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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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济(1892.12.20-1956.11.23)，字普生，陆军中将。其祖籍山东省清平县金郝庄乡(今属临清市)张伴屯村，出生在湖北省沙市县城。其父官举家迁回原籍后，吕济考入位于济南南关的陆军小学，继又升入位于北京清河的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第三期，1916年夏，吕济在预校毕业后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入伍训练，随后于1917年3月升入保定军校第六期。后长期担任参谋长，辅助商震，成为商震智囊;再佐上官云相;后参加长城抗战，获得青天白日勋章，成为少将师长，军校主任，后备司令。1947年7月7日，正式退为备役，后举家迁居杭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济向解放军杭州军管会登记自首，随后被送往苏州解放军官训练学习。半年后，吕济获释回家，并于1950年8月移居南京。1956年11月23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南京工人医院(今浙江省人民医院)去世。

　　保定六期

　　祖籍山东省清平县金郝庄乡(今属临清市)张伴屯村。1892年12月20日(清光绪十八年冬月初二)出生在湖北省沙市县城的一户官僚家庭，父名钦泰，为当地长江江堤修筑的监督，母彭氏。吕济在家中行三，有异母兄姐各一。由于吕济出身于官僚家庭，从小就受到四书五经的熏陶，并先后对天文、历史、地理、佛经、书法、纂刻等有着浓厚的兴趣。吕钦泰辞官举家迁回原籍后，吕济在县太爷的保送下考入位于济南南关的陆军小学，继又升入位于北京清河的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第三期。1916年夏，吕济在预校毕业后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入伍训练，随后于1917年3月升入保定军校第六期，习炮科，编在炮兵第2连。就学期间，吕济与步兵科同学上官云相相交甚厚，两人联合发起成立“同学学术研究会”，旨在团结志同道合者相互砥砺。入会者有五期和六期同学六十余人，其中较为出名者有五期的赵承绶、蓝香山、张荫梧、严重、牛元峰等人，六期有余汉谋、顾祝同、叶蓬、丘兆琛、甘芳等人。起初研究会的成员每月在餐馆聚会一次，由吕济和上官云相演说一番，之后大伙出钱租用了一间民房，与会成员便开始每周聚会一次，内容有聚餐、谈心、吟诗、互勉等。但由于研究会没有领头人，时间一长反成为了一个聚会团体，以致聚会逐渐减少，最后无形解散。

　　保定军校第六期学员除有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第三期的学生外，还有武昌第二预备学校第二期学生和袁世凯所办的模范团第二期学兵。由于模范团学兵出生与军官生不同，两派时常发生分歧，并逐渐演化成械斗。事情发生后，校长杨祖德、教育长刘汝贤等多次派人进行调停，但仍不能制止。模范团学员势单被轰出学校，随后又在校外与军校生对峙，且双方各自放岗布哨，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杨祖德经请示陆军部，将双方挑头闹事的学员开除学籍，方才平息此事。吕济虽也不可避免的参加这次事件，但由于事后校方处理得当，使得附属者都能安心的完成学业。第六期的毕业生有1333名，为各期毕业生最多的一届，这些毕业生在日后的军界中各有发展，功成名就者不在少数，就是在炮兵科的148名毕业生中也不乏晋阶将官之人，如范国璋、俞方皋、郭持平、傅正理、蔡盛熙、郭忏、沈应时、严尔艾、邓挥、方克猷、温克刚、邵百昌、梁世骥、张玉珽、哈金甲等。

　　辅助商震

　　1919年2月，吕济在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发到山东陆军第3混成旅(旅长张佩荣)服务，先后历任炮兵营排长、副官、连长等职。1923年6月，吕济因不堪鲁军内部的腐败之风，转投晋军，任山西督军公署少校参谋。1924年10月，山西督军阎锡山将四个在乡军人连合编的先锋总队改编为第10旅(旅长蔡荣寿)第20团(团长徐畿域)，调吕济担任该团第1营中校营长。由于是新近成立的部队，吕济到任后即加紧对部队的整训。

