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心抗日矢志不移——于学忠坚持华北抗日
来源：《抗日战争中的爱国将领》   2015-05-25 16:18:26

　　为阻挠于学忠抗日，日本特务和汉奸多次暗杀他。然而，这些威胁丝毫没有削弱于学忠的抗日决心，他大义凛然地说：“只要我于学忠不死，抗日是铁了心了。”

　　●主政河北治理天津

　　“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后，又企图占领华北，在华北再制造一个伪政权，然后以华北为跳板，进而全面进攻中国，鲸吞华夏。

　　当时，河北省政府设在天津。王树常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东北军第二军军长。日本侵略者要占领华北，就必须首先搞乱天津这个河北省的指挥中心。这样，天津就成了日寇占领华北的突破口和争夺焦点。“九一八”之后，为了配合日本关东军进攻辽西，完成对东北地区的全面占领，成立伪满洲国，并为侵占华北打开通道，1931年11月8日，日寇发动了第一次“天津事变”。

　　事变中，王树常积极组织力量，打击日寇，惩治汉奸，及时平息了暴乱，控制了局势。但是南京政府不仅不让王树常与日寇对抗，事后还要王向日道歉，取缔反日言论，中国先撤防御工事与日本司令香稚谈判。国民党最高当局这样对待地方政府官员，使王树常不敢到租界逮捕闹事的败类，只好采取消极戒严的办法，致使天津人民行动维艰，小商小贩及三轮车夫等约数万人生活受到影响。王树常虽然受尽挟持，苦于周旋，但天津地方人士对他并不理解，责难颇多。河北也有攻击他的空气。他硬既不能，软亦不可，左右为难，应付甚苦。

　　张学良对王树常是非常信赖的，王难以再干，叫谁去干？他当即想到了于学忠，于是便考虑让两人对调。

　　事前，张学良约于学忠谈话说：“河北问题，庭五（王树常字）很难应付，你做事果决，意志坚强，我想让你二人的职务对调一下。”于学忠对张学良忠心拥戴，惟命是从，欣然同意。接着张学良电请南京政府委任。

　　1932年8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发表于学忠与王树常对调。于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王任平津卫戍司令。接到命令，于学忠遂赴天津河北省政府就职。

　　自“九一八”事变之日起，于学忠就坚决主张抗日，对国民党不准抗日始终不以为然。他常说：“在甲午战争中，我父亲曾与日军浴血奋战，我于学忠不能辱没先人。抗倭英雄戚继光是我的同乡（山东蓬莱）前辈，我一生最佩服他的民族气节，为抗倭将一切置之度外。我从小立志向他学习。”“身为武将，第一条就是保国。”他恨透了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打心眼里一直想严惩日寇。

　　当时，日本天津租界不仅“合法”驻有日本军队，还有一支日本豢养的武装土匪。这批土匪有2000余人，原是冀、鲁、豫地区的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由日寇与汉奸陆续将其招募到天津，发给蓝色便服，以戴黄色袖章为标记，蛰伏在日租界的各个秘密据点内进行训练。与此同时，日轮“天潮丸”驶至天津，将一批武器运往海光寺日本兵营，发给招募来的这批人。他们不穿军装，身怀武器，为非作歹，老百姓都叫他们汉奸便衣队。被日特机关收买的失意军人李际春、张璧等，也伏居在日本租界内，由日方提供经费。李、张二人分任汉奸便衣队正副总指挥，密谋暴乱。土肥原曾对李际春封官许愿说：“只要你在河北省搞出个‘新局面’来，就由你担任河北省主席。”

　　日军在日租界的中原大楼、宁家桥东岳家大楼和日本花园等处，秘密修筑瞭望台和工事，监视天津情况，指挥便衣队活动。

　　另外，日军还暗中武装“在乡军人会”等日本、朝鲜浪人，组织所谓“义勇队”。

　　为了粉碎日寇搞乱天津的阴谋，打击汉奸，惩治“便衣队”，整顿天津秩序，于学忠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坚决而又灵活的措施。外交方面，对驻津各国代表机构，一视同仁。对日本国外交事务的处理和对其他各国一样，凡属从前中日正式条约所应履行的事项，一如既往，照旧履行；而对于日方各种新要求，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则拒绝，绝不屈从。

