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维(1897—1993)，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湖南长沙，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预科、 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深造。1929年回国任军政部参事，1933年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陆军中将军衔。抗日战争期间，领导兵工企业坚持生产，为中国军队提供了重要装备支撑，建成了一定规模的兵工生产和研发体系，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被誉为中国的“兵工之父”。1949年赴台湾，1954年出任台湾“国防部长”。1993年因病在台北逝世，享年96岁。
人物教育
沿习庭训家学
俞大维的教育沿习曾文正公传下的庭训家学。经学从公羊传开始，接着是谷梁传、左传、四书、礼记等。史部读史记、汉书、通鉴。子部以老、庄为主，另外读荀子。集部是楚辞、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抄等。
少年时代
上小学时他的舅舅请人叫他学英文，16岁进上海复旦中学，跳级毕业。18岁入复旦大学预科，跟王宠惠念名学(中国古代逻辑)，随薛仙祖念经济学及德文。
十九岁以第一名考上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电机科。半年后因为肺病而休学，恰好他的表哥曾昭权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回国，便跟着表哥念微积分和做化学实验。病愈后考进圣约翰大学三年级，随校长卜舫济念哲学。
3年拿到哈佛博士学位
1918年至哈佛大学读哲学，3年拿到博士学位，12门课全是A，获得Sheldon Travel Grant(谢尔顿旅行奖学金)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继续攻读哲学及数学(数理逻辑)。随Dr. Riehl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听过爱因斯坦讲“相对论”。
俞大维大学毕业3年就拿到哈佛的博士，没有听说还有第二个。他自称学习秘密是“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这表明他有很高的天分。
他读书很快，过目不忘，很厚的一本书，两三天就可读完，并能摘取其中的精要。他说，读书要有方法，看书要抓住重点。
除了天分和方法，他是很用功的。吴宓说：“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在德国，这两位仍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在德国，俞大维爱上了美丽的钢琴老师，德国父母却不允许她嫁给这个身材矮小、貌不出众的中国青年。姑娘珠胎暗结，生下个男孩，谁来抚养?陈寅恪建议带回国交给他妹妹抚养。陈寅恪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哥哥作主，妹妹做了扬和的母亲，俞大维也顺理成章地娶了表姐为妻。
俞大维与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陈先生的母亲是他的姑母，陈先生的妹妹是他的夫人，陈先生的父亲陈三立、祖父陈宝箴与俞大维的父辈、祖辈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维与陈寅恪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
发表文章第一人
在数学杂志发表文章的第一位中国人
1925年，俞大维的一篇论文刊载在德国最著名的数学杂志上(Mathematische Annalen)，他是在该杂志发表文章的第一位中国人。几年后华罗庚亦在该杂志发表论文，成为第二个中国人。
人物经历
回国任军政部参事
1928年，国民政府初步统一全国，就开始军队现代化。曾求助于英、美列强，但皆无动于衷，不得不转求于德国。兵工署署长陈仪去德国考察，请俞大维回国任职。
1929年6月俞大维返国，任军政部参事。
1930年5月，俞大维第二次赴德，任商务专员，负责采购军备，并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他用德文写了四十多本笔记，说：“这两年学到的比哈佛三年学的还多!”