　　1925年8月，樊钟秀建国豫军进攻入晋，阎锡山命令蔡荣寿第10旅开赴辽县的东阳关至娘子关一线予以阻击，其中吕济营奉命进驻东阳关。然而樊钟秀部绕开了东阳关，从昔阳县打到拐儿镇。吕营又奉命紧急开赴辽县以东的蛤蟆滩，增援第20团主力。由于第1营往返奔波，部队疲惫不堪，加之地形不熟，第1营刚进入阵地，第20团就被樊钟秀部团团包围。经过一阵混战，第3营防线被突破，20团随即瓦解。吕济同团长徐畿域、副团长叶启杰等先后被俘。此时幸得友军第1师第2旅赶到，将樊部击退，吕济等人才乘混乱之机逃回己方阵营。战后第20团残部开回原驻地阳泉整训，团长徐畿域和第1营营长吕济被撤职查办，第3营营长张风山被枪决。吕济在被逮捕后不久，幸运的得到了第1师师长商震的解救。商氏认为吕济相貌堂堂，如加以锻炼，将来能委以重任。于是商震详细调查了蛤蟆滩战斗的经过，得知责不在吕，便将吕济保释出来，任命他为第1师中校副官长，留在身边听用。1926年2月又升吕为上校参谋长。而吕济也深感商震救命之恩，从此追随商氏左右，并逐渐成为其亲信。

　　吕济就任第1师参谋长时，阎锡山正与直系统帅吴佩孚联络，并同意出兵进攻位于京汉路的国民二军，为直军主力北上打开道路。阎以第1师为主力出兵石门(今石家庄)进攻国民二军。吕济随部参战，并随侍师长商震左右出谋划策，第1师在元氏、高邑、内邱地区击溃郑思成部后，攻占顺德。4月中旬，阎锡山公开依附吴佩孚，正式出兵进攻国民军。5月初，国民军在雁北地区发动攻势，大同附近的谢濂第4师接连败退。第1师于此时奉命增援大同，并立即发起反攻，暂时稳定了局势。吕济认为国民军此时在装备和补给方面后继乏力，建议商震对国民军采取守势，以时间来拖跨国民军。商震采纳了这个建议，只守不攻。但在此时，阎锡山因担心大同失守后太原北面门户洞开，急命前敌总指挥商震带着部队撤到雁门关凭借天险固守，商震认为此时撤退，国民军必定发起追击，所部将会大败，迟迟不肯执行命令。但在阎锡山的再三催促下，商震被迫同意撤军。为保证部队顺利撤退，吕济根据商震的意图，制订了一次对国民军佯攻的计划，使国民军误以为晋军准备发起攻势而采取守势，成功的将部队主力撤到了怀仁防线，而大同孤城仅留一个旅坚守。

　　根据商震的意图，吕济制订了雁门关的防守计划。其中，第1师第1旅(旅长傅存怀)附第40团残部守备雁门关正面，以第1团(团长芦丰年)居左、第2团(团长杨效欧)居右;第2旅(旅长李培基)主力附第44团残部守雁门关以东的水峪口、狐峪口;所属第33团(团长黄光华)附第44团一个营守备雁门关前15里的张庄两侧。同时公布连座法，商震、吕济等皆同部队长在雁门关督战，有动摇不力战者，准各级依次就阵前执行军法。此后吕济又出谋划策，协助商震在雁门关阻挡国民军的达八十三天之久，有效的拖住了国民军。而国民军也因后援、补给不继，内部矛盾频发，终至军心涣散。商震见机会来临，立即率领所部发起进攻，一举击溃当面之国民军，并乘势占领了绥远。9月，商震被阎锡山任命为绥远省代理督统，吕济调任督统署参谋处处长。此后一年里，吕济主要负责整训驻绥军队。1927年春商震成立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以黄克德为副校长、吕济兼任教育长，替商震培养部队的基层骨干。

