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简介
来源：搜狐历史　作者：历史爱好者   2017-12-21 14:22:42

　　卫立煌(1897-1960年)，字俊如，又字辉珊，合肥东乡卫杨村人，前国民党高级将领，1955年率先从海外返回祖国大陆，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1914年入湖南都督汤芗铭部学兵营，毕业后在上海参加“肇和”舰起义反对袁世凯。1915年到广州投粤军，由排长递升至旅长。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陈炯明的作战，在孙中山先生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警卫。1925年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3师第9团团长。北伐战争时，入闽作战，升任第一军第14师师长。1927年10月任国民党军第9军副军长。1928年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后入陆军大学校将官特别班进修。1930年任第十四军军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导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引起了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7月中旬卫立煌奉蒋介石电召，去庐山开会。卫行前曾与郭寄峤、戴永荪、刘刚夫、叶粹武等就当时局势问题进行商谈。卫说：“我们是军人，保国卫民是我们的天职。目前举国人民一致要求联合抗日，我非常同情。我们要作走上抗日前线的准备。”

　　卫立煌去庐山不久，公署接到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电告：“据岳西县方县长转据该县第三区李区长报告，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派人来致意，愿开和谈，但必须卫督办派代表来。”公署将高敬亭的提议详电庐山卫立煌，卫立即回电派刘刚夫为和谈全权代表。

　　1937年7月下旬，双方在岳西县就共同抗日举行和谈。9月下旬最后达成协议。由刘刚夫代表卫立煌，与高敬亭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和谈宣告成功，使安徽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形成。为执行协议，卫立煌呈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高敬亭为“抗日联军挺进军司令”，并代向南京有关部门，洽领给养、被服、弹药、关防和委任状等。

　　南口激战

　　7月底，天津日军向中国驻军第三十八师攻击，并占领大沽一带。日本关东军也策应行动，向天津增派了坦克部队。此时，日军进入平津地区人数已达十余万人，北平危在旦夕。卫立煌请缨北上，得到南京军委会的批准，立即行动。 8月初，卫率第十四军在保定以北、琉璃河站南陆续下了火车，日夜兼程，绕满城进入太行山东面的狼牙山、梁各庄、大安山，绕北平西面，侧敌行军。

　　主力进至百花山，史家营附近时，卫见日军板垣第五师团正向怀柔进犯，就立即命令第八十旦师向北面之西沟子前进，从敌背后插上一刀。同时，约集在南口、赤城、廷庆一线的两个师，南北夹击板垣第五师团，并令第十师向门头沟急进，乘北平空虚之际进行突进，令第八十五师至大安山、相机向丰台前进，袭击日军在华北最高司令部。

　　可是，这个部署却因汉奸的泄漏而被敌知悉，日香月清司怀念官即变更部署，命板垣第五师团停止原有行动，分兵阻击，以保护他的后背;主力则在长城居庸关附近与卫部之八十三师激战于西沟子，并派长野右一郎的第十二联队对卫部作包抄行动。此时，卫部向北平急进的一个师，已进入北平西面的下马岭、千君台，与日军神田正种第四十五联队遭遇。另一个师也在离丰台三十八公里处与日军冈本镇臣第二十三联队遭遇。

　　从8月19日到9月10日，卫的各部均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军对卫立煌早有“支那虎将”之说，现在算尝到了他的厉害。香月清司见两军相持不下，于是继续增调兵力，命令他的第二十师团拚命向良乡进攻，打算包抄卫部的后路。

　　面临敌人的三路围攻，卫立煌即令各部利用山形地势，从日军间隙中穿行，向南转移。各部遵照卫的指令，与香月清司指挥的部队比速度，比灵活，比机智，采取进进退退、打打走走的行动，全部冲出包围圈，到达指定的会合地点遂城镇。部队会合后，卫率部继续南下，准备参加保定和石家庄会战。但没想到保定正面的总指挥刘峙居然不战而逃，十余天败退近千里，引起全线溃退，日军长驱直入，保定、石家庄失守，他只好命令部队就地待命。

