还在升值，这就是罗忼烈所说的“水涨船高，十分可爱”。罗忼烈任教的培正中学，为教会创办的名校，同样是用港币发薪，用这种办法吸引高水平教师。

　　培正中学坐落在广州东山，这个地区由教会、华侨开发，有小洋楼800多幢，居住环境优越。罗慷烈说他在市区租了一层小洋房，应该也在东山一带。华侨大学位于河南(今海珠区)相间，交通不便，钱穆每次在市区停留，都住在罗慷烈租用的小洋房。

　　王淑陶办教育百折不回

　　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1907-1991)，在今天的大陆寂焉无闻，大概只有一些港澳海外人士还记得他。论起中国华侨教育，他却是响当当的角色。钱穆居港时期主要住在沙田，跟王淑陶率先在沙田办学有直接关系。

　　王淑陶，广东中山石岐人，父王诜，字灼三，为清末很有实力的侨商，曾牵头建设“香洲商埠”(今珠海香洲)，于1909年8月14日开业。王淑陶毕业于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及哲学研究。受其父影响，王淑陶对兴办华侨教育一直情有独钟。

　　王淑陶有感我国华侨高等教育尚付阙如，说动他父亲王诜捐出财产二十多万元，在香港设立华侨学院，呈请港英当局、国民政府教育立案，于1938年秋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担任校董，王淑陶出任院长，设中国文学、商学、新闻学、社会学4个系。这是香港第二所私立大专院校。

　　1939年秋，华侨学院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改名为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停招文学系，增设会计系、土木工程系。1940秋，国民党CC系曾养甫出任院长，增设化工、机械两系。1941年底香港沦陷，师生内迁，1943年在广西柳州河北琴园复校，聘司徒美堂等人为校董，院长翟俊千，王淑陶任常务董事。1944年秋迁四川江津，次年秋再迁重庆，王淑陶复任院长。抗战胜利，教务长袁税伯率部分师生返港复校，留川师生将渝校重组为重华学院。1947年春，王淑陶返港，迁校于新界沙田车站附近一座“八角楼”(何东楼)，并添置宿舍等设施，呈欣欣向荣之态。(1950年《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毕业同学录》)

　　广州私立华侨大学

　　工商学院回港复校后不久，王淑陶萌发了创办华侨大学的念头。他把校务交给教务长袁税伯，本人一直在南京、上海一带活动，游说教育部，终于得到批准，于1947年成立改设大学筹备处。

　　6月9日，《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校刊》发布“本院筹备就绪改大”消息，称：“本院以华侨子弟来学者日众，而每年毕业生又尽为各地侨胞争先罗致，供不应求，加之本院素以分担世界学术研究、发扬祖国文化为己任，若只以工商两院作育人材，实感未足以应需求，乃决定增设文学院，扩充为华侨大学。自去年成立筹备处以来，各项计划均以次第完成，校址亦择定深圳罗湖……本年暑假，文、工、商三院将同时招生。”

　　王淑陶最初的计划是将校址设在深圳罗湖，可能是考虑到沙田、罗湖相距甚近，便于管理，一些教师可在两边上课。筹备处向广东省财政厅申请，要求借拨深圳又生公司原址以筹建校舍，可惜这个如意算盘落了空。财政厅引据《清查各县市公有款产规则》第十六条“县市管有之一切公产，除公用外，应以获得最大收益之方法利用之”，称“现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既非国立、省立，拨借公产为私立学校使用，核与规则不符”。(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财政厅档案)被财政厅拒绝后，王淑陶决定将校址设在广州。

　　私立华侨大学设于广州河南沙园，1948年夏秋开始招生，计划招生人数：文学院150名，工学院80名，商学院150名。(1948年7月22日《广东商报》)

　　刊登于1948年8月19日《广东商报》的招生广告，言明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月廿五日”，考试时间为8月26日，借用中山大学附中(今广东省实验中学校园)进行入学考试。广告注明，校址在“河南凤凰岗沙园(梅园附近)，上课时校车直达”。9月16日，招生考试放榜，17日开始一连三天为新生注册日期。9月24日，华侨大学介绍教授阵容，特地指出“并聘定钱穆教授，南来讲学”。(1948年9月24日《广东商报》)由此推测，王淑陶这个时候已通过唐君毅与钱穆联系，并得到某种承诺。

