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运升在皖抗战记
来源：人民网 光凤   2019-12-06 09:38:10

　　组织保八团投身抗日前线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民族危亡在即，因参加反蒋活动而被迫赋闲教书的廖运升痛心疾首，急切期望掌握一支武装，投入到抗日前列。经友人介绍，他到安徽独立第四十旅(旅长徐中岳，驻防河南开封后又改为第九十五师第二八三旅)任中校参谋。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1938年初，廖磊率二十一集团军调到安徽，接任安徽省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为保护地方，壮大抗日武装，成立了安徽省保安司令部，辖8个保安团，启用的多为皖籍人士。经人推荐，廖运升被调回安徽，任保安团第八团团长，投身到安徽省的抗战事业中。

　　保八团成立之初，主要是收编安徽省寿县、定远、阜阳一带部分地方抗日武装及散兵游勇和贫苦农民，下辖3个营，每营3个连，另有迫击炮连、特务连，直接由团部调配。全团武器装备很差，没有重机枪，每连只有一挺轻机枪 ，所谓迫击炮连，也只有3门半旧的迫击炮，但官兵们抗日士气很高。由于当时群众保家卫国的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参军抗日，保八团遂由成立时1000多人，不到几个月就发展到3000多人。部队成立不久，来不及实地训练就投入了战斗。

　　抗战初期，安徽的抗日战场主要在江北地区。1938年春，日军沿津浦路北犯，遭到第五战区部队和包括保八团在内的安徽地方部队的逐次抵抗，双方在庐江、无为、含山、合肥等地进行过多次交锋。

　　这一时期，保八团虽装备差、人员复杂，但抗日热情高、决心大，在战斗中与其他地方部队相比，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巢县阻击战和霍山县落儿岭防御战。对这两次抗日战斗，很多报纸在头条给予高度评价。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编印的《安徽概览》抗战篇上也有较详细的记载，认为是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榜样。

　　巢县阻击战，阻滞了日军进攻合肥的军事行动

　　1938年4月底，保八团驻守在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一天凌晨，日军谷寿夫师团的坂井支队1000多人在骑兵、空军的配合下，分乘数辆汽车，气焰嚣张地向巢县县城扑来。当时，保八团第一营驻在距县城数公里外的庙集，第二营驻林头镇，只有第三营和团直属队驻在县城内的车站和附近的几个据点。日军首先攻占了巢县外围，又乘黎明前天色昏暗，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扑向城内各个据点。第三营和直属队在廖运升的指挥下奋力抵抗，与敌激战一天一夜，争夺车站数次失而复得。次日，敌人增加了兵力，乘保八团第一、二营支援未赶到之际，发起了猛攻。第三营由于伤亡过大，力薄不支，被迫与团直属队一起撤出县城，退守到县城西北方向10多公里外的散兵镇，县城遂被日军占领。

　　经此战，日军也伤亡惨重，占领县城后无力立刻西进。鉴于这种情况，廖运升将全团兵力集中于散兵镇一带防守，并做好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几天之后，大批日军于午夜从巢县出动，向散兵镇包抄过来。当时天下大雨，户外一片漆黑，团部因事先未收到情报，又因天气恶劣放松了警惕，在战斗打响后，有些措手不及。第一营营长吴敬孚发现敌人后，慌慌张张跑到团部报告了一声，就带着队伍逃跑了。第二营火力有限，第三营兵力尚未得到补充，虽然团直属队全部参加了战斗，也不足以对日军形成有效阻击。在这紧急关头，廖运升身先士卒，冒着倾盆大雨，抱着一挺轻机枪对敌猛射，带领队伍边打边撤。保八团从午夜一直战斗到次日中午，终于冲出包围圈。敌人占领散兵镇后，恐保八团返回袭击，未敢在镇上久留，慌忙撤回县城。此役，保八团第三营的两名连长壮烈牺牲，临阵脱逃的第一营营长受到军法处置。

　　撤出散兵镇的保八团，退守在巢县西北的柘皋和烔炀河镇一带补充休整。不久，日军又集结淮南方向之敌约3000余人，分成两路，扑向柘皋镇。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而又凶猛残暴的敌人，廖运升沉着冷静，命令一部分兵力迂回到敌后，将主要兵力布置在公路两侧挖壕预伏，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再以猛烈火力向敌射击。

　　当载着大量轻重武器的日军一出现在公路上，保八团预伏的部队便枪弹齐鸣，全力射向敌人。一部分战士跃出战壕与敌人展开肉搏，迂回到敌后的部分官兵也发起勇猛冲击。突然遇到前后夹攻，日军一时措手不及，陷入被动。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敌人弃尸300余具，狼狈撤退。

