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颐鼎：南京保卫战中 指挥了最激烈的光华门战役
来源：封面新闻   2019-12-13 09:15:08

　　日前，封面新闻记者赴南京专访陈颐鼎的百岁遗孀丁志凡，儿子陈万中，同时结合史料，首次以年谱的形式，详实记录将军传奇的一生。

　　1938年时的陈颐鼎将军

　　年谱第三部分讲述陈颐鼎将军在南京保卫战期间的事迹。其中最惨烈的光华门之战，便是陈颐鼎指挥的。

　　对光华门的进攻，日军在战报《第9师团作战经过概要》中写道：“自12月11日以来，得到150毫米榴弹炮、105毫米加农炮、150毫米加农炮、240毫米榴弹炮等重炮部队的协助，得以在坚固的城墙上炸开了三处突破口。”

　　光华门一战，共歼灭日军第九师团500多人。南京失守后，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朝香宫鸠彦亲王为此亲自前往光华门跪拜。

　　南京弃守后，陈颐鼎在江边时看到见江面全是遇难者尸体，还有大量官兵由于没有船只无法渡江。许多士兵见陈颐鼎身着高级军官军服，便跟在他的身后。见此情景，陈颐鼎试图组织散兵再战日军，整编过程中由于负责警戒的人和日军搜索部队交上火，这一努力功败垂成。

　　南京保卫战后，中国仅有的几只德械师战殁殆尽，此后再无德械师。

　　1937年11月上旬，陈颐鼎的261旅撤至镇江，与补充旅260旅和原所属的259旅共同组建为新的87师。71军军长王敬久不再兼任87师师长，由沈发藻任师长。

　　陈颐鼎任87师副师长兼261旅旅长。

　　1937年11月下旬，根据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转来的蒋介石用红铅笔写的手令，陈颐鼎兼任镇江警备司令。

　　随后87师259、260两旅先行赴南京，261旅留守镇江。

　　1937年12月初，镇江外围战斗打响。

　　1937年12月6日，部队换防，陈颐鼎率261旅赶赴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

　　在江苏镇江句容的下蜀车站列车往返三次才将部队运完。部队在南京尧化门车站集中后步行前进。

　　1937年12月8日，陈颐鼎的261旅保卫南京的战斗打响。

　　据陈颐鼎生前撰写的文章《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一文回忆：

　　8日拂晓，全旅官兵约三千多人到达指定地点。鉴于在镇江连天战斗，加之由尧化门到集中地的一夜行军，官兵异常疲倦，乃令第521团(团长唐德)在原中央体育场休息，第522团(团长郏国选)在钟灵街休息，旅部及其它配属单位，到孝陵卫休息，我偕参谋主任倪国鼎等人去城里找师长接受任务。不料走到中山门时，见城门紧闭，外面全用麻袋装土堆积，中间仅留一展望孔，城楼上三五个武装士兵头戴钢盔，左手臂上戴有黄底黑字的“卫戍”臂章，来回巡逻着。我们说明来意，要求进城，但他们坚决不许，并说非有长官部命令不许通过。我们只好退回卫岗，在孔祥熙公馆里架起无线电台向上级呼叫。

　　正当我们呼叫未通时，忽听部队休息方向响起枪声，我当时认为句容、汤山方面不会没有部队防守，可能出自与友军发生误会。正在猜疑中，忽见第521团司号长张某跑来报告，敌人已把第521团一个正在做饭的炊事兵抓走了，部队已展开，在体育场以西一带高地与敌人对峙着。

　　我乃离开卫岗，在孝陵卫东侧高地用望远镜一看，当面队伍果真全是日军。遂将第522团展开在白骨坟、孩子里一线阵地，第521团后撤到遗族学校东侧一带高地，阻止敌人沿宁杭公路直扑中山门。当时无线电台已与师部联系上，我即将我旅位置和目前情况以及打算向师部作了报告。师部复电同意我们的部署，并告知左右邻友军位置和战斗分界线后，再未有其它指示。

　　中山门外的战斗从此展开。这一天的战况，从早到晚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地面炮火不断猛烈轰击中山门及其以南城墙，有一段被炸开缺口。敌地面部队不断向我白骨坟、工兵学校阵地进行佯攻。大小五棵松村到紫金山东南麓一片树林，不知是谁放的火，火头顺着风向席卷般地由东向西蔓延，情况十分紧张。

　　1937年12月9日，战斗还在继续。

　　日军炮击光华门

　　陈颐鼎回忆：

　　9日天将破晓，我们发现小石山上空升起一个敌军观察气球，距地面约一千米，这是敌人利用它对紫金山以南地区到雨花台之间便于观察我方一切动态所为。继而敌军以密集炮火向海福庵、工兵学校我阵地猛烈射击，另有敌机多架配合轮番轰炸。大约三十多分钟火力袭击后，敌步兵约数百人以石家湾、大扬底、郭家底作进攻出发线，向工兵学校阵地冲击。由于这一阵地利用原有的永久工事构成强固闭锁堡，连连打退敌军多次冲击。从阵地前的敌尸中发现，进攻部队为日军第十六师团。

