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商溪河畔走出一个热血青年
青年时期的郑洞国
郑洞国，字桂庭，1903年1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商溪河畔南岳寺一个农民家庭。商溪河是一条美丽的小河，它有着泛波似银飞浪若雪积潭如玉的碧水，蜿蜒于缀锦叠翠的崇山峻岭间;这里沟壑纵横，如大树的根系。倘若不计山之大小水之巨细，这里可谓“奇峰三千，秀水八百”。这条美丽的大山峪也较其它山乡富裕，当地有歌谣曰：“金仙阳，银渡水，有钱难买商溪水”。仙阳与渡水在石门可谓是似金如银的富庶地，可与商溪一比，便相形见绌了。溯商溪河上，有处叫石门垭的山口，系旧时桑植县通往外界的门户之一。当年贺龙就是打这里沿商溪河而下，走向山外的世界，走向其日后叱咤风云的天地的。郑洞国也是循着这条商溪河走向外面的世界，走向其抗日名将的戎马生涯的。
郑洞国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父母都唤他为“幺儿”，亦名“蛟儿”。其父郑定琼，是位粗通文墨的正直农民，母亲陈英教，是位贤妻良母型的农家妇女。母亲步入不惑之年才怀上郑洞国。此前她曾生育四次，除头胎是男孩外，其余三胎都是女儿。其父将长子名为“潼国”，而将三个女儿分别以“先梅”、“芷梅”、“尽梅”而名之，寄寓着其“女儿止尽男儿来”的企盼。郑母果不负夫望，第五胎终于孕育出一个伟男儿来。只不过分娩时已四十三岁的她经历了剧烈阵痛。阵痛之际，正值三更，电闪雷鸣，大雨滂沱。迷蒙中，她梦见了一条身披鱼鳞的蛟龙穿过山涧，凌空而起。少许，新生儿呱呱坠地，风停雨歇，鸡鸣声声……这情形，决非比附某些大人物降生的奇相，亦非郑洞国闻达后他人的附会，而是早在他出生之际就曾于村里乡间传言开的。其父因妻子产时梦蛟，便将“蛟儿”的乳名赐于新生儿，也许，梦见蛟龙是因其母大龄分娩身虚神幻所致;至于风雨大作，则纯属巧合。不管怎样，本文的主人公郑洞国是在风雨黎明中诞生的，是在美丽的商溪河畔蹒跚学步，然后又沿着美丽的商溪河谷走出去的。如今，此时此刻他的姓名是“黄鳌”，而不是郑洞国。
冒名顶替考进黄埔军校
开罗会议后，蒋介石视察驻印中国远征军。前排右起：郑洞国、蒋纬国、蒋介石、宋美龄、蒙巴顿。
在黄埔军校29万余学生中，他是唯一冒名顶替的一个。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位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热血青年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成为后来威震中外的抗日名将。
1924年5月5日，广州黄埔军校。曙光初照练兵场。
470名黄埔一期的热血青年，一个个身着苏式黄卡其军装，挺胸凹腹精神抖擞地排列在操场上，等待着晨操点名。
因为是第一次，新生们难免激动而亢奋。突然一声“黄鳌”的呼唤，竟有两名学生应声而出，一个矮胖，一个高瘦;一个圆脸洋溢着微笑，一个国字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惶然。在中国，同名同姓不稀罕，尤其是单姓单名者，然而同在一校一班一队，却不能不说太巧了。其实这两个青年中，一个是真黄鳌，一个是假黄鳌。真黄鳌以后成为一名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而假黄鳌则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抗日名将郑洞国。
三年前，郑洞国有过一次投笔从戎的经历，却因故失之交臂。此次报考黄埔，却又过了报考日期。眼看郑洞国又急又恼又沮丧，作为同乡同窗与亲友的王尔琢自然也心急火焚，却又无计可施，无力相援。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位同乡，一位叫贺声洋，也是郑洞国在石门中学的同学，另一位则是与石门山水相连的临澧县的黄鳌，与郑洞国算是大同乡。良久，见郑洞国等三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沉稳敦厚的黄鳌方不慌不忙，献上一计。待黄鳌将主张和盘托出，郑洞国却又犹豫起来。
原来，黄鳌初来广州时，担心一次考不上，先后报了两次名，不料第一次他便榜上有名，遂落下个名额虚位以待。他建议郑洞国顶替他的名字去应考。郑洞国的踌躇，倒不是顾虑其它，而是顶替之举与其一贯做人的信条相悖。可是倘若不如此，就只能等待第二期招生了。沉吟半晌，他横下一条心，以黄鳌之名报考黄埔。数日后，黄鳌的名字与王尔琢、贺声洋一道出现在黄埔一期的录取榜上。凑巧的是，真假两个黄鳌都编在第二队，于是便出现了一声点名，两人同时应声出列的颇具戏剧性的一幕。
与郑洞国同期考入黄埔的三同乡，均在日后的岁月里有所建树。王尔琢于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时为日后红极一时的“林副主席”的顶头上司，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同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红军初创时期的卓越军事将领。贺声洋在黄埔时加入共产党，后任红军党代表;而黄鳌曾出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军长为贺龙)。这三人虽因种种原因而英年早逝，但都在短暂的人生中留下了可书可传的篇章。郑洞国的冒名顶替，是其非凡人生的至关重要一步。没有这冒险性的一步，便没有他日后留在淡水、棉湖、古北口、台儿庄、昆仑关、密支那等战场上的光辉足迹。
郑洞国虽然认为自己的动机无可指责，但感到冒名顶替终究不太光彩，终于鼓起勇气，涨红着脸向区队长报告了自己冒名顶替的真情。后来，校方理解与认可了郑洞国冒名顶替之举，未予追究，只是让他把名字更改过来。于是乎，在黄埔一期的点名册上，出现了郑洞国的名字。以后，这个响亮名字将出现在东征北伐的作战序列间，出现在抗日战争的史册上，出现在新中国参政议政的篇章里，出现在致力于海峡两岸统一的伟业中……
