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26日午夜12时30分,东北军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驻科右前旗察尔森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上校下令将捕获的日军参谋本部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等4名间谍处决,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42天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爆发。关玉衡的命运如何?
关 玉 衡
9月20日凌晨,关玉衡和东北军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成绅士躲过日军的搜捕,徒步走到皇姑屯乘火车赴北平。24日8时,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笑容可掬地对他说:“你还跑出来了!”关玉衡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张学良安慰说:“60多个外交案件,你这是个小案件,没什么。”随后,委任为帅府参议,月支500元,住在西单花园饭店内。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关东军下令通缉关玉衡。他的父亲闻讯,如雷轰顶,猛一股急火攻心,三日不语而逝。翌年3月,日军天野旅团上田支队入侵宁安县城。日军将关玉衡的家产抄没;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惨死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了,不久便双目失明。国难家仇,关玉衡悲愤填膺,他立志抗战到底,此生不驱逐日寇誓不休!
就任抗日义勇军总指挥
打通辽袭辽源威震敌伪
1932年初,关玉衡为了实现自己抗击日寇的宏愿,化名国尔家,从北平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任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的后援工作。6月,改名郭尔佳,化装到哲里木盟开鲁县,同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彬共同努力,先后建立开鲁后援会和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关玉衡任右路军指挥,高文彬任义勇军第五军司令。
右路军约1500人,系由原热河省保安队和蒙旗保安队组成。部队缺乏正规训练,装备差,枪械、弹药、马匹、军粮严重不足,官兵们每日仅靠煮几穗青苞米充饥,体质弱,战斗力不强。关玉衡立即向上海后援会总部求援,很快使全体官兵脱掉破旧的棉袄、皮袄,换上崭新的单军装和草帽。随后,关玉衡着手整顿部队投入训练,但很快被日军发现,连续派飞机对部队驻地狂轰滥炸,甚至施放鼠疫毒菌,致使开鲁县城鼠疫蔓延,每天有数十人死亡,部队亦有减员。面对贫困和死亡的威胁,有人退缩了,开了小差。关玉衡坚持与官兵们同甘共苦,照常操练,稳定了官兵的情绪,待机打击日寇。
8月,后援会决定攻打通辽,由关玉衡、高文彬指挥。31日凌晨3时30分,义勇军发起总攻。高文彬率800余人从城西门诱敌深入,进行袭击;辽北蒙边第一路骑兵司令李海山率部由北门向南门进攻;第二路司令刘震玉等率部从东门进攻。义勇军官兵奋不顾身,英勇冲杀,激战至下午3时许,营长谢国忱率大刀队200余勇士,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搭起人梯翻墙而入,纷纷挥刀向日寇猛砍狠杀,砍死日军60余人,大刀队员伤亡8人。激战至晚9时许,日军调来伪军2000人增援。义勇军遂决定停止攻城,撤回余粮堡。是役,共毙敌170余名,缴获枪支200余支。
10月4日凌晨4时,义勇军李海山、刘震玉率部兵分两路,再次向通辽发起攻击,与日伪军激战一昼夜,击毙日军大佐1名、士兵30余人,于翌日5时许攻占通辽小街基。是夜,在日军的反扑下,小街基失守,义勇军撤出通辽。
10月6日,关玉衡紧急筹集子弹5万发送到李海山、刘震玉所属部队。是日晚10时,义勇军向通辽发起第三次攻击。此时,守城日军调集坦克、装甲车和重兵扼守城内各主要路口,戒备森严,阻击火力猛烈。义勇军没有重武器,只能用步枪、手榴弹向敌人进攻,击毙日军70余人、伪军90余人。激战至翌日凌晨4时许,义勇军主动撤出战斗。
早在义勇军第一次攻打通辽后不久(9月5日),关玉衡就在余粮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攻打辽源(郑家屯)。10月26日,辽源守城伪军田兴涛、于海川秘密派特使面见关玉衡、高文彬表示:“且情愿作内应,并作各巷口引导。”关、高遂决定于27日凌晨2时许,向盘踞城内的日军发起攻击。高文彬率部从西南攻人城内,直至柴市,被日军设置的铁丝网工事和猛烈的火力所阻;李海山率部由城南沿铁路向城内进攻;刘震玉率部由城西进攻;白梦梅率直属独立支队进攻火车站,烧掉一座库房;城内伪军即举兵策应。日军顿时大乱,窜入各炮楼顽抗,双方激战,火力异常猛烈。至下午1时,日伪军1500余人赶来增援,从南、北两面用炮火向义勇军猛烈轰击。随后,日军又出动飞机20余架飞临义勇军阵地上空轰炸、扫射,义勇军伤亡 很大。血战至下午4时,日军以南北夹击之势,企图围歼义勇军。为避免 遭受更大的伤亡,关玉衡果断地命令部队撤出战斗,率队进入康平县,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是役,毙敌340余名。
