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包野：从留洋博士到省委书记
来源：人民网 作者：杨溯   2021-02-20 10:02:15

　　一、追寻新知，远赴重洋

　　1900年5月，许包野出生于泰国一个华侨家庭，7岁回到祖国。1919年上半年，许包野在澄海县立中学毕业。时值五四运动兴起，他毅然投考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1920年4月，他辞别父母妻子，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

　　这年冬，他写信给暹罗(今泰国)的父亲，告之法国社会动荡，法郎贬值，生活费用太高，而德国的生活费用较低，科学发达，打算转到德国留学，请求父亲寄给2000块银元，作为转学的准备。父亲设法筹措，满足了他的要求。第二年，他便从法国转到德国的哥丁根，进入哥丁根大学继续攻读哲学与社会科学，并学习了军事学。

　　哥丁根大学，全称格奥格-奥古斯特-哥丁根大学，始建于1734年，于1737年向公众开放。在全球高校排名中名列第五位。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及政要毕业于此，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也在哥丁根大学读取了哲学博士学位。1935年，当24岁的季羡林先生踏入这所学校的时候，许包野已经为中国革命奉献了生命。

　　在哥丁根大学学习期间，许包野结识了时任滇军旅长，已被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的朱德。留德期间，年青的许包野如饥似渴地自学马克思主义书籍，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认真探索革命真理，并积极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组织的革命活动。这时，他已将自身之幸福之自由，与国家之幸福之自由结合起来了。在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道：

　　“……我的思想是要彻底些，所以我爱自由，所以我也希望他人自由……”

　　1923年，经朱德介绍，许包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的一名先锋战士。

　　1925年6月，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德国。中共旅欧支部立即动员全体党员，全力以赴，组织广大旅欧华人，反对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许包野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他在朱德的带领下，同旅德的中共党员，到一些城市和工业区讲演，组织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举行示威集会。6月19日晚，在柏林陶乐珊中学举行集会时，朱德和许包野等40余名中国革命者被德国当局逮捕。3天后，在德国共产党的营救下，他们全部被释放。不久，许包野被驱逐出境。离开德国前，他获得了奥古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下半年，许包野来到奥地利维也纳，继续学习哲学，并在此也取得了博士学位。

　　1926年，中共党组织安排许包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并兼任过地方法官。许包野在莫斯科任教五年，不遗余力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工作，培养了许多革命干部，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黄励、曾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陈原道，当时都是许包野的学生。

　　许包野在国外学习和工作长达11年之久，除了英国之外，几乎游历过所有的西欧国家，精通法、德、意、俄、奥、西班牙等6国文字。他在莫斯科拥有稳定的职业，良好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却无时无刻不记挂着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

　　二、毅然归国，传播真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许包野申请回国工作。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许包野入境后即被特务盯上，几经波折才于年底回到了阔别12年的家乡。在家仅住10天，又辞别家人绕道香港、新加坡，于1932年3月到厦门找到在厦门搞地下革命工作的二弟许泽藻，继续走上革命之路。

　　许包野归国后做了大量工作，他的机智、冷静、沉着，使他在波涛暗涌的革命斗争中躲过许多暗礁，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2年10月，许包野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化名阿宝、宝霞。在领导革命斗争之外，许包野也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和理论建设，亲自领导厦门文化协会，秘密出版《发动机》《舰》《战斗》《舵》《实话报》《青工画报》《街头号外》和《鹭华》等刊物，恢复《群众报》，把中央文件编成《革命丛书》，引导党员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许包野在工作中也抓住一切机会与同志分享知识，深入浅出的传播真理。

　　当时许包野的秘书，后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党委书记的谢飞回忆说：

　　包野经常跟我们说，只要正确掌握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有正确的方法和科学的依据，而正确认识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是要经过多次的反复的实践才能完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它去观察、研究、探讨某种事物，也是要经过多次实践才能得到科学的依据。一切事物都是有矛盾 的，即对立的统一，而且统一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东西，但有相对的绝对的东西。……许包野不仅对哲学理论有过系统的研究和深刻理解，对经济学也有一定的水平。一次有个同志问他：为什么外国人能造出许多现代化的东西，我们中国为什么造不出来?包野说：那是由于那些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鼓励发展经济，生产发展了，资本家便可以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称之为利润。资本家为了得到更多利润，便要生产许多现代化的商品。而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落后。又有一次包野对我说：各个国家的商品，在它本国出卖比在外国卖还贵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在本国卖应当是更便宜些，因为不需要很多运费。包野说：资本主义各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很激烈，价格高了卖不出去，价格便宜才能卖出更多，对资本家有利，他们可以得到更多利润。在竞争中，大资本压倒小资本，大资本便垄断市场了。这次谈话,是包野同志给我上了一次经济学课,对我教育是大的。……包野有高度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他对我说过：中国人不但不比外国人笨，而且比外国人更聪明些。中国人过去也有不少发明创造，外国人还不会制造的东西，中国人已经会制造了。外国人能学到的，中国人都能学到;外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而且还能做得更好。中国工业不发达是因为封建制度时间太长，尤其是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后，中国更穷了，更显得落后了。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更快。”