　　进攻山西的日军突破晋西北防线，猛攻忻口。阎锡山见日军逼近，急电蒋介石，要求派卫立煌部队驰援山西。十月初，卫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即率参谋部到山西太原。阎在太原见到卫时，如遇救星，连声大呼：“是咱把你求来的。你辛苦了!”看到卫一行人风尘仆仆，都是一身深灰夏季军装，便叫副官处处长把所有随行人员领到太原一家大服装店，送给每人一套呢军服和一双皮马靴。卫在太原还见到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当周恩来向他介绍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板垣师团，消灭日军一千多人的重大胜利时，卫当即向八路军祝贺，并用电话通知在西安的办事处负责人吴海德，购置上万元的慰问品送给八路军。十月上旬，南京军委会发表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统辖晋北全部中央军和晋绥军，在忻口阻住日军进攻。

　　忻口是挡住日军由北入侵太原的战略要地。向忻口正面进攻的日军，除板垣师团3个联队外，还有伪蒙军的两个师，总兵力约二万人，并附有各种火炮百余门。卫立煌指挥的部队为第十四集团军、河南地方军刘茂恩的第十五军、晋军陈长捷的三个师、晋军骑兵五十团、炮兵六个团，总兵力二十余万人。卫立煌接与阎锡山、朱德总司令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以第十四集团军主力作为机动力量，以李默庵的第十四军、郝梦龄的第九军、刘茂恩的第十五军为基干，编为左、中、右三路兵团，分别在忻口以北的龙正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布防，阻击日军，进行忻口战役。

　　10月13日，日军三个师团和特种部队在飞机、战车和重炮的掩护下，对忻口发动猛攻。卫立煌指挥守军奋勇抵抗，几经激战，南怀化以南的灵山制高点被敌攻占，整个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卫立煌闻讯，立即前往察看，严令李仙洲师实施反击，收复失地。但李部反击失利，李仙洲重伤而归。此时，卫立煌计算自己的兵力，还有六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旅可以机动，决定用第十四集团军郝梦龄军和陈长捷军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反击，歼灭板垣师团，夺回南怀化要地。但是这次反击遭到敌人的逆袭，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灵山得而复失，失了又得。在这场激烈的混战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五旅长郑廷祯同时殉国，官兵伤亡达数千人。卫立煌非常痛心，决定暂取守势，待进一步消耗敌人后，再由左翼发动攻势。

　　忻口战役激战至31日，已历时二十天，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卫部防线。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曾评价说;“忻口战争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了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但就在卫立煌准备从左翼向板垣师团发动攻势的同时，从东面进攻太原的日军已突破娘子关，长驱直入，奔向太原。阎锡山在电话里向卫立煌求援说;“东面守不住啦!咱们的兵力都用上了，你看咋办?”卫告诉他;“守不住东面，一定要守住忻口与太原之间的通道，两片联系起来，棋才能活。”同时卫又考虑到，一旦敌人割断太原与忻口之间的联系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可能。于是11月1日，他命令部队退出忻口阵地，向太原靠拢。

　　11月5日深夜，阎锡山找卫立煌、傅作义研究保卫太原的防务问题。傅作义认为，卫部可到太原以南保护太原与晋南的通道。以形成犄角之势。卫立煌同意傅的意见，说：“北面与东面的日军共有五万余人，都是有作战经验的。宜生(傅作义)的意见是对的。”他还对阎说，由他指挥的几个晋军师可归还阎的建制。阎马上说：“不说这些了。散会，快行动。俊如，听说你在忻口经常冒险上前线，咱可赔不起你的命。”6日，卫部尚未来得及部署，日军第二十师团向南切断了太原与晋南的通路。8日，敌第五师团进攻太原。9日，太原即失守。卫立煌只好率部至介休、孝义一带筑工坚守，与敌对峙。

　　1938年2月中旬，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16日，卫总部移往霍县，准备对付敌人新的行动。

　　这时，侵华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集中了第一O八、第二十，第一O九，第十四，第十六师团，共约十万人，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攻下山西南部。卫立煌认为敌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中国军队采用持久战，则是对日军的有效打击手段。中国军队应主动阻击其由北南下的师团，争取时间，让兄弟部队转入太行、吕梁。中条山脉和敌后。于是，他与阎锡山，朱总司令研究确定，将阻击点选择在临汾北面的韩信岭。2月17日，卫立煌指挥所属部队在太行山区的韩信岭一带展开，构筑工事，采取阵地战的办法，进行了继忻口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

