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中一支华侨抗日力量
1940年12月13日,在新四军军部机关报《抗敌报》上,发表了叶挺、项英写给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接读贵会干部晚会来信,辱承关怀励勉,感奋不已。抗战以来,我海外侨胞热心救国,早著丰誉,而贵会对本军爱护尤殷,时赐物质及精神之援助。复蒙贵会同志踊跃参加本军工作,前线敌后以及后方各部门,均有我侨胞之足迹,不独为本军之幸,抑亦贵会之光荣也……尚祈贵会团结广大侨胞,一致奋起,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奋斗!本军全体指战员,本三年如一日之精神,坚决站在战斗最前线,誓以对民族之无限之忠诚,获取更大胜利,藉以奉答贵会之期约也……
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系南洋岛国美属菲律宾的一华侨群众组织,与主要活动于华中一带的新四军不仅隔有重洋万里,崇山千重,但二者却如海内知己,天涯比邻,鸿雁不断,交往甚密,且菲劳工团体“时赐”物质、精神、人力予新四军以援助,是有历史缘由的。
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居留在菲律宾的爱国华侨就自发展开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先后建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菲律宾分会”、“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等华侨抗日团体。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活动于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由在北伐期间就因战功卓著而中外驰名的叶挺担任军长。故新四军一经组建,就受到菲国华侨的格外关注;加之新四军多次以叶、项正副军长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及海外侨报上发表公开信,吁请海外侨胞予新四军以切实援助。在新四军领导人的呼吁下,海外侨胞热烈响应,以各种方式援助新四军。菲国华侨在大量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的同时,更予新四军以特别关怀,菲国华侨抗日团体派出一批批华侨青年,组成“华侨抗日义勇队”,参加新四军部队,此即叶、项正副军长所谓的“复蒙贵会同志踊跃参加本军工作”是也。
沈尔七与“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
提到新四军中的菲律宾华侨义勇队,就不能不介绍沈尔七,因为他是义勇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菲律宾华侨义勇队的组织者沈尔七
沈尔七原叫沈庆矩,1914年出生于福建晋江县,1930年时因家境贫寒、生活无着,只好循着父辈的足迹,前往岛国菲律宾。随着海内外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沈尔七也积极投身各种活动,从而得到菲国广大华侨的信任和尊重,先后担任了菲民武分会和劳工联合会的领导职务。日本全面侵华后,他在侨界大声疾呼:“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无论国内同胞、海外华侨,俱是炎黄子孙,皆应担负起救国重任。”他领导华侨团体很快发起一场组织慰问团、义勇队回国抗日的运动,并决意率义勇队回国。
在沈尔七等人的努力下,1938年初,“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正式组成,共有队员28名,经短期训练后,于1月18日启程,经三天两夜的海上航行到达福建厦门。在中共福建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义勇队经漳州等地,于2月下旬到达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驻地龙岩白土镇,受到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的热情接待。其时,新四军为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宣传,正组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根据新四军方面的意见,菲华侨义勇队改称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作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一部分,团长沈尔七,副团长戴血民。为加强其政治工作,新四军派员担任了该团的教导员。从此,新四军中增添了一支华侨抗日力量,义勇队队员们为能投身抗日阵营而感欣慰,决心“誓死忠心报国,驱逐日寇”,“以国为重,以民为重,遵守军纪,浴血奋战”。
在等待随军开赴华中前线期间,华侨义勇队协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龙岩城乡以演剧、歌咏、书写标语和漫画等形式,宣传动员广大群众投身抗日洪流。3月初,义勇队员们脱下西装、学生装,穿上新四军军服,皮鞋也换成了胶底鞋,将多余的物件交由新四军龙岩留守处保存,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4月中旬,义勇队随二支队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徽州西北的岩寺,二支队随即开赴前线,义勇队则改由新四军政治部领导,接着被单独编成一个排,队员被分至新四军教导营(抗大式的学校)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等部门工作。义勇队队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进步很快,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则担任了新四军连排级以上干部。
“回国慰问团”辗转抵达皖南
1939年初,为争取菲律宾华侨更多的援助,新四军军部委派在民运部工作的沈尔七重返菲律宾,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及艰难处境,发动华侨援助新四军。沈尔七抵菲岛后,即和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取得联系,由其进行这方面的组织工作。在劳工联合会的宣传、发动下,广大华侨充分认识到新四军抗日有功,亟需支援,从而掀起一股慰劳新四军的热潮。许多华侨青年踊跃参加菲劳工联合会组织的“回国慰问团”,著名爱国华侨李清泉也慨捐钱物。不久,慰问团正式组成,团长为劳工联合会的另一负责人王西维,副团长沈尔七,团员50多人,大多数为20岁左右的华侨学生、工人和店员,其中还有两名女青年。他们决心借回国慰问之名,奔赴华中敌后加入新四军。鉴于新四军中无铜管乐队,沈尔七等还筹款购买了一套铜管乐器,挑选慰问团团员学习演奏技术,以备日后为新四军服务。
1939年5月底的一天,在菲劳工联合会的隆重欢送下,慰问团一行离开菲岛,3日后抵香港。鉴于香港与大陆的陆路交通为日军所阻,慰问团取道越南海防、河内,由镇南关进入广西省境。到达桂林后,受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等人的热情接待。时因国共关系又趋紧张,慰问团去皖南新四军军部之路难以通畅,直至8月初,慰问团一行才离开桂林,经湖南、江西进入皖南。抵达皖南云岭时,已是深秋时分。
慰问团一行飘洋过海,历经艰难险阻,来到新四军军部,恰逢新四军召开全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大会特邀慰问团全体参加。参加这个大会的系来自全军各部的青年官兵,在加入新四军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有不少华侨青年。慰问团为新四军青年的团结精神所感动,特向大会赠送一面题有“青年楷模”的锦旗。
菲律宾华侨组织的军乐队在新四军军部留影
不多天,新四军军直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慰问团大会,慰问团负责人王西维、沈尔七郑重地将从菲岛带来的100多面绣有“努力杀敌”、“为国为民”、“驱逐日寇”、“威震江南”、“精忠报国”等题词的锦旗、全副军乐队乐器、各种医疗器械以及不少捐款赠送给新四军。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高度赞扬海外侨胞、特别是菲律宾回国华侨青年的爱国精神,王西维等则代表菲国广大华侨向坚持艰苦抗战的新四军将士表示诚挚而热烈的问候。此后,慰劳团全体也正式加入了新四军行列。
由菲律宾华侨组成的新四军军乐团在演奏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困难空前,沈尔七再度奉命前赴菲律宾,组织华侨援助新四军。但当他再度回国行至香港时,适逢港九战争爆发。他在中共所领导的东江游击队救护下,撤入东江游击区。由于国民党军进攻东江游击区,沈尔七等前往新四军的道路又受阻,遂参加了东江游击队,活动于宝安以北一带。1942年4月,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下,东江游击队主力向外转移,留下部分战斗员及伤病员坚持原地斗争,担任游击队某医务所中队政治指导员的沈尔七也在其中。4月下旬,在国民党军搜山时,沈尔七带领伤病员突围,不幸被俘,后英勇牺牲。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菲律宾及南洋各地均为日军占领。从此,菲律宾华侨直接支援新四军抗战的活动也告一段落,但两批先后参加新四军的义勇队员们,却和新四军始终战斗在一起,直到抗战胜利。
作者为盐城市侨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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