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濬(1882—1961)，字雪竹，湖北随州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湖北省省长，人称小孟尝和湖北大家长，被誉为天才的说客和杂牌军的领袖。 早年追随黄兴，黄兴去世后随孙中山和蒋介石，在北伐和中原大战中活跃一时。因西安事变棋错一步而受到冷遇。抗战开始后却被任命为执法总监。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后任湖北省议长，1961年5月7日在台湾病逝。生平著有《八十回忆》。
人物生平
天才说客
何成濬，湖北随州人。早年入武昌经心书院。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堂。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5期步兵科。1909年回国，供职于湖北督练公所。次年去北京，任陆军部军制司科员。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派兵南下镇压革命，被任命为一等参谋，其间暗助起义军。不久到上海投奔黄兴，旋去南京参与筹建临时政府工作。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陆军部副官长。4月临时政府北迁，任南京留守府总务厅长。次年，二次革命爆发，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失败后逃亡日本。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奉命到湖北联络军队。1920年孙中山再回广州组织军政府，先后被派往湖南、云南等地联络军队。1924年10月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随总司令谭延闿入江西北伐。后因屡战屡败，一度解甲回沪。1925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征军总部总参议。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任鄂北绥靖公署主任。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革命军高等顾问。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二次北伐”，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济南惨案发生后，奉蒋介石之命与日军交涉，拒绝在日方提出的屈辱条约上签字。同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出任参军长。何成浚先后游说过孙传芳、方本仁、阎锡山、张学良、唐生智等军阀，在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东北易帜等重大战役中多方奔走，为蒋介石拉拢和分化各地方军阀立下了大功，东北易帜前，何成浚亲到沈阳，联络张学良、张作相，策划了东北易帜。桂系反蒋，何成浚使桂系部队中的将领倒戈，从而桂军溃败，白崇禧被迫逃离平、津。徐源泉，郝梦龄，萧之楚，上官云相等，都是在何成濬的策动下，归附南京政府的，何也因之也被誉为天才的说客。1929年，先后担任北平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之际，被蒋介石任命为第3军团总指挥。统率徐源泉48师、萧之楚44师、杨虎城17师、王金钰47师、郝梦麟54师、刘茂恩66师等杂牌部队驻扎在河南漯河对抗冯玉祥阎锡山联军。结果包围了临颍。冯军的主将樊钟秀在许昌也在蒋军的空袭中身亡。这只杂牌部队因而在平汉铁路一线成功地拖住了冯阎联军。最终迫使冯玉祥不得不亲自到许昌指挥。此后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并兼武汉行营主任。1932年任驻鄂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指挥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后因在西安事变时，置蒋生死于不顾，事后遭到蒋的嫉恨。 1937年抗战爆发，11月再次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为时半年。1939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离职回湖北，任省参议会议长。
1949年春避居香港。1951年春去台湾，历任台湾政权“总统府”的“国策顾问”、“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等职。
追随黄兴
何成濬的父亲何星三，小时穷无立锥之地。后通过经商致富。何成濬排行第三，两个兄长均考取秀才。何成濬本人也为清末秀才。1896年，何成浚14岁时报考湖北武备学堂，因年龄身体均不合格而未获录取。19岁时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由学使蒋式棻保送经心书院肄业。因废科举，兴学校，1903年原有之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合并为两湖大学(湖北文高等学堂)。何于是入两湖大学，从而与黄兴接为好友，并加入革命党。
1904年何经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堂。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结识孙中山。从振武学堂毕业后，何在名古屋军队中实习，接李书城转黄兴嘱咐，望其于军事上更求深造，故而于1907年实习期满，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1909年何回国，供职于湖北督练公所。次年受吴禄贞邀请，拟任吴属下第二十三标标统。未获军政当局批准，改去北京，任陆军部军制司蒐健科科员，秘密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