　　据1949年第一期《华侨大学校刊》记载，校长王淑陶，校务秘书赵冰(香港大律师)，教务长岑麟祥(语言学家、原中山大学教授)，训导长余文照，教务长戴诗成，文学院院长钱穆，法学院院长曾如柏，工学院院长冼荣熙(代)，商学院院长徐佩昆，中文系主任唐君毅，教育系主任谢扶雅，经济系主任吴文晖，商学系主任李权时，共有教授80余人，可谓阵容鼎盛，济济多士。

　　校刊为吸引学生报名，将校址附会于广州古老传说的“素馨斜”。相传南汉皇帝刘鋹有一妃子名“素馨”，身后归葬此处，坟头遍植广州名花素馨花，其地遂名为“素馨斜”。其实据文献记载，“素馨斜”在城西，与河南无涉。撇开附会，此地又确实跟素馨花有关，沙园村隔壁的庄头村，是广州著名的素馨花产地。

　　华侨大学地处河南腹地，来往市区(河北)较为不便，学校专门为师生开设校车、校船。校车从市区文德路开出直达校门。若搭乘校船，则是先到河南凤安桥上船，沿马涌前往，“春水碧波，一舸容舆，夹岸老树低垂，渔舍错落，比之荔湾，犹擅清静，舟行约二十分钟，抵马涌桥，平畴芳野，一碧无际，校舍分布于数百亩之广大郊原间，大小十余座，楼宇巍峨，庄严伟丽，洵胜地也!”

　　学校建筑，据校刊介绍，除总办事处外，有礼堂、文学院法学院办公楼、工学院商学院办公楼、图书馆，学生宿舍有绮园、端园、白屋等。图书馆为一座“二十余井宽三层洋楼”。

　　尽管第一期校刊有这么多文字描述，并不能从中确定华侨大学的精确位置。近日，笔者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参观“百年侨刊·集体家书——广东侨刊乡讯创刊110周年文献展”，得以翻拍到华侨大学第二期校刊，上面有两张照片。

　　广州知名文保志愿者彭敏明看到我翻拍的照片，脱口而出：“哇，永泰别墅旧照!”彭小姐对广州老建筑了如指掌，眼神犀利，令人佩服。永泰别墅在广州文保圈有很高的知名度。2003年，广州市启动第四次文物普查，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市委宣传部拨出专款，成立各级普查领导机构，以街、镇、村以文化站为中心，历时三年，出动2000多人，获得文物新线索3000多条。2008年3月出版的《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海珠区卷》，首次正式披露了海珠区沙园的民国建筑“永泰别墅”。据该书称，永泰别墅位于沙园大街，建于20世纪40年代，香港永泰正十字油公司所建，后归军阀李福林所有，其母曾住在该处。“永泰别墅”现存红楼、八角楼两座，产权归广州重型机器厂。红楼位于今沙园大街37号大院内，八角楼则被隔绝于菩提园小学沙园校区围墙之中，据说用作学校的教务处。

　　从翻拍的照片看，华侨大学图书馆正是现存的永泰别墅红楼，“学艺中心”则是现存的八角楼，也即华侨大学精华所在的两座主要建筑，虽有一些改动，仍大体完好，保存至今。

　　据港报报道，1950年3月1日，新政权接收了华侨大学，学生被介绍到省立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投考插班生，优先录取。(1950年3月2日《香港工商日报》)至此，广州私立华侨大学结束了一年多的历史。

　　经此挫折，王淑陶依然不灰心，转而在澳门重建华侨大学，1950年秋季开始招生。(1950年9月3日香港《华侨日报》)澳门华侨大学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二个华侨大学。然而限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这所大学据说在维持几年以后也被迫停歇。

　　从“侨大”到香港中文大学

　　钱穆在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1950年3月改称新亚书院)，充分利用了华侨大学、华侨工商学院的资源，这一点，他本人从来不说。