　　1927年6月6日，阎锡山就任南京国民政府所委之国民革命北方军总司令，正式参加北伐。7月，阎将所部扩编为十个军，其中吕济升任第1军(军长商震)少将参谋长。10月1日，吕济所在的第1军与第7军在骑、炮兵的掩护下向京绥线的奉军发起进攻。三天后接连攻占张垣、宣化、怀来，但奉系统帅张作霖调集精锐张作相的第5方面军团于10月8日发起反攻，第1军在宣化苦战至12日终于不支后撤，被迫退守张垣。11月初，商震调整部署，决定放弃绥远，以第1军撤往雁门关。由于商震为左路军总指挥，需指挥三个军(第1、第7、第9军)的调动，所以从第1军进驻雁门关后，军部的实际业务都落在了参谋长吕济的肩上。一年前就曾依托雁门关成功抵御国民军进攻的吕济不负商震之托，指挥第1军在雁门关屡次击退奉军张作相部的进攻。

　　1928年3月，商震根据阎锡山的命令指挥第1军、第4军、第5军、第7军等部对奉军发起反攻，吕济指挥的第1军在五台山集结完毕后与第5军互相配合向阜平方向发起进攻。奉军由于在多条战线上应敌，渐显不支，使得阎锡山第3集团军所部的反攻进行的十分顺利，其中第1军一路攻入河北，并于5月30日占领了保定，所属第1师(师长李培基)缴获了奉军留在保定的大批军械储备。同年9月，商震为培植私人武装，在北平以原河北军政学校毕业学员为基础组建教导师，师长由商自兼，吕济调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商震因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等职，平时无暇分身，故教导师的实际业务由吕济负责。由于教导师并非正规军建制，所以该师的经费、装备等都十分困难，即便如此，吕济仍在艰难的情况下与所部团长王本善、林家训勉励维持，替商震培植骨干。然而阎锡山不会坐视商震做大，遂于1929年10月4日借裁军之名将教导师裁撤，商震本人被调回山西担任省主席的虚职，吕济则被编余。

　　再佐上官

　　商震的失势，使得吕济一时没了去处。恰在此时，吕济在保定军校的旧友上官云相来函邀请他去第47师(师长王金钰)第141旅(旅长上官云相)担任参谋长。吕济见商震已被阎锡山所限制，已无发展的可能，便同意降级前往141旅担任上校参谋长。旅长上官云相素有野心，并有取代师长王金钰之意，于是他拉拢失意的保定同学为己效力，培植自己的亲信班子。长期从事参谋业务的吕济正是上官云相的中意人选，当吕到任后，上官示其为亲信，任何事情都与其商议。而吕济也感到上官云相对他的信任，尽己所能的辅佐上官。1929年12月上官云相在王金钰升任第9军军长之后，终于取得了第47师的师长位置，吕济也随之升任47师少将参谋长。此时的第47师正在河南郾城、西平地区驻防，并根据南京中央的命令，对山西方向的阎锡山部采取监视态势。中原大战爆发后，第47师调往陇海线，先后在商丘、宁陵与反蒋军作战。在坚守宁陵河提的战斗中，由于吕济部署得当，使47师在此地成功坚守30天，受到了蒋中正的嘉奖。吕济因在中原大战期间有功，于1931年6月13日被授予四等宝鼎章。

　　中原大战结束时，已经升任第9军军长的上官云相由于重用保定系军官，使得军内以第43师师长郭华宗为首的的湖北学兵营派反对甚烈。上官云相见情况复杂，且郭华宗已取得大部分行伍军官的支持，便找来参谋长吕济商讨解决办法，吕建议将情况上报军政部，由部长何应钦解决。上官依计行事，却未料何应钦将这件事推给了蒋中正，蒋又对此事不作批示，如此时间一长，上官云相无法在第9军内立足，被迫辞职他往，吕济也因上官的离开失去靠山而随之辞职。

　　商震智囊

　　1931年1月，反蒋战败的晋军被迫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改编。商震利用这个机会重掌军权，并就任东北边防军第3军军长。商震在知道吕济的情况后，邀其重回麾下效力，并任命吕为中将参谋长。同年6月，第3军根据当局的命令改称第32军(军长商震)，吕济仍任中将参谋长。商震虽然有了军长的名义，但是属下两个师长——第66师师长杨效欧和第67师师长冯鹏翥都不服从商氏的指挥，且晋军的高层决议也从不邀请商震商讨。商震见已无法融入晋军系统，便决定拉拢其在当师、旅长时培植的亲信军官脱离晋军依附中央，以求另行发展。商震在召集副军长李竞容、参谋长吕济商讨此事时，李、吕都支持商的决定，于是在吕济的出谋划策之下，决定联系旧部旅长周思诚、黄光华、高鸿文、周源健等人寻找机会离开山西。

