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领导人孙西林
来源：铁岭市人民政府   2016-09-11 16:00:44

孙西林 (1910-1946)，原名孙锡麟，化名孙山、孙昌克，1910年生于昌图县八面城户山屯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少年时在八面城高小学就读。1924年秋，孙西林考入奉天省立第一高级中学(省立一中)预科第八级读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孙西林在学联领导下，积极参加了示威活动，抗议帝国主义屠杀我爱国同胞的罪行。

1926年9月，孙西林考入东北大学工学院预科乙班(采矿冶金系的预备班)学习。他在佟玉华(共产党员)等同学的帮助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济南，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济南惨案"。东北三省学生联合起来，组成学生联合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并发动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孙西林组织一个销售点卖国货。学校放暑假，他把学校附近的穷苦儿童找来教识字。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组织讲演团，号召东北人民捍卫自己主权，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五路，孙西林、吴希庸、邱华峰三人是讲演团中的骨干。1928年冬，孙西林到比利时求学，虽然远离祖国，但他一时一刻不忘祖国和人民，整天为国事忧心忡忡，与邱华峰发起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宗旨是共同探讨救国的道理。1930年夏，共产党员朱镶忱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被驱逐到比利时。不久，他和留比的进步学生团结起来，并发展了"反帝大同盟"组织。孙西林等人也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1年，孙西林放弃了矿冶专业的学习，转到鲁文大学改学法律(鲁文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其目的是要有更充分的时间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听到"日军炮轰北大营，占领了奉天"这一消息后，孙西林和几位东北学生更是捶胸顿足，悲愤不已!与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200余人，聚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日本大使馆门前，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

1932年夏，比利时当局大肆逮捕华侨、留学生，"反帝大同盟"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成员先后遭到逮捕，关押一个月右，便宣布将"反帝大同盟"的成员朱镶忱、孙西林、邱华峰等10余人全部驱逐出境。朱镶忱对法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巴黎还有些老关系，因此决定带这10几个人一道去法国。他们乘的火车刚入法国边境，便受到法国警察的检查。因无护照不许入境，朱镶忱，孙西林等人进退维谷，更加怀念祖国和家乡，但离祖国太遥远了，他们纵有赤子之心，却没有力量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行10余人沿着法比边境的一条小河，试探着向法国境内深入，直到夜半，才绕过边境检查站，又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次日清晨顺利地到达了法国首都巴黎。当时，他们没有生活来源，只得找"红十字会"给予帮助。"红十字会"同意按政治侨民对待，每天每人发给五法郎的生活救济费，大家只好共同租一间房子挤在地板上睡，每天只吃最廉价的鸡食米(碎米)。孙西林在巴黎郊区一家人造丝厂做工，不论干什么，总算有了个临时立足之地。

