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峰(1895—1987)，字畹九，山东省滕县人。18岁开始军旅生涯，历任阎锡山部连长、营长，后在傅作义部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国民党第12战区骑兵总指挥，第 11兵团司令官，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垣警备司令，第九兵团司令。在抗日战争中，孙兰峰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五原战役。抗战胜利后，任收复热河、绥远、察哈尔先头部队司令。1949年参加九一九绥远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孙兰峰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蒙绥合并后，孙兰峰又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87年因病逝世，终年92岁。
个人履历
个人简介
孙兰峰，18岁开始军旅生涯，后入黄埔军校。历任阎锡山部连长、营长，后在傅作义部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国民党第12战区骑兵总指挥，第11兵团中将司令官，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垣警备司令，第9兵团上将司令。
在抗日战争中，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五原战役。抗战胜利后，任收复热河、绥远、察哈尔先头部队司令。
1949年参加“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历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绥远省政协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二、三届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7年2月27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91岁。
个人年表
孙兰峰(1895—1987)
生于1895年11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山东滕州(今滕县)人，字畹九。行伍出身。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一期毕业。
1912年入伍当兵，历任山西巡防第5营班长、北洋陆军第12混成旅(旅长赵戴文)少尉排长、山西陆军第2混成旅(旅长马开崧)第4团(团长谢濂)第1营中尉排长。
1925年8月调升山西陆军第4旅(旅长谢濂)第8团(团长傅作义)第2营第3连上尉连长。
1926年9月第8团扩编为第2师(师长孔繁蔚)第4旅(旅长傅作义)，升任第7团(团长张葆亨)第2营少校营长。12月所部改称第4师(师长傅作义)第4旅(旅长白濡青)第7团(团长张葆亨)第2营，仍任少校营长。
1927年7月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阎锡山)第4师(师长傅作义)第4旅(旅长白濡青)第7团(团长张葆亨)第2营，仍任少校营长。
1928年1月12日在涿州向奉军作战时战败投降，旋脱逃。6月出任国民革命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傅作义)独立第36团上校团长。9月所部改编为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暂编第12师(师长傅作义)第24旅(旅长白濡青)第4团，仍任上校团长。10月所部改称第43师(师长傅作义)第128旅(旅长白濡青)第256团，仍任上校团长。
1930年4月所部改称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30师(师长白濡青)第88团，仍任上校团长。
1931年1月所部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10师(兼师长傅作义)第20旅(旅长金中和)第39团，仍任上校团长。6月所部改称第73师(兼师长傅作义)第211旅(旅长金中和)第421团，仍任上校团长。
1935年5月24日叙任陆军步兵中校。
1936年5月升任独立第211旅(辖三团)少将旅长。7月30日晋任陆军步兵上校。12月21日获颁五等云麾勋章。
1937年12月独立第211旅改称第73师(师长刘奉滨)第211旅(辖两团)，仍任少将旅长。
1938年10月所部改称独立第211旅(辖三团)，仍任少将旅长。
1939年6月调升新编第31师(辖三团)少将师长。
1940年6月12日升任暂编第3军(辖暂编第11师、暂编第17师、新编骑兵第3师)中将军长。5月8日获颁四等宝鼎勋章。12月5日晋任陆军少将。
1944年10月带职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一期学习。
1945年1月陆大毕业后派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邓宝珊)中将副总司令兼暂编第3军军长。8月辞去军长兼职。10月调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骑兵总指挥部中将总指挥兼察绥挺进军(司令张励生)副司令。同月10日获颁忠勤勋章。
1946年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12月26日晋颁三等宝鼎勋章。