　　1949年5月27日，广州《民大日报》(国民大学所办报纸)报道，“华侨大学下期亦迁香港。”6月7日晚，钱穆、唐君毅由华侨大学主任秘书赵夫妇冰陪同，乘船赴港，在赵家住了几天，然后迁入沙田华侨工商学院。(唐君毅：《赵蔚文先生二三事》)钱、唐、赵迁港，最初是华侨大学撤退计划的一部分，即将教职人员归并到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后来，钱穆只字不提他赴港与侨大的关系。

　　学者苏克勤称：

　　1949年6月7日晚，钱穆、唐君毅与赵冰夫妇等安全抵达香港。……两天过后，钱穆得与好友张其昀相晤。此时，张其昀告诉钱穆说，他正拟与谢幼伟、崔书琴、吴文晖等在香港筹办亚洲文商学院，力邀钱穆等人加盟。此时的钱穆，刚刚结束了在大陆的执教生涯，这不但是他后半生在港台地区漂流之旅的开始，同时也是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其实，钱穆此次从广州出走香港，实在是迫不得已。在钱穆心中，自己的政见与当时大陆的主流趋向不太吻合，而其学术风格则又与主持台湾史坛的傅斯年等人相左，大陆、台湾这两个地方虽好，但均不是自己理想的容身之地，所以他也就只能暂时屈居于弹丸之地的香港了。(《院士世家：钱穆·钱伟长·钱易》第73页)

　　跟钱穆一起创办亚洲文商学院的唐君毅、赵冰、谢幼伟、吴文晖，都是王淑陶请来的华侨大学教授。王淑陶还一直给钱穆和唐君毅提供宿舍。8月6日，工商学院沙田老校舍被港府征用，王淑陶安排他们住到华侨中学，并迅速在沙田白田村重置校舍，安排钱、唐两人于9月14日入住。(《唐君毅日记》上册第21-23页)在港办学初期，钱穆充分地利用了王淑陶各方面的资源。

　　1950年冬，新亚书院经费捉襟见肘，钱穆专程赴台北求助，次日一早由张其昀陪同晋谒蒋介石，蒋垂询新亚书院事甚详。不久，“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告知，每月由“总统府”资助新亚书院港币3000元，这个数额足以支撑新亚基本支出。王世杰又告知，万一香港有变，“政府”派船去港，新亚书院人员可获准第一批赴台。(《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299-301页)

　　世人至此应该明白，新亚书院从创办、维持以至制定应变计划，都有蒋介石、张其昀在背后支撑。1954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方面资助，才不再接受“总统府”拨款。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得到多方助力，把功劳归于钱穆一人并不公平。除张其昀、王淑陶、唐君毅外，新亚书院总务长张丕介是徐复观所办《民主评论》总编辑，对新亚的维持与发展贡献良多。正如徐复观所说：“民国卅八年，唐先生来港，与钱宾四、张丕介两先生，合力创办新亚书院……他们三个人，真可谓相依为命，缺一不可。今日如果有人想抹煞这段事实，等于抹煞自己的良心。”(《悼唐君毅先生》)

　　1956年，华侨工商学院与广侨、文化、光夏、平正等学校组成联合书院，王淑陶任第三院院长。1959年，由于港府插手干预，联合书院校长蒋法贤辞职，接着王淑陶与联合书院校歌作词人、中国文学系系主任陈湛铨也一并辞职，两人重新开办了华侨工商学院。1963年，联合书院与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合并重组为香港中文大学。

　　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存续时间不长，如流星划过夜空，却是我国第一所华侨大学。1910年，清廷学部尚书唐景崇曾提议筹设南洋华侨大学;193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海外各党部代表提出议案，拟在广州设立华侨大学。这两次动议均未得到实施。王淑陶以一介寒儒，能在1948年逆势而行，实现近半世纪的梦想，他在华侨教育方面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功绩，理应得到后人铭记。广州沙园华侨大学旧址，乃是中国华侨教育的一个里程碑，理应得到更多重视。

　　(作者：陈晓平 海外友人詹红提供王淑陶、香港华侨工商学院部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