何成濬在北京期间，与湖北随县同乡彭介石过从甚密。彭介石是清末拔贡，当时在直隶省咨议局当议员。直隶省咨议局议长孙洪伊(字伯兰)，原系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人物，政治上动摇不定。何成濬通过彭介石的关系，拉孙洪伊投向同盟会。孙洪伊在北方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他投入同盟会后，罗致一部分人，形成一派力量，称为“小孙派”(指孙中山为大孙派)。何成濬因此在同盟会内名声大噪，颇受黄兴等之信任。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派兵南下镇压革命，何成濬被任命为一等参谋，带两标兵(第一镇第一标及第六镇第二十四标)赴汉口，驻扎于黄陂祁家湾。其间何暗助起义军，用计阻止清军过江攻击武昌。武昌起义后，何被吴禄贞任命为参谋长。然尚未赴任，吴便以被人刺杀。故而转赴上海，投奔黄兴，旋去南京参与筹建临时政府工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陆军部副官长。期间在黄兴送孙中山赴沪时，何成濬主持平定了南京城内赣军的哗变。4月临时政府北迁，任南京留守府总务厅长。其后，南京政府与北京政府发生冲突，黄兴解职回湘，何也卸任回到湖北。
不久，作为黄兴的驻北京代表，何成濬赴北京见袁世凯。 民国二年，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之后，何成濬拒绝了袁世凯的挽留回到上海，参加讨袁。返回上海后，何往返南京上海数十次，游说了驻南京的第八师独立。汪精卫数次与其同行。二次革命中何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讨袁失败后与1913年9月份逃亡日本。
1914年6月，何成濬受黄兴委托，以“驻沪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上海，负责联络上海的革命同志继续反袁斗争。期间，何成濬加入欧事研究会。在黄兴去世后，何加入中华革命党。不久，陈其美也回到上海。何与陈其美其间交往甚密，共同进行讨袁斗争。当时湖北人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人，有居正、何成濬、田桐、蒋作宾、邓玉麟等住在上海，何成濬也住在法租界内。何成濬家经常住有闲人，他不仅招待食宿，有时还给点零用钱或帮助介绍工作，人称有“孟尝君之风”。他与黄兴及其夫人徐宗汉，也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在上海时，何成濬曾与蒋介石、陈其美在一起搞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从而与蒋介石熟识。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邀请黄兴入京。何受黄兴之托，赴京查看情形，被黎元洪任命为北京政府内务次长兼警察总监。何目睹大权操于军阀掌权，约法等于废纸，国事不可为，迅即离京。不久黄兴病逝，他转而追随孙中山。
说客生涯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命何负责联络各省军队。何秘密潜回湖北沙市，搜罗了不少枪支，还企图策反了荆沙的石星川独立师。但为湖北都督王占元所侦知，派兵镇压，石星川弃部出走，队伍溃散。他收集残兵，经公安、松滋转入湖南常德，将部队分为两个团，以夏斗寅、张笃伦为团长。他带队和湘西警备司令李书城会合，以图有所作为。
1918年3月，北洋军进逼岳阳，他受湖南总司令程潜邀请，率部增援汨罗江防线，但被张敬尧击败，他乘大雨突出重围后，把残兵交给李书城，单身去了广州，但孙中山已经去了上海，他又潜行经武汉赴上海见孙中山。 孙中山赴广州后，何与廖仲恺两人负责留沪联络各方。何留沪约半年，奉命联络了孙洪伊。
1920年，他奉孙中山之命去联系湖南督军谭延闿支持护法，但不久谭延闿被赵恒惕赶下台，他无法立足，只好又回到上海。第二年夏天，他又一次去了湖南，想借助湖南方面的帮助，驱逐湖北的王占元，后来王占元虽然被驱逐，但湖北成了吴佩孚的地盘，他仍然不能回湖北活动。
1922年6月 陈炯明背叛革命后，何成濬依靠孙洪伊赠予五百金而得以从上海赶赴广州。被孙中山派往云南游说唐继尧，但这时唐已经清除顾品珍等老将，地位已经稳固，不想拥戴孙中山，对他这个老同学很冷淡，他在昆明住了三个月，不成乃返。转而向福建方面活动，这时福建山头林立，群龙无首，何成浚只身入闽，策反了延平镇守使王永泉，协助许崇智拿下了福州。许崇智担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何成濬被委任为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他与闽南兴华、永安、泉州三府的实力派人物许卓然、张干之、杨汉烈取得联系，三人有意借助广州方面的名义，保留自己的势力，于是组成兴永泉三府自治机关。总指挥部设在泉州。参谋长潘康时，参谋石毓灵，汪世鎏，喻育之，赵壁原等。何率军三旅扫荡闽南，并整编民军，历时约两年。
其后孙传芳部队攻入福建，王永泉与何成濬的部队皆战败，同时孙中山因广州久攻不下，也要何将所部带回广东。于是何成濬又将所部从福建汀州经江西，历28日，于1924年带回了广东，改称“鄂军”。1924年10月何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左翼总指挥，随总司令谭延闿入江西北伐。在占领吉安后，左右两翼都失利，因而退回广东。何也因部队损伤过重，需要整理而交出兵权，这时他手头已经无一兵一卒，只是顶着鄂军总司令的招牌领活动经费而已。虽是空头名义，却也提高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声望。
1926年7月第一次北伐战争开始，何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何以总代表名义驻沪，负责联络各地革命者。期间何成功的游说了李振亚，任应岐。其后，何赴南京游说孙传芳，但孙传芳的如意算盘是等到北伐军和吴佩孚打得两败俱伤时他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对他的游说毫不理睬，后来干脆拒绝见面，转而联络了江西督军方本仁。方和他的属下军官大都是湖北人，因此对他这个湖北小孟尝很有好感，就接受了他的劝告，成了国民革命第11军。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何任鄂北绥靖主任，并担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当时，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邓演达，委员有李汉俊、何成濬、詹大悲、张国恩、刘佐龙、蒋作宾等人。其后，何又被任命为军事厅长，因徐谦反对，何遂退出湖北省政务委员会。