　　于学忠断定，日本驻津军队有限，兵力不足，尚不能与我方正式发生冲突。由地痞流氓组成，并不具备军队素质的“便衣队”，不难消灭。他下令撤销了戒严令，准许市民自由活动。为了有足够的军警力量对付“便衣队”，不让他们兴风作浪，他令一一三师李振唐所部唐君尧、周福成两个团的官兵，统统改着保安队服装，轮流到市内值勤，集中警戒。如遇“便衣队”出来闹事，该打就打，该抓就抓，坚决惩处。为防日军万一动武，于学忠把自己的坚定决心郑重告诉部队：“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你们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怕什么？只要日本鬼子先动手，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打，出了事我于学忠负责！”他严令驻在北平南苑的东北军炮七旅旅长乔方，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一接命令，立即派出一团炮兵驰往天津，如果日军公然发动战争，就将所有炮弹，都倾注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里。绝不允许日本鬼子兵不血刃，像拿沈阳那样，用一些乌合之众的便衣队，白捡天津。

　　《辛丑条约》规定，天津有英、法、德、意、日等八国租界，八国在租界均有驻军权。美国无租界，但有驻军权。中国军队只能驻扎在距离外国驻军点20公里以外处。但为了保卫天津，随时准备策应内线，防敌突袭，于学忠命令五十一军的一一三、一一四、一一八师，分别驻扎在天津、塘沽、马厂、杨柳青一带；并在大沽构筑工事，防止日军在塘沽登陆。

　　于学忠坚决抵制日寇的强硬态度和决心，使部下深受鼓舞，极大地增强了顶住日本人的信心。从此以后，日军搞戒严，东北军也搞戒严，日军搞阅兵，东北军也搞阅兵……有时隔着一条马路，敌我双方都荷枪实弹比武似地进行检阅操练。日方阅兵的马路上冷冷清清，我方阅兵的马路上却十分热闹，天津市许多工人、学生、居民围观叫好。明显看出，人民群众非常支持于部官兵与日寇进行斗争。从此，东北军抵制日寇，保卫天津的士气进一步高涨。

　　日本侵略者看到于学忠为保天津，有和他们力拼的信心和决心，自知利用“便衣队”闹事唾手而得天津已不可能，又不愿下大本钱重蹈在上海和十九路军硬拼消耗的覆辙，因而其狂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日寇的暂时退让，使“便衣队”像一群无势可仗的走狗，不敢再出来闹事。从此，天津秩序有了好转。

　　此后不久，日本侵略者为了窥察华北的防范戒备情况和于学忠的态度，派出了由经济界、各株式会社、新闻界、军界以及其他民众团体组成的考察团、观光团到天津访问。日本现职军官和特务如田代义莪、高桥、根本、矶谷、丰多、柴山、土肥原贤二等人，都频繁来与于学忠接触。驻北平的日本代办若杉要和驻天津的日本总领事川樾茂，也时常来和于谈话。此外，日本宪兵则不断到保安队、公安局造访、“叙旧”、“交朋友”。表面上他们有所退让，实际是以退为进；看上去“友好”、“亲善”，实际上却心怀鬼胎，暗藏杀机。面对日寇的频繁造访和层层包围，于学忠谨言慎行，机智应对，处处提防。他要求部队也要随时提高警惕，搞好战备，防止上当，防止敌人突袭。

　　同时，他还抓住河北省政府外交秘书陶祖椿的一项农村改革建议，准备在天津实行。

　　陶祖椿，上海圣约翰书院毕业，曾在以王树常为主席的河北省政府交涉公署、津海关监督公署任职，参加接待了李顿调查团。但该调查团掌握那么多日军侵华证据，结果对日寇侵略却没起任何阻止作用，使他大失所望。事后，他不住地摇头叹息：“弱国无外交！”痛苦无奈之余，他本着“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国富才能强兵的观念，针对天津周围农村特点（天津市郊有很多水沼，号称“七十二沽”），根据管仲“耕战一体”的思想，到天津郊区农村做了大量调查，最后提出《农村救国计划》。该计划在开辟水沼为稻田的同时，建立新的“村单位”，每个“村单位”都是一个“耕战一体”的“堡垒”。他还聘请荷兰建筑师乐伦森，按照《计划》做出“村单位”的规划模型。他上书于学忠，建议在天津周围开辟出若干个“村单位”，作为抵御日寇侵略和“蚕食政策”的基础。

　　于学忠看了陶祖椿的农村改革建议，非常高兴，让他广为宣传，取得支持。陶祖椿曾先后在天津“扶轮社”、“联青社”、“农社”等团体进行讲演。大家虽然反映不错，但当时华北形势危急，不具备和平建设条件，经济又很困难，为此，计划最终没能上马。但于、陶以改革顶住日寇进攻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

　　于学忠到天津上任后，还遇到了一起国民党疯狂逮捕陈少敏等共产党人的大要案。在经过陈少敏等人与国民党特务的曲折斗争后，最终都由于学忠所部释放了。

　　陈少敏，女，山东寿光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青岛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天津市委妇女部部长和秘书长、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鄂中省委书记、新四军鄂豫边区挺进支队政委、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是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共八大中央委员。

