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济时在黄埔一期中不是以征战沙场而出名,而是担任蒋介石的贴身侍卫长前前后后十多年,随侍扈从,很受蒋介石信任,所以不少达官显贵都要巴结他。但他也不是只靠黄埔一期和蒋介石奉化同乡的关系,文写得一手好字,武带出了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之首的74军,十多年侍卫长基本没有出过差错,也说明他的精明干练。
图1:俞济时当了前后当过十多年的侍卫长,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大内总管
最亲信的嫡系
俞济时既是黄埔一期,又是浙江奉化人,还和蒋介石沾亲带故,绝对是标准的嫡系,再加上自己本身也有能力,出人头地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俞济时,字良桢,1904年出生浙江奉化,奉化俞氏家族和蒋介石家族沾亲带故,细细算来俞济时还是蒋介石的表外甥。俞氏家族后来在国民党中地位显赫的有三人,除了俞济时之外,还有“文到部长、武到上将”的俞飞鹏,以及到台湾后官至国民党副主席、“行政院长”的俞国华,三人被并称为“奉化三俞”。
俞济时于1908年进私塾,1912年转学到俞氏家族创办的显承小学,1915年考人县立锦溪高小,1918年因病辍学三个月。病愈后,为减轻家庭负担,便进入奉化大桥镇永丰米店当学徒,但他还是非常好学,即便当学徒每天还坚持自学。1919年,考入县立锦溪中学。1921年,进入慈北鹤鸣场民信局当信差。1922年11月投奔在福建浦城县任知事的族叔俞飞鹏,担任县府庶务。1923年4月,俞飞鹏辞去浦城县知事,俞济时也随同辞职返回家乡。
1924年,蒋介石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因为俞飞鹏早年曾在北京军需学校系统地学习过军事运输和后勤,而且辛亥革命时还在蒋介石任团长的沪军第5团当过军需,所以就邀请俞飞鹏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兼军需部临时主任,后来任军需部副主任。俞济时便跟着俞飞鹏一起去了广州,并且顺利考入黄埔一期。1924年12月毕业后分配到军校教导第1团第1营见习排长。1925年军校教导第2团成立,俞济时奉调任第2团3营9连排长。军校教导团改编为党军后,任党军第1旅第1团连长,国民革命军成立后,任第军第1师营长。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第9团团附,同年5月,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俞济时任警卫团第2营营长。北伐开始后,率警卫团2营担任蒋介石的贴身警卫部队。
图2:从1926年起,俞济时就开始在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任职,深得蒋介石信任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俞济时调任国民革命军补充第4团上校团长。1928年12月,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团少将团长。1929年6月,警卫团扩编为警卫旅,俞济时升任旅长,同年12月,兼代中央宪兵司令。1930年1月,警卫旅扩编为警卫司令部,下辖两个旅,俞济时升任中将司令兼警卫第1旅旅长。在中原大战中,始终率领警卫旅跟随蒋介石行军作战,10月进驻开封,兼任开封警备司令。12月警卫司令部与教导第1师合编为警卫师。冯轶裴任师长,俞济时任副师长。1931年3月,警卫师扩编为警卫军,冯轶裴任军长兼警卫第1师师长,俞济时任警卫第2师师长。年底,警卫军番号裁撤,警卫第1师改称第87师,警卫第2师改称第88师,俞济时任88师师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俞济时基本上都是在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中任职,随着警卫部队不断的扩编,也逐渐从团长、旅长一路升迁到师长。既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又是浙江奉化同乡,还沾亲带故,自然是最亲信的嫡系。
也曾奋战在抗战战场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略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当时,俞济时的88师正驻防杭州,随即编入第5军驰援在上海的第19路军。2月初88师到达上海,接过庙行至蕴藻滨一线防务,与日军激战十多天,88师1091人阵亡,2128人负伤,伤亡总数几乎达到全师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就连师长俞济时也在前线指挥作战时腹部中弹而重伤,肠子也被打穿,后来被送到租界德国人办的宝隆医院治疗,用鸡肠补好伤处,因此后来有人讥讽俞济时是“鸡肚肠”。
图3:俞济时(右侧站立者)在庙行前线