　　当敌军第三次进攻受挫后， 我向上级建议，由孩子里经张家上向小石山敌右侧背施行反击，但未被采纳。

　　陈万中说，在防御战中积极采取攻势行动，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是战场上夺取主动权的有力措施。没想到沈发藻师长以“万一出击不成，影响防守阵地兵力”为由，拒绝行动。沈发藻一味要求部队固守阵地，坚守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的被动战法，错失进攻良机。战场上敌情瞬息万变，良机稍纵即逝。后面的战斗由于战前没有进行战场建设，所以备受日军打击。

　　1937年12月10日，陈颐鼎指挥了南京保卫战中“最惨烈的守卫光华门之战”。

　　陈颐鼎回忆：

　　10日，南京城廓阵地经敌军两天时间狂轰滥炸，已有许多阵地被炸平，光华门两侧城墙被炮火击开两个缺口。

　　午后敌军一部在坦克掩护下，突破了我右侧友军第259旅阵地，另一部约近百名在密集火力掩护下，突入光华门城门纵深约百公尺，占据沿街两侧房屋作据点，掩护后续部队扩大战果，情况很严重。

　　上级命令第259旅旅长易安华和我一定要把突入之敌消灭掉，恢复原阵地，“完不成任务拿头来见”!

　　于是，我同易安华旅长商定，趁敌立足未稳，黄昏后开始行动，由他亲率一个加强团在通济门外向东北方向进攻侵入光华门之敌，我率两个加强营由清凉巷、天堂村协同第259旅夹击突入光华门之敌背后，并阻止小石山附近敌人增援。

　　经过八个多小时浴血奋战，终于将这股突入之敌全部歼灭。光华门内外横尸遍地，敌人遗有尸体五百具，皆为日军第九师团的。(陈万中：此段与《墨三九十自述》顾祝同著，讲述完全一致)

　　这场恶战，除许多建筑物毁于炮火之外，我第259旅旅长易安华、我的参谋主任倪国鼎，另有两位营长和三十多名下级干部、战士都牺牲在这一反击战中。这是南京保卫战中最激烈的一仗，牺牲的人们应永为后人所怀念。

　　陈颐鼎之子陈万中:

　　攻击行动开始时，旅参谋主任倪国鼎见战况十分紧急，上级的命令又是如此之严厉，主动要求跟随父亲行动，父亲同意一同行动。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说这一恶战是南京保卫战中最激烈的一仗?而不是激烈战斗之一呢?父亲说，南京失守以后，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朝香宫鸠彦王亲自去光华门祭拜死去的日军，就足以说明。”

　　1937年12月11日，正面日军十六师团再次组织对261旅工兵学校阵地的争夺，所有阵地前沿防御设施都被炮火摧毁殆尽，而我阵地始终屹立未动。

　　陈颐鼎回忆：

　　这天战斗的最大困难就是伤员送不出去。原因是占据老冰厂高地的敌人，以火力封锁了光华门交通;我守城门部队不同城外部队协调，将城门和昨天被敌炮火击开的两个缺口全部堵死。这样，不仅伤兵不能后送，且连城内外有线通话也就此中断，多次向上级要求改善，均未得到解决。更奇怪的是当敌军对我阵地猛烈进攻时，中山门外路北我军炮兵阵地(部队番号已记不清)，有普福斯山炮十二门，因怕敌炮火压制，拒绝我们的求援。

　　陈万中说，守城部队即没有增援外围阵地的打算，也没有在必要时将部队撤至城垣阵地的考虑。正是上述这种情况的现实存在，所以防御阵地一点被突破就导致全线瓦解。

　　1937年12月12日，陈颐鼎261旅正面敌军活动情况较为沉寂，只听到雨花台方面枪炮声比较激烈，左翼紫金山有稀疏枪声，烧山的大火仍时断时续。

　　陈颐鼎回忆：

　　我们同上级无线电联系到下午三点钟以后就中断了。入夜后，我派到左翼友军教导总队马威龙旅联络军官刘平回来说：“看有广东部队(后来了解为叶肇部队)很整齐地出太平门往东北方向去了，拒不答复去向。马旅也正往左边铁路方面靠去。”

　　这时我在四方城指挥所了望城内有三处大火，黑烟冲天;9时许又有乌龙山要塞炮向中山门城内外盲目射击，有些炮弹竟落在我们阵地上;中山门到光华门一段城墙上已没有守军。根据情况分析，我认为战局必有变化。但守土有责，加上本师官兵在南京城先后驻扎多年，一草一木都具有浓厚感情，谁都有同南京共存亡的意愿，谁也没想到南京保卫战就这样糊里胡涂结束!我乃商之副旅长孙天放，带领少数武装士兵去左翼铁路线方面作实际情况了解。