再次回国任署长
1932年，俞大维回国。1933年，他担任兵工署署长并兼任兵器教官，陆军中将。兵工署负责军火制造及维修等。由于国家工业条件不足，军火大半仰赖外购，来源分散，制式不统一，面对日本灼灼逼人的侵略态势，改进武器生产是极迫切的工作。
俞大维就任后，首先筹建新厂，加强生产能力，积极在德国大量采购机器、材料等，以21厂为例，所用钢材九成以上是德国料(德国枪炮钢料品质至今仍是世界闻名)，至抗战胜利时仍有存量。
其次，建立研究开发体系。成立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机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炮兵技术处、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处等，高薪聘请外国专家来华教导，同时在国内延揽人才随专家工作，使武器研发在中国扎根。如“两弹元勋”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孙家栋，黄纬禄和火箭专家徐兰如、沈正功、谢光选等人均在俞大维领导下的兵工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提高兵工企业的效率，他认为考量效率的重点在于建立成本会计制度。他令各兵工厂普遍实施成本会计，使兵工生产企业化，全国工厂企业纷纷仿效，对我国工业水准的提升有深远的影响。
最后，建立标准化生产和检验制度。大量生产是二十世纪新发展的生产方法，要求产品的零件能够互换。俞大维兼技术司长，会同各研究机构，订定各项军品的规格及图样法规，在各兵工厂设立样板工厂，加强制造能力与产品精度。并建立零件、半成品检验，进而建立整套质控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武器制式制度。
选定从德国毛瑟枪改制的中正式步枪为制式步枪，性能优越，坚固耐用，适合中国人体型。轻机枪则选定捷克式轻机枪，构造简单，拆装方便，故障甚少。重机枪选用德国马克沁机枪，性能优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三种步机枪口径均为7.9毫米，弹药通用，简化生产与补给。当时日军三八式步枪和机枪的射程与杀伤力均不如我军。
火炮方面，适应当时的经济能力，并求短期能大量生产，选择迫击炮为生产目标。制式选82毫米，是仿造法国布朗德81毫米迫击炮，重量较轻，适宜山地作战，以后逐步生产60毫米及150毫米迫击炮。
经过四年准备，国军已有数十个步兵师更换了新的制式装备，所制武器精确性不逊列强，并且适合中国人体能，适应国内交通状况。
1937年，抗战爆发，设在东南地区各兵工厂西迁后方。当时运输状况极端困难，以江船上溯宜昌，再以人力，用绳索将船拖拽过峡谷湍流，有时每日仅前进数百米，上岸后，还要凿山开路，遇水搭桥，迁往崇山峻岭间，以免于敌机轰炸。俞大维督导兵工厂西迁，用他的话讲是“有条不紊，全师而退”。
八年全面抗战中，俞大维自豪的是军火供应不匮乏，无人抱怨“弹药没有了”，当然这是指轻武器的弹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重武器。
讲授弹道学
抗战期间，俞大维还到重庆的兵工学校讲授弹道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都聘俞大维开讲座，但他以公务太忙而拒，可见他对培育兵工人才的苦心!
俞大维还兼任兵器教官，每三个月率21厂有关员工至靶场验查武器性能。
俞大维在重庆期间，华罗庚一家也逃难到重庆。俞大维帮他找了房子，两家人住得很近，便于探讨数学。有道数学题俞大维解不出，请教过许多外国专家也无答复，想不到华罗庚在一夜之间就解出，而且非常简捷。俞大维对华罗庚很是佩服。
研究原子弹
1945年11月，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邀请吴大猷(物理)、曾昭抡(化学)与华罗庚(数学)商谈研究原子弹。专家意见是我国毫无基础，只能由培育人才着手。陈、俞采纳此议，聘吴大猷、曾昭抡及华罗庚三人率领王瑞駪、唐敖庆(化学)、孙本旺(数学)及李政道、朱光亚(物理)于46年赴美学习。
任交通部长
1946年5月，俞大维任交通部长。内战时期，交通混乱，铁路公路随修随毁，随毁随修。俞大维设置一个会报室，挂一张全国详细大地图，路电邮航等均在图上绘出。每日上午九时，俞主持会报，听取路电邮航等各司报告后，即口头指示解决办法，各单位主管即将指示下达办理，不需要再行批示。
因陆上交通遭破坏，俞大维就致力发展航空运输。因交通阻塞，邮递极为迟缓。俞大维决定可利用空邮者，无论付航空邮资与否，一律交付空运。空邮数量大增，最高时占全部空运量百分之十。以往累月经年到达的邮件，数日即可送到。
人物介绍
1950年3月，蒋介石任命俞大维为国防部长。俞大维因耳病，未就职，改任驻美采购主管。1954年再任俞大维为国防部长。
