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甲洲(1907.5.21～1937.8.28)，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1932年回乡组建巴彦抗日游击队，打响了中共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历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北平市委代理书记,巴彦抗日游击队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军长等职
闹学潮三丢学籍
1907年5月21日，张甲洲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屯。张家祖籍山东莱阳县，那里黄河泛滥，天灾频仍，为求生存人们纷纷选择了闯关东。张家于乾隆年间移居到辽宁岫岩五站道沟子，后移至松花江南岸。1861年，清政府在中兴镇设招垦局，贴出放荒布告。他的祖父张百禄遂迁家至此，在东包宝山下承领300多垧(每垧约合1公顷)山荒地，后购置一套榨油设备开起油坊，生意非常火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油坊被土匪烧毁，张百禄的4子分家，各分土地60垧，草房3间。张甲洲的父亲张英排行老二，擅长中医，行医为生。因对儿子寄予厚望，为其取名“甲洲”，意为“名冠五洲”。
张甲洲刚满4岁，张英就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与唐诗宋词。张甲洲很有灵气悟性，记忆力惊人，学习知识很快。但他非常淘气，上树爬墙，掏老鸹窝，什么都干，时常带领一帮孩子，到西河套里玩耍，指挥伙伴们摘采山梨、钓鱼。一次为解决没鱼钩的难题，他用别针在老渔翁的烟袋锅里烧红，插到烟袋嘴通气孔里弄弯，霎时鱼钩做成了。老渔翁敲着他的脑瓜儿说：“你小子将来定是非常人物!”
张甲洲8岁时，父亲把他送进龙泉私塾读书。私塾里讲究师道尊严，认为“教不严，师之惰”，学生们背书不会和写字不好时，先生不是用戒尺打手板，就是勒令下跪。张甲洲厌倦这种死板的学习生活，次年，他带着对新文化的向往，逼着父亲把他送入龙泉初等学堂。该学堂开有国文、算术、历史、物理、修身、读经、体操、图画9门课程，他的各科成绩名列全班前茅，物理成绩尤佳，他立志将来当个科学家。
1923年初，张甲洲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齐齐哈尔是中东铁路线上的大车站，不但舶来了苏联货物，也舶来了红色革命理论。学校一位数学老师常给学生们讲授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张甲洲知道了列宁、斯大林，也明白了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进一步打开了觉悟之窗。他在物理课本扉页上抄写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他接受革命思想后，陶冶成秉公正义、刚直不阿、愤世嫉俗、不畏强暴的坚强性格，每次闹学潮都冲到前面，被政府斥为“赤化分子”。他深受同学拥戴，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当时张作霖强行抽调大中学生当兵，他非常反感，就率领同学们罢课，开展反抽丁斗争。最终因违抗军令，被开除学籍。
1925年初夏，他考入沈阳文华中学。沈阳乃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党的活动比较活跃。他如饥似渴阅读了《国家与革命》、《母亲》等进步书籍，对革命原理有了较深的认识，不久就以口才出众、成绩优秀博得师生好评，被公推为学生会主席。五卅运动风潮波及到沈阳后，燃起了反帝怒火。作为学生会主席，他率领学生游行示威，支援工人罢工，再次被开除学籍。
1926年，他返回齐齐哈尔，考入甲种工业学校。入学半年即被选为黑龙江省学生会主席。不久，就因反政府、闹学潮，被反动当局逮捕。在全省师生强烈要求下，他才走出牢门。但他的“不法行为”已引起当局注意，认为他是赤化分子，便取消他的赴日留学资格。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亲手在报批表上抹掉了他的名字，嘴里还狠狠地骂道：“我叫你闹，我叫你赤化!”张甲洲第三次丢掉了学籍。
入北大再转清华
1927年春，张甲洲和巴彦籍同学于天放(解放后任黑龙江省副省长)、魏祖舜等结伴来到北平。翌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理科)，1929年升入物理系一年级。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学校地下党活动频繁。在北大门房的秘密售书点，他买了《共产主义ABC》等许多禁书，追求进步的愿望愈加强烈，学校许多党的活动，他都充任先锋的角色。
一次，北大世界语学会在天桥举行飞行集会，同学们分散走在大街上，时针指向8点整，张甲洲将手中的灯泡“啪”地一声摔在地上，同学们闻声集合，有的撒传单，有的搞演讲，有的刷标语。等到军警赶到时，大家早溜之大吉了。