　　孙13日零时左右自和平门骑着自行车回来，我才知南京已经不守，所有部队纷纷向下关撤去等情况。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右有老冰厂高地的敌人封锁了光华门去路;正面同敌人对峙着;后面就是护城河;只有向左往下关走一条路。以常理推论，南京城既是主动放弃不守，必会派出部队掩护大军转移，下关到浦口江面也会备有大量渡河器材，供给部队使用。我立即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让大家共同负责撤离阵地责任，也特邀了第260旅旅长刘启雄、团长谢家询、蔡祺、参谋主任刘云五等人参加，并要他们在决议上签名，表示共同负责。

　　陈万中：

　　87师这支德式师尽管部队进行了四次补充，原先训练有素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几乎损失大半，但依然建制完全，在此大混乱局面下，261旅凭借平素严格的训练和严明的军纪，没有溃散。

　　1937年12月13日凌晨2时，陈颐鼎261旅开始从阵地上逐次撤退下来，派第521团第三营占领苜蓿园村到中山门之线掩护阵地，阻止敌人跟踪追击，并要该营逐次撤退到下关车站附近归还建制。

　　凌晨3时许，大部队从中山门出发，沿中山门通往太平门城外公路，和玄武湖东侧过和平门公路撤往下关。

　　日军攻破光华门

　　陈颐鼎回忆说：

　　路过吴王坟时，我特地去看了一下近两天来因作战被打伤腿脚而不能行动的数十名官兵。告知他们出于无奈，不能一块行走的苦心(自十一日起光华门被敌人火力封锁不能通行，261旅即在吴王坟附近开设了临时裹伤收容所，利用团属输送连力量一个个往下关送，由于路远运送工具少未能及时送完)。据后来了解，这些官兵都被敌人惨杀了。

　　我们自中山门集合地出发，便以急行军速度向下关车站奔去。沿途一片沈寂，马路上的路灯照常亮着，玄武湖内霓虹灯，仍像平日一样在一闪一闪地放光，唯有城内三处大火依然燃烧着，谁会想到这就是大屠杀的前夜呢?天刚朦朦亮，我们到达下关车站附近，随即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到处乱晃。见状，我一颗因“擅自撤离阵地”而胆怯的心才放了下来。后又遇87师师部某副官，才知道王敬久和沈发藻等已在昨天下午过江去了，他是沈派来寻找师参谋长的。据他说，在煤炭港码头师部控有一艘渡轮，于是我带着部队向煤炭港奔去。

　　陈万中：

　　到达煤炭港流散在那里的官兵非常多，随即印入眼帘的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人声鼎沸，混乱极了。这时部队被冲散了，失去控制，87师261旅就是这样消耗殆尽了。这支装备精良、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接受过先进军事思想理念的部队，在淞沪会战中，在南京保卫战的战斗中，浴血奋战，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有许多悲壮的情怀，他们没有在战场上倒下，却在南京保卫战中因为决策失误而毫无价值的损失在溃退中，87师大部分将士死于南京大屠杀中，岂不痛惜!

　　转眼成了光杆旅长的父亲，身边只有两名卫士、一个副官和特务排长等7人。

　　陈颐鼎：

　　上午九时许，我们到煤炭港连个船影都没有看见，只看到沿江一些流散的官兵，有的在绑扎各种各样的排筏;有的已漂在水中，随波逐流，顺江而下：也有人被浪打翻渡江器具而哭嚎求救的。我目睹这些情况已知渡江不可能，加之从下关到煤炭港路上部队已被人群冲散，我只得带着少数人沿江向燕子矶走去，想突破敌人包围圈，在敌后村庄暂时躲避一下，再设法过江。

　　午后三时许，我们已到燕子矶。当我路过乌龙山时，还看到一些工人正在给永久工事浇水泥，我劝他们不用再浇了，他们反以不能耽误工期作答。

　　我到燕子矶后，看到随我而来的人很多，其中大部分是宪兵、警察和散兵，不下三千人。开始我很纳闷，后来我才知道因我身穿将级军服大衣，所以他们把我当成高级指挥官，主动找我，要求跟我一起行动，听我指挥。

　　我随即派跟我而来的旅部特务排十多人去山上警戒，告戒他们万不得已不许开枪，意在天黑后行动，旋将这些散兵集合起来编组部队。不料正在编组部队时，敌搜索部队同我派出的警戒部队打起来，而这些自愿听我指挥的人，一听到枪声，一窝蜂地四处逃去。

　　当时我身边只有两名卫士，一个副官和特务排长等七人，他们见敌人从山上往下追来，不由分说，把我连推带拥地拉到江边，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块二丈长六尺宽的木板，像是军队士兵床铺，放到水里硬要我上去过江。