　　陈少敏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由于党内“左”的路线作怪，天津市委个别人热衷于冒险行动，于1932年11月举行了全市大罢工，导致陈少敏等7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使中共天津市各级党组织遭受了一次严重破坏。

　　那时，天津国民党治安力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南京派来的国民党；一部分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兼管的警察局。凡属政治性案件，概由国民党中央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负责，发出逮捕令交给公安局执行。刑事侦察和军事防御，则由东北军负全责。警察局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矛盾很大，矛盾焦点在于“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

　　陈少敏等人被捕后，没有送交国民党特务机关，而被暂时关押在天津市警察局的拘留所里。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机关都可以随时提审，但态度却各不相同。国民党特务刑讯逼供非要她承认是共产党不可；警察局并不主张刑讯逼供，局里有一位官员不相信陈少敏是共产党，竟和特务们吵起来了，问他们为什么要捉人。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陈少敏统战工作做得好，不仅与东北军一名旅长的姨太太王静宜保持了友好关系，还发展她加入了共产党，由她多方疏通，做了大量工作；另一方面是每次审讯，陈少敏都拒不承认是共产党，守口如瓶，并再三申明：自己是“东北人”，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有家回不去，成了讨饭为生的流浪者，说日本人不好，赞成抗日，他们就把我当成共产党抓来了！还理直气壮地进行辩驳：“日本人侵占了我们东北，东北人说日本人不好，就成共产党啦！那样的话，咱们东北军不都成共产党啦！”为此，得到了警察局的理解和同情，并受到张学铭等人的保护。

　　尽管陈少敏拒不承认是共产党，然而，由于国民党特务和警察局对此案看法不一，这种矛盾使陈少敏等人无法获释。为此，没有更权威的上司和官员出面，此案无法了结。

　　后来，陈少敏被解送到于学忠所部五十一军军法处。

　　该军军法处处长为周子可。该处另有两名军法官：一位姓李的上尉军法官；另一位名叫冯子南。冯系湖北秭归人，乃周子可表弟，非常年轻，大学毕业不久。他思想进步，爱好文学艺术，“九一八”事变后，具有鲜明的反蒋抗日思想，因共产党嫌疑（不知其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曾在南京被捕，营救获释后来到北方，由周子可推荐，在五十一军军法处任中尉军法官。

　　据陈少敏说，五十一军军法处也对其每天进行两次提审。但被移送到东北军于学忠部军法处后，由于她拒不吐实，加上东北军中一些进步军官的同情和帮助，最后终于被释放。

　　陈少敏在五十一军获释，究竟是谁决定的？虽然周子可、冯子南比较进步，主张抗日，但因国民党特务对此案揪住不放，周、冯不可能擅自主张放人。再则，这样一宗共产党案，移交到五十一军后，作为军长，于学忠竟然一无所知，不可思议。据对这段历史专门进行过研究的郭宝恒同志1992年6月3日所谈，于学忠曾潜赴牢房看过这批政治犯，并不准虐待他们，说明他不仅知道，而且寄予同情。以此推论，陈少敏等人应是得到于学忠首肯后获释的。

　　●日寇“华北独立”阴谋破产

　　为了进占华北，日寇无时无刻不想和于学忠进行重兵相持的对垒、拼斗。但由于于学忠手里掌握17万东北军，是华北最大的实力派，日寇兵力不足，无法实现自己的奢望。他们不得不避硬就软，采取温和态度，以利诱之，企图使之为其所用。为此，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智郎曾派人一次就给于送去几坛酒，进行拉拢。于学忠不在家，仆人收下了。当他回来发现后，很生气，命仆人立即送回去。

　　于学忠如此拒礼，日方并“不在乎”，相反劲头更大。号称“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和日本驻屯军武官柴山等，都亲自来见于学忠，进行游说。他们要于与齐燮元等搞所谓“华北独立”，均被于学忠严词拒绝。于是，他们指使在天津的亲日分子和失意政客张志潭、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等人，纷纷游说于学忠。

　　张志潭在北洋政客中素有“智多星”之称。他先跟段祺瑞，后随吴佩孚。不管皖系直系哪派当权，他都春风得意，宦海得势，左右逢源，位居要津。他先后当过段祺瑞的“国务院秘书长”、“督办参战处机要秘书”，靳云鹏的“内阁总长”、“交通总长”等。他曾极力拉拢于学忠说：日本人对你的希望，就是能像阎锡山、韩复榘那样；你如果肯那样做，不但在华北的地位可以稳固，还可以扩张势力，继承张学良的地位；军备上，所有日方在东北所接收的飞机、械弹，均可交你使用。

　　后来，在天津空气紧张时，张志潭也频频给于学忠来电话，有意进行游说。于对此十分反感，告知别人警告张志潭：“张文伯（张志潭字）先生以后最好对我不要谈这些啦！”