　　卫立煌在韩信岭与日军恶战至26日，寸土不让。日军未能从正面突破，乃以第二十师团主力向韩信岭阵地猛攻，并分兵一部向隰县前进，企图从左翼实施包抄。卫当即命令守军全线反击，展开更加猛烈的战斗。27日，卫立煌打电话给阎锡山，要他乘日军离开太原向韩信岭进犯之机，迅速夺回太原。阎接电后，大声高叫;“好!好!不过东面敌人挡不住咋办?”卫说：“先夺太原，放弃临汾，也是上策。”晋军开始行动后，因汉奸通敌，暴露了行动企图，日军急将其第一O九师团全力回撤，反攻太原的意图未能实现。

　　1938年春节，卫立煌到洪洞县十八集团军总部拜年。以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举办欢迎晚会。会上，表演了许多以团结抗日为主题的文艺节目，形式活泼感人。朱总司令向卫介绍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况，卫颇感兴趣，表示他也要办一个文艺团体，宣传抗日，作为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的第一步。他回总部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把工作做到卫立煌部队附近。有人向卫报告说：“共产党把军队政治工作做到我们防地里，怕不合适吧?”卫说：“我们政工老爷不上前线，人家把工作送到家来，这有什么不好?”自此，卫下令长官部，开始吸收北平流亡学生和抗大、陕北公学的毕业生数十名，成立一个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团长名丁当(原名丁治中)，副团长(女)是丁当的爱人，名叫唐郎。这个团很活跃，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同年春，卫部经运城、侯马一直绕到晋西的杨家岭。卫立煌为了要到河南陇海线上巡视，取道经延安至西安。4月中旬，卫立煌率随员郭寄峤、文朝籍等乘汽车，于17日上午10时到达延安。延安组织相当长的队伍夹道欢迎，沿途还张贴“欢迎卫总司令到延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卫和毛泽东见面，紧紧握手，毛对卫十分亲切。晚上，延安人民还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欢迎卫立煌一行。晚会由李富春主持，毛泽东致欢迎词。最后卫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词。他一方面称赞：“边区人民确有良好组织，可为全国效法，”一方面表示：要和八路军团结一致，粉碎日军的进攻。延安“鲁艺”还特地准备了一台节目，表示欢迎。

　　卫立煌这次去延安，还由于晋东、晋北的军事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他为了今后十八集团军的防地问题，特来与中共领导进行协商。他希望十八集团军从山西调到黄河以西和以南，包括中条山地区。十八集团军方面认为中条山地区，是晋豫锁钥，可以抱黄河两岸之险，卫部应驻重兵于此。十八集团军驻到中条山敌后一带，有利于发挥游击战术，建立敌后根据地，起到牵制和消灭敌人的作用。卫同意了这一意见。他在延安留住三天，在这里他见到八路军的干部对待革命工作，不计报酬，不计名位，无不是意气风发，信心百倍;延安的革命人民在生产劳动上、支援前线上表现出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情景，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教育。

　　几天后，卫一行离延安去西安，经渑池、洛阳，从孟津渡河到古城后，再到山西垣曲。总部也就移到垣曲。在此期间，卫立煌部曾一度收复风陵渡，围攻侯马，使从阌乡至柳林200多里，处于日军炮兵射程之内的陇海铁路线，得以昼夜畅通无阻并解除了潼关所受到的威胁，增加了郑州和大西北之间的运输量。

　　1938年夏，朱德总司令路过垣曲，卫立煌率总部人员亲到城外迎接，并组织部队夹道欢迎。朱总司令来到时，卫立煌急步迎上去，两人紧紧握手，互相问好，十分亲切。晚上，朱总留住总部，两人又畅谈到深夜。常常从屋里传出两人爽朗的笑声。第二天，朱总走时，卫又亲自送到黄河渡口。

　　1939年元月，卫立煌受命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初仍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司令、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冀察战区总司令等职。他受命之初就考虑到：一、二两战区幅员辽阔，北起冀察边界，东南到淮水流域，西接陕西，东连华北大平原。在这么一个广大地区里，抗击日军，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就必须进一步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密切合作。两年来，他和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接触频繁，而且去过一次延安，并顺利地消除了中条山区国共两军的摩擦。