1927年4月，何成濬奉蒋介石委派赴山西联络阎锡山，说服了阎锡山出兵参加北伐战争。何在经过北京时，先联络了在奉系的士官同学韩麟春，挑明了他要去太原，韩麟春当年在日本时有一次掉到河里，多亏他冒死相救，因此无法拒绝他的请求。但考虑到这样对奉系很不利，就劝他先去见张学良。他很会察言观色，又舍得花钱，因此很得张学良周围的好感，他对张说，他去见阎，绝不会做对不起张的事，还说事后一定将谈判结果如实相告，张学良就用自己的专车送他去太原，他见到阎锡山后，就说奉系已经和北伐军有联系了，不再是你们可靠的盟友。这样，阎锡山和奉张都感觉到必须和蒋介石合作才有出路。经过几次谈判，阎锡山同意就任北方国名革命军总司令。他返回北京时，又和张学良谈了几天，鼓励他改换青天白日旗，张学良也谈了一些自己的困难，并提了一些条件，这就为以后东北易帜打下基础。
1927年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特任陈训泳、蒋作宾、方声涛、何成濬、孙岳、方本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该年9月17日,由宁、沪、汉三方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举何成濬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二次北伐”，何担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五三惨案中，日方以熊式辉资格不够，拒绝与其谈判。何成濬因而以蒋介石的全权代表身份与日方进行交涉，因拒不接受日方屈辱条约，被日军断绝饮食，监禁一日。何仍不拒绝签字，日方最终只得将其放回。何归还后，北伐军不理日军，绕道北伐。待北平收复后，何又与日军交涉，使日方答应交还济南。其后只身一人劝说张学良东北易帜成功。同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出任参军长。
1929年，何担任北平行营主任兼任(孙中山)奉安委员会委员兼总务组主任。1929年1月1日至25日，国民党中央为削弱各地方实力派兵力，整理全国军事，召开编遣会议，会上成立了编遣委员会。该年3月11日又任命何成濬等为中央编遣区办事处委员。同年，为讨伐桂系，于4月5日建成讨逆军第九军，任命何成濬为军长。不久，何成浚任武汉行营主任，该军结束。
蒋桂战争爆发后。何成濬从南京赶赴天津，再致电阎锡山派傅作义将其从天津护送到北平。然后一边游说刘春荣师及魏益山师使其拥护南京中央，一边游说唐生智拥护南京中央并利用其影响力策反桂系中的湘籍部队。同时张学良也派于学忠调动部队，暗中协助。使得白崇禧便衣出走，最终蒋桂战争以桂系的失败告终。同年，中东路事件发生，何又应张学良之邀赴沈阳商讨方略。
中原大战
1930年，何成濬继何应钦担任武汉行营主任，并兼任中央讨逆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中原大战，讨伐冯玉祥和阎锡山。讨逆军第三军团为蒋介石将湖北、河南的杂牌队伍收编而成，担任平汉线对冯作战任务，委任何成濬兼总指挥，受其指挥的部队有第二军蒋鼎文部，第七军杨虎城部，第九军王金钰部，第十军徐源泉部，第十三军夏斗寅部，豫西警备司令岳维峻部，襄樊警备司令范石生部。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厅和参谋、副官、军需、军法4处以及特务团，总指挥部参谋长陈光组中将。总指挥部设于汉口四民街(现胜利街)，1930年5月16日，何成濬对平汉线下总攻击令，王金钰部包围樊钟秀部于临颖，并向许昌进逼。何成濬由驻马店到漯河督师。6月4日，坚守许昌的樊钟秀被蒋军空军轰炸阵亡。迫使冯亲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6月10日，冯军在平汉线发起全面进攻，激战2昼夜，蒋军纷纷向漯河以南溃退。
中原大战期间。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中国那时候军阀之间的战争，不只是用长枪大炮，而且还要用袁大头和烟土。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战争要缺了“撒钱兵法”这个法宝，好像就没味道了。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签字画押，只要价钱合适，袁大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的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蒋介石出手阔绰，对于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给人报销点路费，就要求代表回去劝说主公出兵相助。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玉祥、阎锡山的人，也都纷纷翻了脸。
何成濬自追随蒋介石，就是位撒钱的高手，成为蒋沟通各派军阀的说客，得以重用。他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军，这些依偎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濬自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3000佳丽，几乎把整个汉口有点模样的网罗一空。不仅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而且还十分欢迎对方的排以上军官过来享受一番，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摞袁大头走路。
就这样，在中原大战的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的隆隆之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到了全线瓦解的边缘。大战结束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主政湖北