　　齐燮元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投靠直系军阀，曾任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被北洋政府免职，成了失意政客；抗战时期投降日寇，先后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总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署督办和伪华北靖国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被逮捕，1946年被枪决。

　　齐曾公开要于学忠脱离国民党中央，搞华北独立。他对于学忠说：南京政府处理华北问题诸多不当，不要听他们的。于学忠税：“我是地方官吏，个人守土有责，用不着听谁的。”当即把齐燮元顶了回去。

　　那时，张志潭、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等人曾对于学忠轮番“轰炸”，连续游说，要他脱离南京政府，搞华北独立，当“华北王”。但于学忠立场坚定，毫不为动，使他们连连碰壁。为了摆脱其包围和纠缠，此后，于学忠对副官下达命令，拒绝接见这些人。

　　日本侵略者对于学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孙传芳（字馨远）早年任长江上游总司令时，于学忠是他的部下，驻节宜昌。于归属东北军后，孙过去的很多部下参加了东北讲武堂学习。这些人毕业后大都来到于学忠部，其中校级军官居多。

　　“孙馨帅，混到现在”，“血气既衰，但却不甘寂寞”。（张学良语）在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的拉拢下，孙传芳曾极力收买和煽惑旧部，兴风作浪，制造事端。他们还与过去被张学良扣押过、在山海关被撤职的旅长马廷福纠集在一起，拉拢那些因犯各种错误被撤职的旧军官，形成一种破坏势力，妄图在于学忠部搞分裂。时驻葛沽的东北军一一四师团长张冠英被其收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被于的部下侦知。有一天，他们在葛沽举行会议，于学忠派人前往围捕，因事机未密，走漏风声，马廷福、张冠英均行潜逃。这样，日寇勾结孙传芳的阴谋便公开暴露，孙一些旧部的破坏活动，遂以失败告终。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建立伪“华北国”，在威逼利诱不成的情况下，又费尽心机寻找那些有来头的遗老们，妄图让他们东山再起，粉墨登场，作为华北的头面人物，把于学忠挤垮。

　　板垣首先拉拢的是蛰居天津的段祺瑞。

　　段祺瑞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留学德国学习军事。1896年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任江北提督等职。1912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段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任国务总理，把持北洋军阀政府大权。1920年，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下台。1924年直系政权垮台，段祺瑞又被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后来他抵制国民会议，破坏反帝斗争，1926年屠杀北平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被驱赶下台。日本侵略者下手拉拢他的事为蒋介石侦知，派人于1933年春将段接到上海，羁縻起来。

　　接着，日本侵略者又把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

　　吴佩孚，山东蓬莱人，清末秀才。1898年投奔聂士成武卫军当兵，1902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6年任北洋军阀曹锟的管带；辛亥革命爆发后，任第三标标统、第三师师部副官长、第六旅旅长，1915年随曹锟入川镇压护国军，1917年任陆军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1922年直奉战争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1923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人，制造了“二七”惨案；1924年直奉战争战败，1926年被北伐军打垮，逃至四川，依附杨森，“九一八”事变后伏居北平。

　　日本侵略者认为，吴在政治上有号召力，曾一度为于学忠的长官，又一向反对南京政府，作为伪“华北国”的头子是很理想的。但不管日本侵略者如何花言巧语，吴佩孚“始终不为所欺”。脱离军政后，吴一向以“诸葛”自诩，不愿做外国人的帮凶。为了表明心迹，他作过一幅这样的长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蓄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董必武曾说，吴佩孚有不同于其他军阀之处，他崇拜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关羽、岳飞等，失败后不出洋，不入租界，不蓄私产，能自全晚节，是值得称道的。吴不愿低首下心去做儿皇帝，使日寇大失所望。

　　此后，日本侵略者又要利用吴景濂。

　　吴景濂，辽宁兴城人，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毕业，留学日本，外号吴大头，曾任奉天师范学堂第一任监督（即校长），奉天咨议局局长。后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1912年被张作霖赶出东北，南走广东，后来当上国会众议院议长。他积极参加护法运动，领导议员反对袁世凯。在曹锟贿选总统时，他又助曹贿选，遭到全国抨击。为了表示蕴气守节，他曾以“一死足令名不朽，千秋惟有义常申”示人。他珍视早年追随孙中山护法这段政治资本，不愿为日寇驱使，轻易自暴自弃，自我毁灭。当日本侵略者拉拢他时，他也拒绝“出山”。

