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民革浙江省委会理论研究与学习委员会委员、嘉兴民革党员冯杰讲述郑洞国将军在中国驻印军的峥嵘往事。
1月27日，是我国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郑洞国先生逝世30周年。1933年春，侵占东北的日军开始蚕食华北，郑洞国时任第2师第4旅旅长，奉命增援长城抗战，成为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中央军将领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郑洞国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当选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是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为了纪念这位民革先辈，弘扬伟大的爱国精神，我们特约请擅长研究抗战史的民革浙江省委会理论研究与学习委员会委员、嘉兴民革党员冯杰，撰文回顾郑洞国将军在中国驻印军的峥嵘岁月。
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
1943年元月，根据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指示，第8军改归第20集团军建制，军长郑洞国重视战斗序列调整，马上赶赴湖南桃源拜访总司令霍揆彰，并回老家石门县城略做停留，与阔别许久的亲友小聚。但是仅住了一天，就接到司令长官陈诚转来的侍从室急电，即日前往重庆等候委员长召见。收拾行装，郑洞国内心不免忐忑起来：“在一般情况下，最高统帅下达的任命均由战区司令长官代转，此次单独召我回去，而且催促得很急，很可能是要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小火轮溯江而上，此时的陪都雾色弥漫，蒋介石同样忧心忡忡：“远征军主官未定，军事与政治干部无识见、无定力，可叹!”
受命赴印，肩负重任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彻底失败，部分官兵选择返回云南，一路历尽艰辛;另一部分退往印度境内，相对损失较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素来轻视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主张“要兵不要官”，试图改革“驻印军”架构，团长以下指挥官由中国军官充任，高级指挥官由美国军官担任。重庆同意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成立“中国驻印军指挥部”，任命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柏特诺任参谋长，温鸣剑为副参谋长。至于撤换中下级军官的建议，无论蒋介石还是何应钦、陈诚、杜聿明等人，均持反对态度。
史迪威长于吃苦耐劳，乐于接近普通士兵，但个性直来直去，待人接物有时不免显得尖酸刻薄，因此人称“酸醋乔”。第一次入缅作战，史迪威与罗卓英、杜聿明闹得不可开交，重组“中国驻印军”，双方矛盾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罗长官终日绕室彷徨，对于军队之教育训练毫无办法。”史迪威的报告接踵而来，蒋介石心烦透顶，罗卓英“未能遵照意旨进行，在印又启外人疑虑，深以为叹”。决定重设远征军指挥机构，以陈诚兼任司令长官，负责整训驻滇中央军;裁撤驻印军副总指挥一职，成立新编第1军，“调郑洞国前往指挥，本定邱清泉，恐其能力与经验不足，故决令其与郑洞国对调”。
陈诚没有立即就任新职，首先针对人事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驻印军拟请黄维或李及兰前往指挥，因独当一方面之将领学术经验均须注意也，如能调郑洞国前往亦可，但第八军最好调何绍周继任，因该军情形复杂，何对该军历史较深，可免因人事更动而影响作战”。其实，邱清泉连幕僚都已找好，还请人教授外交礼仪和吃西餐的方法，但老上级徐庭瑶、杜聿明觉得邱清泉脾气暴躁，不能与史迪威长期相处，建议军政部长何应钦改调郑洞国为宜。事已至此，陈诚顾全大局，倒也不是非要推荐嫡系“爱将”，赞同郑洞国肩挑重任。
1942年12月21日，重庆军委会致电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拟调任郑洞国将军担任中国驻印军军职。
“我们准备委派你去印度，担任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军长，你的想法如何?”寒暄过后，蒋介石开门见山。郑洞国一下怔住了，“带兵打仗我有些经验，但要在国外独立与洋人打交道，我完全是外行，如果搞得不好，岂不贻误抗战大局”。蒋介石十分理解郑洞国的难处：“你去那里是会有困难的，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容易，但抗战需要盟国帮助，必须有人担负这项重任，我反复考虑过，你去是最合适的。”郑洞国不再犹豫：“报告校长，我愿意去印度兰姆伽!”
史迪威与孙立人、廖耀湘研究战情。
任务已定，何应钦介绍基本情况，新编第1军归史迪威指挥，下辖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驻印军总部编制强大，直辖装甲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虽然不归新编第1军统属，但应发挥联系作用。“美国人狂妄自大，英国人又太滑头，罗卓英、杜聿明都同他们处不来，你去后务必小心行事。”何应钦最后叮嘱郑洞国：“一要以充分的耐心和美英盟军将领打交道，尽量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二要注意维护民族尊严，做好驻印军内部的团结工作。”
龃龉摩擦，据理力争
为什么说郑洞国是最合适的人选呢?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时任新编第1军上尉参谋，通过近距离接触后现身说法：“郑洞国内向保守、温文儒雅，在国军将领中以谦逊知名。他的长处在于坚韧不拔，从来不喜欢邀功请赏，懂得尊重长官，能够接受同僚决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蒋介石派他去统率新编第1军，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适合人选。”
照片和题词是1943年郑洞国将军就任新1军军长时拍摄和题写的。
郑洞国确实太难了，既要想方设法同美国人处好关系，又要在美方面前维护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威信、利益。为了顾全大局，还不得不拿出相当的时间与精力，缓和、化解驻印军对美国人的种种不满情绪。在史迪威看来，驻印军总部直接指挥新编第22、第38师即可，因此变着法缩小郑洞国的权限。按照国军编制，军级单位应有直属部队，如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特务营(警卫营)等，史迪威不同意成立，郑洞国的军部只有三四十人的编制，只好抽调新编第22师特务连担任日常警戒。罗学万时任新编第1军作战参谋，为此感到愤愤不平：“郑洞国是中国驻印军的最高指挥官，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盟国的代表，但他使用的是一部英式旧车，远远比不上史迪威、柏特诺坐的美式新车。”
实战训练中的驻印军战士
兰姆伽基地的训练作业热火朝天，在英美军事后勤体制保障之下，中国驻印军伙食不愁，用于实弹射击的弹药铺天盖地，比起国内简直天壤之别。郑洞国心情复杂，美国联络官业务水平靠谱，但权限过大，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部队，不打招呼带往训练场。中西文化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加上有些联络官自视过高，矛盾纠纷此起彼伏。柏特诺更是盛气凌人，甚至仪仗队调用都要指手画脚：“如果不经过总指挥部的同意，随便派遣部队的话，我们美国军官干脆回去算了!”
