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姚喆：“除了打仗，我什么也干不了”
来源：人民网 苏振兰   2019-12-02 09:17:10

　　中央要求大青山抗日支队“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贺龙立即想到了姚喆

　　1937年9、10月份，日本侵略军占领内蒙古以后，在这一地区驻有一个旅团、四个伪蒙古骑兵师和大量的伪民团、伪警察，严重地威胁着陕甘宁、晋西北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1938年5月，党中央最终作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决策。同年6月11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贺龙、肖克、关向应的电报中，还强调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派往该地区的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

　　还在1938年春夏，在内蒙古开展抗日斗争的杨植霖、刘洪雄先后到晋西北，就向八路军一二〇师负责人贺龙、关向应汇报大青山抗日斗争的情况，请求八路军进入大青山。这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并应杨、刘的请求，贺龙、关向应迅速决定：由我师第三五八旅的七一五团和师直属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支队;派出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部分武装力量和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大青山。根据党中央要求的部队“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贺、关选中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担任支队司令员，七一五团第一营教导员彭德大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司令员、政治部主任都是政治工作干部出身，支队参谋长必须军事上过硬，选派谁呢?

　　李井泉建议：就姚喆同志吧。

　　贺、关眼前一亮，一个威猛的军事指挥员浮现在他们脑海中。

　　姚喆，原名姚秩章，1906年8月出生于湖南邵阳横塘冲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11月参加乡农民协会，并当选为乡农会执委、邵阳二区十三乡农会主席。1927年7月，大革命彻底失败后，他遭地方反动当局通缉,只身逃到南县继续革命。1928年春，他加入国民党军湖南独立五师随营学校(黄公略领导)，同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成为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一员。

　　1929年2月，在彭德怀直接领导下，久经战火考验的姚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五军班长、排长、特务连连长。1930年6月，以红五军为主成立红三军团，他又历任军团特务团一营营长、第一师三团团长、第一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一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彭德怀率领下，无论山多高、路多远、坑多深，姚喆始终追随彭部大军纵横驰奔，逐渐养成敢于“横刀立马”的将风。在整个红军时期，他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5次负伤，3次负伤不下火线，受到军(团)甚至中革军委通令嘉奖，逐渐成长为彭德怀赏识的“爱将”。有一次，彭问他：除了打仗，你还能干啥?他答：除了打仗，我什么也干不了!彭乐了：我就中意你这一点。

　　1934年1月25日，在福建沙县战斗中，姚喆亲率红十团主攻连50余人突击入城，与反扑之敌展开激烈巷战和白刃格斗。黑夜里，他被隐藏在街巷拐角处的敌兵刀伤左脸颊，伤愈后留下一条三寸多长、一指多宽的刀痕。从此，有了“姚一刀”的别称。这一刀，使他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并调任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保卫队队长兼黄安、梅瓦两区卫戍司令员。前去报到时，彭德怀传话：挨一刀，换一个司令员，值得!姚喆让来人回话：请彭军团长给我再挨一刀的机会。

　　1934年10月，姚喆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总队长、红三军团第十团团长，担负保卫中央首长和机关安全的重任。期间，姚喆近距离地走近毛泽东。一开始，他很紧张，毛泽东和他幽默起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过，现在不是哭的时候。逢山开路，自有前锋;遇敌抢险，却要靠你。”

　　听到主席寓庄于谐的重托，姚喆紧张渐去，豪气顿生：“唯主席马首是瞻。”

　　毛泽东笑了：“我的马给伤病员骑了，要想‘是瞻’，就‘是瞻’我的脑袋就行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毛泽东如此评价：姚喆“护驾是有功的”。此后，他历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参加了东征山西阎锡山、西征宁夏马家军等战役。1937年春，作为抗战储备人才，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由于编制压缩，绝大多数红军干部都是降职任用，但姚喆却能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参谋长、七一五团代团长，可见他的过人能耐。对日作战后，他参加过收复晋西北七城等战斗，“姚一刀”的大名在日寇中也叫开了……

　　“不错!”贺龙一言定鼎：“人容易骑驴觅驴!一时间，只想到姚喆同志是旅参谋长，三五八旅离不开他。既然他还是七一五团代团长，那就让他去大青山扬名吧!”