　　日本侵略者酝酿建立伪“华北国”，在企图拉拢段祺瑞、吴佩孚、吴景濂作帮凶不成的情况下，又开始利用汉奸、匪首收编匪军，在华北兴风作浪，企图把于学忠搞垮。

　　就在这时，与日军早有勾结的石友三，主动跳了出来。

　　石友三1931年被打垮后，逃往济南依附韩复榘。因他不甘寂寞，又怕韩有他意，乃通过与日本人素有勾结的参议陈敬斋与日寇联络，在日本特务凑开一保护下，化装成日本人，离开济南，潜赴烟台乘船从海上来到天津，住在日租界。使石友三当年全军覆没的主要敌人和核心策划者就是于学忠。所以他对于非常不满，仇隙较深。日寇正是利用石友三这一点，企图搞乱华北，把于学忠搞掉。为此，石友三拼命拉地痞流氓入伙，扩充力量，兴风作浪。

　　同时，日寇还利用匪首刘桂堂（混号刘黑七）捣乱。

　　刘桂堂1915年潜入山中为匪，后率匪众流窜于鲁南山区。1928年投靠蒋介石，其匪众编为新四师，刘任师长；1930年投靠阎锡山，任二十六军军长；1933年春去东北投靠日伪成为“皇协军”，任伪满第三路军总指挥；1934年2月，回山东被韩复榘击败后，只身逃往天津，潜居在日租界。不久，在日寇支持下重新出山，在宣化招兵买马，搜罗匪徒，为日寇充当打手，大肆在华北骚扰，疯狂与于学忠作对。

　　为了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于学忠一方面顽强地对付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针对石友三、刘桂堂便衣队的破坏活动，不断组织力量予以惩治。只要他们的活动一经发现，就会立即遭到于部的无情打击。他们的骚扰尽管给冀东老百姓造成了危害，但在于部的“严打”下，始终未能真正在冀东和天津形成大的气候，也没有使于部在华北的实力受到影响和削弱，更未动摇于学忠在华北的地位和作用。

　　●“他们滚出中国我才高兴呢！”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独霸亚洲的《天羽声明》，4月22日，日本驻美国大使斋藤博，在接受《华盛顿星报》记者采访时所发表的谈话，比《天羽声明》更为露骨。他说：“日本政府较世界任何他国更其理解中国；中国目前之纷乱状态是一种对日本的直接威胁。”“日本之所要求的是，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商人订立任何重要契约时，务必于事前商诸日本。如外国商人莫视此种要求，则中国政府不能不负忽视我国警告之责任。譬如中国新近购买之飞机，咸为意图于最后以之对付日本者，所以日本终久不能容忍此类事情……”“任何对华援助，日本认为其适足以助长中国内乱、或为对日本作战之准备，日本必须予以制止。”日本不仅要做中国的太上皇，还要凌驾于世界其他国家之上。

　　那时，日方迭次造谣，谓我方将对它不利。在天津海光寺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周围桥梁下，装设地雷，并敷设铁丝网麻袋等物，加强防御工事，俨若战争状态。沿北宁铁路附近，亦均加强戒备。按《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不得超过200人，而日寇竟以换防为名，不断增兵。他们采取的手法是，接防者已到，撤离者不走，无形中成倍的增加了兵力。日方在铁路沿线，均用此法增兵。

　　驻津日军则加紧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日本特务机关唆使日本士兵骑着马，在华界横冲直闯，肆意侮辱行人。不仅如此，他们还耀武扬威地故意路经省政府门口，并在省府附近架枪休息10分钟。此种做法，向例未有，显有示威之意。

　　面对日寇挑衅，于学忠一面再三向日租界驻军提出抗议，一面命令部队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日军的突然袭击。

　　日寇在天津增兵挑衅的同时，在华北一带也利用一些与政府毫无关系的民事案件，制造事端，故意整于学忠。

　　5月14日，日本青年小岛助一在没有通知中方的情况下，孤身一人，擅自到丰润县第三区韩家寺日本人本静次郎开设的三东洋行访友，碰上三名匪徒抢劫该行，将小岛助一掠去，于15日将其杀死。这一案件，是日本浪人在该地毒打农民惹起公愤后发生的，纯属民间所为，中方事前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按照惯例，中国官方可予赔偿或口头表示遗憾。但日方却就此事大造声势，使事态迅速扩大。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智郎，向河北省政府提出五项要求：

　　（1）由河北省主席向日本驻屯军司令正式道歉；

　　（2）惩办唐山公安局长及县长；

　　（3）赔偿一万元；

　　（4）缉凶；

　　（5）保证此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日方这一要求，使于学忠非常恼火。他认为，这是日方借题发挥，故意刁难。他最不能接受的是让他向日本驻屯军司令道歉。其所持的理由是，根据中日条约，凡系日本、朝鲜人到我国各地，如有正当理由，必须先行通知我方，经我方许可后始负保护责任。小岛助一到丰润韩家寺访友，事前并未通知我方，故不能正式道歉。