对于88师在庙行一线与日军的浴血奋战,蒋介石曾致电慰勉:“庙行镇一役,我国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赞我军英勇,而倭寇声誉一落千丈。”因为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英勇奋战,于1932年10月,获得青天白日勋章,是第十四位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要知道早期的青天白日勋章的含金量还是相当高的。
图4:俞济时因为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表现出色而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胸前最上面带绶带的就是青天白日勋章
1933年1月,俞济时伤愈后调任浙江省保安处长,到任之后大刀阔斧地整顿保安团队,组建了7个保安团,这7个团的团长营长全都是黄埔出身的军官担任,名义上是保安团,实际和正规军没有区别。1934年2月,俞济时率领保安第2、6、7、8团开赴赣东,参加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围剿。俞济时出任浙皖闽边区追剿纵队司令,除了指挥浙江省的4个保安团外,还统一指挥第44师、第7师21旅和补充第1旅,最终在江西怀玉山区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消灭,赣浙皖闽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区政委方志敏被俘。为此,俞济时获得二等宝鼎勋章。
1935年7月,调任第58师师长。因为1935年初,国民党军整顿铨叙军衔,俞济时因为没有在正规部队任职,所以错过了铨叙军衔,但在1936年1月就被补授陆军中将,在黄埔一期中也是军衔最高的。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58师和51师合编为74军,俞济时升任74军军长。随即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初战青浦就表现不俗。上海沦陷后,率部退至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在最后突围时,因为俞济时事先向担任交通部长的族叔俞飞鹏1调来了2艘火轮,这才使74军的余部得以安全撤过长江。
1938年5月,74军经过休整,补充了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的损耗,恢复了实力后参加陇海路东段战役,在参加陇海路战役的各部队中表现最为英勇,因此俞济时荣获华胄勋章,并升任第36军团军团长兼74军军长,随即率部参加德安战役、万家岭战役,74军正是在万家岭战役中一举夺占制高点张古山而名声鹊起,从此跻身王牌部队之列。1939年1月,升任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74军军长,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因为在战役中74军攻克高安而荣获河图勋章。1940年,调任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兼86军军长,负责指挥浙东地区的抗战。
图5:万家岭之战的油画,74军在万家岭之战中名声鹊起
74军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五大王牌部队之首,俞济时作为74军的第一任军长,率部先后参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自然功不可没,可见俞济时带兵打仗也是有两把刷子的,绝不是光靠裙带关系一路升迁的。
最受信任的大内总管
1942年11月,俞济时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1943年兼任侍从室第一处副主任,12月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商震奉派赴美,便兼代理主任。俞济时当了侍卫长以后,就把原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侍卫长室”改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室”。去掉“第一处”等于是将侍卫长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了一个级别,和侍从室的第一处、第二处和第三处平起平坐。随后又经过蒋介石的同意,把警卫组(也就是原来的第一处第三组)划归侍从长室。同时又将所辖的军委会警卫团扩充为警卫旅,还新设了侍从组和武官室。侍从组由在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官和卫士组成,组长是蒋介石的堂外甥竺培基,负责蒋介石的贴身警卫。武官室由5名三军侍从参谋组成。各级官员要晋见蒋介石,都要先到武官室登记,由武官室安排晋见的时间和地点,再呈报蒋介石。所以后来外地大员想要晋见蒋介石,都要先走俞济时的门路,才能免于久候。
俞济时在侍从室任职事必躬亲,十分尽责,十多年来从无出过差错。因此,他曾经和部属开玩笑说:“我们的工作尤如封建皇朝时代的太监。你们是太监,我是太监头子。”从此他便有了“太监头子”的雅号。
图6:作为侍卫长陪同蒋介石视察是家常便饭,蒋介石左侧身后穿军装的就是俞济时