　　1931年7月20日，第13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在河北邢台发动叛乱。南京当局立即调动部队对判军实施围剿。两天后，商震接到了中央要求第32军出兵河北参加围剿的命令。商震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命令副军长李竞容联系四名旅长和原河北军政学校的毕业学员，参谋长吕济制订行军计划。第198旅旅长黄光华、第199旅旅长高鸿文在接到行动指示后立即率领所部撇开师长冯鹏翥直接接受商震的指挥进入河北，而周思诚、周源健两旅因行动不周皆被截留。7月27日，根据吕济制订的作战计划，黄光华旅为先头部队占领石家庄，高鸿文旅随后跟进沿平汉路北上追击遭到中央军和东北军夹击溃败的判军，并缴获了大批囤积在东长寿车站的军用物资。8月5日，石友三兵败下野，而商震利用这个机会成功的脱离了晋军，并依靠缴获的军用物资以及张学良的帮助，在邢台站住了脚。

　　商震脱离晋军时，所属部队只有两个旅四个团的兵力，为了解决军队的编制和军饷等问题，商震亲赴北平面见张学良，并再次得到了张氏的帮助，获得了三个旅九个团的编制，所属部队仍称第32军。对于部队的具体扩编，由吕济负责，其中以原第198旅为基础扩编为独立第39旅，以黄光华任旅长;原第199旅为基础扩编为独立第41旅，以高鸿文任旅长;抽调第198、第199两个旅的部分部队以及河北军政学校的毕业学员为基础扩编为独立第42旅，以李杏村为旅长，以增编的两个学兵大队，骑兵、炮兵、工兵、通信兵各一个大队编为特务团，列入独42旅建制，以孙定超为团长。部队成军后，吕济即在邢台督训新成立的独42旅，长城抗战爆发时又利用部队旅改师的机会，将特种兵大队全部直属于军部，此后又陆续扩编为团。除此之外，吕济还秉承商震的意思在部队内开办了京剧团、马球队、拳击队，以改善官兵的枯燥生活。其中马球队在当时为全国仅有，曾到上海参加过国际万国马球队的比赛。可以说，吕济对于32军的发展建设居功至伟。

　　长城抗战

　　1933年1月，日军突然进攻榆关(即山海关)，长城抗战随即爆发。为了迷惑日军，国民政府部署在长城沿线阻击日军的各部独立旅皆改称为师，奉命参战的第32军所属三个旅也分别改称为第139师、第141师、第142师。同时，吕济升任第2军团(总指挥商震)中将参谋长(2月12日任命)兼第32军参谋长。吕济虽为第2军团参谋长，但由于该军团所属部队仅32军为商震的嫡系部队，是以吕的参谋业务仅对32军负责。当32军接到了调防命令之后，吕济即随商震组织前进指挥部，率领第139师和第142师开赴滦河西岸构筑防御工事。3月4日，第2军团总指挥商震命令第139师主力进占冷口。6日，第139师先头部队前进到冷口时，发现既定阵地已被日军占领，师长黄光华当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司令部。吕济认为，冷口的得失关系到军团正面防御的安危，便主张立即发起进攻夺回冷口。于是黄光华下令部队发起进攻，一举攻占了阵地。

　　冷口夺回后，位于滦河司令部的参谋长吕济认为日军势必发起反攻，便建议商震增派第141师支援，并制提出了一份纵深防御计划。但在商震同意该计划之时，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也发来命令，要求32军必须确保冷口一线的各要点。这样一来，32军的防线将长达150华里，两个师根本不够使用。面队兵力少正面宽的问题，吕济被迫将原先的纵深配置计划改为一线全员配属的方案。其部署如下：以“第139师担负长城界岭口(不含)以西至冷口之线，第141师担负冷口及以西至董家口(不含)一线”。这就导致了32军处处设防，处处薄弱，并缺少机动部队反击的困难境遇。