他不是黄埔出身、不是国民党员，当了国防部长，是很罕见。也由于他无党无派，在他任职期间，军中就未闻有派系之争，他说：“我用人就不问是否出身黄埔或行伍，只要忠诚能干又肯干者，我皆喜欢。譬如温哈熊和我一样，并非黄埔系统，且与孙立人在维吉尼亚军校先后同学，又做过孙的干部，曾有人二度征询我意见，我都力荐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难有出头天。”
担任国防部长，按例要给他住房。但俞大维未要，而是和傅斯年挤在一起。傅斯年是俞大维的妹夫，任台湾大学校长。他有宿舍，就分了两间给俞大维。俞府客厅里一套藤制旧沙发，一天，一位重量级夫人来访，一坐下便坐垮了。
俞大维军阶是陆军中将，国防部长编制为一级上将，或文官特任。人事单位建议俞为上将部长，按规定，上将退休待遇比特任部长好多了。但他认为文人部长可免部长对自属兵种嫌疑，就拒绝了。
俞大维最忌将时间耗费在开会与应酬上，上任第一天，讲了五分钟的话，就搭乘军舰，到金门、马祖、大陈巡视。他在职期间去大陈、马祖、金门各岛130多次，平均每两周去一次，人称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在金门。
他的信条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为上高登岛，他被吊车吊上悬崖峭壁。
他的目标是：最精良的部队在前线，最新的装备在前线，最好的医生在前线。他目睹战壕积水，官兵受潮湿之苦。就把市场上合用木板买光，连夜运阵地，在壕底铺上木板。
他的口号是：一切享受归前线。因此，电唱机、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沙发等，源源运往前线。士兵希望有香烟，他就为他们争取到每人每个月五包免费香烟。
台湾每年审查年度总预算，关于待遇的争论很大。俞大维写一封信给行政院长陈诚，大意是：“军队是国家的瑰宝，由国家培育而成，由于军爱民，使每一位官兵均具有自重自爱的精神。谈到待遇军饷问题，我绝不主动要求，因为我们人数太多，但是我企望调整公教待遇时，不要忘记了军队，将军公教视为一体。”这封信仅一百多字，却五易其稿，最后定稿报院，才成立了“军公教待遇调整案”。 军人待遇从此和公教成为一体。
俞大维最为惊人的举动是坐飞机进入大陆侦查。为不影响防空，不用战斗机飞行员，而指派侦察机部队派员飞行。
去前先作一次感觉飞行，飞行员为了让他了解飞行时体能、精力的消耗，争取调高空勤费，就以最大性能作了特技动作，着地以后，才知道俞大维有耳病，不能晕船和晕机。不过俞大维善解部属意愿，提高了飞行待遇，并仍由这名飞行员负责他的大陆飞行。
在10多次的大陆飞行中，最惊险的一次离大陆战斗机只有五里。且不论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仅以六十高龄，部长之尊，敢于单机侦巡，空前绝后，威望顿时陡增，台湾军人给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胆。
俞大维的大陆侦查有什么意义?俞大维做事讲究抓重点，他的大陆飞行就是重点。国民党困守台湾，最需要的不是武器，是士气，鼓舞士气就要长官带头。
1958年8月23日，俞大维正在金门视察，一场前所未有的炮战爆发了，俞大维除手臂负伤外，还有一颗米粒大的弹片击中他的后脑部，但未穿透头骨，虽血流披面，但无大碍，不必手术，那弹片就一直没取出来。
人物晚年
俞大维于1965年，因病请辞国防部长。继任者是他的亲家—蒋经国。
俞大维的长子俞扬和生于德国，是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20岁时，在美国完成飞行训练，回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他参加空战三十多次，最后一次被敌机击落，跳伞受伤，不能再服役，就离开了空军，担任民航驾驶员。
1959年底，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在美国遇到俞扬和，一见钟情。因为俞扬和结过婚，蒋经国要求爱女三思而行。俞大维泰然，认为儿女成年，有权自主。1960年5月，两人悄悄结了婚，双方父母皆不在场。1961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孩子的出世不仅得到祖父母的欢心，也得到外祖父蒋经国、曾外祖父蒋介石的宠爱。但是蒋孝章的兄弟孝文、孝武、孝勇至死没有接受这位姑爷。
俞大维从国防部长下来后，已近70，不再上班了。整日坐守书城，手不释卷。读“诗经”，先读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英译本，读出兴趣，再回头看原典，愈读愈感觉真是宝贵的遗产，先民智慧的结晶。70岁以后参照德译本读易经。他说：幼年读线装书，中年读英文、德文书，现在又读线装书，读来读去还是中国书深奥。
他九十岁那年，摔了一跤，后脑勺摔破了。治疗后，他叫人找了本微积分，说：“你念一道习题，我来做做看。”结果答案正确，老人很得意：“我脑子没跌坏!”
