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传珠1910年4月出生于江西赣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他38年的戎马生涯起航于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赣南苏区,历经血与火的淬炼,成长为一位军政兼备、智勇双全的开国上将。他是新四军的参谋长;他25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他参与领导全军首次评定军衔;他树立了影响至今的雷锋典型。一个个传奇故事书写了他不懈奋斗的壮丽人生。
赖传珠“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革命的、打抱不平的、为穷人谋解放的”
赖传珠出生的赖村(今属大坑村),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江西赣县桃江河畔,离圩场仅一公里。由于祖辈没有文化,父亲为他取号“鹏英”,期待他“大鹏展翅高飞,留下一世英名”。1924年,赖传珠以优异成绩考入赣南中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他还利用假期,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帮助建立农民协会。革命实践使他认识到:“只有打倒反动派,工农才能当家作主;只有推翻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希望。”1926年9月,北伐军进占赣州城,推动了革命形势高涨。此时,赖传珠积极参加赣州城的青年运动,并于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3月6日,国民党右派在江西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惨案。赖传珠与赣州学生和群众一起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谴责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4月,他不畏白色恐怖,毅然退出国民党,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许多意志不坚定者退出共产党或叛变革命,而赖传珠坚定地选择跟共产党走。1960年,赖传珠回忆当时入党的情景时说,赣州惨案后,“更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已为反革命分子所把持,变为欺骗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因此,退出国民党的组织,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革命的、打抱不平的、为穷人谋解放的”。
由于国民党发动“清党”,大肆捕捉、通缉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赣州。赖传珠被迫离校,转移到江西吉安万安县。赖传珠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转为秘密地进行。我们不能站脚了,我和黄世秦、朱如红、谢家禧、李灿椿(还有几个同志记不清楚了)等都离开了赣州,组织旅万安支部。”南昌起义后,他受中共赣南特委的派遣,秘密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9月,他任大埠白石党支部书记。根据上级党组织统一部署,赖传珠积极筹备大埠农民武装暴动。他与其他共产党员在贫苦群众中广泛宣传“实行土地革命”,号召开展“抗租抗债”斗争,同时筹集武器弹药、训练暴动队员。1928年2月18日,赖传珠与朱如红等领导武装暴动,仅一个小时就占领了赖村、彭屋两个村。大埠农民武装暴动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到处都插上了红旗。当天下午,各村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广大群众宣传了暴动的意义。同时,把地主的粮仓打开,让农民去挑;把浮财拉到坪上,分给贫苦农民。群众情绪空前高涨,许多人当场要求参加农民协会。暴动当天,赣县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赖传珠当选为委员。
赣县大埠农民武装暴动是赣南范围较大的一次暴动,遭到国民党赣南当局的重兵镇压。由于敌众我寡,暴动最终失败,暴动队员及其家属900多人惨遭杀害。赖传珠家被掠劫一空,房屋被烧,父亲赖家芳被土豪劣绅杀害,母亲、叔伯相继被捕,遭受酷刑致死,二叔和大堂兄先后在对敌斗争中牺牲, 二堂兄死于监狱。赖传珠一家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
大埠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赖传珠历经苦难找到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毅然上了井冈山。1928年4月,赖传珠任特务连党代表,负责毛泽东和师部的保卫工作。从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赖传珠开启了征战疆场的戎马生涯。
赖传珠随红四军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第一至三次“会剿”。1929年1月,赖传珠随红四军下井冈山,踏上了转战赣南闽西的艰难行程,2月9日到达瑞金大柏地。为歼灭尾追之敌,红四军在大柏地设下伏击圈,并取得战斗胜利,从而改变了下井冈山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赖传珠随部队参加了这次战斗。随后,在建立和保卫中央苏区的战斗中,赖传珠三次负伤。他率领的红五团屡立战功,荣获了“模范红五团”的光荣称号。1934年10月,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赖传珠奉命率部撤离中央苏区,踏上战略转移的艰难征程。
聂荣臻元帅称赞赖传珠是“我军的优秀的高级将领”
离开中央苏区后,赖传珠转战南北,出生入死,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过许多大仗、硬仗、恶仗,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多次负伤,走过了曲折艰难且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1985年7月,聂荣臻元帅为《赖传珠日记》作序时,称赞赖传珠“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人胸襟宽阔,坦率刚正,谦虚谨慎,工作颇有建树,是我军的优秀的高级将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赖传珠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他与师长李聚奎率部担负长征先锋和保护中央纵队的任务;在顺利通过敌人三道封锁线后,奉命率领红一师全力阻击追敌,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成功抢渡湘江。1935年初,为实现党中央战略意图,赖传珠和师长李聚奎组织部队强渡乌江,架设浮桥,接应后续部队。