1947年3月改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傅作义)骑兵总指挥部中将总指挥兼蒙边剿匪司令部司令。
1948年1月1日晋颁四等云麾勋章。2月调任第11兵团(辖暂编第4军、整编骑兵第5旅、整编骑兵第11旅)中将司令官兼张垣警备司令部司令。9月22日晋任陆军中将。
1949年1月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代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7月16日调任第9兵团(辖第111军)上将司令官。9月19日在绥远归绥率部起义。12月2日出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傅作义)副主席兼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副主席、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兼司令员傅作义)副司令员。
1951年3月当选绥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苏谦益)副主席。8月绥远省军区改称绥远军区(兼司令员傅作义)，仍兼任副司令员。9月24日兼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委苏谦益)副主任委员。
1952年8月8日绥远军区并入蒙绥军区，辞去军区副司令员兼职。
1954年3月当选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委杨植霖)副主任委员。6月18日绥远军政委员会撤消，被免去兼职。同月19日调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副主席。
1955年2月当选政协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杨植霖)副主席。
1967年11月免职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职。
1978年3月当选全国政协(兼主席邓小平)委员。
1987年2月27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病逝。著有《孙兰峰文稿》。
人物生平
在抗日战争中，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五原战役。抗战胜利后，任收复热河、绥远、察哈尔先头部队司令。并曾当选为第四、五届中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军旅生涯
作战勇猛
在傅作义所部，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作战中跛一足。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这两员大将在傅部从长城抗战到最后和解放军的绥远对峙可谓无役不与，配合默契亲如手足，但傅部老人讲其实两个人的气质大有区别。董其武沉默坚韧，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兰峰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说起他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孙兰峰，急火星”，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
傅作义对这两员爱将的使用也很有心得，常常在作战中以董担任正面防御而孙担任强攻反击，长城抗战中如此，绥远抗战中如此，太原守城战中亦如此，往往可守奇效。
有趣的是对比国民党两大军事集团 -- 傅作义集团和杜聿明集团，高级将领中居然很能找到对应的人物，比如傅有极信任的共产党人乌兰夫，杜有敬重有加的的乡党杜斌丞，傅有个善战的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杜也有个只能算半个部下的邱清泉，傅有董其武吃苦耐劳善于正面防御，杜有郑洞国忠厚正直能防守，傅有孙兰峰善于斩关夺隘，杜有戴安澜极富攻击精神。
这样的结果，却有些对董其武不公平，因为防御战是“苦活”，虽然艰苦难见功勋，而攻击往往令舆论振奋，目为英雄。不过，国军中又有几个能攻，敢攻的将军呢?一九三六年，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厂派人到绥远拍摄百灵庙抗战的纪录片，就专门采访了突袭红格尔图和百灵庙的英雄孙兰峰旅长，纪录片放映以后，这位瘸着一条腿的少将旅长，就成了民众的偶像。孙成了傅部第一个上了电影的将军。
关于孙兰峰的善战，可以在找到不少资料，比如他在奉命坚守红格尔图的时候“炮打羊群” – 孙兰峰不是善于进攻么?让他防守他也不好好在阵地里呆着，零下二十度带侦察兵出去瞧日伪军的动静，结果果然让他看到了新鲜的 – 阵地前两公里居然来了一群羊。孙脑子一转 – 不对，零下二十度出来放羊?羊又不是二百五，肯出来吗?肯定是日伪军反穿羊皮大衣爬来偷袭!孙立刻返回阵地，下令炮兵对羊群瞄好了狠打。同时，还命令一队精兵也反穿皮袄爬过去就地反击。
他琢磨对方指挥官看见同样的一群羊可能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是立刻明白这是孙瘸子侮辱他，早看明白了他的计谋;第二个是可能要愣一愣，琢磨会不会是自己部队的跑错了方向。事实上被孙瘸子琢磨的这位对方指挥官就是伪蒙军名将，副司令官雷中田。雷被一阵炮火打懵了头，看到迎面也爬来一群羊，就在孙瘸子的选择题第二项上画了钩。这一钩把他自己送上了鬼门关。双方碰面的时候，老行伍的雷司令犹豫了一下，开火的命令晚了一分钟，被三十五军先打响了。偷袭的三十五军弟兄都是神枪手，一个齐射就。。。红格尔图保卫战报告中最大的战果，就是击毙伪蒙军副司令雷中田。
太原守城