李登辉执政后，俞大维赠李登辉“老子校释”、“墨子闲话”以及“齐民要术”三本书，并提供“执中治国”建言，“民主就是妥协，妥协就是执中。执中治国就是走中间路线”。希望李登辉讲话不要引用圣经，要去听听老百姓在讲甚么话，老百姓只想大家团圆、吃饭，打打麻将，这就是安定。李登辉听不进他的话，李的理想是台独，他要让台湾民众追求台独，而不是安定。
一位记者问俞大维：“李登辉就任总统以来，是否遵循你的走中间路线，以人为师，到处请益的建言?”
“李登辉，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吗?他己死掉了。”他回答。
“李登辉死掉了，死掉了!”他继续着说，并用右拳连连打记者的左胸。
“不是那个李登辉，是现在我们的总统，台湾人李登辉。”记者说。
“噢!噢!我不认识!”他如此回答。
俞大维在大陆奋斗20年，败于中共。在台湾奋斗20年，成果归于台独。
1993年7月8日，俞大维去世，去世前的5个月皈依佛门，法号“净维”。
人物评价
俞大维为人通情达理，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俞大维处事原则一是了解全局，掌握重点。二是负责，责任不往下推。他说：“议之于众，而决之于一，责任则归我。”
俞大维用人，可用五个字概括：访、用、信、敬、宥(you：宽恕)。求才先访察，可用即用，用则充分信任，而且予以尊重。部下有过，尽量予以劝说而晓以大义并予原宥宽恕。他曾对陈诚提及宥才的重要，不必计较小过。
俞大维的一生与蒋介石密不可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满意是无与伦比的。
在他任职兵工署长期间，为了兵工厂的撤迁，蒋介石破例在汉口召见他。在这以前和以后，蒋介石对他的工作没有任何不满。
俞大维接任交通部长时，卸任部长俞飞鹏告诉他：很高兴你来接任，我们同是俞家，不过交通部长很难办，因为蒋介石对大小事都会用电话垂询。但俞大维任交通部长三年中，仅接过一次蒋的电话。那是淮海战役时，蒋军被围困，正值冰天雪地，部队全赖空投补给。蒋介石问：今天部队有无收到空投粮食?俞答：投到了。蒋问：你怎么肯定投到了。俞答，是我亲自去空投的。
俞大维任国防部长期间，他的办公室与蒋介石的办公室有一道门相通。两人来往只须几步，可是十年任期，俞不曾踏入蒋办一步，蒋也不曾来俞室一次。
俞大维对蒋介石是很感激的。蒋介石去世次年开始，每年蒋的生日和忌日，他必到慈湖磕头二次，风雨无阻，即使九十多岁，坐轮椅。俞大维说，他只向母亲和蒋介石磕头行大礼，以感养育和知遇之恩。
俞大维儿时受到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国传统教育重伦理，辨是非，文章是载体，义理是核心。
俞大维不仅仅广读古籍，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圣贤为人生目标。他曾向母亲询问曾国藩的做人处世的原则，老夫人说：“文正公一生严明治军，谨慎治事，勤俭治家，恪守民族传统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这成为俞大维一生遵循的原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他的体，是他的髓。
中学的缺陷是 百年来，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日渐凋落，曾国藩倡洋务，要求家人积极学习西学。西学重思维，辨层次，知识技能是载体，思维方法是核心。俞大维学习西学，不仅掌握了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科学知识的精髓，才能大学毕业3年就拿到哈佛的博士，25岁就能在国际顶级杂志发表文章。
俞大维曾问一位先生，到纽约是否至音乐大厅一游?答曰曾往。俞问有何意见?答以“声光俱佳，此剧场正训练美女百人，身高一致，跳舞进退齐一，面貌、身材、服装无一不美。”俞曰：“你是学管理的，不应只注意前台之表演，应该到后台去学习，看看此一百人如何进出前后台，如何管理才是学问!又如中国人的结婚喜筵，常常宴开一百余桌，如何调派侍者分配服务?如何能同时上菜撤盘?同一道菜如何能够同时做出一百余盘?餐厅与厨房的管理也处处都是学问。”
俞大维不仅有能力看出问题，更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来自西方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才是科学的本质，掌握以后才能举一反三。既可用于改造兵器工业，又可用于提高运输效率。
学习西方的方法是为了革新中国，中学仍是俞大维的体，所以他在老年又读线装书，感到还是中国书深奥。