　　他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投降政策，已在实际行动上表示反对。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携手抗日，在中条山等战役中均表现出了一位抗日名将应有的民族大义与军事奇才，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高度赞扬他对华北保卫战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1941年3月，卫立煌应召到重庆述职。蒋对卫在第一战区偏与八路军的关系加以责备，并声言要撤他河南省主席之职，卫对此不服，一气之下，告假到峨眉山休息。5月，突获前线紧急军情，中条山失陷，心中非常不安。他深知中条山形势险要，关系到黄河两岸的安全。便日夜兼程赶回洛阳，立即布置兵力作收复中条山的战斗准备。有参谋人员向他报告说：“日方炮火猛烈，攻山部队难免有过大牺牲，不易取胜。”卫乃与参谋人员和炮兵、工兵等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如何减低敌人炮火的杀伤力。结果，创造出一种可以携带的临时防御工具，掩护部队挖壕作业。卫命令攻山部队迅速仿造，携带攻击前进。这一工具在收复中条山战役中.发挥了作用，不仅掩护自己而且重创敌人。以后在不断改进中被称为“活动堡垒”。中条山会战重创日军后，卫立煌率部实行了战略转移。

　　10月4日中午，郑州失守。卫立煌召开军、师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卫指出驻守郑州的司令官孙桐萱玩忽职守，责令他带领第三军团，负责将郑州收复。孙桐萱统率全兵团三个师，拼死向郑州猛扑。卫立煌也亲临前线督战。经一昼夜厮杀，日军败退到中牟，郑州失而复得。卫进驻郑州市陇海花园，视察市区遭日军破坏后的凄凉景象，并部署防守任务后，乘专车回洛阳。他在洛阳西车站，受到洛阳数万市民的热烈欢迎。人们呼喊着“热烈欢迎卫长官凯旋归来”的口号，高唱“卫长官，指挥好”的歌曲：

　　中条山高又高，卫长官指挥好，飞机轰不动，大炮打不倒。活动堡垒威力大，我们守得牢又牢，打得鬼子无处逃，无处逃!

　　1939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发布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就任不多时，突接他的妹妹淑如自成都来电，传来了他的夫人朱韵珩在成都病逝的噩耗。他含着悲痛，飞赴成都，安慰了宋太夫人，并嘱咐妹婿沈树森将女儿道蕴、儿子道然送洛阳来，他原机飞返洛阳。在卫主政河南时期，他和共产党领导人八路军高级指挥员之间，往来更加密切。八路军在洛阳设有办事处。每当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林彪、薄一波、萧克、左权等人来到洛阳时，卫立煌都是亲自迎接，设宴款待，并招待看戏。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利相争，以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的任期内，连年受到控告。军统、中统特务系统早就以卫立煌“袒护共产党，怀有异心”为辞，告到蒋介石那里。特务头子戴笠还飞到洛阳来搜集卫和共产党人往来之间的所谓“材料”，又逮捕了一些进步的无辜的青年。汤恩伯、蒋鼎文对着河南省主席这一“美缺”馋涎欲滴，一再告状。蒋介石于1941年夏，革去了卫立煌陆军上将衔。同年岁末，蒋介石又用明升暗降的手法，免去了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本兼各职，调任西安西北行营办公厅主任。任命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为副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总揽第一战区军政大权。

　　1942年春，卫立煌离开洛阳去西安就任西安西北行营办公厅主任时，当他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时。曾受到洛阳各界群众十余万人，焚香夹道相送，情况至为热烈为这位因战功显赫而遭削去兵权的抗日虎将饯行，这种事情只有在前清的一位道台离任的时候才发生过!卫立煌本人，也有留恋不舍之情。当他的车子开出洛阳西车站后，他又命令司机，将坐车折转到原住处的东花园兜了一个大圈子才离开。