　　在具体执行党中央“化步为骑”指示中，姚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8年7月1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挺进大青山的命令。7月29日，大青山支队2300多人从晋西北的五寨县出发，冒着酷暑突破了敌人重重封锁，于9月初胜利登上大青山，与杨植霖、高凤英、刘洪雄、贾力更等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在绥中面铺窑子会合在一起。从此，开始了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长期、艰苦的斗争。

　　为了打击入侵的日寇，扩大八路军的影响，争取和发动群众，打开抗日局面，姚喆积极协助李井泉连续组织指挥部队进行了几次战斗：9月初首先打开了陶林县城，歼敌一部。当月10日又攻克了绥北重镇乌兰花，全歼守敌日伪军百余名;接着，又在归绥至武川公路上的蜈蚣坝，伏击了日寇的十余辆运兵汽车队，歼敌80余人。10月上旬，在石拐伏击了敌人的汽车队和袭击了三道营火车站。此外，还在大青山南麓沙尔沁和中北部的宫地后窑子、广业公司等地袭击了敌人的据点，共消灭日伪军700余人。这一连串战斗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塞北，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使绥蒙民众的抗日情绪为之大振。人们奔走相告：“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八路军是真正打日本鬼子的队伍。”

　　大青山地区气候严寒、蒙汉杂居，坚持大青山抗日斗争，面临着生活上和语言上的特殊困难。由于大青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当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解放区的时候，随即开始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日军在“扫荡”中，除进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外，还沿着大青山十八条沟挖封锁沟，修封锁墙，禁止群众出入，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把八路军困死、饿死或挤出大青山。

　　怎样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党中央极为关注。大青山地区岗峦起伏，村落稀疏，在辽阔的草原和崎岖的山地上，步兵行动十分困难。而日寇和伪军不是机械化就是骑兵，行动比较迅速。1938年11月，党中央据此指示：大青山支队迅速将步兵改为骑兵，以适应斗争的需要。在具体执行党中央“化步为骑”指示中，姚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一方面从消灭伪军、围歼顽匪中缴获了大批战马，另一方面向开明绅士和大地主募捐。有些蒙汉族群众听说八路军需要马匹打鬼子，有的青年就自带马匹来参军，有的自动献马和鞍具，很快解决了马匹问题，组建成一支精干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姚喆任副司令员。

　　1938年12月，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决定，大青山支队的主力七一五团奉命随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地区，只留下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500多人)和“动委会”第四支队在大青山坚持斗争。根据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指导思想，李井泉、姚喆将部队分散到绥南、绥中、绥西三个地区开辟工作。这三支为数不多的队伍，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很快发展壮大。部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寇惶恐不安。

　　1939年4月，日伪军集中五六千人一起出动，分六路向绥中的五塔背、银矿山一带和绥南的蛮汉山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这时，在日寇进攻面前不战而逃的国民党骑二军的郭栖鹏、骑六师师长王照墉，也乘机带部队进入大青山，妄图从八路军手中“收复失地”，形势十分严重。当时，李井泉在延安汇报工作未回，姚喆立即部署各区，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同时，他带领绥中部队转到外线，从侧背打击敌人。日伪军对姚喆部无可奈何，却给国民党骑六师以严重打击。后来，王照墉和郭栖鹏自知在大青山搞磨擦站不住脚，便灰溜溜地撤走了。

　　1940年1月，李井泉调往晋绥工作，姚喆接任骑兵支队司令员。大青山地区的军政领导工作，主要落在姚喆肩上。这时，阎锡山在山西发动晋西事变，进攻新军;国民党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同日寇勾结，在大青山频频制造事端，枪杀中共地方工作人员。他们提出“绥远人治绥远”的反动口号，妄图把八路军赶出绥蒙地区。为了反击顽固派的妥协投降活动，姚喆指挥绥中、绥西、绥南部队集中兵力，同时行动，一举歼灭了“自卫军”总部和各路指挥机关及其主力第八团、第十二团以及“自卫军”的绥南专署，俘虏2000余名，缴枪1000余支，还缴获了“自卫军”三路总指挥王有功与日寇勾结投降的秘密信件。接着，又在绥中和绥西粉碎了顽军各1000余人的反扑，消灭、俘虏了一部，其余溃散逃窜。由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骑兵支队也从3个营发展为3个骑兵团。

　　“姚喆不但是‘姚一刀’，而且还有‘姚一手’,不但有勇，更加善谋”

　　1940年4月，党中央又专门作出决定，高瞻远瞩地指出：党和八路军在绥蒙工作的任务，是要唤起和团结蒙汉一切力量，一致联合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吸收群众武装，逐步建立骑兵队伍;要把争取蒙古民族作为党在绥远敌占区的中心工作之一;要善于采取通过上层联络下层的工作方法;要把建立以蒙族为骨干的蒙古抗日游击队，作为号召和团结蒙族人民的旗帜等。