在傅作义面前，孙兰峰是个炮筒子，而他的当面放炮，往往因为其军事才能大有价值。傅作义的参谋长陈炳谦说太原守城战中，孙就和傅有过一次当面对垒，差点儿把傅老总当汉奸抓了。
一九三七年，日军攻陷娘子关，进逼太原，第二战区兵力捉襟见肘，十一月四日夜，撤回省城的阎锡山任命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孤军坚守危城。
让傅作义守太原，说起来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傅在战前本来是绥远省主席，部队都来自绥远，在山西属于客军，对太原的城防根本不熟悉，如果换本地部队防御应该更好些。但要说阎老西有意陷傅作义于死地清除异己也不尽然。傅作义有善于守城的名声固然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原因还不在于此。更重要的原因十月二十七日东线日军迂回进攻，娘子关失守时，晋绥军和中央军主力都在北方的忻口前线和日军对峙，十一月二日，阎锡山下令从忻口撤退，前线部队在作战中相当英勇，但撤退却因为军心动摇混乱不堪，第二天大白天依然在行军，遭到日军空袭，大部溃散，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几乎是赤手空拳回的太原。辽沈战役，卫也是把部队丢下狼狈撤退，几乎连副官都来不及上飞机，看来这位五虎上将不善于组织退却是有传统的。
这里面只有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因为训练有素干部团结，基本完整的撤了下来，还带回了其他部队丢弃的兰式高射炮数门，除了傅这支部队，也没人可以守城了。大概傅也明白阎的苦衷，所以后来并不太记恨，他守卫太原的主力就是孙兰峰的211旅和董其武的218旅，加上其他部队勉强有一万兵力。实际上，傅只有一天的时间进行城防部署，因为五日日军的骑兵侦察部队就已经开始对太原进行试探性攻击了。
好在三十五军素质不错，依然军心不乱，能够组织防御。傅匆忙间连续下达命令，以孙兰峰董其武分守东北两面城墙，配属的杨维垣旅只有两千余新兵，防守南城，太原守城炮兵火炮总计约百门，傅将炮兵阵地部署在树木森森的中央公园和其他几处园林，以期隐蔽。此外，城外的太原兵工厂破坏需要时间，傅下令李思温(也是傅部名将，一九四八年已经升任师长，在张家口战役中被俘)团坚守太原兵工厂。
六日晨，北路日军坂垣师团开始对太原的总攻。战斗一开始，坂垣就下令日军重炮猛轰中央公园。
原来，坂垣凭着多年的军事经验，和傅对于炮兵阵地的部署得出了几乎相同的见解。而且，傅部炮兵进入阵地的消息，已经通过城里的汉奸报告了出来。
日军炮火的凶猛，是当时中国军队无法正面对抗的，这一阵猛烈炮击，按日军估计中国炮兵就算不被全歼，至少也失去了战斗力。
可是日军随后跃出阵地的步兵，却遭到了中国军队炮火的密集杀伤，炮弹直接砸入日军冲击队形，使日本兵伤亡惨重。
坂垣大惊，急令停止攻击，从炸点判断，中国军队的火炮几乎是毫发无伤。
日军第一次攻城，以失败告终。
这是怎么回事?谜底就是孙兰峰。
原来，五日晚，傅作义一天忙碌完毕，刚刚喘口气，从阵地上下来的孙兰峰破门而入，一进门就嚷着要傅作义抓汉奸。
谁是汉奸?
我看见炮兵进了中央公园，谁把咱的炮兵阵地放到中央公园的谁就是汉奸。
傅作义火了，告诉孙兰峰是我下令的，怎么样?
这下子，急火星马上就蔫了，他谁都敢顶，就是特服傅作义，一听是傅老总下令的，还有什么好说?这肯定是傅总另有用意呗。
傅作义火过了忽然明白过来，这孙兰峰不是糊涂人，他认为这样部署炮兵阵地有问题，那就肯定有问题，赶紧让他说明白。
孙就说了–正常情况下把炮兵部署到树林里是再正确不过的了，但太原守城恐怕这就不对了，太原城里就这么几片树林，稍微动动脑子就会明白只能把炮部署在那儿，日本人不是傻子。。。
傅作义立刻明白过来–他哪里是另有用意，是忙晕了阿。赶紧下令炮兵变更阵地，命令传到下面，已经是后半夜了，大炮连夜拉到了几个中学的操场上，这地方暴露无遗，但日本人想不到傅作义会“蠢”到把炮放在这里。而汉奸暗探一觉醒来大炮忽然没了影，再想向皇军报告可就来不及了。
于是，挨了痛打的日军只好咒骂傅作义狡猾狡猾地。
这一段是傅作义的参谋长陈炳谦讲的，陈也是一个妙人。。。
顺便补充一下，有些草莽气的孙兰峰，是正宗的黄埔军校生，字畹九，我曾经奇怪凶悍的孙瘸子怎么会有如此婉约的一个字，后来读到《楚辞》，“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才恍然大悟，这字，取得很不错了。
抗战时期
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挥师南犯,占热河省和长城各要隘,并谋取冀东,以图华北地区。因而在1933年夏天,长城沿线战火纷飞,古北口一带形势紧急。孙兰峰奉命率421团编成火力网,致日军战马狂嘶倒地,士兵尸体横野;后日军又屡屡增兵,双方肉搏,三次进攻全部大败。这就是著名的长城抗战。因战功卓著,1936年5月孙兰峰升任独立第211旅少将旅长,同年12月21日获颁五等云麾勋章。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兰峰奉命坚守红格尔图,有次他带兵去侦察时看到阵地前来了一群羊。孙兰峰一想,不对,零下二十摄氏度怎会有羊群?肯定是日伪军反穿羊皮大衣爬来偷袭!他马上下令对准羊群一阵猛打。同时,他又命令一队精兵也反穿皮袄爬过去就地反击。果然,“羊群”就是敌军指挥官伪蒙军名将、副司令官雷中田带领的敌军。雷在被一阵炮火打蒙了以后,又看到迎面也爬来一群羊,以为是自己人,发愣间就被送进了鬼门关。
百灵庙是绥远省北部的军事要地,地势险要,是日寇进攻绥远省的桥头堡,也是与日寇勾结在一起的蒙奸德王的大本营。1936年11月,从情报得知,日军将由北部用百余辆汽车运送弹药至百灵庙,以备侵犯绥远之用;傅作义就找来孙兰峰商量,决定突袭百灵庙。这次战斗敌我悬殊巨大,著名的战地记者范长江曾著文说:我以徒步疲劳之兵,当骄逸之马;仅果腹之备,当山积之粮;涉平荒之地,以攻环抱之险;以相等之兵力,以袭有备之敌……然而,孙兰峰将军等巧妙制订作战计划,冒着严寒,亲临一线指挥作战;仅在12月4日,就歼敌600多名,生俘200余人,还策反了敌伪四个师的投诚,最终取得了这次战役的全面大捷。此次大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瞩目,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前来捐款捐药;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厂派人专门采访抗日英雄孙兰峰旅长。