　　卫立煌对他调任西北行营主任一事，明知是蒋介石使的一套手法。他虽想撒手不干，但蒋令难抗，就不得不去西安就职，以避免事态僵化。卫离洛阳去西安后，他的亲属、故旧和高级幕僚，纷纷迁往成都居住。这是卫立煌事先选定好的退居地点。卫立煌在西安任职仅一个月，便到成都赋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意见，成立远征军，由史迪威担任总司令。1944年夏，史迪威成功地训练了新一军、新六军，又反攻缅北获胜，取得了经验，便向蒋介石提出在昆明分两期训练国民党60个师的建议。蒋介石考虑到由美国人训练，由美国人提供武器装备，部队全部换成美式装备，当然求之不得，立马批准了史迪威的建议。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云南建立了以陈诚为首的远征军司令部，第一期从江西、湖北、四川等地抽调12个军31个师，在云南集中训练。史迪威通过美国国防部，调来一批教官。陈诚忙了一阵，筹建工作完成后又另有重任，便由卫立煌接替了远征军司令官一职。

　　日军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将陆军大将寺内寿一委派为日军滇缅战区的总司令，来和卫立煌相匹敌。

　　1944年春，卫偕秘书长戴允荪，由成都飞重庆，面见蒋介石后，开始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之职。4月，率戴允荪、蒋炎、彭子芳、巫咏翘、梅约翰等人乘专机赴昆明，设办事处于昆明昆华中学。卫在昆明停留期间，和龙云、美军顾问团人员、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以及云南各界人士，举行会谈多次。然后乘车前往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楚雄。在楚雄，又召开了有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参谋长萧毅肃、秘书长戴允荪、兵站总监司可庄，参谋处长季鼎生、军需处长彭子芳、高参叶粹武及集团军司令黄杰、霍揆彰等高级将领和幕僚参加的军事会议，布置渡江战役。为了便于指挥，在会上决定，将司令长官部迁至距怒江东岸仅90余华里的保山城东郊马王屯。

　　1944年4月，卫立煌亲赴前线察看，并寻觅适当的渡江点。又多次召开将领会议，制订作战方案，正当士气旺盛，各方面布置就绪，准备渡江出击之际，突然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日军由广西渡过金城江，侵占了贵州省独山。贵阳吃紧，重庆震动;”同时又传出：“汪伪政府派出代表，潜入昆明，怂恿龙云及其部属叛国投敌。”跟着，卫立煌即接到蒋介石的加急电，命卫回师禄丰、楚雄一带，监视龙云，严防龙部异动。并抽调部队，驰援贵阳。对此.卫反复沉思，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大敌是隔江相对的日军，如果放弃江防，把大军撤到昆明附近，日军便可随时强渡怒江，摄远征军之后，昆明也就危如累卵，旦夕难保。那就恰恰中了敌人内外夹攻之计。至于龙云是否叛国，其部属有无异动，尚在两可之间，就目前局势而言，只好将“加急电”搁过一边，暂不置理了。于是卫立煌一方面抽派部队，空运贵阳增援，一方面继续为渡江战役加紧部署，按原计划进行。

　　1944年5月，渡江战役序幕揭开。卫立煌首先将号称“活动要塞”的炮兵第十团调入阵地。第十团炮兵阵地布置在日军炮兵射程之外。任务是摧毁敌方防线，掩护大军渡江。又在惠通山一带，设立前线指挥部。他亲临前线指挥五个军。怒江西岸，有日军数万之众，盘踞在崇山峻岭之中。江上原有一座通向东西两岸的重要桥梁名惠通桥。1942年为日军炸毁。卫深知，要打通滇缅公路，收复被日军占据的腾冲、龙陵、芒市、畹町等战备要地，首先必须渡过怒江，消灭高黎贡山区固守之敌。因此，卫经过周密的计划，于5月中旬，兵分数路，从惠通桥上游和三江口等处，在炮兵的掩护下，相继强渡怒江，获得成功。

　　9月间，远征军又一举攻下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腾冲。

　　日军另一重要据点松山，位于惠通桥西对岸。敌人用国民党滇缅路失守时，遗弃下来的钢板、圆铜、汽油筒、汽车轮胎、树干和泥土，构筑不少的要塞碉堡，工事极为坚固，易守难攻。远征军虽以大军和重型火力，围攻两个多月，伤亡较大，仍无法攻克。于是—面以工兵山炮、榴弹炮配合空军，轮番轰击;一面以工兵从惠通桥下挖坑道，掘径前进，直到敌阵地前沿，短兵相接，发挥火焰喷射器的威力，再从坑道下面用炸药炸毁敌堡，从而攻克松山。当时除在残埠内俘获敌人一些重伤员和24名营妓外，余敌全部被歼。