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夜袭通辽、辽源,重创日军,震惊敌伪,吉热辽边人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北平后援会送来4万元慰问费,补给部队制做冬 装,同时决定任关玉衡为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左、右路军总指挥。翌年1月,关玉衡指挥义勇军2000余人,乘夜幕突然包围巴拉沈营子日军营地,随后发起突然袭击,以优势兵力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日军70余人,缴获大卡车1辆、枪支60多支。
1933年2月21日,日军以通辽、绥中为基地,分三路进犯热河,北侵开鲁,南攻凌源,中犯朝阳。2月末,开鲁、赤峰等地相继沦陷;3月4日,省会 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何梅协定》签定后,为取悦日本侵略者,下令解散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玉衡部撤至古北口时,被国民党军刘汝明部缴械后遣散。关玉衡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只身回到北平。
国民党对他欲加之罪
抗日之志难酬
关玉衡回到北平后,何应钦等亲日分子指责他处死中村震太郎“是破坏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主张逮捕法办。关玉衡对这些抗日有罪、爱国有罪的谬论十分气愤,数次去国民党驻北平军分会申述,不料反被军警扣押。后来,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等爱国组织多方营救释放。此间,他的夫人因忧劳过度病逝于北平。他将三个年幼的孩子送进北平香山慈幼院,临别时,深情地对孩子们说:“爸爸抗日去,打走了日本人,领你们回家乡。”
1935年,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9月,张学良到达西安,东北流亡在各地的爱国志士也随之前往。翌年初,关玉衡也来到西安晋见张学良。张学良拍拍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你的头还长在肩上,为你干一杯吧!” 随后,下令委任他为少将炮兵师长、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关玉衡甚为兴奋,胸中又燃起抗日之火。他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抗日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张书记任后援会 副会长,关玉衡的副官王宗元亦是共产党员。关玉衡暗中向吕正操部送过马匹和枪支;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他走了过场,上报“没有可疑之处”。他还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武装。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看到了在警备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岁的松军对他说,是为了打日本参加八路军的。他高兴极了:“好,这才象我的小子,好好干!”
关玉衡怀着重返抗日前线打回家乡的急切心情离开绥德到西安,但国 民党拒不安排他的工作。为生活所迫,他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桐陵等 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谋生。
周恩来总理称他为“爱国军官”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险,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 江防线。4月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时,关玉衡在桐陵县任田粮管理处长。
是年冬,在南京军管会的安排下,关玉衡怀着焦急、幸福的心情,回到 阔别17年的哈尔滨与家人团聚。1953年,回到家乡宁安。在党的关怀下, 他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还参加全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关玉衡激动万分,满怀深情地说:“共产党的阳光普照着各族人民的心。”
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乌·白辛同志亲题挽词,寄托哀思:
“生何欢,生逢乱世,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儿,壮怀激烈,誓马革裹尸,冰霜铁甲,拔剑斩敌酋,白山峰火始于足下。纠纠武夫,肝胆照人。回首当年,驰骋洮儿河畔,看白浪滔天,应千年无愧。
死何畏,恰得其时,环宇澄清,人间改色,喜碧海讴歌。江南归叟,勤修史册,效龙飞凤舞,历数晨星,挥毫论功过,黑水尘烟跃然纸上,彬彬文士,鞠躬尽瘁。放眼来日,安仰牡丹江畔。听松涛韵语,亦万古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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