　　巢县外围的阻击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官兵们的抗日信心，延缓了日军进攻合肥的行动，保八团因此而受到上级通令嘉奖。但经过数次战斗，保八团亦受到重创，随即撤往繁昌一带休整待命。

　　霍山县落儿岭防御战，阻截了日军向大别山的进攻

　　1939年6月初，廖运升率保八团由繁昌的荻港调往霍山，接收保二团的防地，阻截日军向大别山区的侵犯。保八团到达后，便在距县城西几十里的小镇落儿岭驻防。

　　落儿岭四面群山耸立，地势险峻，一向为大别山的“门户”，具有极重要的军事价值。那里山地瘠薄，可耕地极少，群众多以打柴为生，连年遭受派捐派粮，拉夫抽丁，生活非常困难。廖运升把团部设在一个山坡上的民房内，一面布置部队严密做好防御准备，一面带着团军需主任梅曼芳到附近各村察看民情，施账救济，并严令官兵不准骚扰百姓，因此部队与当地群众相处较好。群众对抗日队伍多方给予支持。当知道日、伪军有什么动向，都能很快向团部报告。

　　一次，群众报告日军在山下集结，炮连连长在山头上也发现了敌情。廖运升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炮连阵地指挥，命令乘敌人立足未稳之机，以密集炮火向山下射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但是敌人很快重新集结，分两路向山上进攻，保八团将士沉着应战，打退敌军数次冲锋。这样孤军作战十几个小时，仍坚守阵地，使敌军未能得逞。特务连连长蔡传金负了重伤不愿下火线，经简单包扎坚持战斗。军医主任廖运隆带着十几名伤员从后山转移时与敌军遭遇，伤员们赤手空拳，只能迅速隐蔽在树林里。日军遍山搜索。是当地群众冒着风险用各种办法把伤员们掩护了起来，使伤员无一伤亡。

　　敌人不甘于失败，于一天深夜又出动了1000多人奔袭保八团驻地，将保八团压缩到一个山头上包围起来。保八团经过数次战斗已损失过半，还未来得及补充调整兵力，而使用的武器也大都是扣一发打一枪的土造枪支，形势十分严峻。面对漫山遍野的日军，廖运升一边扛着一挺机枪，率特务连掩护部队向山下猛冲，一边命令部队向位于落儿岭西北面的石铺镇转移，占领制高点。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正落在他的脚下，勤务员黄传经眼疾手快，猛力一把将他推出数步卧下，才使他幸免于难，但两人都负了伤。脚部负伤的廖运升在警卫员的半扶半背下冲出了包围圈。在山下，他被几名兵士用一块门板抬着，指挥部队向石铺镇转移。

　　石铺镇三面环山，只有通向落儿岭方向有一条小路，是设伏的绝佳地点。保八团到达后，廖运升立即命令一个营把守山口小路两侧，其余队伍占领周围的几座山头。部队刚进入阵地，日军便尾随而来。埋伏在路边两侧的保八团队伍边打边撤，佯装溃败，以引敌深入。当敌军全部越过山口进入“口袋”时，各山头枪炮齐射，手榴弹齐下，一阵猛打。敌军突然遭到猛烈火力打击，先懵了一阵子，然后便疯狂反击。大批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山头猛冲。当敌人冲到山腰时，保八团官兵纷纷呐喊着跳出掩体与敌肉搏。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日军伤亡惨重，无力支撑，撤退到山脚下，向来的方向仓皇逃走。就这样，在保八团防区内，军民团结筑起了铜墙铁壁，日军龟缩在据点里，再不敢轻易外出“扫荡”。

　　1940年前后，桂系在安徽的统治地位日渐巩固，廖磊因病逝世后，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由安徽人担任团长的保安团遭到裁并，一、二、五团交给湖南，八团被编入桂系部队。廖运升受到排挤，离开军队，被调至安徽的皖南屯溪任一闲职，皖南事变后辞职。

　　在皖北的蒙城、阜阳等战斗中再立新功

　　1940年前后，蒋介石以重建抗日防线为名，调集大批武装力量驻防豫苏皖一带，并委任汤恩伯为这个区域的总指挥，总司令部初设河南后移至安徽临泉。所辖李仙洲为军长的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和以何柱国为军长的骑兵第二军，驻防在阜阳蒙城、涡阳、太和一带。1941年春，九十二军新组编了第十四师，廖运升的族弟廖运泽由原二十一师副师长升为该师师长，次年任骑二军军长兼阜阳警备司令，独立担当防守阜阳任务。