在革命熔炉冶炼下，张甲洲迅速成长。1929年夏，经北大党支部宣传干事文艺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4月21日晚上，张甲洲和文艺陶等人在北大二院大讲堂召集50多名同学开会，研究营救北大支部书记李光伟。由于军警探知了消息，包围了会场，张甲洲等32人未及时转移，当场被抓，关在警备司令部监狱。在狱中，他结识了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冯仲云，俩人共同探讨了中国革命问题，结下了深厚友谊。
不久，经党组织营救，张甲洲重获自由。党组织觉得他学理科不适宜革命工作，建议他转考清华大学政治系。1930年下学期，张甲洲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该系，在清华校园，这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性格豪爽而又待人热情的东北青年像一团火，用勤奋和热诚感动着身边的同学，将党交付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他被选为学生会和班级干部，并任学生会教育科长和班级委员会主席。为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提高其文化水平，他以清华大学学生会教育科的名义，创办了一所民校，招收40多名学员，学员有学校工友、教员家属、保姆、人力车夫等。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于天放、陶赢孙等为教员，轮流上课， 主讲文化知识、革命故事和苏俄情况，并出版有半月刊的《民众教育》杂志，除发给学员外，还发行到河北各县的民众教育馆和民众学校， 以唤起河北民众的爱国觉悟。
1930年9月，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恢复西郊区委，张甲洲被任命为区委书记，胡乔木被任命为团委书记，统管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新农业学校等高校的党团工作。为扩大党的影响，他在清华大学创办了朝曦社，出版了《北方青年》，并亲任《言论栏》主编。一次他独具匠心地编发了胡乔木撰写的《中国赤祸问题》一文，从题目上看似贬义，称革命为赤祸，内容则介绍了中共苏维埃区域扩大的情况，巧妙宣传了革命。因工作关系，他和胡乔木经常在一起活动，形影不离，像大哥哥领着小弟弟一样亲密无间，清华大学学生们说：“清华俩秀才，张甲洲善说，胡乔木善写。”
在清华大学，张甲洲不但担任党组织和学生组织的职务，还任巴彦旅北平学生同乡会会长之职。
高希文是师大学生，家住巴彦山后黑瞎店。他在放暑假前一个月，接到家信，信里讲巴彦县长翟兴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劣迹。张甲洲最恨贪官污吏，他派法学院李时雨和邵桂辛为代表，去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联络巴彦籍同学，计划在暑假期间，一起回巴彦驱逐贪官翟兴凡。在巴彦中学，他分配邵桂辛、邵桂五、刘极天等各带同学到农村调查，搜集翟兴凡的罪证，很快就把状子送到了省政府。
当时黑龙江省长叫万福麟，土匪出身，很怕学生闹事，接到诉状后，立派省政府参事陈万凯办理此案。陈到巴彦调查时，穷苦百姓纷纷申诉冤屈，许多人出具了证言。翟兴凡也不示弱，将李时雨的哥哥李宸芳抓进兴隆镇警察分局，硬说他抗拒官差。张甲洲闻讯后，便带领同学到县衙质问翟兴凡，警告其如挟嫌报复就罪加一等。翟兴凡害怕了，立即将李宸芳放了出来。经查实翟兴凡罪恶累累。最终翟的县长之职被撤。
张甲洲领导的驱翟斗争不仅大获全胜，而且开创了黑龙江民运先例。
为革命辗转南北
1930年10月，张甲洲调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兼西郊区委书记。12月，市委书记刘锡五被捕，张甲洲代理北平市委书记。由于他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引起特务的注意，认为他是北平市委的“大鱼”，伺机逮捕他。
一天晚上，他在民校上课，胡乔木和陶赢孙在外放哨，8点多钟时，来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说找“张申江”。原来特务们把抓人名单上的“张甲洲”误看成“张申江”。胡乔木机警地说：“二位请等一下，我去叫一声。”其实是去送信。胡乔木出来对特务说：“我们这里没有叫张申江的学员，你们找错地方啦!”张甲洲得信后，在学员掩护下，翻越学校高墙，潜伏在北大德文教授杨丙辰家。夜深人静时分，他骑着杨教授的自行车，跑到阜城门外罗道庄农学院，在巴彦籍同学贾玉麟的宿舍住了一宿。次日，由北平火车站潜往上海。他要到上海劳动大学找“姥姥”接头，劳大是党中央驻地，“姥姥”是中央宣传部长洛甫的组织代号。
张甲洲到上海后，住进劳大附近的立达学园。一天早上，军警突然包围了劳大，在门口架起机枪后就冲进校园疯狂捕人，并把暑假留校学生押上了汽车，拉到闸北青云路予以驱散。
通过中央特科人员牵线，张甲洲顺利见到了洛甫(即张闻天)。张是江苏省南汇县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甫”为笔名。张甲洲敬仰张闻天是党内资深理论家，张闻天赞叹张甲洲是学生运动的急先锋，俩人彻夜长谈未有丝毫倦意。黎明时分，张闻天说：“甲洲同志，上海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这个你也看到了。你在北平工作时间长，知名度高，如在上海工作，我想会很快暴露身份。根据革命需要，我考虑再三，觉得让你去做特工比较合适，你意如何?”张甲洲直爽地说：“我做过学生工作和组织工作，对特工可是一窍不通啊。”张闻天笑着说：“我们都是马列主义唯物论者，你可以学中干、干中学嘛!”