　　双方交涉无效，日方乃向南京政府外交部和黄郛提出抗议。南京不予解决，仍让于学忠负责处理。于仍坚持原来的意见。黄郛、何应钦即召于学忠赴北平，一再向他施加压力。于认为，处理民事案件，让他以官方名义向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道歉是丧权辱国。黄郛则对于学忠说：“这个问题必须由地方解决。你向日本驻屯军司令道歉并不是丧权辱国，你就受点难堪也是为老百姓负责，免得事态扩大。你务要勉为点难！”为了满足侵略者的无理要求，黄、何一再施压，让于学忠屈从，使于无比气愤。他说：黄郛“唾面自干”，始终不以此为丧权辱国。……足见黄郛、何应钦并非支持地方政府，而为日寇效忠。

　　不管蒋介石、何应钦、黄郛等人对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妥协退让，也不管他们对于学忠如何打击迫害，但于对日寇及汉奸的态度始终未变，该打击的打击，该惩治的惩治，绝不心慈手软。

　　日寇在制造了伪“满洲国”后，为了搞乱华北，又在天津大肆收买汉奸。日特土肥原贤二、影佐贞昭拉出著名汉奸郝鹏、张璧等。其中郝鹏为害尤烈。他长期潜伏在天津日本租界内。在日寇的支持下，郝鹏以租界为掩护，屡屡带领便衣队在天津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四处捣乱，成了危害天津商民安全的一大乱源、祸首。河北人民对这个卖国贼无比仇恨，纷纷要求严惩。

　　同年，郝鹏在日本租界的住址被天津爱国人士侦知。出于对郝忍无可忍的愤懑心情，有一天天未破晓，天津市一些人士，将郝鹏从日本租界悄悄绑架出来，送交河北省政府处理。

　　为了为国锄奸除害，于学忠拟即处以死刑。但他不认识郝鹏。为了辨明真伪，防止弄错，他即派从前在郝鹏手下当过科员的李聘卿前往辨认。

　　就在这时，黄郛急急忙忙从北平给于学忠打来电话，说：不能扣押郝鹏，恐事态扩大，无论如何须将其释放。于学忠当时未受其指示。黄郛害怕于学忠处决郝鹏，又一再打电话并立即派专人到津，指示须把郝鹏放走，并不可再去日租界绑人，“免予日方以口实，给外交造成困难”。于学忠仍命令将郝鹏押解到东北军五十一军司令部军法处审讯，取得郝鹏亲笔写的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在河北省境内闹事，始行释放。

　　同年，决定由河北省政府主办，在天津举行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当时华北风雨飘摇，形势岌岌可危，举办这样大型的运动会既有很多困难，又要冒很大风险。

　　但于学忠决心很大，指示各方协同动作，一定要全力把这次运动会办好，并马上决定拿钱建起了全新的北宁体育场（即现在的北宁公园体育场），完善了设施。会前决定，由于学忠为大会主席，总干事为袁敦礼、总裁判为张伯苓、总招待为陶祖椿，成立了宣传股、奖品股等。

　　这次运动会得到了各方大力支持，仅收到各地赠送的奖品就达1000多件。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赠送的奖品最多，估计价值约500元。参加运动会的共有14个省、市的运动员代表队。除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绥远、平、津、青岛等省市外，已沦陷的东三省及哈尔滨市也派代表队前来参加。大会邀请平、津名流和各国驻华使节参加。

　　经过积极筹备，“双十节”那天，运动会在北宁体育场隆重开幕了。于学忠以河北省政府主席和运动会主席的身份，在开幕式上致词，褚民谊（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后沦为大汉奸）、王正廷（外交部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也相继讲了话，由于学忠夫人剪彩（时称“剪绳”），陶祖椿夫人陪同，放飞了信鸽后，比赛正式开始。

　　在开幕式上，会场中最为生色者，是南开中学“啦啦队”。该校数百人坐在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用黑色和白色布旗组织了“毋忘国耻”、“毋忘东北”、“收复失地”等大字标语，表达南中师生的爱国精神。当东北队体育健儿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雄壮的步伐进入会场时，这些大字标语已经摆出来。看到东北健儿进入会场，看到醒目的大标语，大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全场顿时群情激愤，掌声雷动，“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场内响成一片，使东北体育健儿深受感动。

　　当跑道上的运动员将要跑到终点，观众集中注意力看比赛结果时，南开中学的吴祖贻把手一举，发出号令，刘震、王运成等几位同学在看台的不同位置上把红色、绿色、白色的抗日传单向空中撒了出去。维持治安的人员也无法查出散发传单的人。