1929年5月份，何成濬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但一直未到职，先由民政厅长方本仁，后有秘书长萧萱代理。1930年2月，何回到武汉正式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并改组省政府。秘书长为彭介石，民政厅长先是方本仁，改为吴醒亚、其后为刘文岛，建设厅长黄昌榖，教育厅长黄建中，财政厅长是张贯时。之后，因1931年江淮大水进入汉口市区，以及夏斗寅觊觎湖北省主席职务，联合李书城等对何进行攻讦，何于1932年夏辞去兼任的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由夏斗寅接任。
1931年11月，武汉行营改为驻鄂(武汉)绥靖公署，何成濬继任主任，负责指挥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何部下徐源泉部剿洪湖，萧之楚部剿大别山，均成功。1935年12月1日驻鄂(武汉)绥靖公署撤销。1935年4月民国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特级上将一人，蒋介石，一级上将为冯玉祥，白崇禧，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1936年7月13日国民党举行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防会议条例》。何成濬作为中央特别指定之军政长官被委任为国防会议议员。1935年3月1日由豫鄂皖3省“剿匪”总司令部改编而成武昌行营，张学良为主任。1936年12月张学良因主持西北“剿总”事辞主任职，何成濬于12月1日接任主任，陈诚任副主任。武昌行营于1938年6月结束。1937年11月何再次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省政府秘书长为杨揆一，民政厅长严重(立三)，财政厅长贾士毅，建设厅长石瑛，教育厅长周天放。到1938年6月移交陈诚接任。
执法总监
西安事变期间，何成濬回电张学良：“以委座之德威，竟被劫持。弟何人斯，能无顾虑?”而婉拒张学良的赴西安谈判的邀请，故而当蒋介石返回后受到排挤。社会上更有人借何成濬的电文，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何人斯”。
八一三战役爆发时，何正在南京。其后，何被任命为第四预备军总司令。武汉撤退时，何成濬与蒋介石和徐永昌最后撤离汉口。徐与何走湖南，适逢长沙大火，徐与何转往广西，自桂林搭乘机飞重庆。审判韩复榘时，何担任副审判长(审判长为鹿钟麟，副审判长为何成濬与何应钦)。1939年1月何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在任军法总监时期一方面襄助领袖，秉治乱世用重典之原则惩治军人犯罪;一方面又衡情度理，对于并非十恶不赦者与蒋介石力争免其一死，八年下来活人无数，例如当时的中央日报社长陶百川等。抗战期间，何成濬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湖北家长
1946年何成濬因抗战全面胜利获青天白日勋章。7月26日何成濬退役，请辞本兼各职回湖北。同年，湖北省咨参议会成立。何成濬参加了选举。参加投票71人，何成濬以63票的多数当选为议长。1947年11月，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召开，何成濬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第二年4月，何成濬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团主席。1948年冬，何成濬不慎跌伤了腿，因治病赴上海。其间何听闻旧部黄百韬在徐蚌会战中战死，大为伤感。1949年初，何转赴香港。1951年春，从香港迁往台湾住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病逝台湾
赴台湾后，何成濬担任过国策顾问及总统府资政，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54年担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60年他又连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1954年陈诚连任副总统由其授予委任状。1961年5月7日，何成濬病逝于台湾，埋葬于阳明山第一公墓。
口述自传
早年情形
本人今年七十八岁，光绪八年(壬午)五月初五日生于湖北随县。出身农家，但境况尚称丰裕。排行第三。先父鼓励读书，两兄均考取秀才。本人初在家中延师课读，十七岁入庠，名列榜首，得入经心书院。当时张之洞督鄂，提倡新学，开办两湖、江汉、经心三书院。凡名列前茅或年轻进学者，均归学台保荐，送入经心书院。时湖北学台为老翰林蒋式芬。本人以年幼进学，考试成绩又佳，乃蒙式芬召见，奖勉有加，并谓书院监督纪钜维为其至交，可嘱其特别照顾。入书院攻读年余，每月规银三两，另加考课赏钱四块至八块。张之洞去职后，端方接任，将三书院合并，称湖北文高等学堂，收纳两湖及外省子弟约二百人，计鄂籍八十名，湘籍八十余名，及湘籍约二十名。
结识黄克强
克强原为两湖书院秀才，后以官费留学日本者。因鼓动革命风潮，被押解返国。鄂督端方性情和平，对克强等未予深究，置之于湖北文高等学堂。苏人王同愈为学堂监督，对克强亦未严加管束。彼遂在校中昌言革命排满，本人即于此时偕同学多人相率加入革命党。时年十九岁。
湖北教育日形发达，文、武普通学堂、师范学堂等相继设立，师资缺乏，遂择高等学堂中之年长学生充当各学堂教习。年轻之学生则被分批送往日本留学。本人亦在其列。克强复趁机赴日，并怂恿我等习陆军。
留学日本期间，克强常邀集同学，商谈时政，扬言排满。同盟会成立前后，克强与孙中山相约定，留学日本之青年中，文学生由孙争取，武学生归黄负责。李烈钧、阎锡山等均与克强先后结识。光绪卅一年冬(1906年初)克强离日，潜往广东，策动钦廉之役，化名张守正，乔装贩卖日本药丸，入湘人郭人漳营(人漳为清湘军将领郭松林子)，盖企图运动湘军响应也。后至民国元年任南京留守时，曾有一笑话。某日克强阅兵，若干湘兵均感诧异，私语日：此非卖药之张先生乎?!
留学日本
振武学校乃日本军人福岛安正为中国留日习军事之学生所创设，入士官学校之前，均须先在此校攻读。本人亦然。在该校攻读一年半，兼修日语与科学，然后入联队实习半年，始得进入士官学校。
蒋公亦入该校，较本人迟三年。张岳军则与彼同队。黄膺白与本人等为振武同学，毕业后，改入陆军省之测量学校。