　　从强渡怒江到夺取松山，共歼日军达两个师团，远征军声威大振，士气更加高昂。继之，又乘胜前进，很快收复了龙陵、芒市、遮放直到畹町。1945年初，日军败退到缅甸境内的九谷、八莫、南坎、腊戍带，意图固守。他们仍欲利用这—地带来阻止我滇缅公路与雷多公路的连接，但是追兵如风卷残云之势随之来到，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当远征军与盟军在芒市、与畹町之间会师后，在遮放地区隆重举行庆功大会。会议由卫立煌亲自主持并讲了话，参加大会有各集团军总司令，美军魏德迈和军、师长等以及部队共约10多万人。正当大会进行时，敌军突然向会场周围发射几十发炮弹。会场顿形混乱，但卫立煌非常镇静、指挥军民卧下避弹。炮击停止后，继续开会，士气分外激昂。会毕，远征军继续西进。在远征军由东向西，中美混合团由北向南的交叉夹击下，日军退守腊戍、曼德勒以南，至此。远征军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交通的使命。美援物资，得以源源流入中国。蒋介石趁机用美国的新式武器，装备了他的新军，为以后发动内战做准备。

　　中印公路畅通后，卫立煌回到保山马王屯长官部稍事休息，即偕秘书长戴允荪，飞赴重庆述职。下机后，驱车至嘉陵新村郭寄峤家下榻，等候蒋介石接见。卫、郭见面时，郭屏退左右，向卫立煌和戴允荪说：“这次见老头子(指蒋介石)，依我看来，不但受不到嘉奖，还免不了受到申饬。前几天，我和老头子共进早餐。谈到滇缅战役，老头子愤怒异常，稀饭从口中喷出说：‘卫俊如不听指挥，不顾大局，擅自渡过怒江作战。如果龙云异动，贵阳失守，重庆不保，局面将不可收拾。’长官这次见蒋，实要多加小心;据我所知，何应钦、陈诚，也都和蒋有同样看法。”卫立煌愤慨地说：“事实证明，我的主张是对的，打通滇缅路，我是有功的。”次日，卫立煌见蒋时，果然受到蒋的训斥。虽多方解说，终未能改变蒋的看法而且越说越陷于僵局。蒋介石遂下令撤销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改为滇西警备司令部，任命黄琪翔为警备司令。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作为何应钦总司令的助手。

　　卫立煌回到保山后，一方面拒不撤销长官部;一方面命秘书长戴允荪飞重庆、昆明向何应钦、吴忠信等游说，希望能担任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好去前线拼杀。如此僵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但蒋介石使用明升暗降夺去卫立煌军权的做法，丝毫也不改变。

　　1945年5月，卫立煌在昆明就任陆军副总司令。6月卫将军与韩权华女士在昆明金碧路锡安圣教堂，举行结婚典礼。何应钦为主婚人，龙云为证婚人。

　　卫立煌在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中，扬名中外，还结识了一些美军顾问团的高级将领。有些美军将领，认为卫立煌在腐败无能的蒋军中算得是一员出色的干将。经他们的宣扬和活动，1946年冬，美国军方向卫立煌发出到美国和欧洲作军事考察的邀请。这时蒋介石正考虑到：卫立煌仍有可以利用之处，不宜对他过于冷淡，因此就势批准了这一邀请。

　　1946年11月，卫立煌将军偕夫人韩权华，带两名秘书到美国考察军事。他在美国，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热烈欢迎，也受到留美侨胞的欢迎和款待。

　　1947年7月，卫立煌由纽约乘飞机赴巴黎，开始欧洲考察。10月间，卫奉蒋介石电召，和韩权华一道，回到南京，住上海路五号私人寓所。不久，写出《考察欧美军事报告》一文。

　　解放战争后期，1948年1月在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时，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蒋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名列第27。

　　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回北京，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60年1月17日零时四十分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