抗日的烽火在燃烧
郑洞国所部中国远征军正在进攻缅北密支那日军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之一。
中华民族史上的抗日战争，是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始，但郑洞国的抗日历程，却是从1933年的古北口之战开始的。
古北口是长城在密云县境内的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关口，南距密云县城120里，距北平250里，地势险要，不仅是平津之门户，亦是河北之屏障，自古即兵家必争之地。时任第17军2师四旅旅长的郑洞国，率部最先赶到前沿阵地，官兵们喘息未定，日军即出动五千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疯狂扑向阵地，并出动10余辆战车，截击后方交通。当时后续部队尚未上来，郑洞国旅兵力不足两千，且连夜急行军，几乎到了疲劳的极限，面对倍于自己的强敌，只能拼死一战了。身为一旅之长的郑洞国清醒地意识以已到了生死关头，遂将外衣一摔，身着白衬衫，手提驳壳枪，带着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排，亲自上火线督阵。不畏死的长官带出了不畏死的士兵，上下拼将一腔热血，经过一天的铁血苦战，终于顶住了人数倍于自己，火力优于自己的强虏，守住了阵地，赢得了后续部队增援上来的宝贵时间。
第十七军在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前后与日军血战达两个多月，击毙击伤日寇五千余，自己也伤亡了近万人，是当时长城抗战作战时间最长、战事最为惨烈的战役。战争虽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告败，并付出了近乎二比一的伤亡殊比的血的代价，但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军魂”和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
郑洞国在抗战中，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被人称为“福将”。在台儿庄外围激战中，一块银元救了郑洞国的性命。
1938年初春，淮海大地上残雪未尽，日本侵略者挟北取平津与华北、南侵淞沪与南京之淫威，由南北两方进攻徐州，一场以血战台儿庄为标志的徐州会战，遂揭开了帷幕。
时已升任2师师长的郑洞国奉命攻打峰城，激战中，由于身边一位参谋手中的望远镜在阳光下反光，立即招致日军炮火猛击。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就近炸开。郑洞国猝然无防，只觉得左胸被重重一击，几乎跌倒，幸亏两名卫兵将其扑倒，并以身相护，方才未让纷飞的弹片击中。炮击后方发现左胸衣袋上仅划破一道破口，除袋内一枚银元被弹片击穿外，自己居然毫发未损，真没想到这枚偶然放进衣袋内的银币竟救了他。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及其外围血战十五日，歼敌一万余人，写下了抗战史上“台儿庄大捷”的辉煌篇章。
1939年11月，郑洞国率荣誉师担任昆仑关正面进攻，与杜聿明肝胆相照，血战二十天，会同友军力克昆仑关天险，取得歼敌一个旅团的辉煌战绩。说来也怪，郑洞国自东征以来，身经百战，既曾以连营官佐之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亦曾以师旅将领之威亲临火线督阵指挥，除台儿庄“银元”之险外，从未挂过彩，“福将”之名，当之无愧。
1943年4月，蒋介石紧急召见郑洞国，委以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重任。他临危受命，飞赴印度。远征军远征异地，命运多蹇，既受制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又与驻缅英军多有抵牾，加之异国蛮荒之地的气候恶劣与瘟疫流播，真是困难重重!由于郑洞国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方使驻印军抗战局面打开。“不打不相识”，郑洞国与孙立人等将领心心相印，在胡康河谷的战场上打出驻印军的威风，让傲慢的史迪威重新认识了中国将军，将新22师与孙师的指挥权归还给中国人。
中国驻印军在缅北战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驻印军后期，中国驻印军总兵力已达十万。根据战局的发展，奉重庆军委会命令，新1军和新6军由已升任副总指挥的郑洞国率领(两军由孙立人与廖耀湘分任军长)，经过短期休整，两军分别从密支那与孟拱出发，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最后胜利之路。
毛泽东与他谈笑风生
1948年10月，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部投诚，图为郑洞国(中)起义后抵达哈尔滨。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打起了内战，郑洞国卷入了东北内战的漩涡。在屡战屡败的东北战场上，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长春城防司令长官的郑洞国，终于选择了回到人民阵线上来。经历过炼狱般的心路历程，郑洞国心里的坚冰终于融化了。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参事后，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其新职还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接见了他。那天在座的有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及鹿仲麟将军。“郑洞国，好响亮的名字哟!”毛泽东脱口用浓重的乡音寒暄开来。接着，毛泽东便问起郑洞国的家庭情况。然而当时，郑洞国已家不成家了。