1940年,已是少将师长的孙兰峰参加了著名的五原战役。这个历时115天的战斗,包括了反攻包头、绥西之战。孙兰峰无不是临危不惧,勇冠三军,亲赴前线,冒着12架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敌人猛烈炮火的攻击,最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共毙敌3000余人,获大炮16门,各种枪支数千。因此,孙兰峰受到嘉奖,晋升为暂三军中将军长。
在傅作义所部,孙兰峰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人称“傅作义两只虎,一个孙兰峰,一个董其武”。董其武沉默坚忍,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兰峰却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有句顺口溜:“孙兰峰,急火星,抗日战场的愣头青,别着脑袋往前冲!” [2]
轶事趣事
孙兰峰将军作战勇猛，性格暴躁而强悍，是个旧军队中常见的粗人。但是，“粗中有细”，他的一些言语举止常常颇有深意，令人读后有一针见血之感。
孙兰峰是山东人，他的山东籍贯在傅作义集团中算是个另类，因为傅作义是山西人，傅作义集团中的绝大部分人也都是山西、陕西和绥远人。山东人，只有孙兰峰一个。因此，每当孙兰峰遇到什么不痛快、不高兴的事情，火爆脾气就发作了，就跑到傅作义的指挥部去大喊大叫，“我老孙什么都对，就是籍贯错了一个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而傅作义自己听见了，也不生气，一笑置之。
傅作义决定和平起义，主动放下武器交出北平城的时候，孙兰峰不在北平城内，而是带领部队远在绥远地区。老上级傅作义率部起义的消息传到绥远后，孙兰峰心中大不以为然，甚至对“傅老总”的这一决定大为不满。孙兰峰在解放后的回忆文章中还写道：“当我得知傅作义先生和平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心中很不以为然，开始时还认为傅先生坐拥重兵却不战而降，自毁了自己的半生英名……”
孙兰峰于是对“率部起义”采取了一种类似于消极抵抗的态度，不想合作，而是以生病为理由躲进了军医院。为了促使这位得力的老部下改变态度与立场，傅作义先生还亲自去绥远劝过孙兰峰。傅作义对孙兰峰说，共产党待自己很好，对待你们也会很好的，率部起义是正确的。孙兰峰的回答则非常经典：共产党的手段都是先甜后辣，开始时对你好，等时候过去了就要变了!傅作义听了不禁有点生气。可历史证明，孙兰峰的这句话是很有分量、很有见地的，可谓是一语道破几十年!(当然，孙兰峰最后为了和老上级傅老总保持一致，最终选择了率部起义的道路，没有犯错误，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孙兰峰“称病”躲进军医院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和代总统李宗仁以及老蒋方面也判断出了孙兰峰的心思，即还没有下定起义的决心，还有“争取”的可能。于是，老蒋和李宗仁派出了徐永昌坐飞机赶到绥远，游说孙兰峰“继续为党国奋斗”。徐永昌还对孙兰峰开出了许多动人的条件，如给孙兰峰的部队增发好几个师的美式武器装备、让孙兰峰坐镇西北统率全权、每月增发几百万元的经费等等……没想到孙兰峰这个“粗人”再次展现了自己“粗中有细，眼光透彻”的特点，一眼就识破了徐永昌等人的意图，没有上钩。孙兰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知道，这些空头支票的数额越大、越诱人，它的真实性其实就越低、越假……”
读史至此，不禁对既粗豪有威、又心细有识的孙兰峰将军，生出几分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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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起义的背景
绥远起义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继续，是傅作义先生对我和董其武启发帮助的结果。我在傅作义部下任职30多年，还在傅先生当团长的时候，我就跟他当连长。北伐战争时，傅先生带着他的那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向涿州挺进，那时我是他的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时，我是他的团长;1936年绥远抗战时，我和董其武是他的旅长。七七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期间，我和董又都在傅先生的领导下，历任师长、军长等职。在多年的患难相处、生死与共中，我们和傅先生之间形成了深挚的情谊。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傅先生在各方面给予我的启发和帮助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在政治上我一向是以傅先生的意见为依归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傅先生错误地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我也跟着他走上了这条歧路。傅先生到北平后，让我以第十一兵团司令官的名义负责察哈尔省地区日常的军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后，傅先生让我防守张家口。当时我们防守人员中任何人都料想不到这场战斗的结局是什么，但我还是执行了傅先生的命令。解放后傅先生一再对他的部下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把大家领错了道路。然而，除了傅先生。