1944年,俞济时进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深造,毕业后调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但是仍兼侍卫长及侍从室第一处代理主任,5月辞去第36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11月侍从室撤销,所辖各处、组分别归并国民政府各局,第一处第二组、第二处第六组合并改组成立军务局,俞济时任局长。军务局实际上就是过去的侍卫长室。当时俞济时每天上午到军务局办公,下午到蒋介石官邸处理警卫室和官邸内务科的公务,确实非常辛苦忙碌。
1947年7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1月享受陆军上将待遇,5月调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退居奉化溪口,俞济时一直随侍在侧,陪伴蒋介石度过了一生中最失意的岁月。因此蒋介石对俞济时也是非常关照,1949年4月,蒋介石离开奉化,在宁海县西店乡团堧村上船,由于岸边水浅,要先乘竹排,再换汽艇,最后乘汽艇到太康号军舰。和蒋介石同乘一张竹排的就是蒋介石、蒋经国、俞济时和一名卫士总共个人。俞济时当时患有足疾,走路不太方便,蒋介石上了汽艇后,还特地关照身边的人“扶俞先生一把”。
到底随侍十多年而没出过什么差错,所以蒋介石对俞济时确实也是另眼相看,脾气暴躁的蒋介石对其他侍卫,呵斥甚至动手都是常事,但唯独对俞济时从来都是和颜悦色,非常客气。
跟随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还是深得蒋介石倚重,蒋介石曾经特别批示:“有关安全警卫工作仍由俞局长负责……今后出巡时,俞局长仍应随侍。”
1949年8月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仍任侍卫长。1950年3月任“总统府”第二局局长兼战略顾问。
走火误伤后的失宠
说起来蒋介石对俞济时非常信任倚重,但俞济时最终离开侍从室也是很有戏剧性。1951年10月,俞济时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随后以陆军中将享受上将待遇转为预备役,战略顾问的兼职也随之解除,但依然实际掌管着侍卫长。
1955年6月,台湾发生了孙立人的“兵谏叛变案”,出人意料的是俞济时也被牵扯了进去。缘起俞济时在家里擦拭自己的配枪时,竟然走火打伤了自己。俞济时是久经沙场的军人,居然会在擦枪时走火伤了自己!实在有些令人难以相信,更巧的是,第二天在台湾南部有一场军事演习,按计划蒋介石要亲自前往现场校阅。按照惯例,只要蒋介石亲自参加的任何重要场合,俞济时都会去现场督导警卫安全事宜。这一次因为受了伤,自然就不能前去了。而偏偏孙立人的“兵谏叛变案”就计划在蒋介石校阅时,演习部队就将炮口朝向司令台,再由人递上万言书,要求“清君侧”,如果蒋介石不答应,就炮轰司令台,发动兵变。这样一来,俞济时的枪伤就成为事先知道兵变计划的“铁证”——俞济时用的“苦肉计”就是了不出现在检阅现场。于是负责调查孙立人案的蒋经国立即认可这种推论,并报告了蒋介石:“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什么时候不好枪支走火,偏偏发生在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阅演习的前夕。枪支走火,本来就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居然还打伤了大腿,这合情理吗?不是要借故不到会场,又何必使出一计苦肉计呢……”
蒋介石本来是非常信任俞济时的,但经不住儿子的报告,于是俞济时怎么也自辩不清,只得逐渐离开了侍卫室的核心领导地位,当个“国策顾问”的闲职去了。
图7:俞济时(右)和蒋经国的合影
其实这是蒋经国为了培植自己的实力而清除阻力,早在1951年,蒋经国筹办政工干部学校,就想把侍卫室的那些年轻侍卫作为政工干部学校第一期学生,等于是想在蒋介石最亲近的贴身侍卫中培植自己的人马,但却遭到了俞济时的反对,由此蒋经国便和俞济时结下了梁子。蒋介石本来也准备为儿子的接班做准备,所以在这件事上即便知道是冤枉了俞济时,也不明说而是顺水推舟,为儿子扫清障碍。毕竟再信任的家臣也是亲不过父子之情的。
俞济时下台后,侍卫室再次改组,侍卫长由蒋经国的亲信空军政战部主任吴顺明接任,蒋介石的安保工作,实际上就是由蒋经国统管了。10月5日,蒋介石正式批准俞济时“休养”,但宋美龄仍要求俞济时继续照料官邸事务,所以俞济时还是每周到蒋介石官邸来两次督导工作。接着,军务局副局长施觉民调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警卫室主任楼秉国调任“总统府”参军。施、楼两人都是俞济时的老部下,原来是负责内卫、外卫的两大得力干将。随着这些老人马的逐渐调职,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图8:俞济时去世后宋美龄送的挽联
此后,俞济时便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潜心练字著书,著有《时代新军人应有之修养》、《孙子之战术战略思想采微》和回忆录《八十虚度追忆》。1990年1月,俞济时在台北去世,享年86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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