遵义会议后,赖传珠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后又回到红二师第五团任政治委员。红五团是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的老部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英雄部队,曾获得“模范团”的光荣称号。虽然职务被降,但是他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党需要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4月23日,国民党军薛岳部突然出现在中央纵队侧翼,其兵力是红五团的10倍。中央首长和中央纵队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赖传珠率部抢占东北面制高点,利用仅有的4挺机枪压住敌人的火力。战斗到中午,敌人蜂拥向红五团阵地。赖传珠命令部队上刺刀,准备与敌人拼刺肉搏。刚要带头跃出掩体,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子弹离他的心脏只有2厘米。警卫员欲将他背下战场,赖传珠坚定地说:“我的指挥部就在这里,我是准备战死的!”赖传珠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气概,鼓舞了官兵的斗志。直到中央纵队安全转移,他才被送往卫生队治疗,昏迷了4天4夜。7月6日,伤势稍有好转,赖传珠就回到红五团,并率领全团爬雪山、过草地,最终胜利到达陕北。
1937年12月初,赖传珠刚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就奉命带领党中央派往新四军工作的第一批干部前往武汉,参与组建新四军军部。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宣布成立。当天晚上,赖传珠就投入干部分配方案的编制、抄录等紧张的工作之中。不久,新四军军部移驻江西南昌。在南昌,赖传珠紧张地开展准备工作,如拟定军事教育计划、干部配备名册、清算账目、布置办公室以及军直干部开展“游击战争”教育、开设“游击战争概论课”等等。1938年3月22日,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军械弹药,陆续到达皖南岩寺。4月5日,赖传珠带领最后一批机关人员抵达岩寺。至此,赖传珠协助叶挺、项英、张云逸完成了新四军军部的组建任务。
随后,赖传珠担任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参谋长、江北军政学校副校长、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参谋长等职务。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此时,赖传珠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管理部队经费。在蒋介石不提供军费的情况下,新四军全靠自力更生、精简节约,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赖传珠却保证了新四军必要的、正常的运转。刘少奇对赖传珠的工作非常满意,称赞说有“这么好的一位参谋长”。赖传珠还被大家誉为新四军的“大管家”。
赖传珠协助陈毅、刘少奇、张云逸等军政主官,领导新四军全面贯彻党中央战略方针,与日伪顽进行坚决斗争,先后开辟了苏中、淮南、苏北等8块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华中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全民族抗战胜利后,赖传珠先后担任了第四野战军军政治委员、第十五兵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率部解放赣西北和赣西南20多个县。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以四十三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赖传珠和邓华、洪学智等兵团首长立即研究,并于12月下旬将部队集结于雷州半岛。针对国民党军的立体防御的环岛防线,兵团首长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在征集木帆船的同时,赖传珠要求在训练时,要采取“船只是课堂、海是操场、实兵实船、先昼后夜、先近后远、先单船后多船联合”等方法,苦练海战技术和杀敌本领。1950年3月上旬,经过周密准备和部署,赖传珠和邓华、洪学智等兵团首长率部强渡琼州海峡,创造了“木船打兵舰”的奇迹,一举解放海南岛。
陈毅元帅评价赖传珠“对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赖传珠从连党代表做起,相继担任了大队党代表、支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纵队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一直到后来任统率5个军的兵团政治委员、大军区政治委员。他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成为卓有建树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者;还撰写了《古田会议前后》《模范红五团的新荣誉》《战时政治工作研究》《抗战以来的新四军》《对今后部队军事教育的意见》等文章,把工作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陈毅元帅高度评价道:“赖传珠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三十八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对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列举了许多错误思想。时任第四支队第十二大队党代表的赖传珠出席会议并参加了关于克服非组织观点小组的讨论。毛泽东在小组会上对非组织错误做了理论上的分析,指出其思想根源及其危害性,帮助大家找出克服的方法。赖传珠立即回到大队对照检查。赖传珠强调指出:“我们十二大队多数官兵是由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虽然军事基础好,但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严重。军事干部看轻政治工作,旧军官的作风很浓,动不动就打人罚跪;士兵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严重,有的搜俘虏兵腰包,也有的调戏民间妇女,旧军队的恶习气依然存在。”支委们对此作了揭发和检查,并以党支部的名义向全大队重申不许打骂士兵等纪律。古田会议后,赖传珠调任第四支队政治委员。他组织第四支队党委和各大队党支部,对照古田会议精神逐条检查存在的问题,营造了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反对不良作风的浓厚氛围。他还制定了加强党对部队领导的制度,重视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使民主思想得到发扬。他把毛泽东关于红军管理教育方法7条原则当做座右铭,使自己逐步成长为红军中一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