当北平和平解放时，我已经退到绥远。我是仅从广播中获得这一消息的，没有从傅先生那里直接得到过任何的介绍和解释。究竟北平和平解放是怎样一种局面，我感到难以捉摸。我内心中一会儿为傅先生懊悔，懊悔他事先对于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形势缺乏明确的决断;一会儿又觉得根据傅先生的长期经历，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他决定北平和平解放自然有他一定的道理。此后，有一些傅先生的老部下，陆陆续续从北平来到绥远。凡看过我的人，我发现大家的情绪都是比较消沉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奔上我的心头，傅先生在北平的行动难道不是投降吗?当然，投降也有性质的区别。向人民投降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当时我根本还认识不到这种程度。我也不愿把“投降”这两个字与傅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自然也不愿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根据大家的谈话给予我的印象，我甚至对傅先生的生命也担心起来了。就在思绪纷乱、心神不定的时候，从北平窜来绥远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和军统特务头子史泓，别有用心地一再来找我。他们说：“傅先生上了共产党的当，把几十万大军和武器都交给了共产党，自己却让人家把他当作大战犯软禁起来了。将来得什么样的结果，还不一定。死不了就算好的。我们实在为傅先生可惜。傅先生过去是抗日名将，在国内外都是有声望的人，这一下投降共产党，落了个降将的头衔，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实在替他惋惜。希望孙司令官探明大义，万不可再蹈傅先生的覆辙。”
国民党暗中拉拢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操纵绥远局势，派了前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坐飞机跑到河套陕坝，约董其武、刘万春和我与他们会晤。徐永昌是傅先生多年的好友(当傅先生任第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时、徐永昌是第三十三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交情甚笃。王叔铭和我是山东同乡，又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同期学习过，徐永昌和刘万春有过一段上下级的关系。他们来后所采取的诡计是对我们分别进行拉拢。
在他们看来，无论我们全听他们的话，或者部分听他们的话，都是他们游说的成功，他们许给我一个第九兵团司令官的名义，并把所有在绥远的部队全隶属于我这个兵团司令部之下。另外，还答应再给我编两个军，全以美式武器装备，每月特支费200万元，必要时可以调我到兰州去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他们还说：即使绥远丢失，还有大西北的广阔土地和四川省作大后方，最后一定胜利。并一再地谈道：傅宜生(傅作义先生的字)已经上了共产党的当。走错了路，你千万不能再上当受骗。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就会发生。那时苏、美燃起战火.英、法、德、意都将站在美国一方，美国的军队和武器都比苏联优越和强大得多，并且还有原子弹。大战一爆发，肯定苏联必败。苏联失败，共产党还能成功吗?到那时，共产党不打自灭。又说：现在中央尚不愿同共产党最后决战，设法保存实力，以观国际变化。今后你们也要尽量保全实力，不要同共军硬拼。能打就打，打不胜就向西北后方撤退，只要不把力量消耗掉，早晚必有办法，希望你们采纳。他们对我开出的支票越多越大，令人置信的程度当然就越低。尽管如此，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必须同他们周旋应付。
大约是在1949年的6月，傅先生派王克俊来到绥远。王是多年在傅先生身边工作的人，但是我认为在我对局势还没有判断清楚以前，我不能轻信他的话，也不能轻易表态。只好对他说：你既然来啦，住上一两天就回去吧!不要到部队中去，因为部队中的情况很复杂，有些部队不完全听我的话，我对你的安全负不到保护的责任。之后，傅先生又派他原来的总参议张濯清来绥远。张是过去傅先生兼任第三十五军军长时的参谋长，我们之间关系很好。我很坦然地对张说：“不管你们谁来，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你们说的活我一概不听。我希望的是傅先生亲自来绥远，当我亲眼见到傅先生确实一切都好，我就听他的话。除了傅先生亲自说的话，其他任何人传的话我都不听。听说张回到北平后向傅先生说：“畹九(我的字)倔强得很，什么话也听不进去，非傅先生亲自去绥远一趟，他的顾虑才可以解除。”的确，按照我当时的想法，只有我亲眼看到傅先生，我才能弄清楚傅先生的处境如何，搞明白我们这些人的出路何在。还有，我觉得只有傅先生，才能比较好地收拾绥远这个残局。换句话说，不论起义或不起义，最好都由傅先生来主持决定。因为部队是傅先生带起来的，我们这些人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他那样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使得大家能够获得统一的认识，采取统一的行动。
