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丹心照耀海峡两岸——台湾义勇队与李友邦将军史迹
来源：赖武华、刘学敏   2021-08-26 16:17:29

　　台湾义勇队是抗战时期主要由台湾同胞组成的，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正规军编制的，直接参加祖国抗战的数噩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台湾抗日队伍，并在福建龙岩建立了战斗时间最长、活动最久、影响力最大的台胞抗日根据地。1945年日本战败宜布无条件投降后，9月3日，台湾义勇队创始人李友邦将军即派副总队长张士德随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乘飞机赴台，在台北升起光复后的第一面中国国旗。抗战期间，在国统区公开建立进步的抗日组织，要取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仍然对或由共产党直接建立，或由共产党支持建立的有关抗战组织，处处设防予以限制，所以，若由共产党公开出面支持组建台湾义勇队，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1939年初，周恩来到金华参加第三战区会议，其间听取共产党员张毕来、骆耕谟、邵荼麟等关于李友邦拟成立台湾义勇队的工作汇报后，指示：“关于台湾义勇队的事， 要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据此要“通知李友邦，让李友邦请黄绍竑(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帮助他解决政治部批准成立的问题”。周恩来还明确指示说：“要尽量避免暴露这个工作与我党的关系，否则容易影响工作的开展。“周恩来原来打算与李友邦直接面谈，后来考虑到为不暴露台湾义勇队与共产党的关系，减少台湾义勇队批准时的人为阻力，遂取消会见李友邦的计划。张毕来向李友邦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后，李友邦即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展台湾义勇队请批的相关丁作。1940年初李友邦到重庆交涉后台湾义勇队获得正式批。1943年台湾义勇队在福建龙岩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虽直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但在抗日统一战线下，台湾义勇队容纳了大批有为青年。台湾光复后，全体台湾义勇队于1945 年12月返抵台湾。返台前，周恩来曾派员至福建劝说李友邦留下，但被李友邦婉拒。

　　李友邦，1906年出生于千台北芦洲李宅，自幼不满日本对台湾的侵占，在日据时期就读台北师范学校时， 经常策动同学抗日，并加入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1924年4月，他与8位同学袭击台北新起街日警派出所，轰动台湾岛。为躲避殖民当局的通缉，李友邦从高雄搭乘小船，渡过台湾泭峡，前往上海，辗转抵达广州。1924年7月入读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归并到黄埔军校第二期。离台仅几个月的李友邦完全听不懂国语。其子李力群看过父亲自述说，孙中山的一次演讲上，他竞打起瞄睡。孙中山走到李友邦跟前，拍拍肩膀：“你是不是不舒服?“得知李友邦为台籍革命青年不谙国语，孙中山就让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教其语言。李友邦得以经常出入廖仲恺家中，时长六月余，并与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廖承志(中共高层干部，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结为友伴。廖仲恺家中收藏有大量社会上难得一见的世界名著，让李友邦增长知识、大开眼界。同时，作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廖仲恺极力支持的结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成为李友邦最初受到的革命启蒙。

　　孙中山对这个台湾黄埔生十分认可，支持他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支部”。黄埔军校未毕业，李友邦就被调去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党部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领导两岸台胞反日工作。北伐期间，李友邦曾受有关方面派遣，秘密携巨款北上而立过功。李友邦早年即投身革命运动，对台共早期领导人影响甚大，在1929年秘密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任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委员，在国立杭州艺专发展秘密组织共青团支部，发展了许多进步青年，开展抗日反蒋活动。1932年，李友邦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日语教师期间，因宣传爱国救国，同情热血青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进杭州陆军监狱。浙江馆藏档案显示，李友邦千1932年因“危害民国”罪获刑4年，浙江军人监狱的收押时间为“1932年2月22日”。在陆军监狱，李友邦被认定是中共地下党人，遭严刑拷打。“他的右小腿被老虎凳折磨致残，比左小腿细很多，走路会不经愈地腐。头颈中有一条神经被打伤，平时与人讲话头部会不自主地摇摆。”李力群说。在狱中，李友邦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与骆耕漠(时任中共杭州市团委二区区委书记)、徐里平、崔晓立(邵麟书)等革命人士认识，并结下友谊。在李友邦入狱期间，他的二弟李友先、幼弟李友烈也因坚持抗日，先后牺牲。