当时国际情报总部远东分部设在上海法租界德度牙科医院，领导人为苏联人伊万诺夫，下属称国际特工队，其任务是搜集德日法西斯情报，执行各种反法西斯任务，直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张甲洲辞别张闻天，赶赴松花江下游，和王一飞会合。王一飞是黄埔军校2期毕业生，现以依兰县图书馆长身份为掩护，从事国际情报工作。张甲洲来到后，使三江地区的特工队增加了领导力量，在下江更加广泛地开展起国际情报工作。为时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张甲洲毅然从依兰撤回哈尔滨。
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并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吉林和黑龙江。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撤入山海关。东北全境沦陷，三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事关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张甲洲赶赴哈尔滨找到冯仲云，提出了组建义勇军游击队进行抗日的想法。对于这件事，建国后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冯仲云回忆说：“他对我说，要到北平去号召一批东北学生，回到巴彦组织游击队，我同意他的意见，又把此事向中共中央驻满州省委代表罗登贤同志作了汇报，登贤同志也同意他这样做。”
10月初，张甲洲再次来到北平。这时，北平在党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张甲洲亲率北平20多所高等院校的学生对反 动当局展开了游 行、示威、演讲、静坐、绝食等一系列斗争。
11月下旬，清华、北大、燕大和民国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要求去南京请愿。张甲洲认为，眼下要紧的是示威而不是请 愿，为此他积极组建了由5000多名学生参加的示威团，并任示威团总指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命令火车不能载运示威学生，张甲洲率先横卧在铁轨上，他身后的大学生们纷纷效仿，像一棵棵轰然倒下的白杨横亘在铁轨上，以死要求放行。一列火车迎面开来，反动当局企图用飞奔的火车吓跑铁轨上的学生，张甲洲大喊：“碾死我吧!东三省都丧尽了，我还在乎这条命吗?我以我血荐轩辕!”
最终火车迫在5米处停下。卧轨3天，北平铁路线瘫痪3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无奈答应了学生们乘车的要求。12月16日上午，张甲洲获悉南京国民党中央正在开会，他率领示威队伍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围得水泄不通。他和几个同学首先下了大门卫兵的枪械，然后用石块猛击国民党党徽。大学生们“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际。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闻讯出来，学生们拥上前质问，军警们推搡阻拦，同时企图弹压，3个学生猛地摁住了陈铭枢，张甲洲眼疾手快将枪抽走，用枪口死死顶在陈铭枢的脑壳上：“命令他们撤退，不许开枪，不然先打死你!”陈铭枢吓得浑身筛糠，对军警们喝令：“别开枪，老子是司令，你们都滚下去!”军警们只好龟缩在一边。
北平大学生的示威活动很快波及开来，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团纷纷行动起来，全部把请 愿的旗帜改为示威的旗帜，响应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的斗争，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学生及南京各校学生共3万余人。
12月17日上午，张甲洲率示威大军经中山路、鼓楼，冲进国民党中央党部，把《中央日报》经理室、编辑部、总务处、印刷厂砸了个稀里哗啦。随后，示威队伍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外人头攒动，传单飘扬。
蒋介石在办公室里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不住了，大叫：“镇压，镇压，坚决镇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蒋面前苦劝，蒋介石置之不理，还指责道：“老先生你好糊涂，怎么也信了赤色宣传?什么抗日救国，他们是要推翻党国!我蒋某人怎么不抗日啦，我是后攘外先安内，这是中国的国情。我是党国领袖，要对国家负责，我不能任由他们闹下去!”