该校创办人福田安正，原为日俄战争时日军之副参谋长，后晋升大将，奉派为关东驻屯军司令长官。
本人留日习军事凡六年，返国入陆军部。当时入陆军部做事均须参加考试，乃例行公事耳。本人供职之陆军部军制司相当于今日之参谋本部。我等系受革命党之安排，奉有使命返国，加入满清军事组织者;当时其他习军事之同学，毕业后滞留不归者亦颇不乏人。
驻日公使杨枢为“好好先生”，对于留日学生并不苛刻。王克敏为其参赞。驻日公使馆曾受留日学生捣乱过一次。
武昌起义前后
本人于宣统元年自日本返国。克强力劝我等不必做官，而应设法插身军旅，掌握实力。我等往湖北谋军职，未果，遂北上，至保定，投吴禄贞处。吴见本人学业成绩优异，颇为赏识，乃上书保荐为第六镇标统，另选派三管带，均留日士校同学，但为陆军部所批驳。乃晋京至陆军部争吵。军制司长易乃谦，湖北汉阳人，出面调停。我等遂入军制司供职。孔庚、李书城、胡万泰与本人为同时进入该司者。在此工作年余，军制司人员几乎全为我辈留日学生，气氛亦颇自由。辛亥三月黄花冈之役，军部接密电，电文中有黄克强遇难之传闻，司中多人痛哭失声，未几，又获电报谓黄已脱身，众人始稍稍安心。当时司内人员之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是年原有秋操之举，本人方受命为筹备委员，而武昌起义之消息已震动京师。陆军部大巨廕昌与易乃谦商议调遣秋操军队南下平乱。复召见本人，嘱率两标军队(第一镇第一标与第六镇第二十三标)先行开拔，首须保卫黄河桥，其次能南下据守武胜关，则先锋部队之任务已算达成。本人率部过黄河桥，抵武胜关均安然无事，于是进而屯兵汉口近郊之戚家湾车站。
时鄂督瑞澄及第八镇统制张彪正避居江中军舰上，海军提督萨镇冰统率海容、海筹、海琛等巨舰停泊武汉江面。本人即上舰与瑞澄等商议。据彼等告诉，民兵尚无首领，此日早晨曾在武昌集会，拟推黎元洪出任都督，黎尚未接受，清军宜乘时急攻之。瑞澄望本人率兵渡江攻击，萨镇冰愿以兵舰掩护。本人乃藉故推托。谓出发前所奉军令仅至武胜关而止。如渡江失败，何人负责? 任何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必需等待廕昌之命令。请彼等电廕请示。一面本人亦秘密急电北京，当晚接获覆电，奉嘱谨守原地不动。
再过八、九日，廕昌亲来督师，召开参谋会议。李纯(后任南京都督)力主进攻。廕昌遂嘱本人(当时居参谋名义)下令遣第二镇第三协统领王占元为前锋，先行渡江。王来请示如何前往。本人告以可先搭火车出发。火车载王部开往汉口，至桥头而闻枪声，车上大乱，火车退回原处。以后再出发，虽过桥，而终相持不下。易乃谦原为汉阳人，熟悉地形，嘱本人调一支军队循汉水河岸往攻汉阳。本人令该军往西北方向进发，而未指明目的地。该军遂一直开达沔阳。旋袁世凯遣冯国璋南下督战，廕昌北返。
本人供职廕昌之参谋处时，参谋颇具权力。某日宪兵报称，拘获民军侦探多人，身上均搜出铜板，系以红线，为民军号志。本人悉令释放之。宪兵营长张堃遂据以禀告廕昌。本人虽辩称彼等均为安分良民，廕昌仍责本人不应未加审询轻予释放。自是遂稍起疑心，嘱张堃注意本人之行动。不久本人亦随吴禄贞北返石家庄，某日因公务赴北京，抵京之次日，禄贞即以遇难闻。
此时克强已抵达上海。本人即自北京搭火车南下，谒克强于沪上「南海驿馆」，帮理琐事数日，未居任何名义。旋受任为副官长，赴南京安排临时政府房舍。总统府与陆军部等单位之房舍均经本人一一安排妥当后，即迎中山与克强等来京就职。
临时政府时代，陆军部大量印制军票，由副官处负责，同时刻八枚印戳尚不克供应。尝有人私告克强，谓副官处印军票恐有弊病。然克强毫无闲言，对于本人亦始终置信不疑。
南京留守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陆军部改为南京留守府，克强为留守，统辖江南军队。本人任总务处长，马相伯任政务处长，耿觐文任参谋处长，张孝准(运隆)任军务处长。孝准湘人，亦书院同学。留守府组成未久，克强甫离京赴沪，南京即有乱兵滋事。赣军在三牌楼纵火。我等一面驰电报告克强，一面调兵镇压。翌日秩序恢复，克强亦遄返，于是开始有编遗军队之计议。各军将领多不愿受编遣，故进行极费周章。后终遣散大半，仅留三师，陈之骥(冯国璋婿)之第八师、冷御秋(遹)之第九师与洪成典之第四师。因饷银无著，令各师就地自筹，第四师终亦以困于饷秣而予以解散。留守府维持凡半年，克强即请辞。旋应袁世凯之邀请北上，本人亦随往。克强受任为川汉铁路督办，未就，遂返湖南故里。本人曾受袁世凯之命，赴湘敦请克强复出，克强拒绝之。
二次革命
宋教仁被刺时，本人正在北京，旋奉袁世凯派遣偕郑汝成南下致祭。汝成后为陈英士(其美)所暗杀。南下火车上曾遇见黄郛(膺白)夫妇。临行前，世凯嘱本人可在上海交通银行任意取款，对于上海报馆亦不妨任意供给金钱，以平息舆论对宋案之愤慨。本人志在脱身，抵沪后，交通银行行长洪某曾数度相询是否需用款项，本人始终未支取分文。
上海革命党人积极谋发动二次革命。本人奉克强之命，赴南京运动第八师独立，因南京军人多为旧识。往返京沪十余次，并数次与汪精卫同行。当时孙中山亦在上海。一切安排妥当后，克强即赴宁宣布江苏独立，事后始前往告知苏督程德全。程大怒，克强下跪乞德全追认。德全亦无法反对。
二次革命时，本人担任克强之参谋长。当时第九师远驻徐州，第八师亦靠不住。冯国璋如统军来攻，第八师不会抵抗。本人建议克强撤换第八师师长，克强恐影响军心，决定不予更动。第九师循津浦路北上，初遇张勋，犹两次奏捷，旋北洋大军增调，遂节节败退。后第八师兵变，克强乃不得不离宁走上海。
赣宁兵败，本人亦列名通缉。初奔日本，后奉克强命，潜返上海租界，盖尚有参加此役者络续抵沪，须人联络照应也。
孙中山、黄克强初对宋案之应付意见不同。孙主用兵，克强则欲听法律解决。兵败后，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克强拒绝参加，远游美洲，其左右则另组欧事研究会，本人亦加入。欧事研究会之部分人士与日后之政学系有关。克强与胡汉民私人间亦不融洽。克强死后，中山又召集我等纷纷纳入其中华革命党内。
克强博大宽厚，恢闳磅礴，是领袖之才具。遇事则召集众人，共同磋商，并不专断。待人尤称仁厚，可惜英年去世。其夫人徐宗汉在重庆去世。女振华，今在台为立法委员。子一美，为张溥泉子婿。一球现在台中，供职空军。(按：据左舜生著「黄兴评传」第九页：黄兴原配夫人廖淡如，生三子二女，子名一欧、一中、一寰;女名振华、德华。续配夫人徐宗汉(佩萱)，生二子，名一美、一球。此处何先生所述为黄兴之长女与四子、五子。)
护法战争