一语概之，俞大维是中体西用的典范!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西化和如何保存传统。西化的方向有自由主义，有马列主义等。传统的定义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俞大维、胡适、陈寅恪等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在他们凋亡后，产生他们的土壤已经不存在。
大陆以马列主义为立国之本，中学传统已经断裂。台湾随着去中国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贡献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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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感念三位哲人
这篇文章原刊于台湾《传记文学》2003年6月(第七十六卷 第六期)，不知真假。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大会，表彰研制“二弹一星”作出突超贡献的二十三位科技专家。钱学森代表受奖人致答谢词及感言如下：
今天受奖者大都是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科学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队及第三代梯队，我们第一代梯队对国防科技发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张成绩单，算是对国家的期望有了一点交代。在此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有三位先贤前辈是我们这一代人感恩与怀念，由于他们三位的远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宽宏胸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才有今日的开花结果丰硕的成就呈显在国人面前。
第一位先贤是俞大维先生，他是以学者(哈佛大学数理逻辑博士及德国柏林大学弹道学专家)身分受邀从政，于一九三三年初担任国府时代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主管全国军火武器之研发与生产制造。俞氏上任后，深感中日大战，一触即发，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从德国、瑞典及捷克等国购买武器，弹药、枪炮材料，引进有关科技，大力整顿金陵、汉阳，巩县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厂之生产方法，革除陋习，并有独到的创见与建树，其重点如下述：
第一点，他深知工业的发展，要在科技研究发展方向扎根，所以在九一八东北事件后、抗战军兴之前，即成立许多研究发展机构，如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炮兵技术处、航空兵器研究所及军用车辆研究所等，并高薪聘请德国弹道学权威克朗兹(Cranz)博士来华教导并协助工作相当时日，同时在国内延揽理化方面专才随克朗兹工作，他培育了许多兵器与弹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点，他深知军品的品质，关系到整体的战力，必须提升制造能力，建立军品规格与检验制度，于是在各兵工厂设立工具、样板工厂，加强制造能力与产品精度;由各研究机构，会同兵工署技术幕僚，订定各项军品的规格及机械产品的图样法规，并建立产品验收制度，再由验收零件成品，进而作配装半成品检验，再进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点，他深知工业管理经济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导工业，掌握效率的重点在成本会计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军火弹药生产的成本会计制度，全国各生产工厂及大企业多纷纷仿效，在当年重庆大后方蔚为风气，对我国工业水准的提升有深远的影响和助力。