屠杀过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的蒋介石，再次向爱国学生举起了屠刀。南京警备师二旅奉命出动，恶狼一样扑向示威队伍。张甲洲和同学们赤手空拳与敌相搏……最后，38名学生牺牲，60多名被捕，100多名受伤。此事史称“珍珠桥惨案”。亲睹爱国学生被屠杀的血腥场面，张甲洲更认为建立武装队伍的想法正确，要想促使党的事业快速发展，必须抓枪杆子。
找中央组队抗日
张甲洲从南京直接到上海寻找党中央，凭着果敢与机智，顺利与陈赓接上了头。
翌日清晨，一辆黑色轿车悄然停在张甲洲住宿的楼下。他钻进车后，头戴鸭舌帽的陈赓，先前后左右观察一番，接着发动汽车。小车七拐八绕，张甲洲也不知到底绕了多少圈子，最终在法租界一幢乳白色小楼前停下。陈赓首先跳下来，两只虎目照例环视一番后，快速引领张甲洲进入楼里。
陈赓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他是湖南湘乡柳树铺人，生于1903年，其祖父陈翼怀任过清军管带，据云善使大刀。陈赓自小随祖父练功习武，棍棒拳脚样样精通。他1923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第二次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1926年9月，陈赓被党中央派往苏联远东地区学习政治保卫和武装暴动经验。1927年10月返回上海不久，周恩来就创建了中央特科。
特科是中共中央的保卫机构，前身是武汉时期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主要任务是依靠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深入敌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安全。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信4个科。
进屋后，张甲洲提出，希望尽快见到中央领导同志。陈赓笑着说：“稍安勿躁，伍豪同志在会客，客人走了我带你进去。”见张甲洲有些着急，陈赓拉着他来到楼外的草坪上说：“听说你功夫不错，趁现在有点时间，我和老弟比比拳脚如何?”
张甲洲在齐齐哈尔上学时，为强身健体自习过拳脚，在哈尔滨、沈阳、北平等地时，对其他门派的拳术均有研习，虽师出无门，但以实用为主，招招见狠。陈赓自小习武，掌式猛勇。俩人大战8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陈赓称赞说：“老弟，你自学拳术，能和我打个平手，可见身手不凡啊。”
俩人一试身手后，回楼里用凉水洗了脸，待西装革履的客人离开，俩人走到客厅门前，陈赓抬手轻轻敲了三下，门开了，一位中等身材、相貌英俊的中年男子健步迎了上来，那人紧紧握住张甲洲的双手，亲切地说：“我是伍豪，欢迎你呀，甲洲同志。”
张甲洲惊喜地说：“你不是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嘛，您的文章，您的大名，我太熟悉了。”周恩来开怀大笑道：“对呀，伍豪是我，周恩来还是我，有假包换。”
在沙发上落座后，周恩来说：“甲洲同志，我对你可是久仰大名呀，你领导地下斗争经验丰富，学生运动也搞得如火如荼!”
当周恩来听出张甲洲的普通话里带有东北口音时，动情地说：“黑龙江是个好地方，我读书时去过两次，1928年去苏联参加六大会议时路过一次，也算三到龙江喽，咱们也算得上半个老乡嘛!”
