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是指挥湖南大部分地区对日作战的重要军事机构。1939年9月—1942年1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数十万中国军队,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广大地区,与侵华日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会战,史称“长沙会战”。在第三次会战中,我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内,有一位在薛岳领导下,参与会战指挥工作的长沙人士。这就是著名的邓为仁将军。
邓为仁,号宁武,湖南长沙人。1913年2月19日出生于长沙。祖父邓昌和,文武兼备。晚年随左宗棠大军收复新疆,任职伊犁府,擢升吐鲁番知州。宵旰从公,病逝任所。父邓德铭,字寿平。清末留学日本,钻研政治经济。归国后,毕生从事教育和盐务,于整理两淮、长芦及两广盐务,尤著政声。母范氏。
邓为仁自幼天资慧敏,稍长即身怀大志,富含报国热忱。早年毕业于长沙私立楚怡小学及明德中学,与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系同窗好友。
1930年,邓为仁深怀报国之志,投考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在校期间,沉潜于兵学,砥砺于志节。1933年毕业后,历任宪兵排、连、营长,勇于任事,忠义精勤。1938年春,邓为仁考入陆军大学第十六期深造。曾于一次沙盘演习中,推翻教官制定的方案,出奇制胜,战胜“敌军”,突显其卓越的作战指挥才能。1940年,邓为仁从陆军大学毕业。
其时,我国抗日战争爆发已近三年,我华北、华东、华中大片国土沦陷,湖南已成为我国对日抗战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场。第九战区于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在薛岳的指挥下,逐步袭击日军,阵地前推几公里到数十公里不等,还加强了防御阵地,重视民众支援战争的能力,动员并训练了湘北民众破坏敌军交通线的能力。为预防日军可能的再次进攻,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利用部队整理补充的机会,公开征求从军校毕业的年轻人加入到指挥系统当中。邓为仁的陆大同学、薛岳堂弟薛仲述慧眼识珠,遂向薛岳力荐邓为仁,并详细介绍了邓为仁在陆大时沙盘演习中表现的指挥才能。于是,薛岳于1941年4月将邓为仁调升为第九战区战地干训团上校教官,参谋处上校作战课长。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日本意欲侵占南洋,需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急切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力求歼灭我第九战区的作战实力,予中国政府以重压。
参谋处为提高战地干部的战斗能力,开办了战地训练班。邓为仁奉命到战地干部训练班作报告,讲解薛岳所谋划的“诱敌深入,一翼席卷”的战略战术,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作了战略战术准备。
1941年9月上旬,第二次长沙会战拉开序幕。由于我方密码被日军破译,导致中国军队处于被动状态。但因中国军队浴血奋战,还是致使日军伤亡惨重,加之供给线遭中国军队和民众的破坏,致使后勤不济,只得仓皇撤出,仍然退回战前状态。
经过二次长沙会战,薛岳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这两次会战虽然均取得胜利,但伤亡惨重,失误失利仍然不少。他感到必须加强师以上指挥官的战术修养,加强训练,提高指挥能力,改变固守阵地之方式,培养灵活用兵之习惯。11月17日,薛岳集合全战区官兵代表在长沙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战备的问题,并决定让邓为仁在下一次会战时襄助机要,参加谋划大局。会议之后,即产生了著名的薛岳“天炉战法”。是月19日,薛岳颁令决定制敌先机,按预定计划实行“诱敌至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包围歼灭之”的方案。
1941年12月,第九战区长官部获悉情报:武昌至岳阳间火车停止客运,满载日军人马南下,洞庭湖滨敌军舰艇增加,日军宣抚班向各个乡公所急索多数劳力。薛岳立即觉察到日军将对长沙发起第三次进攻。他分析军情,判断日军将发起的第三次长沙攻势目的不仅是要占领长沙,而是希望进一步侵占衡阳以打通粤汉铁路,然后直达广州、香港。因此,长沙第三次会战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亡和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
不久,薛岳率领战区长官部少数人员进驻岳麓山清风峡的一个山洞,在这里设立第九战区作战指挥所,其多数官佐即转至耒阳后方。邓为仁即跟随薛岳在这指挥所执行指挥任务。
1941年12月,日军强渡新墙河南犯,又渡过涝刀河后,于1942 年1 月1 日向长沙猛攻。长沙守军利用工事,连续击退日军三昼夜的猛攻。日军攻势屡挫,死伤惨重,且粮弹将尽。此时我方置于长沙外围的部队,向长沙实施合围。日军不得不分路突围。
