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
来源：百度百科   2014-03-19 16:16:06

　　人物简介

　　原名许德华。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政治委员、师长，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八师师长，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长。1932年赴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年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零师独立第二旅旅长、雁门军区司令员，授予少将军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个人履历 

　　许光达1925年5月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第5期，编入炮兵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5月，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了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将军领导的反击军阀夏斗寅叛军作战。7月，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炮兵营任见习排长。8月，在江西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曾任11军25师75团排长、代理连长，参加了会昌和三河坝等战斗。后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1928年6月20日与邹靖华结婚。1929年10月，被中共中央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历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1941年 1月，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兼延安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后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

　　解放战争开始，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1947年8月，率3纵队西渡黄河，参加了沙家店、延（川）清（涧）、宜川等战役。1949年1月，任军长。7月任第2兵团司令员，在围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的扶眉战役中，率部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为保证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继而挥师西进，攻破兰州南山敌军主阵地，抢占黄河大桥，与第19兵团全歼城中守敌，解放兰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建装甲兵。1950年6月任装甲兵司令员。在装甲兵建设中，强调“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曾先后兼任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将，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经历

　　军旅生涯

　　许光达（1908年—1969年）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他的父亲是个穷苦的农民。 他在同族兄弟中排行老五，人称五伢子。因为家境贫寒，许光达7岁即当放牛娃，后在其伯父的资助下进入长沙县第一高小，接着又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是当时被统治者视为“赤化很深”的地区，许光达在此读书期间开始接触共产主义。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还读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湘江评论》，深受其影响。1925年，许光达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 1926年1月，受湖南省委选派，许光达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2团，入伍经三个月先期训练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11大队学习。1926年底黄埔第五期学员随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5月，反动军官夏斗寅发动叛乱，率部进攻武汉。军校学生奉命随叶挺出征，许光达参加了讨夏的纸坊之役，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涯。同年7月军校毕业后，许光达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见习排长。

　　大革命失败后，许光达从九江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江西宁都追上起义部队，初任排长，参加了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进行的会昌战役，因作战英勇，很快接任代理连长。未久，许光达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被组织安排在一户山村农家养伤。伤愈后，他先后到潮洲、汕头、上海、安徽等地寻找党组织，辗转千里，深受颠沛流离之苦。1928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光达等人在安徽寿县的学兵部从事兵运活动。由于工作策略上的失误，他们的活动被人告发。许光达等人被迫紧急撤离。逃亡途中，他再次与党失去联系。9月，许光达在长沙与未婚妻邹靖华完婚。新婚第10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长沙当局派兵缉拿许光达，幸得有人提前通风报信，许光达再次匆匆逃离。其后又经历了数月之久的苦苦追寻，为找党组织，他甚至跑到唐山矿区以挖煤为生，终于在1929年4月在安徽芜湖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军事才能

　　1929年7月由组织推荐，许光达进入上海党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正式更名为许光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一进入洪湖革命根据地，许光达就立即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战斗间隙，他给游击队员们讲战术、讲战场上的相互协调和火力配备，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在洪湖地区，游击队虽然很活跃，但没有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把洪湖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归拢起来，于1930年2月成立了红6军。许光达任参谋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军司令部参谋部，平时指导部队训练，演习战术，每次战前都拟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对红6军改变游击习气，向正规化军队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0年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许光达任第17师师长。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光达率部南征北战，战华容、攻长沙、占巴东、收姊归，克荆门，援当阳，转战在湘鄂两地，参与或单独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在战斗中，他多次身挑重任。松滋杨林寺一战，他率第17师与敌激战，顶住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保证了军团指挥部的安全转移。在鄂北马良坪一役中，他率第8师第22团掩护主力撤退，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机动灵活地掌握战局，于当夜不失时机地率第22团攀悬崖突出重围，在深山老林坚持战斗两月余，不仅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受到贺龙司令员的赞许，前委也为此通令表彰他带兵有方，多谋善断。然而1930年、1931年正值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期，他们通过派中央代表到洪湖苏区，强迫红军打城市战、堡垒战、阵地战和大规模的平地战，使红2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革命根据地也大大缩小。数次战斗的失利，使许光达对党内错误路线的瞎指挥有了切身的体验。