张甲洲没想到周恩来如此和蔼，平易近人。顿时打消了局促，一股暧流涌上心头。
周恩来仔细地听着张甲洲回家乡组建游击队抗击日寇的汇报。他用欣赏的目光凝视着年仅24岁的青年人，听完汇报后，他说：“甲洲同志，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同志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我马上就要前往江西，去加强中央苏区军事工作。在目前日寇入侵的非常时期，你有组建抗日队伍的想法，说明你已是成熟的共产党人了，我代表中央和中央军委支持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在东北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必胜信心，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两个小时转眼过去，张甲洲怕占用周恩来过多的时间，便起身告辞，周恩来和他依依握别。
1932年4月底，张甲洲带领于天放、夏尚志、张清林、张文藻、郑炳文等6名党员大学生扮成商人，携着在南京示威时夺得的两支德国造20响驳壳枪，由北平、天津、营口辗转回到哈尔滨。经过半个月的紧张筹备，5月16日，200多人组成的巴彦游击队宣告成立。游击队成立后，上级任命他为司令，赵尚志为参谋长。张甲洲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队伍发展很快，巴彦游击队成为我党领导的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为激发游击队的抗日热情，他还挥笔为游击队的宣传队创作了《反日大同盟歌》：
一九三一年，倭奴侵蒙满，
半载间，攻我辽吉，炮击龙江垣，
杀我同胞似牛马，血流东北边，
言之落泪，思之痛惨。
痛哉，惨哉，死者真可怜!
愤哉，慨哉，生者有何感?
朝鲜沦亡数十年，可做前车鉴。
反日同盟齐勉哉!
溯自“九一八”，远东起惨案，
全中华，帝国主义铁蹄任踏践，
试看英法与美日，爪牙犹如剑，
太平洋上暴露白刃尖。
起来，起来，起来上前线，
起来，起来，起来去迎战，
我们大敌还有那些走狗和汉奸，
反日同盟共勉哉!
青年须立志，创造自由光，
低头看军阀政客先后去投降;
国民政府抱镇静，一味不抵抗，
听候国联欺骗受摧残。
打倒，打倒，军阀大集团，
打倒，打倒，消灭帝国联，
中朝民族联合起来，夺回我河山，
反日同盟共勉哉!
伟哉大同盟，中华救命星，
牺牲了赤心热血，跳出铁牢笼;
黑暗世界已冲破，东亚放光明，
奋力自由与平等，
自由，自由，人类乐融融。
平等，平等，阶级不再生，
一切恶势都成落花，实现真大同，
反日同盟共勉哉!
巴彦东兴战敌寇
1932年7月7日，日本关东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松木中将令第五十九联队第二大队向巴彦进犯，11日占领巴彦县城。
7月下旬，张甲洲带领队伍向兰西镇一带进行第一次西征。一路上破土堡、攻城镇，所向披靡，一个多月里行程千里，队伍扩大到1000多人。
为打击日本侵略军，激发东北同胞的抗日信心，8月16日，张甲洲决定攻打巴彦县城。经过侦察，得知城内有日军1个小队和步兵营、警备队、商团共300余守敌。为求全胜，张甲洲联合了驻巴彦北部的反日义勇军才鸿遒500多人和土匪“绿林好”200多人，3方商定，以8月30日第一声鸡叫为号，共同发起进攻。
8月30日后半夜，游击队来到县城南门外，各中队摆开阵势，指挥部设在马家店，指战员和游击队的政工人员分别戴着红、蓝、白三色袖标，严阵以待。
东方天际刚刚泛出白色，随着第一声鸡鸣，进攻的冲锋号便在巴彦城外嘹亮响起，顿时枪声大作，巴彦游击队的将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经过一番激战，游击队员机敏地抓住云梯翻过城墙，攻入城内。
巷战激烈展开，张甲洲率领一个大队的队员直扑日军兵营，他手中的两把德国造驳壳枪，左右开弓，忽东忽西，枪响处敌人应声倒地。队员们见司令员不顾命地猛打猛冲，顿时士气高昂，日军被密集的弹雨逼到最后一栋营房内负隅顽抗。张甲洲命人拿着几束手榴弹爬上房脊……只听“轰!轰!轰!”几声巨响，房内鬼哭狼嚎，队员们冲进，将敌人杀了个片甲不留。
赵尚志指挥的二大队遇到伪军的顽强抵抗。伪军队长沈大黑瞎子挥着手枪大骂：“妈拉个巴子，谁敢后退，老子就毙谁!”
