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佐唐：喋血雨花的工运领袖
来源：人民网   2019-11-01 09:46:25

　　在领导工运中崭露头角

　　1916年，姚佐唐在上海扶轮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法继续深造，不得已到陇海铁路徐州北站(铜山站)当学徒，师从中国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的史文彬学习技术。姚佐唐年轻有学问，肯钻研，又能吃苦耐劳，不久就深得工人们的好感与信任，很快升任机车领班。

　　1919年5月，在俄国十月革命风暴的冲击下，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汹涌的浪潮震撼了神州大地。面对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姚佐唐忧心忡忡。他广泛接触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一头扎进《新青年》《劳动界》《劳动周刊》等进步刊物中，不断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开始用新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初步接受了进步革命思想。姚佐唐还积极地行动起来，会同一批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在江苏徐州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革命宣传活动，同时积极从事组织、领导铁路工人争自由、反虐待斗争。

　　世道的黑暗和反动军阀的残酷剥削使他备受艰辛。他仇恨这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渴望砸烂旧世界。在学习中，在实践活动中，姚佐唐成熟了，他看到了无产阶级受苦难、遭奴役的阶级根源，懂得了唯有斗争才是消除阶级压迫，求得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他立志奋斗，至死不渝。

　　陇海铁路是清政府向法国、比利时借款修筑而成的。20世纪20年代初，法、比帝国主义者依然控制着铁路的管理权，他们与北洋军阀政府、地方军阀相互勾结，对中国铁路工人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陇海铁路徐州站机务处下属负责修理机车的大厂，有工人400余人。洋人经常打骂和侮辱中国工人，工人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有时长达17小时，工资却极其微薄。1921年2月，法国人若里担任陇海铁路机务总管后，对待工人更为苛虐。他在全路实行裁人减薪，仅半年时间就开除了75人，工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为了严格限制工人的自由，铁路当局在大厂设置了一个唯一的出入口——八号门，工人进出必须经由此门。工人进入八号门，就被关闭起来，如同进了牢狱，不得自由外出，即使到了下班时间，洋人如果不准开门，工人也只能忍受，不得离厂。工人们因此将八号门称为“鬼门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21年11月8日下午下班的时候，徐州北站当局借故关闭八号门，无理限制工人自由，达两小时之久。工人要求开门，把门者不但不开，反以洋人势力相恫吓。工人们饥疲难忍，义愤填膺，猛力挤开了栅门。法、比帝国主义管理者串通大厂副厂首高长利，诬称厂内工人组织老君会负责人柴凤祥、王辅“聚众闹事，砸门而出”，随即予以拘押，并宣布开除。这即是八号门事件。

　　铁路当局任意欺压工人的行径激起了徐州北站工人长期压抑的强烈愤慨。工人们胸中的怒火彻底爆发。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姚佐唐挺身而出，决定组织工友们为了自由和权利而斗争。400余名工人一致推举他为徐州北站罢工委员会负责人，准备组织全体罢工，抗议铁路当局，并派出刁玉祥等多人前往开封、郑州、洛阳等站联络，商讨陇海铁路全线罢工事宜。此举得到陇海铁路全线工人的热烈响应。

　　11月16日，陇海铁路各站联合发表《陇海路工人宣言》，提出撤换法国洋人总管、不准虐待工人等条件，遭到铁路当局拒绝。20日上午，徐州北站工人在站前举行了罢工誓师大会，姚佐唐代表总罢工委员会发布了罢工宣言书：《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兄弟们，恳乞求助声援》。宣言声讨了铁路当局压榨工人的种种罪行，号召工人为“反虐待、争人权、光国体”而战，宣言激愤了群情，坚定了斗志。徐州北站全体机工率先罢工，继而电告开封、郑州、洛阳等站。陇海铁路各站工人相继举行罢工誓师大会，宣布陇海铁路全线大罢工。

　　陇海铁路全线大罢工引起中共北方区委和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高度重视。李大钊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区委会议，分析罢工形势，并委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前往陇海铁路深入一线，指导罢工斗争。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领导下，陇海铁路各站成立了“赤色工会”。徐州北站工人组织老君会正式改组为工会，推举姚佐唐为会长。

　　在罗章龙等的领导下，姚佐唐等工人领袖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稳定了罢工队伍。全路工人众志成城，斗争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罢工斗争使陇海铁路运输停顿，“几成一死世界”，铁路当局遭受巨大损失。迫于压力，洋人与军阀政府指令铁路督办和路局代表同罢工工人谈判。姚佐唐等工人代表提出了接回开除工人、即日加薪、不得再苛待工人3个复工条件。后以此为核心，扩充为15项。