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赖传珠勤奋好学,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从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长征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历时25年,赖传珠以超人的毅力和高度的严谨,坚持每天写日记。无论战争年代多么紧张,行军多么劳累,伤病多么严重,他都把亲历和亲见的重大事件、领导讲话、部队行动,以及他个人思考和判断,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录在日记里。即便身负重伤,他也不忘在1935年4月26日的日记中写上“因伤势太重,到达地点没记”。几天之后,他又追记到:“4月30日至5月6日正在金沙滩渡河,走危险路的时间,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了。”赖传珠写下的日记涉及地名2000多个、人物1000多位,其中县团级以上干部644人,这些人物包括党的领袖、高级将领、外国友人。他的日记不但记载了赖传珠与战友们的革命情谊和生死之交,而且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聂荣臻曾这样评价赖传珠:“在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里,在戎马倥偬的战斗间隙,环境极度紧张,工作十分繁忙,能把部队的行军、作战情况几乎天天不漏地记载下来,难能可贵,令人钦佩。”
新中国成立后,赖传珠调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协助罗荣桓领导全军的干部工作。在选配干部时,他认真执行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兼顾各个部队和军兵种,做到以身作则。1955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全军从9月开始实行军衔制度。这是全军第一次评定军衔,涉及方方面面,又没有经验可循,工作非常有难度。赖传珠组织大家查阅大量国外军队建制资料,并向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请教。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制定出我国第一部有关军衔评定和授予的条例,并提出了勋章镀金长久保持原有光泽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采纳。对此,赖传珠将军的夫人孙湘回忆说:“评军衔的工作非常繁忙、复杂、细致,赖传珠为此费了大量心血,经常夜不能眠。但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他对这项工作做得有条有理,完成得很好。”将官的材料,全部经罗荣桓审阅;校官的材料,就由赖传珠把关。整个评衔工作基本做到了公平、公正,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全军官兵的拥护。为了使授衔工作顺利进行,消除攀比之风,赖传珠主动提出自己评为“中将”。后来,中央军委研究,按照赖传珠的资历和功勋,决定授予他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0月,赖传珠调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他与司令员杨勇团结协作,开创了部队新局面。他强调,领导班子要团结,“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坚决维护党委班子的团结。”他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经常谆谆教导部下:“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质量的有效措施,也是我党的优良作风。”“领导要自身正,说话才有气力,处理问题才有魄力。”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他坚持亲自起草文件和讲话稿。一位干部回忆说:“那天,我来到赖传珠的宿舍,见他头裹毛巾,不顾感冒发烧,在赶写一篇讲话稿。看到首长的衬衣和床单上打着补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咱们敬重的军区首长,共和国的上将吗?”
赖传珠在革命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善于开创性地开展工作,善于在工作中抓典型。他说:“抓典型,要切实抓好发现、培养、总结、推广四个环节。”雷锋的典型,就凝聚着他的心血。那时他是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雷锋是一位驾驶员,经常为群众做好事。赖传珠看到雷锋的先进事迹后,指示有关部门组织雷锋事迹巡回报告会。很快,雷锋就成了全军区学习的榜样。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牺牲。为了纪念和学习雷锋,赖传珠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决定呈请国防部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称号。国防部批准后,沈阳军区举行了隆重命名大会。1963年1月20日,赖传珠率先观看了雷锋生平事迹展览,并题词:“永生的战士,光辉的榜样。”2月9日,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学习雷锋。2月15日,共青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少年学习雷锋。3月5日,毛泽东作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并在《人民日报》和其它各大报刊刊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相继题词。这期间,赖传珠指示政治部编写了《雷锋的故事》《雷锋日记》《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画册等书刊;还编排了话剧《雷锋》进京演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到场观看,进一步在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
赖传珠非常注重教育子女,经常给他们讲自己身负重伤怎样坚持走完长征的艰难历程,讲战友流血牺牲的故事,让他们懂得革命胜利是先烈们的头颅和鲜血换来的。他在临终前嘱咐孩子们:“要时刻记住你们身上所负的革命重托,要跟党走,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1965年12月赖传珠逝世后,他的骨灰运至北京时,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等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并护送至八宝山革命公墓。赖传珠把一生奉献给了党和人民,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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