在岳麓山九战区作战指挥所里,军官们经过连续几昼夜的指挥作战,非常辛苦,疲惫不堪。邓为仁最为年轻,但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连续几天几夜,执行薛岳下达的命令,不敢有任何疏漏和懈怠,也是非常疲累。薛岳精力充沛,还很关心部属。在战斗的短暂间隙时,他总是叫邓为仁抓紧休息,小睡一下,说“一有情况马上叫你”,让邓安心休息。
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日军狼狈逃窜,几乎完全按照我军的预定计划,陷入我网形纵深地带,继而遭受我伏击、诱击、侧击、尾击,困于我天炉之内,弹尽粮绝,狼狈万状。此时,薛岳让邓为仁等将预订之追击计划电令各部:将进犯长沙之溃逃敌人,彻底歼灭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我军在决战中,凭借优势兵力和旺盛士气将敌人聚而歼之,使第三次长沙会战获得辉煌胜利,毙伤日军共约五万多人。
会战结束以后,不少中外记者到长沙进行战地采访。战区参谋部派邓为仁负责接待,向记者们介绍有关战况。巡视外围战场时,记者们发现中国军队的军官们,从校官到将官都很年轻,平均年龄只有34岁,全都训练有素,而且都会讲英语或法语、日语,感触很深。美国纽约时报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福尔曼即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已属于现代战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战争是由一批有知识、有文化并经过训练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来执行的,这也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邓为仁因襄助机要,擘画大局,功绩卓著,晋升为少将高参,仍兼作战课长。1943年4月,又以功调升第九战区长官部副官处处长,奉命在衡阳承办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是次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前段对日作战的经验,部署抗战从战略防守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应做的准备工作。邓为仁夫人回忆:“薛将军告之以壹仟万元法币为极限。当即衔命兼程赶赴南岳,即邀集中、中、交、农四大银行主管,及南岳各级机关、学校及时开始行动,并征集粤汉铁路火车车厢,及照明设备、水陆运输工具,召集膳食专家及医疗机构。所有工作于十天之内筹备就绪,使南岳会议得以顺利完成。会后结账,支出仅四百五十万。薛闻讯慰勉有嘉,除长官夫人赏赐特别餐饮外,更奖赏两万元以为鼓励。这种辛劳的代价使我得以定制了两套昔日向往的旗袍。”邓为仁则因成绩突出,荣获云麾四等勋章。
此后,邓为仁再被委以重任,与美第十四航空队联系作战事宜,同时负责接待军政要员及中外记者,介绍战区情况,说明战局形势。在与美军十四航空队联系工作中,获美军支持,以飞机空投无线电器具和枪械子弹,扩充自卫队,以为后应。1944年3月,又奉令与美国魏德迈将军司令部之安姆士准将会同视察东南三、四、九战区所辖空军基地,检讨对敌伞兵部队防御及陆、空协同作战事宜。事毕返航时,因气候不良及机件故障,无法寻得机场降落,遂冒险跳伞,降落于湘桂边界森林中,幸未受伤。
1944年5月,日军出动强大兵力,向长沙发动第四次进攻,是为长衡战役。薛岳命邓为仁出任湖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和浏阳县县长,负责敌后抗战。于是,邓为仁奉命前往敌后。当时,他与原第九战区长官部的吴相湘携家眷同行,自湖南郴县乘粤汉火车到广东曲江,转乘汽车,经南雄到江西赣县,到达浏阳县官渡乡。抵达后,邓为仁设立了第一行政专员公署,并与湘北各县政府建立联络,统一指挥敌后党、政、军、团及地方自卫武力,带领民众,截断敌军水陆交通,为期一年有余,阻击敌人,保卫乡土。
长衡战役中,我军因指挥失利,损失惨重,被迫南撤,6月,长沙市和湘潭、平江、浏阳等县先后沦陷。然而,这时日本侵略军已成强弩之末,美国已经在太平洋地区发动了进攻。当时,美国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决定派一名中国籍报务员,携无线电机随同邓为仁到敌后搜集气象情报。吴相湘自赣县北行经遂川往当地机场时,曾描述说:“这是中国战区和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将军配合,攻击轰炸菲律宾及东海南海日本船舰的前进基地。我们远望机群悬挂炸弹,不禁自我陶醉,嗅到太平洋上的火药味了。”
在敌后,邓为仁为鼓舞军民斗志,坚定抗战信心,与吴相湘创办了敌后唯一的一份官方报纸。当时,没有设备和机器,也没有工人。他们经过多方询访,了解到有一家疏散到山地的印刷厂,厂主告诉了机器埋藏地。邓为仁遂联络挺进军,派人潜越敌人防线去发掘抢运。不到一个月,一部四开印刷机及铅字悉数运到,印刷工人也先后到位。邓为仁吩咐吴相湘每晚收听并记录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新闻,次日早8时开始排版,四名工人不过三小时就完成上机印刷,下午一时发出,即可在街头看到贴出的号外。
邓为仁还邀请地方乡绅共同策划敌后的安抚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和吴相湘二人与盟军加强联络,团结当地军民,坚持敌后抗战,保住了乡土,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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