　　热烈的场面，醒目的标语，“刺激”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他当场向于学忠提出抗议，要求取消东北队参加比赛，撤掉体育场内“不友好”的标语口号，并以退席来要挟。

　　于学忠对日本驻津总领事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他这种冷如冰霜的态度，使日本总领事再也坐不住了，但又没别的办法，只能是“退席”而已。

　　事后，有人问起于学忠：对日本人的抗议，你不理不睬，就不怕引起外交麻烦吗？于学忠说：“中国人参加自己举办的运动会，日本人凭什么抗议？中国人提出不忘自己的领土，收复失地，他们有什么资格抗议！不要说他们退出会场，他们滚出东北、滚出中国我才高兴呢！”

　　●一次次险遭暗杀

　　《塘沽协定》后，对日寇来说，华北势在必得。但因于学忠软硬不吃，针锋相对，致使他们对华北垂涎三尺却又拿不到手。于学忠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日寇感到，要占领华北，就要把于学忠搞掉。为此，他们不惜代价，拿出日元200万，收买杀手，对于学忠采取了一系列最卑鄙的暗杀行动。

　　日本侵略者阴谋暗杀于学忠，是利用白坚武和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何庭流进行的。白坚武早年任过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政务处长，曾得势于一时。后来，吴佩孚被北伐军打垮，白坚武失去靠山，在落魄亡命的时候，投奔了石友三，任石友三部铁甲车队队长。1931年7月，石友三叛乱时，白充当石的打手，被于学忠率部打垮。为此，白坚武对于衔恨在心。而今日本侵略者要他出来组织力量暗杀于学忠，正是泄愤复仇的好机会，他自愿效力。

　　第一次暗杀于学忠，他们收买王玉珍为暗杀首领。

　　王玉珍，河北南宫人，曾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在山东胶东任过刘珍年的参议。此人流氓成性，无恶不作。为了暗杀于学忠，他组织了13名暴徒，由日本侵略者发给手枪、炸弹等，伺机下手。

　　暴徒们通过侦察得知，于学忠每天从天津二马路的家里出发，前往省政府（现天津金钢桥花园）上班，早上8点准时到岗位。根据这个情况，暴徒们计划在于学忠赴省政府上班时，从二马路到省政府一线，分布在既易隐蔽，又有回旋余地的各个街巷口上。在于乘车经过时，以挥帽为号，招呼暴徒一齐下手，将他杀死。

　　事有凑巧，在暴徒们动手那天，于学忠因事急于上班。没等暴徒们潜入，他已提前半小时来到省政府班上。这个时间差保护了于学忠，使暴徒们暗杀未成，日寇的第一次暗杀计划落空了。

　　于学忠上班不久，保安队立即向他报告，8点以前，他们在二马路上搜查捕获了3名刺客，其中有刺客首领王玉珍；缴获了手枪3枝，炸弹12枚。

　　接着，天津日租界当局通过白坚武的关系，收买了在湖北原北洋军陆军暂编第七师任过营长的失意军人王宝庆。王和担任于学忠住宅区警卫的第五十一军军部特务营中尉排长唐朝卿（号耀三）是旧识。王宝庆被收买后，开始运动唐朝卿，对唐说：“你为于守卫，万一有事，有什么动静，你最好不要管。”王宝庆还口中露出系白坚武所指使，并已拉拢好4个人，相机下手。王宝庆虽然开始没有把暗杀于学忠的图谋完全说明白，但唐朝卿已领会了他的意思，就是在其刺杀于学忠时，让唐给予方便。

　　唐朝卿跟随于学忠以来，对于的了解越来越深。他钦佩于学忠为人正直，热诚爱国，无私无畏，对于怀有较深的感情。为了粉碎敌人刺杀于学忠的阴谋，唐朝卿将计就计，假意应承，虚与周旋。为了摸清底细，唐朝卿故意对王宝庆表示真诚，并特意化装到日租界与日方洽谈多次。唐演假戏迷惑了敌人，使之信以为真。为了表示酬谢，敌人决定，事发后只要唐朝卿按兵不动，使之顺利完成谋杀任务，日方即给唐3万元法币报酬，并预付1万元。唐假意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日寇此时已被暗杀于学忠的幻想迷住了心窍，遂即付给唐朝卿1万元。但敌人万万没想到，答应他们要求、表示协助谋害于学忠的人，不仅不是图财害命之徒，相反，却是一位有爱国之心的青年军官。在拿到敌人的预付款以后，唐朝卿即将前后情况原原本本地向于学忠做了报告。于学忠对唐非常赞赏，随即提他为上尉连长，并让他把1万元带回去自用。于学忠母亲得知唐朝卿自觉保护自己儿子的情况后，很受感动。她不仅亲自接见了唐朝卿，高度赞扬他的忠义爱国精神，而且还把自己心爱的一名贴身丫头许配给唐做妻子。从此，唐朝卿更加警惕敌人对于学忠的谋害。