于是，在当时的绥远社会上流传出一种说法，绥远的军政人员划分了两派：一派是不愿起义的主战派，为首的是孙兰峰;一派是愿意起义的主和派，为首的是董其武。其实，我和董其武都是跟随傅先生多年的老人，我们都不愿做也不会做与傅先生的意志相违背的事。我们两个人在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性格也有差异，而每个人对人对事采取的方式方法自然也不会相同，表现在对待问题的反应和处理上也有所不同，这是事实。但是我们都不能离开傅先生自搞一套‘即使想搞也搞不成，这是历史所决定了的。当时我心中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傅先生能亲自到绥远来，我的一切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解放后有一次我同张濯清谈起往事时，他说：“畹九，你耍的那一套把戏，我这个当过参谋长的人早就识透了，只是我没有给你暴露‘天机’就是了。”其实如前所述，他回去以后还是向傅先生表达了我的思想情绪，即是要傅先生亲自来绥远一趟。
傅作义亲自会见
1949年8月下旬，傅先生偕同邓宝珊先生及其他人员来到绥远。我和董其武以及傅先生在绥远的很多旧部下、旧同事和老朋友，都去车站迎接。当我见到傅先生时，心情非常激动，有说不出的高兴，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又见面了。但是，因为那时的思想情感还不对头，在高兴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些伤感，伤感的是自从我们相识以来，他经历过不少的难关，但没有像在北平这样失败过。
傅先生来绥，对绥远军政人员来说，好象一个大磅秤有了定盘星似的，一切都有所依从。但傅先生在初来的那些日子里，时间主要用在探望部队和传见军政干部，了解部队情况，并没有正式谈到起义不起义这个问题。9月l0日傅先生到包头后才用讨论和商研的口气，同我谈论起起义的问题。开头他问我：“畹九，你对北平和平解放有什么看法?”我说：“共产党在北平同我们定的和平解放条件很好，但有的就不执行。特别是协议规定：凡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等地区的我军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并均按北平和平起义人员对待，一视同仁，不咎既往。但只将河北永年的人释放回来，在张家口扣押的人，如周钧、靳书科等多人，屡次交涉，不予释放。尤其听说在北平把你软禁起来。这样的起义给我们的干部和部队带来什么好处。象这样起义的悲惨结局，我不愿参加。”傅先生听了我的说法后说：“这就是你对北平和平解放的看法吗?怪不得克俊和漱泉(张濯清的字)都说你非常倔强，实际情况并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首先从我来说，我并没有被软禁过，那完全是特务们的造谣。我不但非常自由，可以随便活动，而且还乘飞机到石家庄去见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并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当然，某些地方做得不够太好，那也是很难避免的。共产党的政策同我们定的协议很好，但有的人不很好地理解，执行上不得力也是有的。因为十个指头伸出来不能一般齐嘛，有的长，有的短，怎么会一样呢?在河北永年的人员全部释放了，在张家口就没有释放，这些都是掌握和执行政策人的水平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不兑现，说话不算数。这一点必须要认清楚。”傅先生又说：“你说的一些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有的已经知道了，已对个别部门提出批评，问题很快就会改正过来。在张家口扣押的人已通知察哈尔省让他们赶快释放，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必再有顾虑。”
听了傅先生的这段解释，我仍不大相信。因为有人告诉我，共产党的手段是先甜后辣。所以，我又说：“傅先生说的是暂时现象，日子一长，就会变样子的。共产党绝不会使用我们这些人的，早晚必受其害。”傅先生听后说：“那就等着以后用事实来说明吧!”我同傅先生第一次谈论起义问题就谈了这些。
第二次傅先生同我谈话时，就比较深入了一步。傅对我说：“目前全国形势发展变化得很快。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事实证明走和平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样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地方也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好。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打下去呢?不管共产党对我们怎样，这样不得人心的内战，我们是不能再打下去啦!北平和平解放就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们过去天天说为人民，实际上是摧残压迫人民，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给特权豪门保镖。所以得不到人民对我们的支持，最后我们遭到失败。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一切全是为了人民，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能够成功。从北平和平解放到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对啦!路是走对啦!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只要跟着共产党走，个人的前途和出路都是光明的。”