　　11月26日，罢工到了第七天，铁路当局和军阀政府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15项复工条件。双方正式签订复工文件。洋人与军阀政府允诺撤换陇海铁路机务总管若里，接回被开除工人，给工人加薪，不得延长工时，不得无故刁难苛罚工人等。罢工取得完全胜利。陇海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所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也是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前奏曲。

　　同年12月初，为了加强各地工会之间的联系，姚佐唐在徐州北站主持召开了陇海铁路工会委员会座谈会，并向罗章龙提供了一张分布在全国各大企业的几十个技术工人师傅的名单，作为推广书记部报刊通讯联络员参考之用，这为后来书记部在全国范围内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创建江苏第一个党支部

　　陇海铁路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后，为了保障工人的权益，与资本家进行长期斗争，陇海铁路罢工委员会决定组织陇海全路总工会。1922年1月15日，陇海铁路工人代表在开封举行会议，选举姚佐唐等4人组成陇海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姚佐唐担任陇海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会长，并决定发行《陇海路总罢工》，作为铁路工人自己的刊物。同月，姚佐唐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1922年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共产党员李震瀛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派遣到徐州指导工人运动，负责筹建党组织。经过认真考察，李震瀛发展了徐州北(铜山)站工人罢工骨干姚佐唐、程圣贤、黄钰成三人入党，建立了江苏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共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支部，由姚佐唐任书记，直属中共北京地委领导。江苏第一个党组织的成立，在中国现代工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不久，经李大钊、王尽美、罗章龙推荐，姚佐唐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13名成员之一。这时，李大钊辞去了北大的一部分职务，专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工作，与姚佐唐一起直接领导北方的社会运动和工农运动等党的工作。

　　1923年初，根据京汉铁路彰德站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派，姚佐唐到京汉路彰德车站帮助开展工作。在侯德山等人的协助下，他组织筹建了有13名成员的彰德工人俱乐部，后改组为彰德分工会，并展开了积极的斗争。2月1日，他以代表身份前往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7日，军阀吴佩孚采取高压手段，调动军警血腥镇压罢工工人，会场血流成河，这使姚佐唐对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和凶残面目看得更为清楚。姚佐唐毫不畏惧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踏着工友的鲜血，继续同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二七”惨案发生后，姚佐唐一面组织营救工作，一面率领48名工人代表，代表全国铁路工人向北洋政府集体请愿，提出从速抚恤死伤工人及其家属、严惩刽子手等7条要求。同时，发动工人继续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同年4月，他同铁路工会两名负责人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去郑州慰问“二七”惨案中死难烈士家属。在出席京汉路工会举行的一次各站工会负责人会议时被捕，后因同行的另一名工会负责人主动承担责任，姚佐唐得以脱险。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加紧镇压工人运动，逮捕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姚佐唐等因难以立足，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与部分党、团员骨干被迫先后离开徐州。当年5月中共徐州站支部停止活动。
 

　　在大革命洪流中成长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发出的《第三国际致中国共产党函》，即召开共产国际五大的通知后，决定派李大钊、王荷波、姚佐唐、刘清扬等4人为代表(彭述之以旅俄支部书记身份参加了会议)。同年6月17日至7月1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姚佐唐作为青年代表，与李大钊、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上，姚佐唐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发言，介绍总结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运动状况及斗争经验，取得了全会的一致认同，博得与会各国工人代表的热烈掌声。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显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影响还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足够重视，因此会议虽然成立了若干专门委员会，如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妇女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等，但中共的首席代表李大钊没有能够参加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等重要的委员会，只有王荷波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姚佐唐参加了青年委员会，刘清扬参加了妇女委员会。

　　1925年初，姚佐唐自苏联回国。为了支援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他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率领由50名铁路工人组成的铁道队奔赴河南战场。在炮火纷飞中，他指挥铁道队铺路架桥，保证铁路供给畅通。洛阳战役后，姚佐唐带领工人连续工作12小时，修好被吴佩孚残兵炸毁的几个车头和几十辆列车，让陇海路的外国工程师惊叹不已。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打响，姚佐唐又率领铁路工人去广州参加北伐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铁道车队负责人，率领铁路工人援助北伐军作战。那时，前线的战事十分激烈。在攻打武昌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姚佐唐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条腿。伤愈后他又回到铁道队工作。

　　1927年初，姚佐唐的铁道队随国民革命军挺进至南京附近，在沪宁、津浦路沿线驻扎。铁道队党组织改属中共南京地委领导。此时，铁道队不仅抢修道路桥梁，必要时还随军直接参加战斗。有一次，南北两军拉锯对峙。姚佐唐派出十几个铁道员，趁黑夜掩护深入敌后方龙潭车站，捣毁了车站与铁路，破坏敌方军需、兵力供应，为保障战斗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条件。