人造丝厂有华侨工人200多名，他们大多是文盲穷苦民众，对外语更是一窍不通，经常受法国工头和厂方老板欺压。孙西林等知识分子进厂后受到华工的亲切关怀和帮助，工人们遇事愿意请他们出面帮忙。孙西林在工人中组织起"抗日救国会"、"红色救济会"等群众组织。为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他们通过放映电影、演节目等形式开展募捐活动。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孙西林逐浙成熟起来。他积极参加、组织华侨学生和工人的爱国反帝斗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思想水平，在不断地摸索探求和斗争中，孙西林从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锻炼成长为一个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战士。1932年秋，经朱镶忱介绍，孙西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法国入党的都具有双重身分，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法共党员。他们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殖民部领导下的中国支部过组织生活。党员的主要任务是在华侨工人及留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孙西林入党不久，组织让他在法共中央中国语言组工作。在与"蓝衣社"的激烈斗争中，孙西林按党组织决定选派两名同志打入"蓝衣社"的群众团体书报社内进行工作。当时，在伦敦、柏林、巴黎等地的日本大使馆为拉拢中国东北的留学生，向他们代发伪满洲国的官费，孙西林等人便组织领导东北留学生发表联名宣言，拒绝领取伪满洲国发放的官费，并组织留学生到中国大使馆请愿，请求国民政府关心东北学生，给予救济。这些有政治意义的爱国活动，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伪满洲国政府妄图以小恩小惠拉拢东北青年的卑鄙伎俩，提高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凡是有大型集会或活动，孙西林总要细心地考察周围的环境，参加的人员，考虑到一旦发生情况的应急措施。他曾建议中国支部用文学形式向法共提供有关情况，少参加公开活动，以利于长期隐蔽工作，配合国内斗争。孙西林考虑问题深远，作风严谨，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葆华回忆说："我能够在法国坚持工作18年之久，与西林对我的帮助影响是分不开的"。1934年夏，孙西林、邱华峰等人的活动引起了警察的注意，继续住在巴黎市内已有困难。国际"红十字会"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及时转移到市郊一位革命老人家里。同年，法共中央就巴黎的一批中共党员的安置问题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不久，第三国际要派4名中共党员去莫斯科。中国支部研究决定派孙西林、邱华峰、张亦华、周易4人去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组织考虑到中国同志将来回国后的安全，让他们把名字改了，孙西林改名为孙山，被分配到"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这个出版社，行政上由苏共中央直接领导，业务上则由第三国际负责各项工作。孙西林在这里先后做过校对、排版、抄写等具体工作。1935年冬，组织调他到东方无产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36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到莫斯科。由于工作需要，孙西林做李延禄的秘书，与原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俞杰协助李延禄共同整理编写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一书。期间，由潘汉年、李延禄、孙西林三人组成代表团，以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及东北3000万同胞的名义，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战。为了让代表团的同志熟悉国内情况，陈云给他们讲苏维埃政府的政治经济和中国革命的任务，高自力讲土地革命政策，滕代远讲红军长征的经验及军民关系。临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亲自接见抗联代表团的团长，鼓励他们认清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坚定作好统战工作的信心。同年9月末，李延禄、孙西林身负重任从莫斯科启程，绕道意大利回国。

1936年11月初，李延禄、孙西林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上海，第二天便到翁州饭店与沈钧儒、马相伯、李公朴、陈叔通、褚惠僧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聚会。李延禄向大家汇报了东北人民及东北抗联的情况，同时说明准备到南京请愿的打算，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大家愿作东北抗联人民促蒋抗日的后盾。11月9日，潘汉年、李延禄、孙西林在马斯南路拜会宋庆龄与何香凝，向她们阐明了去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得到她们的支持。抗联代表团一系列的活动，不仅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还得到了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响应。这在舆论上形成了一股促蒋抗日的动力，对日蒋"睦邻邦交"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11月22日，上海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入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为营救"七君子"，代表团以东北3000万同胞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代表团还派孙西林携带李延禄的慰问信及食品到苏州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正当代表团向国民党军委提出要求面见蒋介石的"待见"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孙西林到上海后，认识了李延禄的长女林平(李万新)。俩人常就时局的发展展开讨论。孙西林对林平的爱国热情十分赞许，同时，也看到她在政治上的单纯幼稚。一天，潘汉年传达了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去西安进行调停，说服张、杨争取和平解决问题的精神。为了配合中央的行动，代表团当即决定由孙西林草拟电文呼吁张、杨两位将军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迫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目的，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以利抗日救国大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林平才意识到自己对问题的认识水平，对时局的分析判断能力与孙西林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从此，她不但改变了认为孙西林过于主观自信的看法，还产生了由衷地信任、敬佩和爱慕之情。