傅先生的这一段话对我启发较大，心中比较豁亮了一些。但还是不敢相信。于是我说：“傅先生的话很对，但我还是不敢相信。傅先生在北平的和平解放，弄得一个人也没有剩下，甚而有些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如果我们再同傅先生一样，就都得跳黄河淹死啦!这次让我们起义，必须有条件，而这次的条件不能同北平的条件一样。必须是部队不能再解散，保证每个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各地扣押我们的人一律释放，并按起义人员对待。”傅听后说：“绥远这次起义和北平和平解放不一样，毛主席指示，绥远起义是另一种方式，就叫做‘绥远方式’。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而且是包下来，一包到底。在张家口关押的周钧、靳书科等人，已由党中央通知察哈尔人民政府全部释放，并都按起义人员对待，一律既往不咎。绥远部队不改编，人员不遣散，起义前是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只要求地方要解放区化，军队要解放军化。这些条件比你要求的还要好得多，你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我听后说：“如果能如傅先生所说那样，真正说话算话，我们的干部和部队都有了保障，我就再没有什么意见可说了。不过我还有怀疑。”第二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蒋介石许诺利诱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引退”的蒋介石跑到重庆，蒋介石还让徐带子口信，希望傅先生任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在此以前，“开府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至广州，所谓“开府广州”寓有讽刺之意)的李宗仁和傅先生的老上司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也给傅先生来过电报，邀请傅先生到广州“共商大计”。同时，蒋介石在给傅的亲笔信上说：你这次脱险返回绥远，就象我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一样，由于一念之差造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让傅先牛接受他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徐永昌和傅先生见面之后，还表示要同我见面。我为了不使傅先生对我产生怀疑，决定不和徐永昌见面，就装病住进医院，对外任何人都不见。另外，我委托我自己的亲信人员注意探听傅、徐以及其他人的态度。同时，我认为傅、徐会晤之后。将是绥远局势揭晓的时候，也就是需要我正式表态的时候。傅、徐会晤的结果将是怎样，虽然我还不能完全知道，但根据我多年跟随傅先生的经验，深知傅先生绝不是出尔反尔的人。徐永昌绝不能扭转傅先生已经确定的方向。一方面，他作为蒋介石的“使者”，必须摆出劝说的姿态;另一方面，他作为傅先生的老友，也不能一味不顾事实，昧着良心把国民党的状况和前途说得那么“有希望”，不敢竭力敦促傅先生去蹈蒋介石所埋设的陷阱。
与此同时，我感到蒋介石既然明着派徐永昌来劝说傅先生，如果傅先生不上他的圈套，而暗中就有可能让潜伏在绥远的特务头子对傅先生下毒手。为了保证傅先生的绝对安全，我特由固阳调来一个强有力的骑兵团，在傅先生的住处加强保卫及警戒。并对该团长说：如果傅先生的住地发生问题，定以你是问。同时我自己也提高警惕，以防特务们在我同意起义之后，对我进行暗害，或将部队拉走一部分。所以，我在医院一概不接见外人，对起义也不表态。因此，当时有些人说，起义的电文都写好了，只有孙兰峰不签字。实际在当时，我正是为了稳住中统和军统那些特务们，使他们对我尚存有幻想，听到我不签字，绥远就起不了义，而不敢对傅下毒手、对我进行暗害。及至起义电文写好，徐永昌不能说服傅先生，又知道我之所以不见他就是要跟着傅先生走起义的道路，徐永昌走了。
第三次谈话是在徐永昌走后，傅先生用极郑重的口吻对我说：“徐次宸(徐永昌的字)来说服我，我没有听他的话。我对他说，国民党失败之局已定，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这个败局。我去了同样是无能为力。但是，他还不想走，我请邓宝珊劝说他和我们一起起义。这样，他才说要走，而且已经走了。这你大概也知道了吧!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唯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说到这里，傅先生讲了一句诙谐的话：“你们要是真有本领打，打出个天下来，我岂不是可以当‘太上皇’吗?”自从我和傅先生相识以来，我们之间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这次谈话那样激动人的感情。