张甲洲率队前来增援，两个大队合二为一，力量大增。沈大黑瞎子毙了两个退兵，见仍吓不住后撤的伪军，只好下令缴械投降。伪县长程绍濂趁乱由北城壕向兴隆镇方向逃窜。
日伪《松江日报》9月7日报道：“巴彦，八月三十日被有力团匪占领，同地民团完全与匪合并。”
攻克巴彦县城的战斗，是九一八事变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东北进行的一次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战斗，为我党东北军事统战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巴彦之战后，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为解决枪支匮乏的问题，张甲洲决定攻打东兴县城。他首先派何干青去找有200多人马的“绿林好”协同作战，决定联手攻打东兴县城。
10月29日，张甲洲带着将士们顶风冒雪向东兴县城开进。上午10点，游击队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打得东兴城头尘土翻飞、硝烟四起。
城内的警察和伪军共有400多人，事先没有准备，闻听枪响，才从烟馆、酒楼和窑子里跑出来仓促应战。
一声巨响，西城门被炸开了。一个伪军哭喊着说：“妈呀，张大个子占了巴彦又打咱这疙瘩啦，咱打哈呀，跑吧!”他这一说不打紧，里边的人也不知张甲洲来了多少人马，像一窝蜂逃向东山里。不足半个时辰，巴彦游击队就占领东兴县城。
惨败的敌人发誓要血洗东兴，炒张甲洲的心肝下酒。第二天中午，敌人或五个一群或三个一伙，扮成小贩子、皮货商潜入城内，寻找好地势后，突然掏出手枪、步枪、机枪，向游击队开火。傍晚时分，3000多伪军、警察和土匪逼近张甲洲的指挥部，用火力网封锁住大门，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巴彦游击队的战士们艰苦鏖战10多个小时，一直打到后半夜。张甲洲挥枪大喊：“不怕死的跟我杀出去。不打退敌人决不回来!”他带领敢死队向外猛突，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进攻。
“张司令，德胜门被咱扒开了，30多名重伤员已上了爬犁。”左眼受伤的赵尚志脸缠绷带低声汇报。张甲洲果断地说：“你带一、二大队先撤，我断后。参谋长同志，敌人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执行命令。”
游击队骑兵和拉运伤员的爬犁在夜幕中出了西门，向前疾行。敌人认为是张甲洲跑了，死命追击。指挥部这边，张甲洲命令牵出战马，“同志们，冲啊!”他一马当先，在冲出大门的瞬间，一抬手就是一梭子，一蹭大腿又压上20发，紧随其后的队员们也挥枪齐射。狂追之敌在城西正欲大摆战阵，忽听背后枪声大作，游击队内外夹击，敌军死伤惨重。
游击队从东兴撤出后，来到姜家窑一边进行整训，一边着手做二次西征的准备。并计划与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
“左”倾为祸受处分
因赵尚志眼伤未愈，张甲洲只好将西征日期一再后延。
1932年11月上旬，张甲洲率游击队穿越呼兰、兰西、肇东，到安达一带，所到之处，迅速摧毁敌伪政权，广泛发动群众。中旬，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队，传达中共临时中央“北方会议”精神。此会议受“左”倾路线影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空前高涨，革命时机已经成熟，无视东北已被日军占领、开展反日斗争是第一要务的实际，要求东北党组织与南方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并要求把游击队改编成工农红军。巴彦游击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吴福海为第一、二政委，原来的各大队也都改成团的建制。
12月上旬，独立师由安达向西行进，以期会合那里的李海青、邓文部义勇军。行至泰来时，得知李、邓已开往热河。独立师只好回师东归。
东归路上，独立师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执行土地革命等“左”倾政策，每到一处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样一搞，使得形势发生了剧变，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器，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后，他们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当独立师来到绥棱、铁力交界的一撮毛地区时，个别战士缴了索伦营山队两支三八步枪，引起了激烈的武装冲突，独立师伤亡惨重。此时，正值农历十冬腊月天，天气特冷，许多战士手脚被冻伤，连续10余天的孤军奋战，独立师人困马乏。紧接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遭地主武装和伪军的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张甲洲苦等4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传要向汤原挺进时，独立师中的巴彦籍战士动了回家过年的念头，行至东兴县时，各团开始不断有人开小差。独立师回到根据地姜家窑时，全师只剩70余人。人员稀少，加上弹尽粮绝，为免遭日伪军围剿，张甲洲、赵尚志不得不忍痛决定：暂时隐蔽，听令再集。