　　3月19日，日军混成第14旅团主力向冷口发起进攻，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战至23日，商震决定携副军长李竞容往冷口视察，留参谋长吕济镇守司令部。25日，日军因后继乏力被迫停止进攻。4月9日，日军在得到第16师团3000余人的增援下再次发起进攻，守军第139师、第141师皆伤亡惨重，但仍坚守阵地不退。10日，吕济根据情报察觉到日军在突破友军据守的董家口阵地后，有向32军左翼发起进攻的危险，立即建议商震抽调第141师一个团对董家口方向发起进攻，打乱了日军的进攻计划。当第139师前沿的马道沟、燕窝沟口阵地先后失守后，第32军防线呈现崩溃的危机，此时吕济又建议将139师主力全部收缩，并组织力量对燕窝沟口发起反攻。黄光华遵命执行，以所属第715团为主于11日凌晨二时向占领燕窝沟口的日军发起逆袭，经过两小时冲杀，阵地得失数次，终因日军居高临下火力猛烈而未能成功。日军此时也不给32军以喘息之机，在见32军反攻停止后，也随即发起进攻，并以宫崎支队向冷口右侧迂回。吕济见所部左右受敌，第139师防线已无法支撑，第141师的重要阵地白羊峪也被日军攻占，加之援军又遥不可及，便建议商震放弃阵地，退守滦河右岸防线。这一建议为商震所采纳，32军在付出了3000余人代价之后，最终放弃了冷口。一天后，防守界岭口、义院口的第57军何柱国也根据军团司令部的命令开始了撤退。5月15日，中国政府与日本签定停战协定，长城抗战就此结束。由于吕济在冷口争夺战中辅佐商震出谋划策，使32军在冷口抗击日军三十五天，有效的延缓了日军的进军速度。国民政府于1935年7月17日授予其青天白日勋章。是为该勋章的第39位获得者，也是参加长城抗战诸将中的第20位获得者。

　　长城抗战结束后，第2军团也随之撤消，吕济专任第32军参谋长之职。此时第32军奉命移驻北平附近的顺义，随即又奉命进驻北平。在吕济的部署计划中，军直和第141师同驻南苑，第142师驻防清河，第139师则驻防于邯郸，负责警戒平汉线北段的交通安全。1933年9月，商震筹办第32军教导大队，吕济推荐长子吕汝爽担任教导大队第3队队长(半年后教导大队改编为第721团，吕汝爽改任第3营营长)。10月，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下被迫解散，其中方振武、吉鸿昌两部由商震和徐庭瑶两负责改编，方、吉两人由商震派人押解北平。由于商震与方振武有旧，对吉鸿昌也有同情之心，便暗示吕济在押解途中设法释放两人。于是示意吕济在接收方振武的部队时，故意放走方氏，吉鸿昌也在押解时“不慎脱逃”。1934年8月，吕济随商震一同前往庐山中央军官训练团受训。期间，他以自己研究所得，撰写了《戚继光练兵之研究》，并在训练团内部发行，供受训人员交流学习。

　　少将师长

　　1935年3月，土匪刘桂棠部窜入河北，威胁到平汉铁路的交通安全。北平军分会命令32军调遣部队剿灭这股土匪。吕济在制订追剿计划时，仔细研究了刘桂棠匪部的活动特点以及邻省友军不能剿灭该部的原因。为不使刘匪西窜进入大别山，吕济以军属骑兵团部署在内丘，调邯郸驻军第139师在装甲汽车四辆、汽车大队七十余辆的支援下担负追剿任务。第139师师长黄光华不负众望，在经过十多天的围追堵截下歼灭刘匪主力，刘桂棠仅带着40余人脱逃。同年7月30日，第142师师长李杏村升任第32军副军长，遗缺由商震保荐吕济接任(参谋长刘春岭，第724团团长杨钟、第725团团长孙定超、第726团团长李兆锳)。第142师原为吕济亲自编训的独立第42旅，师中军官多与吕相熟，是以吕济到任后能很快进入状态，得心应手的指挥该师。1936年1月29日，吕济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官为陆军少将。