当年留学欧、美及日本等国的理工学人专家，国内各大学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参加国防科技研发及武器弹药生产工作为报国之志，并引以为荣!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战爆发，俞氏奉命将全国二十多个兵工厂迁移到大后方，抗战八年期间，国军作战所需轻兵器和弹药不曾短缺;而兵工厂也培育了大批兵器与弹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孙家栋，黄纬禄，以及未受奖的火箭专家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等人均曾在俞大维领导下的兵工厂及相关的研究机构打下了坚实的兵器设计与制造本领。
在我国导弹研发领域中，我钱学森不过是理论上及精神上领导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体设计、工艺、实际生产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兰如及谢光选这一批出身兵工厂的人，所领导的一群技术工人们的集体杰作成果。
俞大维主持兵工厂业务长达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誉。他是我国近代国防科技发展史上第一位大力开拓、耕耘、播种，灌溉、施肥的始祖园丁，我们不能忘记他。
第二位先贤是吴大猷先生，一九三三年吴大猷得到密西根大学物理博士学位，一九三四年七月吴氏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年仅二十七岁，是最年轻的教授，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三位物理博士，他任教北大后，有感研究设备不足，自美购得Rowland光栅、石英水银灯、氦辐射灯及德国制Steinheil光谱仪，进行原子分子光谱实验及电路瞬流理论实验，使北大首次进入研究与实验规模，经过三年努力，发表了十八篇论文，刊在国内及英、美期刊上，为我国国际科学地位打开大门。以后，他培育的学生有几位陆续获得英美博士学位;到了一九四○年他任教西南联大时，已是名教授了。吴大猷续在西南联大教了八年物理系相关课程，虽在很艰困的环境中，吴氏培植了不少杰出的人才，如马仕俊、郭永怀、朱光亚、马大猷、卢福春、薛琴舫、李荫远、黄昆、张桐生，杨振宁、李政道、张守廉及黄授书等，而杨振宁和李政道于一九五七年获诺贝尔物理奖，最受瞩目。今日受奖者朱光亚及郭永怀均是吴氏及门弟于。更有一段历史故事要告诉大家，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投下第一枚原子弹炸日本广岛、八月九日投下第二枚原子弹炸日本长崎，因为杀伤力惊人，日本无条件向盟军投降了。国府蒋先生立即召见近代物理学名教授吴大猷垂询我国有无能力制造原子弹?吴氏即坦诚直言应即早培育人才着手。当局即令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仍兼兵工署长)计划培植国防科技人才，并指定吴氏负责选拔科学人才出国进修深造，以兵工署制造经费支应留学费用，计有入选共五人：李政道(物理)、朱光亚(物理)、王瑞铣(化学)、唐敖庆(化学)，孙本旺(数学)。并由吴大猷领队，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即起程赴美考察，五人分赴各名校攻读。他们几位学成后，对于原子弹的研发均有杰出的贡献：中国能成为核子大国，吴大猷的教学之功不可埋没，所以他在海峡两岸都受到极大的尊敬，有“中国物理学之父”的美誉，我们也不会忘记他。
第三位先贤是翁文灏先生，他于三十年代自比利时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后不久，亦以学者身分受邀担任经济部长，在他任内成立“资源开发委员会”，并兼该会主任委员，网罗了全国各界专家、精英为国家资源开发，运用、扩建、生产等投下了很多心力，今日受奖人中之钱骥、姚桐斌、于敏、杨嘉墀，王大珩、王希季等人均曾在资委会所属单位工作过而孕育成长，学到了不少本领功夫。我国近年来的石化工业、矿冶工程，造船、水利，桥梁、土木、建筑，农业改良，养殖业改良、环保工程等基础工程的建设，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就，这些成就皆是我们出身资委会的第一代科学家及工程师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翁文灏无为而治的学者风范常令我们第一代人所怀念，资委会也培育了不少人才为国所用，他有“资委会的大家长、龙头”的美誉，他领导资委会十余年，我们也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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