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抗战：国军抗战名将——杨爱源
来源：搜狐历史　作者：历史爱好者   2018-03-24 15:10:27

　　杨爱源(1886年—1959年)，字星如，号革非，山西省五台县门限石村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保定军校毕业，长于练兵，短于作战。

　　杨爱源系晋军主要将领。跟随阎锡山三十多年，历经晋绥军的发展、壮大与衰亡，先后担任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曾获二等云麾勋章、晋授一等云麾勋章、二等宝鼎勋章、晋授一等宝鼎勋章、胜利勋章、忠勤勋章。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总指挥、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授予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抗战时出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协助阎锡山管理军事。

　　抗战军兴，杨爱源出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统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以及新编第二师、炮兵第二团等部，先后参与指挥平型关、忻口两大会战。忻口战役后，奉阎锡山之命驻节临汾，指挥晋南部队并兼理辖区各县行政。其后兼任教导军代总司令。

　　教导军总部直辖13个旅，共39个团。内有7个旅、21个团，系原来抗日决死队等改编的新军，政治工作人员受过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因而这7个旅后来成了革命抗日的军队。可是阎锡山任用的许多落后军官，一直同政治人员闹摩擦，控告旅团营政治领导同志的文件日必数至。杨爱源摸透阎锡山的心计：重视新的政治人员，企图改变队伍的暮气，加强其统治力量。于是在上项摩擦的初期，总是说我们那些旧军官怎能合得拢朝气勃勃的新人物?常采搁置不理的态度。后来看到愈争愈烈，向阎请示解决办法。阎为此事专下了一个手谕说，新军军政人员纠纷，概由他亲自处理，任何人不得过问。用意在使新的政治人员安心，旧的军官不再闹意气。教导总部接到这个手谕以后，凡属新军军政人员互控文电，统检齐摘由封送阎锡山核办。实际阎所谓由他亲自处理，因为无法解决，也只是搁置不理而已。及至1939年12月新军7个旅全部起义，脱离阎锡山，加入八路军并肩抗战后，阎在某次干部大会上宣布这回失败咎由他负，但他与杨爱源仍有时骂他们用的军官都是些死人。

　　1938年2月，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集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检讨抗战工作，并宣布成立新的组织机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杨爱源被指定为十三高干之一。此后，杨爱源所有的职务除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之外，一律以阎锡山副职的面貌出现——1939年3月，第二战区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成立，阎锡山兼委员长，杨爱源任副委员长;同年3月13日，杨爱源升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冬，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山西省政府联合成立主持会议，杨爱源任主持委员，协助司令长官阎锡山处理长官部及省政府的日常事务。

　　杨爱源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引起了同为嫡系将领、又因铁军组织的关系如日中天的王靖国的不满和忌妒。为了取杨爱源而代之，王靖国不惜寻衅滋事，常常在一些公开场合制造事端使杨难堪。甚至匿名呈报阎锡山，攻击“副长官”受秘书长包围，排挤打击忠实干部。面对政敌的一次次挑衅，杨爱源明知是“治安取瑟而歌，迫我走路”，却仍然一本凡事忍让为先的姿态，要其秘书长“再忍耐一两个月，一同赴成都休息。”

　　惯于在部下的派别之争中实施控制的阎锡山，对于王杨之争洞若观火，但起初并不动声色。待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出面替杨爱源打抱不平了。赵承绶找到阎锡山，说：“司令如不信任副长官，可叫他到后方休息，否则应该维护他的威信，免得有人倾轧他。”阎锡山听后，极力否认不信任的说法。随即当众宣布，今后无论什么公事，须送副长官核办，不得越级呈报。既然阎锡山公开确认了杨爱源的权力，别人就不好再说什么，王靖国的小动作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经过这次内部倾轧，杨爱源因祸得福，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有人说杨爱源是福将，此为一例。1945年2月16日，同志会在吉县召开“基干同志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从强化同志会组织的目的出发，实行高干责任制，十三高干进行了职责分工。在这次会议上，杨爱源被推为“首席高干”，位居十三高干之首。

　　抗战胜利后，杨爱源被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此后的一个时期之中，他以同志会首席高干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双重身份主持山西省军政联席会议集体办公，在风雨飘摇之中勉力为阎锡山维持一切。在此期间，他工作上谨慎从事，本职之外不问其他，每天黎明即起，会客、传见、批阅文电，忙个不停。政治上不偏不倚，每天的朝会讲话，只按阎锡山的讲话精神复述，很少发挥。

　　杨爱源的外甥张隽轩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年参加牺盟会的领导工作。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后的第三天，军调部派出调处小组到太原。张隽轩托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带给杨爱源一封信亲笔信，作为舅舅的杨爱源对外甥的情况十分了解，敏感地认识到张隽轩有意做他的策反工作，而这是犯忌的事情。于是，他连封也没拆即把信原封不动地呈给阎锡山。阎锡山理解杨爱源的用意，亦不再提起此事。杨爱源的谨慎从事，由此可见一斑。

　　1948年冬，太原被困，阎锡山开始做退出山西的打算。于是，杨爱源被免去本兼各职，以“交涉补给事宜”的名义，派驻南京。此后，杨爱源主要从两个方面着力：其一，在南京与代总统李宗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及飞虎队陈纳德等周旋，为阎锡山预作政治上的安排，争取行政院长的席位。其二，集中各地资金，从经济上设法。当时，山西官办企业，包括“中记董事会”、“民营事业董事会”、“省营业公社”、“绥署会计处”等名义下的银号、公司、路局、矿局、供销社等，大约有四十多个实体，均有相当可观的资金和营业范围。这年底，阎锡山命令这些企业，除西北实业公司以外，一律结束，货物变价款尽快运送上海，集中于杨爱源之手。几个月中，共约集中起了四万五千两黄金。在家国危难之际，阎锡山毫不犹豫地把山西的经济命脉全部托付于杨爱源一身，信赖之情莫过于此。

　　1949年4月间，杨爱源奉阎锡山之命，负责将集中在上海的山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一起设法用飞机送往台湾。离开大陆，对于杨爱源来说实际上也就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台湾，杨爱源开始主要负责管理日本赔偿西北实业公司机械事宜，后来就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的虚衔，过起隐居生活。

　　1959年1月2日，杨爱源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六天以后，杨爱源出殡，阎锡山赴台北致祭，所撰祭文言：“兄自隶军籍，为国宣劳，垂四十年，其劳其功，岂能尽言，今竟赍志长逝，使我痛彻心弦。”并挽以：“报国誓同心，与我驰驱成永念，望公常拭目，怜君忧患到弥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