　　一天夜里，于学忠的副官巫献廷报告，宅中的浴盆已经安好，请于学忠入浴。于学忠进入浴室后，发现巫献廷在给于学忠拿衣服时，神不守舍，手臂发抖，非常慌张。这一反常表现，使于学忠立即警觉起来。他没有入浴，当即便从浴室退了出来。当晚10时，于学忠已经睡下，唐朝卿急匆匆地向他报告说：“有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在大门外找巫献廷谈话，这两人很为可疑。”于学忠联想到巫献廷近日时露张皇模样，一定要干什么阴谋勾当。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于学忠一方面告诉警卫开门，让巫献延出去与傅鉴堂接谈，一方面让唐朝卿加强戒备，准备4个人，等他与傅鉴堂谈完返回院里后，立即把他抓起来。

　　巫献延和傅鉴堂在门外谈了约一刻钟，分手后巫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院里。这时，由唐朝卿事先准备好的4个人一拥而上，把巫献延抓住推到于学忠面前。于问他：“傅鉴堂找你做什么？你要说实话！”巫心慌意乱，神色立变，他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我惭愧得很，对不起主席，不过事情是错啦！我本意并不想做，我只想骗日本人几个钱。日本人允许给我俩40万元，我们未敢要那些，只要8万元，事成再说。现在每人先拿3000元零用。我已给河南老家汇去，只余500元。”巫献廷招认后，随即搜查了他全身，查出他衣兜里有两枝手枪，一枝是于学忠发给他的，一支是日本侵略者给他行刺于学忠的。于随即下令将巫献廷关押起来。

　　为了尽快将傅鉴堂捉拿归案，于学忠带人立刻赶到五十一军军部。这时正碰上傅鉴堂进院，于学忠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两人供认系白坚武、何庭流主使，已酝酿多日；枪是何庭流亲交的，钱是白坚武所发的。

　　在巫献廷、傅鉴堂阴谋杀害于学忠的第二天早晨8点，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樾茂，急不可耐地给河北省政府来电话，说有事要找于学忠晤谈。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日本侵略者急于刺探谋杀于学忠是否成功。事与愿违，唐朝卿的报告和于学忠的警惕，又一次使利令智昏的日本侵略者的暗杀阴谋归于失败。

　　日本侵略者两次谋杀于学忠未成并不死心，于是，他们又穷凶极恶地再次策划谋杀。

　　这次他们收买的凶手是于学忠的旧部曲子才。

　　曲系山东黄县人，行伍出身，曾在于学忠部任过团长。在任期间，他目无法纪，仗势欺人，嗜好白面，吸毒成性，多次管教，不思悔改。在难以挽救的情况下，于学忠将他撤职。为此，曲子才对于学忠怀恨在心。加上日寇抛出大量金钱收买，曲子才决心效忠日寇，对于学忠下手。

　　曲子才被收买后，运动五十一军副官处勤务兵袁启明，充当凶手。他交给袁两包白色毒药，让袁寻找机会，将毒药放入于学忠的食物中将于毒死。曲子才甜言蜜语地告诉袁启明：事成之后，给袁3万元。结果，这次日本侵略者又打错了算盘。

　　袁启明系河南人，年纪尚轻，诚实厚道，对日寇横行平津非常不满，对于学忠抵制日寇的行为十分佩服。他拿到两包毒药后，随即将事情原委向于学忠详细做了报告。这样，日寇谋杀于学忠的罪恶企图，又一次化为泡影。

　　从此，于学忠对袁启明更加信任，袁启明对于更为忠诚。

　　抗日战争时期，于学忠到河南时，袁启明的父亲领着全家人看望于学忠，并把他的小儿子袁启宝送到部队，让袁启明、袁启宝兄弟跟随于总司令（是时于学忠已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报国。袁启宝来到部队后，于学忠让他给秘书室主任郭维城当警卫员。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学忠严厉警告日本天津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于的强烈抗议，虽然使日寇的挑衅行为表面有所收敛，但实际上他们仍在寻找策略，疯狂进攻。

　　日寇收买凶手暗杀于学忠的计划连连破产后，罪恶阴谋随之曝光。东北军广大官兵对于学忠的爱国行动无不交口称赞，对日寇的卑劣行为，无不义愤填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多次“重用”于学忠，让他去东北、山东打内战，于学忠认为这是同室操戈，坚决不干，蒋介石很无奈。

　　全国解放后，于学忠作为爱国人士，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信任，曾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第三届中央委员等职务，1964年9月22日，在北京病逝。

　　（张传瑞著，选自《于学忠将军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