　　苏联治疗

　　1931年在应城的一次战斗中，许光达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被敌机枪击中，身负重伤。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差，设备简陋，几次手术都未能将体内的子弹取出，1932年，许光达被党组织辗转送往苏联治疗。伤愈后，许光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对坦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学习了坦克技战术。

　　奉命回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7年11月，许光达奉命回国。次年1月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不久即受到重用，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很快又被任命为教育长。在抗大，许光达努力工作，认真执行中央和毛主席为抗大制订的教育方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贯彻到学员中去。当时，延安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许光达与学员们一起挖窑洞，一起上山砍柴，他身体力行的模范行为对大家是极大的鞭策。抗大为党培养了一批批坚强的革命战士，许光达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

　　学术造诣

　　延安时期的许光达不仅在政治上成熟，在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在这里，他发表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这些文章的突出特点是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述问题。在《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战术是由班到师的战斗方法，决定战术的因素是人、技术、地形、气候、时间的配合。”他把人的作用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军队的组织工作》是许光达的又一篇力作，在该文中，他就军队的性质、作用、军队的产生和消亡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并就我军的组织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对我军的组织建设是很有价值的，被作为我军建设的重 要参考文献。

　　许光达是那种目光深远、善于思考的人，他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清醒的分析，有科学的预见。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以闪电战术横扫西欧十四国，并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苏联的大片领土，世界为之震惊。一些人认为闪电战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战方法。而许光达却在1939年7月3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闪电战的历史命运》一文，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苏德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对比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认为希特勒的闪电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覆灭。五个月后，苏联红军就对德军发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德军元气大伤，直至步步败退、垮台。战争的进程印证了许光达的预见。

　　1941年，许光达被调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

　　奋勇抗日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许光达向中央提出到抗日前线去。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分配他到条件艰苦、对敌斗争激烈的晋西北，担任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担任一个地区的最高首长。

　　第二分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面临黄河，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东南紧靠晋冀鲁豫，是晋冀鲁豫通往延安的枢纽，也是党中央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惟一通道。同时，这里也是保卫延安的重要屏障。有鉴于此，敌人也很重视这个地区，不断对它进行“扫荡”和“蚕食”，使原来的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使原来的一些解放区，变成了游击区。毛泽东告诫晋绥军民：必须振奋民心、军心，向敌人采取积极对策，否则，根据地再缩小，前途更糟。毛泽东要求许光达“把敌人挤出去”。许光达到达第2军分区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制定了四项具体措施，变被动为主动，派出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占区，肃清汉奸特务，摧毁敌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同时，他还加强对当地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练兵活动，努力发展根据地生产，并成功地指挥了第2分区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逐步地把敌人“挤”了出去，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我党在当地的武装力量，开创了晋西北对敌斗争的新局面，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战略部署。

　　许光达大将与夫人邹靖华

　　许光达大将与夫人邹靖华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光达历任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太原第三小组、驻本溪第二十九小组少将代表。曾参与与国民党的谈判，用纯粹的外交辞令和美蒋代表谈判。然而事与愿违，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人民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这时，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独2、3、5旅活动于晋中、晋北地区。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第3纵队打出了军威，称得上是骁勇之师。

　　1947年8月初，奉中央军委命令，许光达率第3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斗。不久，率领党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被挤在三县交界的一个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敌大军压来，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警卫部队只有100余人，已陷入四面被围的境地。而且，敌人进展神速，包围圈越缩越小，形势空前严峻。8月16日夜，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彭德怀，希望彭总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接应和掩护，保护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告知已派许光达率部前往。