　　70多年前许包野的论断，今日已经全部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1934年5月，叛徒周剑津(原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宣传部长)从福州窜到厦门。由于福州党组织受到了破坏，他逃来厦门寻找组织关系，要求与许包野会面。许感到周此时到来事有蹊跷，嘱咐与其接触的同志，要周剑津详细汇报三点问题：一、福州地下党组织为什么被破坏?二、周剑津为什么得以逃跑及其如何逃脱的经过?三、他来厦门干什么?然后才与其见面。过了3天，周剑津见诱捕不到许包野，便迫不及待地带领敌人破坏了地下团秘书处和印刷处，终于暴露其叛徒面目。由于许包野的警惕，使党组织避免了一次重大破坏。

　　三、调任江苏，机智应敌

　　1934年，江苏省委连遭破坏。3月，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默农、省委书记孔二、省委组织部长李抱一先后被捕。6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和全总党团机关遭重大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临时书记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重要干部被捕，李竹声、赵立人随后叛变。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许包野于1934年7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化名保尔，在原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光华的帮助下，建立新的省委。为防止叛徒和内奸的破坏，许包野在江苏省委实行了“—个人只知道—个地方”的严密组织措施。

　　新省委建立不久，敌人就企图通过叛徒龚某诱捕许包野和杨光华。此时，中央局已经对龚某有所怀疑，叮嘱杨光华和许包野加强江苏省委工作的警惕性。拥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许包野和杨光华镇定地与龚某周旋，机智地避开了敌人的圈套。随着龚某的表现越来越反常，上海中央局觉察到问题严重，严密监视了龚某的行踪，证实了龚某的叛变。中央局要求许包野、杨光华配合“中央特科”的“红色保卫队”除掉这个叛徒。

　　许包野和杨光华接到任务后，和红色保卫队的队员们一起拟定了一个详细的锄奸计划，称中央局要派人与龚某接头，让他到公共租界四马路昼锦里37号谦吉旅馆开一个单人房间守候，使用姓名为“熊国华”。9月16日晚上，旅馆来了两个人，声称是“熊国华”的朋友，通过登记簿，得知他所住的是二楼34号房间。敲开门后，来人立即朝“熊国华”连发数枪，随即撤离现场。但是龚某虽身中三枪，却并未伤及要害，被国民党当局送往仁济医院抢救后，竟逐渐脱离了危险。许包野得知锄奸计划失败很是着急，此时龚某已处于国民党的严密保护之下，再次实施刺杀是十分危险的。但是龚某知道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太多秘密，一旦恢复意识，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都将面临被再次破坏的危险。许包野和红色保卫队的队员们经过反复讨论和侦查，冒着极大的危险毅然决定再次实施锄奸行动。

　　9月26日下午，红色保卫队队员4人走进仁济医院大门，迅速控制了门卫，飞奔至“熊国华”的病房，连开数枪将其当场击毙，并随后顺利脱身。“熊国华”被刺杀事件轰动了大上海，对党内的叛徒们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打击了国民党特务们嚣张气焰，也坚定了进步群众的革命信心。

　　10月，许包野化名老刘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是时，红军开始长征，白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处于极端困难时期，许包野不畏艰难，努力恢复、发展党的力量，开展秘密工作，并发展武装队伍，准备武装暴动。

　　1935年2月19日下午，许包野到省委宣传部长张国诚(化名老王)的住处等待党中央派来接头的交通员。当时，张国诚发现接头地点有陌生人，意识到情况有变，通知许包野赶快从后院走。许包野从后院走脱，张国诚与另一名党员小叶从前门走出时被国民党特务捕获。许包野没有返回原来住处，立即通知有关同志转移。

　　20日晚，因叛徒的出卖，许包野被捕了，被关押在开封的监狱中，不久又被转移到了南京的国民党特种监狱监禁。无论是在开封还是在南京的狱中，敌人都对许包野施行了野蛮而残酷的刑罚，经常将他折磨得昏死过去，但是许包野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气节，闭口不语，一直跟敌人斗争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终因伤势过重，牺牲在南京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