　　1927年4月，蒋介石撕下了“革命”“合作”的伪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形势急剧恶化，第一次国共合作面临崩溃。4月份的一天，军警包围了南京大纱冒巷中共南京地委的开会地点，逮捕了10余名党员、负责同志，并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南京地区的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大肆破坏。但隶属南京地委管辖的铁道队党团组织由于姚佐唐领导有方，组织严密没有暴露，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地区较完整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党组织。

　　不久，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这时，姚佐唐积极组织北方铁路工人，准备武装劫狱营救李大钊。李大钊得悉后，坚决表示反对，不愿意姚佐唐和同志们为他个人作无益的牺牲。他在狱中辗转托同志捎来一封信说：“根据现时敌我力量对比看，劫狱只会使党组织遭受更惨重的损失，于实际无益。”姚佐唐只好尊重他的意愿。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姚佐唐听到消息后泣不成声，以后很久一段时间都为无力营救自己的同志而自责。
 

　　遭叛徒出卖喋血雨花台

　　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为了恢复南京地区的党组织活动，省委书记陈延年委派黄逸峰进行组织恢复工作，姚佐唐积极协助其工作。他们想方设法多方营救被敌人追捕的我党同志，秘密开展革命斗争，使南京地区党组织建设有所恢复，并计划在南京发动武装起义。8月，南京党组织又一次遭到敌人的破坏，党内许多同志遇害。在这危急关头，姚佐唐果断利用铁道队扩充队员之机，采取各种措施，掩护和营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斗争处于曲折反复的阶段，姚佐唐教育铁道队员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相信挫折只是暂时的，胜利最终属于无产阶级。在姚佐唐的影响下，许多工人都纷纷要求入党，铁道队的党组织不断壮大。

　　1928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派孙津川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姚佐唐为市委职工委员。在以往的革命斗争中，姚佐唐与孙津川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他们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又都做过铁路工人，有共同的斗争信念和革命追求，以后又都成为工运领袖。现在，两人又并肩战斗在一起，彼此建立了经过生死考验的革命友情。当时，姚佐唐居住在南京城南下关的黄泥塘。由于他社会地位和身份很高，几乎不会引起军警特务的特别注意，姚宅便成了中共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地下联络点和开会场所。孙津川、姚佐唐经常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在这里碰头，以喝茶、打麻将为掩护，商讨工作，制订斗争计划，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1928年7月初的一个夜晚，中共南京市委又准备在姚佐唐住宅中召开会议。与往常一样，摆上了麻将，泡好了茶水，掩护工作一切就绪，可当孙津川等人刚一抵达姚宅时，却突然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突袭包围，孙津川等同志当场被捕。

　　姚佐唐因外出打开水，得以侥幸逃出敌人魔爪。姚宅是不能去了，姚佐唐只好连夜转移至上海，辗转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的上海一片血腥、肃杀的气氛，党组织遭受重创。不久，党组织决定派姚佐唐去苏联。1928年8月，姚佐唐化装后来到租界的《申报》报馆，与组织委派送船票的同志接洽，刚出报馆，不幸被一叛徒认出，当场被捕，随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押解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身陷囹圄的姚佐唐，无论是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还是严刑拷打的威逼利诱，始终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依然完整地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姚佐唐被敌人“判处死刑”后，敌人依然企图以亲情来软化他，将他妻子从另一监狱转来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伤痕累累的姚佐唐深情地望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强忍悲痛，安慰着亲人，但无论怎样也丝毫动摇不了他对革命的信念。此时的姚佐唐，经过数月的残酷折磨，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原先一头浓密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在临分别时，姚佐唐深情地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们不要难过。以后，会有人帮助你们的，这话你们出去后千万不要外传。”

　　1928年10月6日清晨，天空尚是一种黎明前的黑暗。凄风惨雨，天色阴沉得像马上就要下大暴雨似的。天气却寒冷得令人战栗。街上寥寥的行人，都紧裹棉衣，匆匆地走着……这一天，正处于一个残阳如血的深秋。这一天，雨花台开始上演又一幕“落花如雨”的故事。

　　一群国民党军警如狼似虎地涌进监狱，将姚佐唐、孙津川等人用黄包车押向雨花台。在通往雨花台的道路两旁，早已站满了许多围观或为他们送行的百姓，个个眼中噙着泪花。刽子手见跟来的群众太多，为防意外，决定提前行刑。雨花台上，姚佐唐昂首挺立，神态自若，脸上带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嘲讽，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高亢的呼声刺透阴霾的天空。寒风冷雨中的人们，无不被这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震撼，纷纷侧目凝望。

　　随着一声枪响，一代英雄血溅雨花、壮烈牺牲。那一年，他年仅30岁。姚佐唐，这位卓越的工运领袖、优秀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洒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