　　姚喆严格遵循党中央的指示，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他十分重视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他反复教育干部和战士防止和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作风，对蒙古同胞平等相待，兄弟相处，尊重蒙古、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不准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他不仅严格要求部队，而且还带头做民族团结的工作，他同蒙古族群众广交朋友，取得了蒙古族群众的尊敬和信任。许多蒙古族地主、大户同情抗日，捐献抗日物资，积极掩护我党的军政人员和伤病员。姚喆还亲自向一些较有影响的喇嘛和神甫做工作，取得了他们的了解、同情和支持，有的还为八路军提供情报，掩护伤病员，购买急需物资，一些喇嘛庙甚至成为中共从事地下工作的据点，对八路军帮助很大。

　　在骑兵支队和其他各游击队中，姚喆也注意吸收蒙古族战士，并专门帮助成立了蒙古抗日游击队，李森、高凤英先后任队长，贾力更、齐俊山先后任指导员。此外，他还参与先后选送一百多名蒙汉青年到延安学习，后陆续返回大青山，成为对日斗争的骨干。

　　争取伪军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姚喆参与领导下，大青山支队与伪蒙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师等都建立了联系，其中有的和八路军订立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有的还为八路军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提起这件事，贺龙如此评价：“姚喆不但是‘姚一刀’，而且还有‘姚一手’,不但有勇，更加善谋。这一点，彭大将军可能没有发现。”面对如此评价，他一言带过：“在贺师长面前，我哪敢称得上有谋。从南昌起义到抗日战场，他哪一天不冲锋在前，哪一件事不是有勇有谋。师长如此称赞，我只能当作勉励!”在坚持大青山敌后斗争中，军事、政治上日益成熟的姚喆，又成为贺龙的爱将。

　　1940年6月，贺龙、关向应两位首长对大青山工作的指示信中提出，要注意发挥政权作用，要建立绥察行署，决定由姚喆任主任，杨植霖为副主任。根据贺、关首长的指示，姚喆对大青山地区工作进一步做了部署。8月，他在武川县西梁村主持召开了绥远各族各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绥察行政办事处”，制定了“绥察施政纲领”，成立了绥西、绥中、绥南三个专署，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并派出一批干部组成了绥东工作团，在绥东开辟工作。到1941年底，在丰镇、集宁、兴和、商都等县都相继建立了区县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发展了数百人的骑兵游击队。这一切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大青山各个地区抗日工作广泛深入的开展，整个大青山的骑兵发展到3500多人，根据地的建设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使大青山地区和晋西北联接起来，形成了辽阔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拱卫着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毛泽东曾说过，“讲内蒙古革命史，不能不提到我的‘小老乡’”

　　大青山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对内蒙主要城镇和交通线的反动统治，使其不敢冒然南犯和北进。1940年8月至12月，姚喆率领大青山地区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牵制了日寇相当兵力。从1941年春到1943年夏，恼羞成怒的日寇对大青山根据地进行了比以往规模更大、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扫荡”，并且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思想一起进攻的所谓“总体战”。姚喆领导大青山军民，经受了这一严峻的考验。在地方党、政组织、蒙汉群众和游击队的支持配合下，他率部同敌人进行了上百次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42年秋季，日寇搜罗了所有驻绥远部队，并从华北专门调来两个机械化旅团，配有飞机、大炮，共达3万余众，对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极其残酷的大“扫荡”。当时，姚喆命令部队主力和军政机关南移晋西北根据地，自己仅率本部第三团教导营和支队直属连2000余众与敌周旋。敌人凭借数量上超过八路军十余倍的绝对优势，企图把抗日游击根据地彻底荡平。面对强大残暴的敌人，特别是骑兵支队主力已突围转至绥南、雁北一线后，姚喆利用绥西的有利地形，坚持同敌人斗争。在敌人密如蛛网的包围封锁中，他声东击西，穿缝插隙，同敌人巧妙地周旋在大青山上。这时，一些同志考虑到他的安全，再三建议他回绥南支队司令部去，他斩钉截铁地说：“为了随时掌握这里的敌情变化，便于坚持斗争，我不能走。我要和同志们在一起战胜敌人，度过难关。”他的话给了同志们极大的鼓舞。当严冬到来以后，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中，困难更加严重。为了减小目标，便于机动和解决食宿困难，姚喆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以连或班为单位单独活动。他自己也只带十几个人，在冰天雪地中，拖着伤残的身体，同战士们钻窝铺、吃野菜，转战在大青山中。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一二〇师贺、关首长都十分关心大青山的斗争，多次给姚喆发报询问情况，他每次都坚定地回答：“一定把大青山的斗争坚持到底，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决不下山。”他这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大青山军民的斗志。经过这次激烈的反“扫荡”战斗，大青山根据地的军民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1943年夏，大青山地区的对敌斗争的胜利，使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得到逐步恢复，随即成立了塞北军分区，姚喆担任司令员。1945年7月，党中央决定成立绥蒙政府，乌兰夫任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并将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张达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当时，姚喆正在参加中共七大，会议尚未结束，即奉命率领增派到绥蒙军区的陕北骑兵旅和晋绥军区步兵第九团、二十七团，协同大青山地区原有的骑兵第一、第二、第三团，以加强对日伪军的作战，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战胜利果实的抢夺。回到大青山后，姚喆率部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接着组建了绥南、绥西、绥中、绥东四个军分区。