　　许光达在得到彭总命令后迅即率部冒雨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他向旅长们交代：“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当时，许光达的指挥所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他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正在转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正是中央机关。许光达用灼热的目光看着大家，旅长们会心地转身跑回了各自的指挥阵地。许光达指挥第3纵队在乌龙铺以南抗击来犯之敌。抗击战斗从1947年8月18日上午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硬是顶住了敌人一个军部及三个旅的轮番进攻，使敌未能前进一步。1947年8月19日，许光达又率第3纵队赶到了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阻击敌人。这时第3纵队处境困难，前面有敌第29军刘戡主力压过来，后面是葭芦河。背水一战本是兵家大忌，但许光达及第3纵队指战员决心破釜沉舟，誓死保卫党中央。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军长刘戡亲自指挥着两个半旅往上冲，许光达则指挥着第3纵队勇猛反击，打冲锋，曾一度打到刘戡的军部，俘虏其警卫连士兵多人，刘戡被牢牢地钉在当川寺一线不能前进。与此同

　　许光达画传

　　许光达画传

　　时，兄弟部队在沙家店地区和常家高山歼灭或击溃了大量敌人，取得辉煌战果。刘戡见势不妙，只得掉头回逃。至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才化险为夷。沙家店战役中，第3纵队在乌龙铺的阻击战打得漂亮，受到了野战军司令部的表彰。

　　在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任务后，许光达挥师西进。1947年10月，许光达率第3纵队向清涧开进。清涧的守敌是胡宗南的“王牌”军第76师，师长廖昂是许光达黄埔军校时的同班同学，这位国民党中将被誉为“常胜将军”，他凭着城坚隘险，扬言要使清涧成为解放军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坟墓”。10月6日，攻击开始。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第3纵队扫清了外围，但此时胡宗南的援兵距这里也只有一日的行程了。为减少伤亡，许光达亲笔给廖昂写信，敦促其放下武器，但廖昂拒不投降。许光达便指挥独2旅以连续爆破手段炸开城门，首先攻入东门，并阻止了敌人的疯狂反扑，战斗至11日，全歼清涧守敌，生俘廖昂。同日，党中央特致电祝贺清涧大捷。

　　1948年2月，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组织了围城打援的宜川、瓦子街战役。是役，许光达部负责围攻宜川城。为引敌援兵进入我军布好的“口袋”，许光达部署了一个怪打法：开始时猛攻，逼宜川守敌向胡宗南求救；待胡宗南援兵一动，我们就视援兵的速度灵活处置，援兵来得急我们就轻打；援兵来得慢，我们就重打。轻重相兼，不使敌援军脱钩。敌人果然上当。前来援救的敌四个旅、八个团在宜川守敌的紧急呼救下进入了瓦子街预伏地区，被我军全歼。接着，许光达指挥攻城部队发起总攻，一举拿下关中屏障宜川。至此，宜瓦战役取得全胜。此后，许光达又率部一路夺关斩隘，先后参加了陕中、扶眉、兰州等重大战役，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许光达被任命为第3军军长，6月，又被任命为第2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点将，把许光达从兰州召回北京，委派他筹建我军历史上没有过的现代化新技术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一个月后，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1950年9月1日，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许光达就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坦克上。他不止一次地对同志们说：“我们要树立终生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

　　装甲部队组建伊始，困难重重。当时，我军的坦克数量很少，且都是从国民党那儿缴获来的。要建设一支强大的装甲兵部队，几乎是从零开始。身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许光达昼夜奔波，诸事亲自筹划。经过短短四个月的艰苦努力，便在全国各大军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编练基地、修理厂及坦克学校。之后，许光达又领导组建了华东军区、东北军区的摩托化装甲兵领导机关，还成立了专门培养中、高级指挥干部和技术人员的装甲兵学院和装甲兵工程学院，装甲兵学院院长由他亲自兼任。为了祖国的装甲兵事业，许光达简直到了忘我的程度，他一有时间就深入课堂和教练场，经常亲自给学员上战术课。平时，他带头学技术，年过半百的装甲兵司令员，坚持亲自登上战车参加训练。在他的带动下，坦克部队官兵掀起了学习技术、比武训练的热潮。