　　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后，坐了5年牢的李友邦终因“没有犯罪证据” 被释放出狱。1938年夏，李友邦在丽水见到了多年未见的狱中炸友骆耕漠 。据骆耕漠回忆：“ 我告诉他，我和一些进步人士在丽水搞“回乡服务团”和抗日救亡运动。他听了面带喜色，当即表示当此民族危亡之际，应为抗战救国而贡献力冕。他说，闽北崇安县有不少从台湾被迫流亡回祖籍的台胞，其中有志士仁人或可动员组织。“骆耕漠当即向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报告商议，决定协助李友邦先到崇安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看看能否开辟一个抗日救亡的新阵地。1938年夏，李友邦到闽北崇安，访问了流落当地的台湾同胞。他认为号召台胞参加抗日战争是可能的，是必要的， 从而积极筹划组织一支台湾同胞的抗日队伍。同年秋，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委员会书记张锡昌派中共党员张毕来到金华帮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李友邦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1938年11月后，李友邦与张毕来数次往返浙闽两省进行筹备和具体布置。1939年初，朱枫(吴石将军的密使)在浙江金华，会同中共党组织派遣的华白沙、张毕来二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并捐资800元，解决台湾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朱枫随后并让刚满10岁的女儿朱倬参加台湾少年团，后改名朱晓枫使之过集体生活，锻炼成长。朱晓枫在潘超的介绍下，加入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后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1939年1月在金华成立了“义勇队筹备委员会”。1939年1月，李友邦从崇安带回第一批台胞30余人，其中包括6名儿童。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东南抗日前哨的浙江省金华县(今金华市)城内酒坊巷18号(今酒坊巷84 号)宣告成立，李友邦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少年团团长，张毕来任台湾义勇队秘书兼少年团指导员。在台湾义勇队中，共产党员数量颇多，除张毕来外，李友邦的两任秘书李文渭、夏云均为地下党员,参加张鼎丞领导攻打永定城的共产党员何柏华，任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辅导员和台湾义勇队卫生员。因她通晓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等方言，易与队员和当地群众融合、沟通，出色完成了各种任务，受到李友邦将军的表扬勉励。队内建有中共地下党支部，一度设立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这些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台湾义勇队队员的训练，积极传播革命思想。李友邦也邀请骆耕漠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范长江讲当时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刘良模教唱抗日歌曲。此外， 张毕来、夏云也都讲课。全队的训练结束后，骨干分子又编成学习组。

　　1941年初，张毕来、夏云奉上级党组之命，到上海开展敌后工作，高阳接任台湾义勇队地下党支部书记，后又由潘超出任。潘超担任李友邦秘书，亦为中共地下党安排。在潘超动员下，台湾少年团团长王正南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冬，台湾抗倭名人，祖籍龙岩上杭的丘逢甲之子丘念台，率广东东区服务队钟浩东(蒋谓水之婿)等人自广东步行到龙岩，与台湾义勇队李友邦将军会合，相互砥砺前行共同抗战。钟浩东等人也因此结识了台湾义勇队里的共产党员潘超等人，在岩期间潘超也向钟浩东等人传播引导了先进革命思想，建议广东的东区服务队与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要联合杭日共御外敌。1943年钟浩东等人由吴克泰介绍经徐森源批准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钟浩东等人的进步，也为之后的抗战胜利东江纵队安全北撤青岛有所影响和帮助。1945年抗战胜利，钟浩东返台，并由李友邦、丘念台共同推荐担任了基隆中学的校长，随后创建了台湾基隆中学党支部及台湾第一份共产党机关报《光明报》，极大地鼓舞了台湾岛内人民反压迫、反内战的反抗斗争。早在大革命时期，李友邦便与共产党、国民党左翼人士来往密切，成为广州台湾革命青年团的重要成员，主持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被视为“激进派”引领王万得、杨春松等人走上革命道路，以致有多人认为此时李友邦已加入共产党。然而目前尚未有直接材料或当事人可证明其是共产党员。因抗战时期李友邦曾向周恩来申请入党，而非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可加以印证，但李友邦曾是共青团员确是确凿事实。正是他接受党的主张， 积极从事反日爱国革命运动，使党在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45年7月，《台湾青年》编辑杨学修在连城被捕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并供出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潘超同志的活动情况， 出卖了台湾义勇队的干部陈学铨、徐里平、徐仲言、何为(何苇)、张锡音、崔迅。潘超、陈学铨随即被逮捕。据义勇队队员周之辛回亿：李友邦闻知此事后，对我说，“你注意盺着，潘先生突然被逮捕了。他们(当地国民党保安司令部)一面通知我，一面派人去少年团抓人了。他们还要我交出徐里平，我硬顶下来，说他早已不在龙岩了。现在队部附近可能已受到包围监视，你马上到队部对面宿舍楼上潘先生的房间里，把一支短枪从他桌子的抽屉里取出来交给我，同时将他房间彻底打扫干净，全部书籍、纸头、有字迹的条子等统统毁掉，总之不能留下任何证据。”他坚定地对我说，“你要沉着，迅速，我就在队部办公室里等你。“ 李友邦将军神态自若，说话像下达军事命令一样清楚、准确，我立即按照他的指示行动。当我在一位青年工友的配合下清理了房间，将满满一麻袋书刊、剪报、纸张等塞进队部食堂大灶里烧尽之后，走到李将军面前， 把一支枪交到他“手里时，他问我.“干净了?”我答：“全部干净了。”他说.“那很好，少年团那边，人被带走了，但他们什么证据也没拿到。这边你已经搞干净了。没有证据，就比较好办了。”他松了一口气又说.“老潘和陈学铨同志被捕了，现在要想尽办法不让他俩被押到永安(当时福建的省会)去。徐里平同志我已派人带他上路，走出城郊一段路了……"从周之辛的回亿来看，李友邦清楚潘超身份，在第一时间下令烧毁文件，转移未被捕共产党员。此后他和张锡英等人“沉着应变，利用关系沟通内外，先稳住案情，统一口径，再将此案诉讼成在闽的台湾头面人物之间的派系之争。两位被捕的同志因 “查无实据”，没有被押往永安，后经李友邦保释出狱救回。台湾义勇队容纳了大批抗日青年。“不分党派，枪口绝对要对外，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李友邦将军之妻严秀峰说，共产党加入了几乎一半。”李力群听母亲介绍，抗战胜利台湾义勇队返台时，一部分共产党人也跟随回台。“回来200多人，共产党大概有十分之一。”台湾光复后，李友邦返台，与谢雪红联络，随后台湾地下党领导人张志忠向谢雪红证实李友邦的政治背景。