1933年1月18日，是个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东头的大树下，张甲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仅有的70余人，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脸上的泪水，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咱们还有能干的那天，大家把枪都带回去，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今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宁死也要当精忠报国的岳飞，绝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
当张甲洲、赵尚志率领着抗日健儿爬冰卧雪与日伪浴血奋战之时，躲在“红色首都”莫斯科的王明、康生却坐不住了。二人分别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康生向王明进言道：“罗登贤、张甲洲他们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您的指示也拒不执行。巴彦游击队专打日军、不斗地富，违背革命规律嘛，多影响国际大局!应该命令国内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职务。您看呢?”王明采纳了康生建议。
不久，“圣旨”到了上海，又从上海到了哈尔滨。上海临时中央派魏抱一传达指示，在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上，省委书记罗登贤被撤职，李实代理省委书记。
江北独立师解散后，张甲洲、赵尚志、吴福海等人前往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
“啊?你们只剩70多人了，你、你、你们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必须作出深刻检查!”省委领导板脸教训。
张甲洲接过话茬：“究竟谁犯了路线错误还难说。”
“什么?难道你敢怀疑王明、康生同志，他们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你反对王、康就是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党!”
“少扣大帽子，明确告诉你，我不服，不检讨!”赵尚志没有丝毫认错的意思。三天后，莫斯科派来的省委书记魏抱一宣布了决定：“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
对于江北独立师的失败，张甲洲深知省委不会从执行路线正确与否上考虑，所以他不申诉，省委也不让他申诉。
对于这件事，独立师第二政委吴福海在建国后这样说：“当时，省委书记找我谈，宣布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我被留党察看3个月。因为我去时间不长，解散那天我不在游击队。”
错误的处分，没有泯灭张甲洲、赵尚志两位战将的报国之心。巴彦游击队从成立到解体，只存活8个月零2天，就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建国后，冯仲云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主要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负责，他在那批判了‘北方特殊论’，要在东北搞苏维埃和红军。这个口号是‘左’倾的，‘北方会议’是教条主义，不看客观形势。当时反日是主要的任务，但却没提反日口号，反而提出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对的，行不通的。”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写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才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张甲洲原先搞的反日大同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不过那时没有这个词，张甲洲实则是统一战线政策的创立者和积极实践者。
张甲洲党组织关系一直在北平，当时开除他的党籍只是口头宣布，因此没有实际效果。此后他仍然以中共党员身份进行革命工作。
为抗日忍辱负重
1933年7月，张甲洲根据冯仲云的安排，化名张进思，只身一人乘船东去，到下江富锦中学任教员，暗中开辟敌后工作。
富锦中学是三江地区唯一的中等学校。校长是日本翻译，只挂名不管事，全由教导主任张甲洲管理，他总揽了富锦中学的大权后，便以庆幸久旅店为据点，通过交通员霍德舒和抗联独立师联系。半年后，张甲洲晋升为校长。1934年5月，他和刘向书结为革命伴侣后，成了富锦的合法居民，从此满洲省委派来的人，都找他接头，并由他安排工作。
他目光远大，自当上校长之日，就努力提高学生们的军事素养，以适应将来抗日斗争的需要。他在中小学成立了童子军，每班挑选12人进行军事训练。他富有鼓动天才，他讲清廷腐败，学生人人切齿;他讲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学生个个愤怒;他讲“五四”和“一二·九”运动，同学们紧握双拳跃跃欲试。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同学们如能继续求学，应到北京去。北京学生历来闹学潮，都是在最前列，北京学生爱国，大家也应当爱国;北京学生反封建，大家也要反封建。”