　　1950年10月，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抗美援朝，这给刚刚诞生的人民装甲兵部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支援我人民志愿军，装甲兵部队党委作出决定：要求部队在三个月内完成一年的训练任务，迅速掌握基本技术，随时准备入朝参战。为此，许光达率领机关参谋人员深入到基层部队蹲点，帮助部队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改革训练方法，突出重点、难点，提高训练质量。1951年1月，装甲兵成立仅仅三个月后就派出一个团去了朝鲜。其后不久，许光达又亲临朝鲜前线，实地考察和研究装甲部队的作战及战场技术保障工作。 在装甲兵建设过程中，许光达提出了“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响亮口号，他认为“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地位”。强调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相结合，许光达是当时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

　　研制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国产坦克，一直是许光达的理想和追求。为此，他殚精竭虑，费尽了心血。

　　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了明显的逆转，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和原材料被全部封锁，国家的一些领域建设都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恰恰在这时，我国第一台59式主战坦克诞生了。多少年来，人们对许光达的这一远见卓识深深敬佩。工人们为了表达对装甲兵司令员的敬仰之心，特意制作了一台国产坦克的模型，装在玻璃罩里送给了许光达。这台坦克模型被许光达摆在了书房最为显眼的地方，它始终伴随着将军，直到走完人生的旅程。当1959年举行国庆10周年大典的时候，许光达亲自陪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当坦克车队隆隆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时，毛泽东紧握着许光达的手，高兴地向这位我军装甲部队的创始人表示祝贺。

　　请求降衔

　　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在国防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许光达从老上级贺龙元帅得知自己将要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心中深感不安。几经思考后，他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情真意切地请辞，让我们看看这篇情真意切的降衔书：

　　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我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勋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喝牛奶，吃面包。自苏联返国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呢？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的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拿着这份申请书，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激动地对朱德、彭德怀等人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毛主席、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而是依据他的贡献，仍然授予了他大将军衔。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元帅是行政三级，大将是行政四级，上将是行政五级，许光达诚恳地向中央提出自己为行政五级，就这样，他成为惟一一个行政五级的大将。

　　惨遭迫害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一时间，风云突变，乾坤动荡，全国上下都卷入到这场政治旋涡之中。曾在革命战争时期做出过贡献的的军委副主席林彪元帅此时却借机在部队中培植亲信，对部队的高级将领常常采取拉不过来就打倒的手法。由于许光达刚直不阿，曾不止一次地悖逆触犯过林彪、江青一伙。

　　他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论点被视为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罪证，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和叶群搞的《广州部队某部蹲点调查报告》，许光达都认为是小题大做，作风不正，自然又得罪了林彪。加上许光达又是林彪的政敌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所以，林彪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把许光达也冠以“兵变总参谋长”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造反派抄了许光达的家，并将他非法关押。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要他交代“二月兵变”的罪行，他反讥道：“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干。”会场主持人被将了一军，只好宣布暂时休会。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专案组对他多次进行非法审讯。在忍受了长达十八个月之久的摧残折磨后，许光达悲惨地死去。这样一位久经沙场，为共和国披肝沥胆，立下汗马功劳的赫赫名将，没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屠刀下。

　　在受迫害的日子里，许光达始终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对夫人邹靖华说：“我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在许光达的遗物中，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有他在狱中写的一首诗：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千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这就是我们的许大将军的胸怀，惊天地、泣鬼神，光昭日月。

　　许光达含冤去世后，林彪、江青一伙妄图将他的骨灰一扬了事，毛泽东得知后作出批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它应该放的地方。”这样，许光达的骨灰盒得以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这是对死者的肯定，也是对生者的莫大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