1937年3月，周恩来曾两次到上海仙桥会馆与抗联代表团的同志一起研究工作，并亲自带领代表团的3位同志去拜访李杜将军，鼓励李杜与中国共产党搞好合作共同抗战。周恩来还指示要尽快地把东北救亡团体组织起来，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造声势、造舆论，促使蒋介石早日抗战。代表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开展工作。孙西林起草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倡议。4月，在上海八仙桥召开了东北抗日救亡团体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陈先舟、李延禄、孙昌克(孙西林)、刘澜波、栗又文等人。会议决定了救亡团体的名称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任务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支援东北抗日联军；挽救张学良将军等。会后还发出1500余封告东北同乡信，并分别派人前往各地开展动员宣传工作。许多爱国人士纷纷捐款，以做抗日救亡总会的活动经费。6月中旬，在北平召开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章，选举出常务委员会，孙西林被选为常委。各地也建立起组织，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此间，抗联代表团为挽救政治犯做了许多努力。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蒋的"睦邻邦交"宣告破产，形成了全国全面抗战的新形势。代表团便请示中央是否可以撤兵转战。周恩来答复："下步工作仍很艰巨，不能撤兵"，让代表团等待任务。7月20日左右，代表团接到通知说，蒋介石接见李杜将军，要李延禄、孙西林、刘丕光同时前往。蒋介石对李杜将军及代表团说："你们不是要抗日吗?我想拖现在拖不成了，就死里求生吧!"蒋介石答应给李杜部分军费，让他组建军队回东北抗日。这样，李杜便赴苏联请求援助以解决军火及装备问题，想从苏联远东返回东北，经请示中央，同意代表团陪同李杜一起出国。当所乘飞机到兰州机场刚刚降落，新疆军阀盛世才得到消息出来挡驾，不准飞机入疆，李杜一行无奈，只好返回上海，后离泸出国。1938年4月，李延禄、孙西林二人直达香港，通过廖承志的关系与周恩来取得联系。上级指示，他们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待命，林平早已来香港。8月，经组织批准，孙西林与林平结婚。10月中旬，周恩来来电，通知李延禄、孙西林3日内到武汉。10月22日，李廷禄、孙西林飞抵武汉后，立即到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当天就见到了周恩来。因当时正值日本侵略军以百万重兵围逼武汉，情况紧急，周恩来让他们乘"新升隆号"客轮马上撤离，并亲自到码头，为紧急撤退的同志们送行。临行时，周恩来叮嘱大家，要注意防空，最好是夜间行船，白天隐蔽，服从李克农的统一指挥。

"新升隆号"刚开到嘉鱼县燕子窝，便遭到日本侵略军的轰炸，李延禄、孙西林等不幸落水。孙西林在江水中大声呼喊寻找李延禄。多亏一位老乡将李延禄搭救上岸。他们经洪湖、长沙来到桂林，刚巧李杜将军也在桂林。他们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广西大旅社"与李杜话别，第二天乘机经重庆，成都转道西安，直到1938年底，才辗转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孙西林再次使用在苏联时的化名孙山，以这个名字时时鞭策自己，要激流勇进，不名落孙山。1939年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工作，决定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往晋察冀等地派遣干部，做有关东北方面的工作，同时为在条件成熟时，收复东北作好人力方面的准备。中央决定从延安各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在"抗日军政大学"里单独成立东北干部大队(简称东干队)"。调王谭任"东干队"队长，李范五任指导员，孙西林为支部书记。孙西林很注意抓支部生活及干部教育。"东干队"党组织的生活健康正常，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文件，召开生活会，检查执行纪律方面的情况。他对支部同志既尊重又有具体帮助，同志间相处融洽，配合得当。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延安女子大学"，校长、副校长分别由王明、柯庆施兼任。"女大"聘请孙西林为四班和九班的指导员。从此，他除负责"东干队"的工作外，还经常到"女大"为学员作理论辅导。"东干队"学员结业，原计划派往东北地区工作，后中央根据斗争形势，决定保存这批革命力量，将"东干队"的一大批干部分配到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工作。1940年春，"东北工作委员会"正式建立。李延禄、李范五、孙西林等为常务委员。为继续培养训练干部，打回东北去积蓄力量，并总结党在东北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教训，由李范五和孙西林执笔编写了题为《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点滴》、《东北概况》和《伪满统治人民的办法》等资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便组织了第一批奔赴东北的干部队伍，孙西林和其他同志一道于1945年9月2日踏上了北进的征程。干部大队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日夜兼程地北上。当干部大队接近五台山时，遇到了阎锡山部的截击，在一一0师掩护下，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直到绥德才进行一次小休整。孙西林把自己骑的枣红马留给绥德兵站，请他们转交给林子，干部大队到张家口乘上了烧木炭的火车。到沈阳后，李延禄、李范五、孙西林等以合江省工作委员会委员身份，被派往合江地区开辟工作，登上开往北满的列车，途经四平，这里离孙西林的故乡八面城很近，离别17年的家就在眼前，怎能不引起他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但由于任务紧迫，竟路过家门而不入。11月下旬，孙西林到达佳木斯市。当时佳木斯市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大资本家曲子明挂出"复兴委员会"的招牌，14年未曾在东北露过面的"合江省国民党党部"的牌子也挂了出来，日伪残余、军警宪特伺机活动。全市断电，工厂停产，商店倒闭，市民生活十分困难。市郊各地方土匪武装接踵而起，危机四伏。为建军、建政、剿匪，稳定市民生活，恢复城市正常秩序，孙西林经过了解，提议由董仙桥任市长。李范五代表合江省政府正式任命董仙桥为佳木斯市市长，孙西林为副市长兼佳木斯地区专员，接收了一度被"复兴委员会"把持的市政大权，成立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孙西林亲自主持工商者会议，动员他们早日营业，向市民售粮售货。同时，深入发电厂、火磨厂，敦促制定恢复生产具体方案。冬煤紧缺，孙西林和市委书记高大钧一起到双鸭山煤矿联系解决用煤问题。