　　1936年3月，第32军奉命开赴山西围剿红军。商震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但对于上命又不能违背，于是抽调所属第141师和第142师在吕济的统一指挥下开赴山西接受陈诚的指挥。当时两个师在石门集结完毕后，商震召见了师长宋肯堂和吕济，并暗示负指挥之责的吕济虽应服从陈诚的命令，但对于是否贯彻执行“不必过分认真”。临出发前，第141师师长宋肯堂也对吕济说“部属都厌恶内战……不愿打红军”等语。这更坚定了吕济不参加内战的决心。当吕济率部进入山西后，被编为陈诚第1路军所属第6纵队，吕济担任纵队司令。对于陈诚的命令，吕济并未认真执行，加上临行前商震的暗示，以及同僚宋肯堂的坦言，更是对红军的行动视而不见，结果由于防守不力，反在义堂镇遭到红军第75师的进攻损失了一个连。3月18日，红军一部被牵制在大麦郊地区，阎锡山急调第142师前往增援堵截，吕济接到命令故意拖延出发时间。陈、阎由于指挥部队较多，到也未发现吕济阴奉阳违的行为。如此数日，32军的部队除先期损失的一个连外，未再遭到其他损失。

　　如此拖延到3月20日，吕济奉命率第142师移驻交城。未料第2天红军以第78师对交城发起进攻，吕济“守城有责”，再也无法避免与红军作战，只得指挥所部与晋军独3旅附当地保卫团等部抵御红军的进攻。红军在发现交城守军并非是原先侦察的地方部队之后，便撤出了战斗。交城捷报随即传到陈诚的指挥部，吕济也为此受到了嘉奖。此后吕济奉命率领所部集结到灵石，4月起又将所部分布在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一线。红军撤出山西后，吕济率领所部返回河北归建。11月12日，国民政府对入晋参战有功将士将领颁发勋章，其中吕济获颁四等云麾勋章。1937年3月，商震为扩编所部增强实力，未经军政部的批示，即自行扩编所部。第142师在永年扩编为两旅四团制，第5旅(旅长杨钟)辖第722团、第724团，第6旅(旅长崔廙)辖第716团、补充第3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沦陷时，第142师奉命北上，布防在石门以东的束鹿地区。10月1日，吕济又根据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的命令指挥所部集结在石门南郊，作为集团军的预备队参加保卫石门的战斗。10月5日，德州失守，使石门成为北面最为突出的重镇。8日，正定又告失守，石门完全暴露在日军面前。一天后，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决定放弃石门，第142师奉命向邢台撤退。10月15日，第142师奉命担负邢台北郊铁路以东防务，但一天后吕济又奉命率领师主力撤往汤阴布防，留第6旅主力担负安阳城防，补3团两个营守备彰德车站。12月7日，日军对第6旅发起进攻，彰德车站旋即失守。第6旅集中到安阳抵抗日军的进攻，至12月10日不支后撤。战后，战区长官部将崔廙撤职查办。吕济在向崔廙转达了撤职查办的命令之后，改以周树棠继任旅长。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因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始终未经一战，此番所属第6旅好不容易得以参战，又因丢失安阳而蒙上耻辱，深感悲愤。

　　1938年2月，第142师被调往兰封，并担负兰封以北三义寨(不含)至罗王以北一线的黄河南岸河防任务。此时，商震对32军所属三个师都调整了建制，其中第5旅第724团调归第139师，第6旅第716团改归第5旅序列，调第725团编入第6旅序列。3月，坚守萧县的第139旅遭到日军重创，吕济的长子——第1旅副旅长吕汝爽也在撤退时阵亡。5月21日，日军第14师团土肥原贤二一部迂回至第142师后方，商震急忙命令第142师调整阵地，集中兵力守备三义寨至袁坊村一线，抵御日军的进攻。吕济指挥所部顽强抵抗，因伤亡惨重被迫放弃三义寨，在其余阵地继续抵抗。5月30日，吕济奉命率部撤出战斗退往开封以西，再次作为集团军预备队使用。