护法军兴，湖北石星川率第一师驻荆州，对于策动湖北独立，响应护法，颇感犹豫。石部旅长朱兆熊、团长胡庭佐(石部另一旅正归胡代领)等则决心起事。彼等遣人来沪邀余赴鄂，本人抵沙市，石部宣布独立。旋为王占元所败，本人即率鄂军退入湖南，当时本人未居任何名义，唯实际统领该部。湖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颂云)、师长赵恒惕(夷午)均为余留日同学，予本人以总参谋名义，指挥鄂军。同学李书城驻常德，部队颇少，邀本人率部往常德过阴历年。翌年正月奉程潜命令，带兵至岳州一带，掩护湘兵撤退。北军旋即赶到，剧战经日，湘兵撤退完成后，本人亦率部退抵长沙。长沙市面极为混乱，市商会挽留暂驻长沙，维持秩序，俟北军开达后再离去。并拟请日本领事出面，往见吴佩孚，要求北军俟南军退出长沙再行入城。本人终觉不妥，在长沙仅宿一夕，即渡江撤离长沙。翌日吴军即渡涝刀河，开入长沙。本人率部至朱亭，又奉程潜令，嘱据守朱亭两日，掩护南军，于此抵御北军，战况猛烈，维持至第三日，弹药用罄，适降豪雨，对面不能见人，双方打乱枪，本人乃率部下山，走黄龙桥，辗转至渌口(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后即于此堕水死)，休养两日，探听得湘军驻扎攸县，澧陵消息，即派参谋前往连络，本人率兵至攸县，县长来迎，并送猪一头。犹记得当时攸县缺盐，派人找遍全县，无处可买盐。程潜请本人即驻兵攸县，主持整编。本人辞不肯就，交出军队，即只身赴粤，时军政府已改组为七总裁制，中山已赴上海。本人亦离粤北上。
留沪连络孙洪伊
翌年中山再至广州，组军政府嘱本人与廖仲恺两人留沪连络各方。孙洪伊至上海，本人奉命设法与之连系，因洪伊在国会中尚有相当势力也。留沪约半年，闻陈炯明叛，本人有意南下佐中山而苦无川资，后赖洪伊赠予五百金，始乘广达轮赴穗。
入闽策动王永泉
本人抵广州，向来借宿西濠酒店，此次入酒店，竟无一熟人。寻问中山下落，店主遥指江中三兵船，始悉中山困居永丰舰上。翌日雇一小筏渡江，舰上戒备森严，通报姓名后，小筏始得靠近兵舰。登船遇陈群，经其引介，入大餐厅，谒见中山。中山大喜，因其正拟派人赴闽，策动王永泉独立。本人深虑连络困难，不易成功，中山谓余曰：“且大胆闯去再说”，又交予大笔款项，本人未接受。
赴闽舟中识一张君干柯，为福建革命党人，与之同舱，但未敢暴露身份，仅告以拟往访王永泉。登岸时张嘱本人可往王之驻省办事处接洽，或能见到永泉。在办事处与一刘姓军官(亦湖北讲武学堂出身)交涉，刘盘诘本人身份。本人仅谓永泉主持讲武学堂时，曾任学堂教习。今欲赴延平，拜谒镇守使。但刘不能辨认。本人虽告彼担任教习为时极短，刘某终不肯相信。本人不得已愿自资借打电报给永泉，当晚即有回电。次日有两军人来旅馆寻何先生，本人因曾被北洋政府通缉，未敢出面。两军人寻往卧室坐等。本人无奈，只得入室相见。原来彼等系奉永泉令来迎余赴延平者。旅馆房钱亦已代付。至办事处，与永泉通一电话，永泉责本人当初即应以真姓名相告，可省却如许麻烦。翌日即动身赴延平。当时李厚基为督军，竟毫不知悉。
当时道途崎岖，陆行三日，换搭小舟，溯闽江至延平，与永泉把晤。永泉已知余来意，是晚即邀集参谋长及二团长(均余同学)偕余共餐，本人即席说永泉等起事，李厚基旦夕欲赶走永泉，何不起兵逐李。王等恐无把握，本人告彼等许崇智领兵数万，可以相助。并转达中山意旨：事成后福建归永泉统辖，粤兵但求暂驻一时，终须返粤收复广州。永泉顾忌李厚基兵力雄厚，达五、六旅之众。本人告以兵事成败，难以逆料，何不大胆一试。商定后，又以粤兵缺弹药，请永泉先拨借子弹五十万发，将来本人回沪后可请中山汇款偿付。永泉兄弟永彝旋即免费送来。许崇智来电邀本人前往建宁，未应，在永泉处小游数日，迳返上海。
福建起事后，许崇智与王永泉不睦，中山又遣本人前往调停，两人旋相安无事。此时闽南尚有汀州、漳州等数县未下，许命本人为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时蒋中正为许部参谋长)。一鼓作气，攻下泉州及邻近数县，许遂任本人为兴、泉、永地区总指挥兼闽南善后督办，本人遂不能脱身。就在当地整顿军队，清理闽南之民军土匪，前后约两年之久。后中山命本人筹款，来源无著，不得已乃就泉州一带所种植之鸦片，抽收税款充裕饷源。
徐树铮来福建，中山事先并未同意。徐拟争取王永泉，发展势力。因永泉原属皖系也。我等竭力说服永泉，卒驱走树铮。
广东方面攻穗不下，中山命本人率部入粤图潮梅。当时本人指挥二十余旅，但枪械奇缺，有全旅无一枝枪者。本人原拟安置部队于潮州一带后回闽设法。本人方返闽，孙传芳已命周荫人率兵入福建。王永泉与本人相继战败，永泉欲返浙，本人欲入粤，但均走厦门、泉州一线。军行近汀州，孙系旅长刘某为李厚基留闽残余势力之一部分，引兵来截。本人率部击溃之，进驻汀州，刘某弃城而走。王永泉亦来会合。
从汀州走广东，跋涉二十八日，天寒难行，艰辛异常。过武岭，正逢大雪，景色却美丽，至今记忆犹鲜。雪地中盛开阔叶红茶花，间杂以大楠木树。越武岭，至翁源，打电报通知中山。中山即派人送冬衣万套，洋钱五千，大包香烟数千条来稿赏。许崇智已先回广东，军队旋改称鄂军，驻扎广东北江诸县凡一年余。
佐从蒋总司令
东江之役，蒋中正命本人在其总司令部任总参议，何应钦等均参与是役。炯明攻打观音山时，本人正奉使入滇说唐继尧出兵。北伐时本人复任大本营之总参议。旋蒋总司令与谭组庵(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嘱本人赴沪运动北方军队。李振亚、任应岐均为此时期所活动成功者。在上海时接蒋电报，嘱连络孙传芳。本人与孙原为旧识。孙亦为士官学校同学。本人尝数赴南京，劝孙出兵合击吴佩孚，成功则孙取北京，蒋收武汉，平分天下。传芳乍听之下，亦尝心动，然生性狡猾，终仍反悔。所以曾一度有意联合，而终未成功。其参谋长刘宗纪与总文案万鸿图为传芳幕下两位谋士，为其筹划一切者，至于传芳出兵江西时，本人已离去。
武汉收复后，本人奉派为鄂北绥靖主任。当时成立湖北政务委员会，徐谦等为政务委员，湖北省各厅长亦由蒋中正指派，本人受命为军事厅长，徐谦反对，本人遂退出湖北政委会，盖派系不同也。
十一、北伐
北伐军抵南京，冯玉祥组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但反覆无常，本人奉派北上连络山西之阎锡山。蒋公初嘱本人持彼致阎之亲笔函，以假道河南入山西。本人终觉经过冯玉祥之防区不妥，宁愿远绕平津，假道于奉军驻河北之韩麟春。本人抵天津，宿国民饭店，电话与韩连络后，次日即有一专车送本人入北京。张汉卿于晚间设宴款待。后并派士兵护卫专车，送本人西行入晋。唯汉卿要求本人，须设法使彼之护车士兵返平，望“阎老西”勿杀之。
车抵正定府，双方正酣战中。本人请双方暂停射击，渡河则阎军已派人来迎。此处离娘子关近，入关即安然无事。
本人居晋凡半月，此时南京政局摇摆不定，阎锡山招待颇殷。阎与本人原为留日同学，亦同盟会旧人也。留日时期，彼学识尚差，写信且感困难。此次见面，则彼已颇有进步，公事批阅甚速，谈吐亦有条不紊，真令人刮目相视矣。
自晋返平，接南京消息，蒋公已下野。本人即拟束装南归。韩麟春谓余曰：如南方不欢迎蒋，何不邀彼北来合作。本人颇怪韩之唐突，竟敢当汉卿之面，作此主张。韩笑称无妨。并谓：“汉卿连共产党亦当得，何以与蒋不能合作?”