　　当时，在皖北一带有日军第十三师团及汪伪军，他们控制着津浦、陇海两大铁路运输线，并在沿线设立了大小据点，蚌埠、淮南、寿县等均已陷于敌手。

　　廖运升心系抗日，时时梦想重返前线，杀敌报国，于1941年底经廖运泽、王仲廉等介绍，被汤恩伯委以集团军干训班上校总队附，负责军事训练。汤恩伯在豫皖地区组建了十几个挺进游击纵队，任命廖运升为第五纵队司令。纵队相当师的编制，共编有三四九、三五〇、三五一3个团，成立不久二度改名为十四师，后又被改为第八纵队，番号虽数易，3个团的编制依旧，驻防蒙城一带监视日军行动，严防敌军入侵。

　　1942年底，驻徐州的日军经蚌埠南下，骚扰蒙城、涡阳一带，第八纵队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进攻蒙城县城时，廖运升率部从城内到城郊层层布防，日军久攻不下，竟惨无人道地施放毒气。八纵官兵和群众中毒的很多，先是手脸溃烂，继而全身。由于得不到及时医治，军民伤亡很大，不得已退出县城，蒙城终遭沦陷。敌人进城后，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人人痛恨之极。1943年初，廖部又改为暂编第一一七师，划归骑二军序列，驻守在第一线的涡河南岸，与日伪军隔河对峙。日军常以小股部队到处骚扰“扫荡”，一一七师严守阵地，给以有力反击，使敌军无法前进一步。

　　1944年春，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妄图打通南北陆路交通，使侵略中国的日军与孤立在南洋一带的日军联系起来，依托大陆做垂死挣扎。为了打通平汉线进军西南，控制潼关以东陇海线，日军开始了豫湘桂战役。为牵制汤恩伯部40万兵力对郑州等地的增援，日军发动了对皖北的进攻，企图占领阜阳，中国军队为此展开阜阳保卫战(亦称阜颍战役)。

　　由于山东、江苏沦陷后，国民党军政机关部队训练班、办事处、调查室等等均移驻到阜阳一带，一时间，阜阳成为皖北地区军事政治中心，水路交通枢纽。1944年4月下旬，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的太田米雄所部、骑四旅团滕田所部、汪伪花其望部3个团数千人，在沿淮河的田家庵、寿县一带集结，向皖北颍上进发，企图占领阜阳。当时守卫阜阳的主要是骑二军所属的骑三师，暂编十四师及一一七师。为了增强对敌军事力量，骑八师也重返皖北，临时归骑二军序列。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一一七师按照统一布置，撤离涡河防线，以1个团进驻沙河东岸构筑工事，伺机袭击敌人水上运输补给的船只，另外2个团作为预备队，保障阜阳左翼安全。其他各部都把主要兵力集中在阜阳城下，誓与敌决战。

　　4月24日，日军数千人在飞机的掩护下，由寿县、正阳关出发向颍上县猛攻，守军前沿部队军特务团按计划边打边退。日军以为中国军队战败逃跑，便骄狂起来，长驱直入，未曾想在四十里铺遭骑八师重创，损失200余人后撤退。

　　数天之后，敌军增加了兵力，在空军掩护下发起进攻，在六十里铺的战斗最为激烈。一一七师的2个团紧急驰援，骑八师亦全体出动。日军利用空中优势，不断进行低空扫射，狂轰滥炸，骑八师指挥部被炸弹击中，副师长兼参谋长以及6名官兵以身殉国。愤怒之极的战士们端起步枪、轻机枪对空还击。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被击中，起火坠毁在中岗村附近，6名机组人员跳伞后被当地军民全部击毙。此战，日军十三团参谋长被击毙，在沙河航行的日军补给船也被防守在两岸的一一七师官兵打伤打沉10余只，日军的补给线受到严重威胁。但由于驻防阜阳附近的3个自卫队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日军突破右翼防线，进入到阜阳十八里铺。中国守军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合围，激战数日，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日军遇此强硬对手，又无兵力、物资补充，没有取胜希望，加之平汉线会战已近结束，没有必要再牵制汤部兵力，便于5月7日开始在炮火掩护下向后撤退。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先后收复颍上、蒙城、寿县、凤台等地。加之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向敌发动攻势，迫使日军不得不龟缩在津浦线一带据点里，再也没有力量采取大规模行动。皖北守军从此变被动为主动，伺机打击敌人。在当时豫湘桂前线国民党军一败涂地的情况下，阜阳保卫战的告捷，打破了日军不败的神话，鼓舞与增强了广大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与决心。当时很多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廖运升因其战功，获颁忠勤勋章。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一一七师改编为整编第一一七旅，旅长廖运升奉命率部去徐州接受日军投降。日军投降仪式是在徐州城内一个大操场进行的。操场中间放置两张桌子，廖运升和其他高级军官站在桌后。日本军官手捧驻徐州的日军人员、武器清册，低着头、弓着腰将清册呈上。所有武器则分门别类地捆扎好，放在操场上，由我方派人逐一清点接收。兹后，一一七旅开往距徐州15公里的郭家壁飞机场驻守。