我情不自禁地流了不少的眼泪，一时想不出多少可说话来。我只简单地说了：“傅先生和我患难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而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失败后，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怎么能够离开你呢?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依照傅先生的看法和主张行事，这本来是我内心中经过多番思考，早就确定了的一条原则。因为根据过去多年的生活经验，证明傅先生要比我们看得远，对部下对同事重义气、重感情、负责任。既然傅先生认定了起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又把一切都安排停妥了，我怎么会不签字呢?签字!它标志着我自己决心弃暗投明，参加到九·一九起义的行列，它代表着我决心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我将从头学起，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回想起签字的那个时刻，我心中仍然充满了兴奋之情，好像那似乎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正式签字和起义
我同傅先生谈话之后，就在用红绸缮好的电文上签了字。这样，在董其武和我的率领下，绥远起义变成了现实。参加签字的39人，在包头市绥远省银行分行举行’了庆祝签字仪式。我们庄严隆重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分别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的反动集团，走到人民的行列中来。
通电发出的当天下午，傅作义先生在中国银行院内召集干部讲话。他说：过去我把大家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个责任完全应该由我来负。今天我把大家领到光明的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你们中自己走错了道，。那要由你们自己负责……。傅先生胜利地完成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之后，即和邓宝珊先生乘火车返回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也同车去参加会议。在西直门车站迎接傅、邓的有华北军区的聂、薄二位首长。
通电发出后的次日，即收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说：“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到人民方面来。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同时也收到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复电，对绥远和平解放表示热烈祝贺，并勉励我们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获悉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的回电，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我参加全国政协成立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感到非常荣幸。当我第一次步入政协会议的会场时，我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也悬挂在那里，这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事，心中顿然感到共产党真是伟大。我曾把自己的这一感受写进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里。特别使我感激的是敬爱的周恩来先生在百忙之中设便宴招待过傅先生和我。傅先生不会喝酒，我是能喝一些的。周先生亲切地对我说：“噢，你能喝酒，我这里还有一点好酒，你尝一杯吧!”随即从书架上取下半瓶酒来，给我斟了一杯。他介绍说这酒是一位法国朋友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孙夫人珍藏了多少年，解放后孙夫人转赠给了周先生。这真是好酒!而且是同为中国人民革命一生战斗不息、作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好酒!我喝下去以后，立刻觉得有一股热流在我腹中回荡不已，并且传遍我的周身。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后，由北平返回绥远后，我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蒙绥合并后，我又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
此外，我还是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一贯受到共产党、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内蒙古党委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内心实在感激。在我的儿女和儿媳中，8个人都受过大学教育，是党培养他们成为新中国的大学生，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他们的力量。孙子辈中，也有两个考入了大学。我们的幸福和愉快完全是党给我们的。在旧社会中，绝不可能设想自己的子女会有如此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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