张作霖原有意与南方合作，后乃受冯玉祥之作梗而未成。冯、张为换帖兄弟。
十二、济南惨案
北伐军进抵济南，发生“五三惨案”，谭组庵、蒋中正均亲临泰安火车上，张静江、吴稚晖等主张派人交涉。先派熊式辉与日本司令福田彦助谈判，式辉为日方所拒，以不能全权代表蒋交涉也。本人遂受命为全权代表，率一通日语之唐君任翻译，乘火车至济南附近之党家庄，遇日兵前哨，候日军司令之通知，始获放行。至济南为日军所软禁，断绝饮食，又不准外出购食，至晚间，福田持一文件来强予签字，为予峻拒。日军参谋长黑田为士官学校第五期同学，与本人有同窗之谊，亲送饮食来，并力劝本人签字。本人严词拒绝，并且正告彼等，即使将本人解送日本，亦不能屈使本人签字。因为日方条件涉及中国根本利益，非但本人不能签字，即使蒋总司令本人亦不能签字。盖签字后，无法在国会通过也。日方谓中国已无国会，本人告彼等立法院即为国会，但日方认为立法院尚未成立。彼此辩诘，毫无结果。
当晚宿于司令部，次日又再三辩说，日方见本人不为所屈，黑田参谋长劝日军司令放本人回去，并携一福田司令致蒋总司令之长函，详细分析利害。本人携信归，蒋总司令与张静江等人商量对策。本人认为只有两途可走：或者签字屈服;或者不理，迳直渡河，绕道北伐，因日方并无分兵拦截之形势。结果渡河后一直到北京，日方均按兵未动。北平底定后，交涉收回济南，仍为本人负责，与一日军师团长谈判接洽，终于日方答允交还济南。
十三、北方军队
民国十八年冬，唐生智叛于郑州。本人设法收编唐部魏益三与刘春荣，两军均驻北平南苑。与唐合作之白崇禧闻讯，便衣出走。唐等原拟自徐州北上，里应外合，轻取北平。幸赖本人切断其联络，收编其部下，北平行辕始得安稳。驻平之刘兴、龚浩所部为唐生智基本势力，亦因魏、刘之转变，而未敢妄动。
是年大雪，兵士须数人结伴外，出以免陷身积雪之中。周绳华、何墨林均为参加此役之旅长。蒋旋调阎锡山为行营主任指挥南军作战月余克复郑州，唐生智败走日本。
此时期本人在北方竭力收抚军队。适冯玉祥拟解决刘镇华之部队。刘闻讯惶急无计，本人趁机劝其改悬蒋总司令之旗号，并保证可获蒋之认可。冯玉祥以剿匪名义，令刘率部开赴柳林。本人劝刘置诸不理，冯玉祥方面之联络与饷秣遂断绝，由本人供应军费。
此年收编部队甚多，大半为冯玉祥之部属，就记忆所及，计有吉鸿昌(原为甘肃省主席，时任冯之前敌总指挥)、王修身(师长)、孙良诚、刘黑七(桂堂)、梁志超等多人，几乎北起张家口，南至徐州一路之冯系军队全为收买过来，予冯打击不小。彼等但要洋钱(银元)，不信任票纸。尝有人笑谓：“洋钱打垮了冯军”。
十四、中原大战
民国十九年本人回湖北未久，战事又发生，何应钦、刘峙率第一、二两军团沿柳河一带布防，本人率第三军团，据守洛河一带。第三军团共辖五军，分由蒋鼎文、夏斗寅、徐源泉、上官云相与李抱冰(蕴珩)五人统率。
此役持续达半年余，战况激烈，蒋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第一、二军团。冯王祥亦亲至柳河督师。冯系部将郑大章一度率骑兵队烧毁蒋之飞机于柳河，更直逼至蒋之坐车附近，仅因情报不灵，不知蒋本人即在座车中而未拼力猛攻而已。当时战况之紧急可见一斑。幸赖第三军团之李抱冰与上官云相先后率部驰援，在豫鲁边境之河堤岭击溃孙连仲，东线战局方得扭转。战事结束后，蒋总司令亦因此犒赏上官所部军队银洋一百万元，为当时赏额最高之一次。陈辞修之能博得蒋公信任，亦因在此役最吃紧时，不主撤退，拼死拒战于朱集站。许昌附近破宅一役亦极惨烈，南军伤亡逾五千，冯军死伤更多，许昌终得保全。此役以后，战事迅即结束。蒋总司令亲来洛河巡视，嘱余返鄂，军队亦各返防。
十五、长江水灾
二十年本人回湖北。长江水灾氾滥，汉口首当其冲，本人适在汉口。根据往年纪录，江水上涨至江海关量水表之三十七呎处，即有水灾之虞，而此次竟上升达四十余呎。盖川江、湘江、汉江三流域此次同时涨水，涌抵武汉，竟无宣洩之余地。沿江一带初尚堵堤防水，迨江水涨至五十三呎，则堤防亦无法阻遏。日本人于其租界内防水极费心思，初用棉花黄豆装包堵水，后宋江水从阴沟下水道中倒涌出来，遂亦束手无策。
水势稍退，百姓大批涌至汉口。本人尝向美国借贷小麦九千吨，赈济灾民。宋子文经手，本人签字者，规定由湖北省偿还。旋本人即去职，此批小麦亦至今未曾偿还美国。
灾民聚集汉口，湖北当局赶搭大批芦席棚收容灾民。中央派员来湖北视察灾情，见灾民尚有鱼可食，以为情形并不十分严重，殊不知武汉沿江一带，鱼鲜便宜，此时蔬菜此鱼鲜昂贵多矣。
翌年夏斗寅返鄂，使用金钱在南京活动，攻击本人应负湖北水灾之咎，本人趁此请求辞职，摆脱湖北省主席职务，并荐夏斗寅自代。