　　“抗日的都是亲兄弟”

　　廖运升深明大义，是非分明，他常说：“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抗日的都是我们的亲兄弟，要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齐心协力。”他还经常告诫下属避免与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发生冲突。在巢县战斗之前，他曾命令自己的勤务兵，将得到的日军活动的情报向当地新四军报告;驻防霍山落儿岭时与新四军高敬亭部为邻 ，打仗时互相援助，经常往来。他还叮嘱下属，八路军、游击队出山采购物资时不要刁难他们。因此，当落儿岭战斗结束后，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派人并带了很多慰问品到八团慰问，一起联欢。保八团移防立煌县(今金寨)，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掌握下的安徽省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曾派了一个10余人的小分队(工作团)来到保八团，进行抗日宣传。廖运升十分欢迎他们的到来，支持他们工作。有些队员将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报纸和毛泽东著作带到团里来传阅，他知道后也不阻止。小分队成员都是热血青年，在部队教士兵唱抗日歌曲，教文化、办小报，搞得热火朝天。

　　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后，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指示，不断制造摩擦，进攻新四军，改组动委会，解散工作团，逮捕积极宣传抗日的进步青年。一天，工作团团长李新找到廖运升，说自己是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必须转移，希望有支手枪。廖毫不犹豫地赠送他一支驳壳枪和3块银元，并派自己的警卫员将他送往安全地方(全国解放后仍有联系)。对工作团的其他成员，廖运升也做了妥善安排，使他们免遭危难。

　　1944年秋，为救中原危机，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率部自津浦路东西进，收复大片土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汤恩伯命令所部进行阻拦破坏。廖对汤的命令极度反感，采取敷衍搪塞的态度。廖部驻守涡河南岸时，对涡河以北的新四军和游击队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一次，下属有人向他报告，有新四军过河采购物品，要求采取行动。他却告诫下属说：“他们都是中国人，都要穿衣吃饭，只要不过来打我们，我们也少管这些事。”

　　在日军进攻蒙城时，廖运升暗地里派了一位亲信，过河给新四军送信，新四军和游击队从后方不断向日军发动攻击，牵制了日军向蒙城、涡阳一带的进攻。平时，有些秘密党员或游击队员或爱国民主人士被国民党通缉或逮捕，只要找到他，他从不推却，甘冒风险，尽力营救。当年他数次营救中共寿县高皇寺区区长陈汉臣及爱国民主人士常持青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寿县、凤台等地被日军占领后，不甘心做亡国奴的青年纷纷到部队参军抗日，廖运升都热情接待，对有经济困难的则慷慨解囊。他将来部队参军的部分人组织成一个铁肩队(即运输队)，随部队行动，既减轻了战士们的负担也增强了部队战斗力。青年人参军抗日，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弱妇孺，在农忙季节又无战事的情况下，廖就催促青年士兵回乡收麦种庄稼，有时还发给路费。他对回乡青年都一一交代任务，要他们宣传抗日，利用一切机会抵抗日本鬼子，不做被人唾骂的软骨头等。他的这些进步措施不仅消除了官兵们的后顾之忧，对稳定部队、坚定抗日信心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廖运升平时非常注意对下属进行抗敌报国的教育，在保八团时，他还亲自写了一首歌词，配以地方小调，教官兵演唱，用以鼓舞士气，官兵们人人会唱。据在曾任廖部军医的连祝三老人回忆，歌词很长，其中有这么几句：

　　粒米根线，老百姓的血汗，我们不能强占；

　　我们国家穷，东西难补充，件件要保重；

　　枪支弹药，杀敌保家不能丢落；

　　国破家亡哪里躲藏，我们要奋勇上战场，杀敌立功保家乡。

　　由于坚持“枪口一致对外”“不与共产党方面作战”的态度，廖运升曾遭到汤恩伯的严厉斥责与非难，幸有同仁们力保，才免于难。他那积极勇敢的抗日精神，以及在抗战中建立的功勋，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