　　军校主任

　　1938年6月，吕济奉调江西瑞金筹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并被任命为主任。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办，分校于9月14日正式宣告成立。分校设有政治部(主任胡轨)、教育处、经理处、总务处、军医处、办公室、会计室，以及修械、马房等机构，全校行政管理人员及教职工343名。吕济由于受到长子牺牲以及1942年3月次子吕汝堇在重庆陆军大学深造时因病去世的影响，以及自己无法上阵杀敌而日渐消沉。在一次前往寺庙祈福的时候，吕济的悲伤再次涌上心头，他以“一儿国殇，一儿夭亡，何因何果，主灵告我”为题，乞求神明能对其指点迷经。这时的吕济可谓其军旅生涯中的最低谷，“终日以侍奉老母为名端坐家中，办公亦常缺席”，即便是1941年2月分校奉命迁址到广丰时，吕济也不闻不问。为此，教职员们都称吕济为“能干而不干的主任”。与其相反的是副主任唐冠英，这位同样出身于保定军校的老先生，在得到第3战区长官部的推荐而担任斯职，吕济既然不管校务，唐冠英也就不客气的接手了。可由于唐氏年事已高，精力不支，在议事决策方面经常出错，于是被教职员们称为“不能干而乱干的副主任”。好在分校的其他教职员都能恪尽职守，三分校的运做始终无大问题出现。在此期间，吕济于1940年12月2日晋任为陆军中将。

　　后备司令

　　1942年5月18日，吕济调任第100军副军长兼建延师管区司令(副司令李新芝)。当时第100军正驻防江西鹰潭，其军事行动由军长刘广济和副军长韩文英负责，吕的主要职责是驻建瓯征募训练新兵，为100军及时提供兵源。建延师管区成立于1937年6月，辖有建瓯、南平、浦城、闽清四个团管区。1939年5月曾改名为建闽师管区，辖区不变。1941年10月又改回原名。吕济到任时，师管区所辖部队已由两个营五个连扩充为四个团又一个模范队。8月，100军在鹰潭不单遭到日军重创，连军长刘广济也被撤职查办，其遗缺由副军长韩文英代理军长。11月又调第74军副军长施中诚接任军长。吕济在任内的近一年，都因驻地不同而与前后三任军长未做深入接触。期间，吕济还兼任军事委员会东南特种技术训练班(兼主任戴笠)天文、政治教官。任教期间，所属师管区模范队士兵在特训班驻地学员发生冲突，当时吕济正值在特训班与同僚聚餐，见事情闹大，当即出面制止，经调解平息的事端。一名中将愿意主动调解学员与士兵的冲突而不采用军事制裁，使这事件在建瓯驻军中传为美谈。

　　退出现役

　　1943年4月25日，吕济调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副参谋长，在上官云相的副长官部服务。由于上官云相此时已失去军权，吕济虽身为上官氏的参谋长，但终日无所事事。如此经过两年，终于迎来了日本政府宣布投降的消息。1945年8月18日，上官云相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组建前进指挥所，指挥杭州附近驻军掩护进入杭州受降的友军。具体事宜则由吕济拟订，并对所辖部队布置了具体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后，吕济先后获颁忠勤勋章(1945年10月10日)和胜利勋章(1946年5月5日)。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奉命裁撤之后，副长官上官云相调任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此时第11战区的部队正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河北时有摩擦，吕济在经历了八年全面抗战之后，不愿再投入内战的旋涡，他在拒绝了上官云相的邀请后开始办理退役手续。1947年7月7日，经国防部批示，吕济正式退为备役。

　　吕济退役后，举家迁居杭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济向解放军杭州军管会登记自首，随后被送往苏州解放军官训练学习。半年后，吕济获释回家，并于1950年8月移居南京。吕济此时因疾病缠身，几次拒绝了政府要其出任公职的邀请。1956年11月23日因心脏病发在南京工人医院(今浙江省人民医院)去世。吕济死后，家属根据遗言对其骨灰进行了海葬。

　　吕济原配史氏(山东清平人，1923年在太原去世)，续娶向庆云(湖南湘潭，1988年1月6日在南京去世)。其中史氏育有吕汝爽、吕汝堇，向庆云育有吕汝莹(女)、吕汝显、吕汝顺(女)，另有外室方梅香(江苏杭州人，在杭州去世)育有一子吕汝杭。这些子女分别居住在南京、上海、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