二十五年湖北行营恢复，本人返任行营主任兼湖北主席，深觉水灾为湖北之大患，亟图治水。一方面拟购置濬河船，挖深长江河道，并将江庭之泥土挖起填筑两岸为堤防。先与英国领事洽商，征收长江行船税，以资兴工，盖长江行船当时以英国最多。英领事亦颇赞成。后因杨子江水利委员会欲接管办理，遂无结果。另一方面，本人鉴于汉江夹带泥沙过多，非疏濬所能收效，乃拟另辟河道，自襄阳东引，沿汉江几支流，经兴隆集、随县、安陆、云梦而与汉江复合。当时已派员测量完毕，可以开工而苦于经费无著。适值日本启衅，旋即抗战，此议遂搁置。然湖北治水，将来终需实施。
十六、湖北剿匪
湘鄂赣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蒋中正自兼总司令，本人受命为驻鄂绥靖主任，指挥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军队，下隶三司令官，本人自兼一司令官。
民国二十一、二年间，水灾以后，湖北盗贼蠭起，尤以洪湖与大别山两处匪患最炽。本人乃遣徐源泉剿洪湖，萧之楚往剿大别山，两处均收功，匪患可谓肃清。萧原为冯玉祥部下军长，中原大战时，本人争取过来者。
蒋总司令在南昌行营，主持剿匪。曾有一时期，本人与之略有龃龉。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彼来电报，嘱本人赴赣，洽商军务。遂即派兵赴闽，福建人民政府转瞬即为消灭。
十七、西安事变
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发生，何敬之、朱培德来电邀余入京商议。当时情势，亦只有派兵北上，故一致主张强硬。事变结束后，本人即返汉口。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役，本人适在南京。
抗战军兴，改编军队，重划战区。本人受命出任第四预备军总司令。南京撤守后，蒋公来汉口主持。军队全部撤离后，仅留蒋、徐(永昌)与余三人最末离开。徐与本人走湖南，适逢长沙大火，转往广西，自桂林搭机飞重庆。
十八、军法总监
抗战时期本人担任“军法执行总监”，下隶十个“军风纪视察团”，另有一“交通视察团”。当时审理之重要案件颇多。
当时谣传役政有弊端。蒋委员长亲往巡祝。见一壮丁正被吊打。蒋公大怒，亲笞兵役处长(陈沛民)军棍数记，发交军法总监审理。当时为陈说情者极多，故此案之审结殊为费力，审讯两堂后，终判决死刑。
又有一起叔侄争产之案件。叔叔来军法处控告谓其侄儿谎报运粮船沉没，实际已先将军粮运走，再行凿沉运粮船。本人发觉其日期不符。控告之日期比犯罪之日期更早。乃平反此一诬告之冤狱。
十九、抗战结束
抗战结束，举国欢欣若狂，以为抗战胜利，其实乃假胜利耳。我国实无力击退日军，且在战事结束前夕，日军尝一度进逼贵州，攻抵独山，陪都震动，政府考虑西迁。故当日本投降之消息传达重庆，民众均燃鞭炮大事庆祝，本人则严禁家人燃放炮竹，盖深以国事方殷，前途多艰为可虑也。惜当时之民众官吏以及将领均误信战胜，骄狂自恃，而未能谨慎筹划战后之复员工作。
关于沦陷地区之军队，亦未能妥为安置。当时军令部长徐永昌曾接伪满臧式毅来电，谓有伪军三十万人愿意归诚，军政部长陈诚则力主遣散，在军事委员会议上本人尝与之力争，彼终不肯改变主意。彼此相持不决，经会议主席何应钦决定签呈核示，而最高当局亦主遗散。中央政府既未能照管伪军，彼等复遂转为赤党所利用，此又日后匪患炽烈，终之不可收拾之因素。
中央政于复员之处理，过份仓促，缺乏通盘之计划。军官退役，往往连生活亦成问题，于是又逼而走险。本人在重庆自动申请退役，领得退役金，仅足购香烟两条。本人返抵湖北，有军官第七总队率士兵一起投共，贴标语云：“蒋家不要毛家要”，此类情形，真不堪追述。
二十、湖北省议会
本人返鄂后，当选湖北省参议会议长。当时对于议会政治，大都未能熟娴，故笑话丛生。有时议员闹得太凶，本人尚须设法从中调解。犹忆有一回，议员质询逾规，省主席当场退席，后经程潜、白崇禧对再三调停，方告解决。故本人印象中，终觉国人知识尚差，如民主政治施行过骤，揠苗助长，未必相宜。
二十一、赤祸猖獗
抗战结束后，湖北政治颇为松懈。本人主持湖北省议会时期，已有共产党势力在鄂活动，共匪部队常冒充国军旗号，纪律亦佳，民间往往忽略之，甚至偷渡长江亦未发觉。
匪祸日獗，本人应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之邀，赴沪开会共商反共大计。
三十七年曾应召赴南京，谒蒋公，对国是，本人以为台湾虽小，孤悬海外，然国民政府如迁台，至少亦可如郑成功之维持数十年以待来日。我等于今日尚能有如此局面，实应归功于蒋公之高瞻远识。彼作迁台之决定颇早。
本人于三十七年离港，避祸香港一载有余，再间道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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