　　1945年8月，遵照毛泽东主席《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指示，姚喆指挥绥蒙地区的步骑部队昼夜兼程，向敌占区挺进，配合晋绥军区和晋察冀部队攻打归绥，迫使日本侵略军放下武器，并占领了平绥线除包头、归绥以外所有重要城镇。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据说，毛泽东曾对乌兰夫说过：“讲内蒙古革命史，不能不提到我的‘小老乡’!”

　　1945年9月，日寇刚刚投降，国共两军又拉开战幕。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姚喆率领绥蒙部队，历任过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八军军长兼绥蒙军区司令员，重新回到彭德怀帐下征战。在彭德怀、聂荣臻指挥下，他率部继续坚持在大青山南北，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了三年，参加过大同集宁等战役。期间，彭德怀不乏赞誉之词：“‘姚一刀’的刀子越来越快了!”

　　1949年9月，毛泽东提出以渐进方式实现和平解放绥远的“绥远方式”决策，同时他带话给姚喆：“和平没有实力不行!要想不动刀子，刀子还得拿着。你这把‘姚一刀’，还是时刻亮着!”由于姚喆所部近在咫尺，最终促成国民党绥远军政人员10万余人起义。随后，他出任绥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董其武)。

　　“我是‘靠山吃山’起家的!水太多，只有沉湖围垦”

　　1951年8月，姚喆和董其武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9月，他协助董其武率部入朝，担负奉川、院里、南市三个飞机场的兴建任务，克服重重困难，工程如期竣工并交付使用，受到中央军委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的嘉奖。1952年秋，他从朝鲜战场一回来，就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这时，他才真正离开大青山地区：从1938年秋开始，他已经在塞北地区战斗工作了近15个春秋。

　　离开大青山，不意味着忘记大青山、忘记“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大青山精神”。在姚喆的后期生命旅程中，他时刻注意宏扬“大青山精神”。

　　1955年2月，他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历任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校长，是人民解放军中较早注重军事理论研究和现代军事装备技术研究的将领之一，真正转变成军政兼优的“姚一手”。同年9月，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初，他出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是司令员陈再道的得力助手。20世纪60年代末，他负责沉湖围垦，亲率10万军民经8个月日夜奋战，把40万亩荒草滩开垦成旱涝保收的良田。面对成绩和同志的盛誉，他只是一语双关地说：“我是‘靠山吃山’起家的!水太多，只有沉湖围垦。”无论在朝鲜战场、在教育战线，还是主持大军区工作、参加经济建设，姚喆都“令人折服”。

　　在十年内乱中，姚喆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像大青山一样高大挺拔。由于和彭德怀、贺龙的历史渊源，康生、“四人帮”一会说他是彭的“黑干将”，一会说他是贺的“黑干将”，极尽造谣诬陷之能事，他泰然处之。对林彪、“四人帮”蓄意制造武汉军区七二○事件的阴谋活动，他坚决抵制并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决，对被打倒的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表示同情。在当时，这需要极大的政治、道义勇气。对于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和他们的子女，姚喆也尽他之所能，千方百计给予照顾和庇护，使这些在动乱中备受冷遇的同志得到很大的温暖，增强了度过逆境的勇气和信心。“文革”结束后，有同志表示感谢：“姚喆者，尧哲也，有尧一样的仁者之心!”他听说后连连摆手，像大青山一样朴实：“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落难之时，落井下石，非我所能为;人有不幸，尽力援手，一直是我的本色!”

　　1979年春，作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姚喆抱病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同大家一道畅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共商国家大事，坚持到会议结束。5月27日，在返回武汉途中，他突然休克，虽即返京抢救，终因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终年73岁。

　　姚喆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大青山南北，了解他的蒙汉各族人民非常悲痛。为了缅怀姚喆的功绩，寄托各族人民的哀思，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恳切希望将他的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麓。武汉军区党委和姚喆家属给予了圆满的回答。在姚喆逝世一周年之际，内蒙古自治区派出代表，将他的骨灰接到呼和浩特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将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园，让大青山地区人民永远铭记他的不朽功绩。

　　姚喆和所有为内蒙古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们的名字，永远像苍莽的大青山一样巍峨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