1943年盛夏，史迪威擅自撤换总部副参谋长温鸣剑，终于引发驻印军将领集体反弹。8月14日，郑洞国致电陈诚转报重庆，“温鸣剑自到职以来，努力整顿，遇事力持大体，成绩斐然，竟为宵小诬陷，全军愤慨，纵使必须更换，亦应报由中央明令处理，并仍以华人接替，方符中美合作之旨，职虽极端忍耐，实无法维系军心”。孙立人、廖耀湘平日言行谨慎，此次亦明确表示碍难接受，“职等事事本中美合作主旨忍辱负重，现美方出此不合理之措置，今后军官势必媚外图存，军队纪纲、国家体制尊严将何以堪”。柏特诺态度顽固，说什么“驻印军是由美国装备训练的，军中事务包括人事必须听命于总指挥部，即使中国政府也不得过问”。郑洞国据理力争：“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不能接受殖民地式的待遇!”蒋介石闻讯非常气愤，电令何应钦纠正史迪威“何以对于人事调动，不先请准本委员长而擅自撤委”。后来，温鸣剑回国述职，调任第三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同意李申之继任总部副参谋长。
相对而言，中美双方底层官兵相处融洽，战车营中士邱枫回忆说：“虽然语言不通，但和美国大兵碰到时，相互间总会使出各种奇怪的方式来表示友好，比如趁对方不注意踢他的屁股、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打一架、用怪词称呼对方，然后大家抱成一团，拍着手哈哈大笑。”
缅北反攻，永载史册
雨季即将结束之际，史迪威迫不及待地指挥驻印军向缅北发起了进攻。25岁的黄仁宇初生牛犊不怕虎，两次直言劝说郑洞国，“身为高级将领，应该多出现在前线”。结果都会惹来一贯随和的郑军长生气，“对他而言，他的指挥职责只要从将军的营地发出即可，只有在战事吃紧，例如前线有相当比重的人马陷入危局时，才需总指挥亲身抵达现场。除此之外，高级将领如果常到前线去视察，只会打扰下属的指挥”。作为一名尉级军官，黄仁宇显然无法理解郑洞国心头之痛楚。
1943年11月30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右三、右四)与中美英盟国东南亚战区司令官蒙巴顿(左二)、郑洞国(右一)、蒋纬国(右二)、黄仁霖(左一)等在兰姆伽营地合影。
“今晨，一时半起床，三时由克拉蚩起飞，八时后抵蓝溪，蒙巴顿将军来迎。先在旅馆早餐后，即驱车至兰姆伽。”11月30日，蒋介石夫妇一行在参加开罗会议后，顺道视察驻印军训练基地，“先至史迪威指挥部，然后至军部视察营房，后到战车训练场，继到炮兵射击场视察实弹射击后，已将下午二时，即在指挥部新设俱乐部会餐毕，再到操场对驻兰姆伽官兵万余人训话与阅兵。”据蒋介石日记透露，“史迪威对于郑军长视若傀儡，不予丝毫指挥之权，亦不令其坐镇列多前进基地，其他诸事，亦多为可痛者”。不过随着缅北反攻战争全面升级，史迪威与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等人的关系有所改善，蒋介石又先后增调新编第30师、第14师、第50师空运印度。
1944年夏秋之交，中国驻印军正式扩编为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孙立人、廖耀湘分任军长;同时恢复副总指挥部，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参与直接指挥的机会明显增多。密支那为缅北重镇，与滇西腾冲只有一山之隔，对盟军来说，如占领密支那，不但可以打通中印陆上通道，还能为“驼峰航线”增加飞行安全度。5月中旬，中美混合突击支队兵临城下，奇袭演变为攻坚。23日，史迪威、郑洞国等人飞抵密支那前线，留下伯特诺组织前进指挥所，再兴攻势。令人遗憾的是，伯特诺未能听取合理建议，导致伤亡惨重，进展缓慢。所幸史迪威并不故步自封，根据战况不断优化指挥系统，实际逐步扩大中方将领的指挥权限。郑洞国制定“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的正确作战方针，从而确保密支那战役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驻印军利用雨季整训补充，史迪威本想继续大显身手，但与蒋介石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最终被华盛顿召回，所遗职务交由魏德迈、索尔登接替。10月初，缅北反攻第二期作战开始，郑洞国放开手脚，多次从列多乘坐美军的小型侦察机，飞临八莫上空视察督战，“见到整个八莫城在我强大空军和炮兵猛轰下大火熊熊，浓烟滚滚，日军炮火几乎完全被压制，城内建筑大多崩毁”。消息传来，史迪威喜忧参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据说蒋介石喜欢魏德迈，现在一切都太平了。”
追忆峥嵘岁月，郑洞国对史迪威的观感实在五味杂陈：“尽管他对中国将领素有偏见，性情也比较急躁，在一些事情的处置上对中国方面不够尊重。但应当承认，他毕竟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不管怎么说，中国驻印军扬威异域，他们的爱国精神和英雄业绩，与日月同辉，永远值得国人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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