12月中旬，林平带孩子到佳木斯，分别3个多月的夫妻见面，孙西林第一句就是"你来太好啦，开辟工作真需要人哪"。林平被丈夫的工作热情所感动，不顾奔波劳累和体弱，第二天就要求分配工作。当时东北的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步步向北推进。合江地区的土匪武装立即作出反应，一度被我军收编的孙荣久部叛变，勃利、林口、同江等县，接连发生反叛及负责干部被杀害的事件。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孙靖宇负伤，不能出战，佳木斯外围的大股土匪准备攻城，市内潜伏的各种反动势力在国民党"合江政治特派专员工作本部"的策划下：散布谣言，制造白色恐怖。反动特务组织密谋暴动、纵火和暗杀，妄想在1946年1月底把佳木斯从人民手中夺去。特务邬捷飞受命立即执行特殊任务，组织对关内来的老八路进行暗杀。孙西林对时局的严重性有充分的认识，多次告诫同志们做好准备，应付一切情况。在家里，他更直言不讳地对林平说："党在这里还没有建立起群众基础，市政府内有大量留职人员，成分复杂，政治面貌不清，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难免不发生意外的事，你我都要有充分的准备"。林平也多次叮嘱他要提高警惕，孙西林说："警惕是警惕，工作还是要工作。"1946年1月30日，孙西林听说省工委书记李范五要去北满分局开会。为保证安全，决定让自己的警卫员小黄护送李书记。31日清晨，孙西林上班时，警卫员小黄习惯地随他跳上马车，他立即把小黄撵下去，并叮嘱小黄要保证李书记的安全。孙西林到办公室后，即与市长商量上午要办的两件事：一是火磨厂的生产问题要落实；二是买糖果，到孤儿院慰问孩子们。于是，孙西林请来实业科长申佩然、工商会长王子丹、火磨厂代理人朱耀东等人，研究粮食加工合同问题。10时左右，会议正在进行时，国民党特务邬捷飞等潜入市府楼。特务任哲贤、沈洪福分别把守前后门，邬捷飞、宁宪君直奔市长办公室。宁宪君进屋后，用枪顶住站在门旁的董市长的警卫员，邬捷飞开枪射击，副市长孙西林头部中弹当即殉职，牺牲时年仅36岁。

孙西林牺牲后，佳木斯市人民为永远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市内最大的寻座公园里，并命名这座公园为"西林公园"，将市内的-条主要街道命名为"西林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