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我在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身边工作。刘师长多次运用地形地物指挥作战取得胜利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的神头岭战斗就是其中之一。
1938年2月下旬,我386旅在河北井径西南长生口设伏,消灭了敌警备一队的两个中队后,刘师长决定再次以少数兵力袭击敌占山西太行西部重镇——黎城,以吸引潞城之敌派兵来援,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术,在邯(郸)长(治)大道上设伏歼敌。
伏击场选在什么地方呢?
从当时民国政府配发的地图上看,神头岭是一条深沟,公路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峭,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出击。但这儿的地形到底是个啥样,地图上看不出来,谁也没有亲眼见过,3个团的兵力如何部署,谁也没有底。刘师长决定亲自前往实地勘察。
到了神头岭,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地图与实地相差很远:公路是从岭上通过的,光秃秃的山梁只有一二百米宽,路两边比路面略高,没有隐蔽物,只有几处国民党军用过的旧工事。两相比较,刘师长感慨地说:“地图上的粗枝大叶可要害死人的呦!”
有人认为此处不宜我部展开,应另选别处。可师长经过反复比较认为:“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他说:“这个地方虽然影响我方展开,但敌人的技术兵种更难展开。选择地形不能只看一方,而要从双方利弊对比中权衡。”
3月16日,我部在神头岭用3个团的兵力三面设伏,打得潞城出援日军措手不及,毙伤其1500余人,基本全军覆没。
刘师长每到一地,总是先要找当地的地图和地形资料,没有地形图,地方志图也行。行军时,师长总是让我们这些测绘员跟在他身边,为他背图,住下来,为他挂图;考我们,也耐心地启发我们。
师长认为当好参谋最起码的条件,就是要掌握简易测绘。在反“扫荡”的日日夜夜里,战斗频繁,部队驻地随时变动,但师长仍然要求指挥所对各部队每时每刻的位置、友邻的相对状态、当面的敌情都要了如指掌,都要进行图上作业。他认为每一级指挥员,特别是师、旅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具备这种知识。
粟裕
“不谙地图,无以为宿将”
我的老首长、新四军第1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最钟情地图。在我给他当作战参谋的日子里,常听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谙地图,无以为宿将”。
开创苏中抗日根据地之后,粟司令料到将在海安、东台以东等地与敌展开长期争夺,机关刚刚驻扎,就令我们勘查地形。他要求我们将这片地域的地图放大一倍,图上要具体标明各村庄之间的距离,每个村庄的草房、瓦房数,河流宽窄深浅,哪些地区隐蔽,哪些地区开阔,哪些地段低洼积水。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把勘查测量的材料制成1∶2.5万地图,刻钢板油印后分发部队使用。这样,我们手中就有了一份日军所没有的地图。
1941年8月,日伪军对我苏中根据地“扫荡”。粟司令员安排好后方机关,令主力大部跳到“扫荡”圈外,伺机打击敌人。他自己只带1部电台、1个四五十人的加强排,在敌“扫荡”区与敌人兜圈子。这时,那份地图就起了作用。司令员率领轻便指挥机构,采取黄昏休息、半夜起床、行军几十里后拂晓宿营的办法,与敌人反复周旋了几个月,从未遭敌袭击。
粟司令员使用这份地图与敌人周旋时,还不断考察修正。一次,我们进驻一个名叫周家仓的小村。他发现图上少标记了一座瓦房,立即找我查问并做了修正。因为与敌穿插作战中,是容不得半点马虎和误差的。
地图是须臾不离的珍宝,粟裕司令员也就格外爱惜。用地图时,他要求干净平整,不许有一处污点,更不许将地图当做废纸糊贴墙面、窗户和包垫物品。如果行军时遇到大雨,他总是交代先保管好地图,不许打湿一点;有时雨具不够,宁愿自己淋雨,也要腾出雨具盖好地图箱。
粟裕司令员用图还有一个特点,他不仅看1∶5万的地图,还要看友邻部队地区的1∶20万图以及更大范围的1∶50万图和全国1∶100万图。也就是说,粟裕司令员每次指挥,都不只考虑战役、战斗本身,而是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他总打胜仗,这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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