　　我看这块木板浮力不大，有心摸出手枪自杀了事，可是，身边的手枪早已被卫士们拿走，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这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宁死不做俘虏。我要大家都上木板，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木板离开江岸不到五十公尺，就逐渐下沉了，这些与我久共患难的战友为减轻木板上的重量，纷纷跳下水去，有的被江流冲走而没有下落;有的则在江中大声喊叫：“我们有个旅长，谁能救他过江给他一千块钱!”由于他们纷纷跳入水中，木板早被蹬翻，成了斜立状态漂在江中。我掉到江里，手紧紧抓住木板一角，作最后挣扎。正在万般无奈之时，见身边漂来一个用六大捆芦苇扎成的浮排，上面有一人还放着一辆自行车。

　　我请求搭救，他欣然将自行车掀入水中，拉起了我。他叫马振海，安徽涡阳人，是教导总队的上士看护班长。此时敌舰已在江面上横冲直撞，来往梭巡不已，并用机枪不断地对我利用各种漂浮器材顺流而下的官兵扫射，被打死或被敌舰撞翻漂浮工具而淹死的人无法计数。眼看着战友们的尸体不断从我身边流过，江水被染红，情景凄惨，目不忍睹。更可恨敌舰上日军面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非但不自责，反而拍手称好，真是令人愤慨万分!

　　日军攻破光华门

　　陈万中：

　　父亲想如果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是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也可背水一战。没有组织的军队是一盘散沙，失去组织的军队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当时，父亲命令军官先站出来，临时组织编制。没想到父亲最后一搏的努力没有实现。

　　1937年12月13日夜，陈颐鼎和马振海两人漂到了江中岛八卦洲上。上岸后，在一名渔夫的帮助下，两人吃了稀粥，换了湿衣。

　　陈颐鼎：

　　我在八卦洲待了两天，幸遇跟我多年的老卫士和其它一些战友。我们利用从上游漂来的木头、门板扎成排筏，于十六日拂晓，趁江上大雾，穿过敌舰封锁，渡过夹江，到达江北。后听说留在八卦洲的官兵，在江边被集中残杀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四十多天的大规模屠杀。

　　陈万中：新中国成立后，每年每到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时，只要身体允许，父亲都会带着我，到长江大桥上去看看，往下看是滚滚长江水。1937年12月13日此地的江面上，尸横水面，满江哀嚎。大多数时候，陈颐鼎只是看，不怎么吱声。

　　有一次，陈颐鼎的好友宋瑞珂从北京来看他，两人都是黄埔三期的学员,也都参加过南京保卫战。陈颐鼎将几个孩子支开，把房门关上，两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抱头痛哭。

　　这位战友离开南京时留下了一首诗：“北伐战争到苏州，抗击倭寇八春秋;牺牲先烈无着落，至今思之有内疚。”这首诗可谓两人一生的写照，“内疚”称为两位军人心中最大的痛。

　　陈万中说，父亲对南京保卫战的看法是：

　　1.唐生智固守南京决心很大，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都是背水一战。可谓破釜沉舟之法。他送蒋介石离开南京时，一再向蒋介石表示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您的命令，我绝不会下令撤退。唐生智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撤退的问题。

　　2.当时守城部队士气是十分旺盛的，这一点无需质疑。唐生智一味强调严防死守，害怕承担责任，对部队之间的协调没有做一点点工作。部队是讲究渊源的，他对守城部队一点都不熟悉，部队也都不是他的旧部，所以协调部队他无从下手，让唐生智来指挥南京保卫战明显是用将失误。

　　下达撤退命令过迟，12日下午当时在日军攻打中华门城门十分胶着的状况下，中日部队紧张的对持之中，撤退回旋空间太小，根本无法有序撤退。更何况组织撤退要有高超的指挥水平，不然撤退就会变成溃逃，事实真是如此。中国守军并非一触即溃，并非不战而俘。现在我们不能专注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而忽视国军英勇抗争和惨烈牺牲的事实。唐生智并非贪生怕死，只是指挥无方。

　　陈颐鼎曾对儿子说，失利最大原因还是指挥不力，“南京保卫战其实打的是一场旅长的战”，往上汇报、请示都找不到人，战地的最高指挥官是旅长，这样的战争从一开始事实上就已经结束。

　　陈颐鼎回忆：

　　南京城的保卫战，糊里胡涂地打了五天。在这五天战斗过程中，上级没有同我们见过一次面;没有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也没有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更没有向我们下达撤退的命令；事后也没有听说哪个指挥官因失职受处分。

　　南京保卫战后，中国仅有的几只德械师战殁殆尽，第71军军长王敬久在撤抵江北后，仅收容到1800余人，此后再无德械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