四年前，他回到上海，依然住在赵主教路191号旧居，这栋花园小洋楼，原是抗战胜利后没收的伪产，由当时的市政府分配给他居住的。郑洞国目睹旧上海在新中国的巨变，感到欢欣鼓舞。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1952年6月，他正欲举家北上时，妻子却不愿离开上海，郑洞国只得独身北上，一年后，妻子提出离婚。相处近廿年的妻子离开了他，儿子在沈阳工作，长女留在老家，幼子尚滞海外，眼下之家只有他一人。毛泽东听后说，家庭问题很重要，要妥善处理好。人对生活要有一种达观态度，不能为一时波折而灰心。稍后，毛泽东又笑了笑说：“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还得多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哟!”嗬，毛主席居然连我的年龄都知道!郑洞国心头一热，当即激动地回道：“主席，我今后一定努力，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给了他新的生命，也给了他新的爱情，经过朋友们人托人的介绍，郑洞国与一个西子湖畔长大的女子相识，她叫顾贤娟，35岁，人如其名，贤惠而娟美，通过接触，水到渠成，相爱结合了。
海峡两岸同为他举行追悼会
2006年4月5日，郑洞国将军的骨灰在湖南石门夹山国家森林公园安葬
老马识途自扬鞭，郑洞国一心一意扑在致力于祖国统一的事业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郑洞国与杜聿明等人又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这一对老战友在1978年第五届全国政协大会上，都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79年10月，郑洞国又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两人一如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样，肝胆相照，并肩作战，只不过作战对方不再是仇寇，而是以前的袍泽、同窗、同僚，作战之目的亦非是战胜对方，而是争取对方回归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来。
然而，岁月不饶人，就在亚运会召开期间，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那百战之身，终究难以抗拒衰老与病魔的入侵，脑血栓与心脏病并发，被迫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与死亡作最后的抗争。他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使拉着守候于病榻前的亲人之手说：“我曾是军人，对生死已看得很淡。你们要好好生活，不要为我难过。我现在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有看到祖国统一。一旦国家实现了统一，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此后不久，郑洞国老人便失却语言能力。这番无憾之中犹有憾的谈话，竟成了他的最后遗言!
1991年1月27日，这位穿过了东征北伐的枪林弹雨，走过了古北口、台儿庄、昆仑关、缅北等征战之途，跨越了孤城死亡之线而获得新生的一代名将，终于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
2月26日，郑洞国遗华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灵堂摆放着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前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老帅聂荣臻以及王首道、刘澜涛、肖克、程子华、习仲勋等领导人送的花圈。安祥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的郑洞国，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共政治局委员丁关根、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革中央、黄埔同学会、中央统战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和死者生前好友千余人的虔诚告别。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 对海内外发布的电讯，给予郑洞国的一生以高度评价。
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在数百名黄埔系的将领中，他是两个同被两岸追悼的将领中的一位。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臧克家的这句名诗，分明适用于这位立过卓著战功、有过传奇的人生、经过炼狱般的心路历程、走过88载诚信人生之旅的大写的人。(石门县史志办供稿 常德史志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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