　　1946年2月，中共地下党员周之辛奉命前往台湾，当他出现在李友邦住处时，李友邦显得格外高兴，并通过亲友为周之辛找到赖以立足的社会职业”。此后， 为了保护李友邦的安全，除非接到上级通知，“周之辛从不去他的住处。只知道，通过他所提供的便利条件，革命的种子已经撒播到四方。” 可见，李友邦为台湾革命力蜇的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台湾“二二八起义”遭到镇压后，周之辛接到上级命令撤退，李友邦亲自用小汽车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1947年2月16日，潘超从台湾潜回大陆，临行匆匆，带的钱不多。“李友邦知道后，即对他说，“莫急，到了上海后，看还缺多少，你可找朱大姐(朱枫)要，我有钱在她那里。” 潘超到上海后，就请张锡音(骆耕漠妻)同志陪去找朱枫向她要了三十万元。”“二·二八事变”后，李友邦被扣押到南京，严秀峰为营救其出狱，曾到上海找朱枫，打听潘超下落。事后，朱枫立即通知张锡音，要她转告潘超“暂时避避风”。根据潘超、张锡音等人的上述回忆，李友邦与朱枫彼此信任，因此当朱枫奉命前往台湾时，与李友邦夫妻接洽在情理之中。后严秀峰以“参加匪帮组织”处刑15年。

　　李友邦对共产党的帮助， 加深了国民党军情部门对其怀疑， 导致他此后被控告关押杀害。据原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口述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记载，1951年11月中旬，蒋介石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国民党省党部新旧任要员交接典礼上，下令将李友邦带下。“李友邦。”这是蒋介石的第一句话，李友邦应声肃立。他接着说：李友邦，你能骗得过别人，就可以骗得过我吗?你“太小看我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奸匪吗?“宪兵，带走，带走!”蒋介石以手势命宪兵司令将李友邦架了出去。李友邦被以“参加中共组织、在台掩护中共地下人员，意图颠覆政府着手实施”的罪名逮捕。他交代佣人，好好照顾这个家，“我去大概不会那么快回来。”1952年4月21日，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上呈蒋介石：“本案被告李友邦为匪谍事实堪资认定，上签批准照颠覆政府实行罪判处死刑等处经核依法尚合，请予照准。”蒋介石黑字批注：“照准。”此时有医生说，李友邦病重己活不过一两天，蒋介石却要赶快将他枪决，因为如果是病死，警示作用就不高了。可见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

　　1952年4月22日凌晨， 奄奄一息的李友邦从台湾“三军总医院”被担架抬出，押赴台湾新店郊外行刑。三颗子弹从背部穿过胸膛，李友邦将军走完了为国为民奋斗的一生(中组部1981“496”号文确认台湾义勇队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战团体)。2013年，北京西山公园内建起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殉难的中共隐蔽战线烈士。墙上记载在台牺牲的1100位烈士名单，李友邦将军的名字列于其上。生前，他们的名字不被世人知晓;而今，他们的功勋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