1935年暑期，他去北平找地下党请示工作。回来时，带回《阿Q正传》、《寄小读者》、《觉悟》、《新潮》、《语丝》、《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这些书刊不但使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而且有力抵制了日寇的奴化教育。
在富锦卧底期间，他非常讲究斗争艺术和麻痹艺术。为打进日寇的心脏，他连续3个月起早贪黑地学日语，拿到了二等翻译证书，得到了县公署日本参事官横山安启的赏识，成了“好朋友”。后来，他利用这个“朋友”关系，以建校舍之名，叫横山安启批了一批经费，修建了两栋能容纳16个班级的二层楼房作为中学校舍。他对学生们说：“日本人待不长，盖了房子他拿不走。”
他的麻痹艺术也很高超，骗得日本人团团转。见日军进行射击演习，他马上捂起耳朵，假装怕枪响。4月4日是日本人的爱马日，横山安启叫他参加，他假装不会骑，从马这边上去后就故意从马那边掉下来。日本人说：“念书人的完蛋，骑马的不会。”
富锦是日寇统治的腹地，又是抗日游击队活动的中心。他通过交通员和独立师保持联系，并经常为其输送枪支弹药、衣物等军用物资，忍辱负重地为抗日默默工作。
一次，时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的冯仲云来信，要他买《康熙字典》和“无线电零件”，暗指武器和电台，他通过积极争取过来的李景荫，在伪军大队搞到一部电台和20多支长短枪，由抗联战士用“搬家车”取走。后来他又策反李景荫，带出87支枪，投奔抗联独立师。
1936年初，他利用县公署教育股长之便，在友道公司给全县中小学生每人做两套制服，收有1万多元。衣服学生都穿上了，但收上来的钱，他一直拖欠着不给友道服装公司，全部买成药品，送到了抗联部队。
总理哀思念故人
张甲洲虽很隐蔽，但因来历不明，履历不清，仍引起了敌特警觉。一天下午，日本宪兵队长广野突然盘问他，他矢口否认自己就是张甲洲。
敌人为放长线，欲调他到佳木斯伪三江省协会任职。对此变故，引起了中共临时满洲省委的重视，1937年6月28日，中共临时满洲省委执委扩大会在帽儿山召开，以张兰生(原名包巨魁)为书记的临时满洲省委认为张甲洲在富锦卧底已4年有余，出色地完成了敌后工作任务，加之敌人对他产生了怀疑，不宜久留。当时抗联独立师改编成11军，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赵尚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提名由张甲洲任第11军副军长，省委采纳了赵、周的建议。
8月28日，由参谋长李景荫、副官薛华和郭革一带领一支队伍来到富锦县城附近的长发屯。张甲洲派人将油印机、收音机及400套服装转移出去后，于傍晚时分赶到长发屯。副官薛华让他骑马走，他说：“我和李景荫、小郭谈谈，就不骑马了，你们把马带回吧!”
3人边走边聊，行至离抗联营地七八里的地方，突然遇到下乡收大烟税的伪保卫团小队长刘金贵带的10多名伪军。伪军在苞米地的小路上听到前面有人说话，估计是抗联分子，就胡乱开了几枪。听见枪响，李景荫等人忙挥枪还击，敌人钻进苞米地逃窜了。李景荫回头一看，见张甲洲腹部流血不止，赶快和小郭把他架到高粱地里隐藏起来。李景荫关切地问：“张军长，伤势怎么样?”张甲洲笑着说：“够呛，子弹从小肚子打进去了，皮带也给打断了。”李景荫命小郭快去师部找卫生员抢救。等小郭带人赶到时，张甲洲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年30岁。
张甲洲的遗体被安葬在头道林根据地，下葬时，11军全军将士跪地大哭。
1953年1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松江省委书记李常青和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陪同下，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在张甲洲的遗像前，周恩来充满深情的目光久久凝视着这幅熟悉的年青面孔，他静立若松，一言不发，任泪水漫过面颊……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缓缓地对遗像三鞠躬后，饱含深情地说：“甲洲同志，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
1984年9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在给巴彦县党史办的回信中崇敬地叙述：“张甲洲是我在清华时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他是我的领导者，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他性格坚强、豪爽、热情、果敢，精力充沛，很有活动能力……”
人民为了永远记住张甲洲，在巴彦为他建起了纪念碑，在富锦市为他修筑了铜像，清华大学为他专设了纪念馆，北京大学将他的名字刻在“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张甲洲死了，他还活着，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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