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领导开创华中抗日根据地
来源：花明楼景区   2018-01-26 14:26:27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组织群众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又临危受命去华中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他及时提出了“政治上全面进攻，军事上暂缓进攻”的正确应对措施，领导重建新四军，与陈毅一道携手合作发展壮大了中原地区抗日武装力量。

　　1、中原局书记

　　1938年11月23日，刘少奇化名胡服，率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秘书栗在山、副官李拓、会计郭金林、保健医生钟毓、译电员熊景钊、警卫员严昌辉、苏登科、王炳忠、卢佑德等一行17人，离开延安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与河南省委副书记郭述申、新四军鄂豫边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分别后，奔赴中原局任职。

　　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后，主要任务是开创中原地区敌后抗日战争新局面，把敌占区变成打击侵略者的前沿阵地。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来到河南确山竹沟安营扎寨，与中原局委员朱理志、朱瑞、彭雪枫、郑位三汇合，并以此作为据点发展抗日武装和创建华中抗日战争指挥部。他多次致电朱理志(中原局委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陈少敏(1939年6月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兼任新四军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政委)、李先念(时任新四军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等，要求“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

　　竹沟，位于豫南桐柏山区腹地，座落在确山、信阳、桐柏、泌阳四县交界处，因东临平汉铁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中原局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抗日战争和党的工作，中原大地成为保卫武汉的屏障、西北的门户、华北的后方、南北战场的枢纽、全国抗战最前线。

　　中原局在竹沟创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源源不断地向抗日前线输送了军政干部400多人，还创办了中原局印刷厂，《小消息报》、《拂晓报》、“光明话剧团”、“孩子剧团”、“河南战时教育工作团”等，中原地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抗日景象，小小的竹沟镇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赢得了中原红都“小延安”的美称。

　　1939年3月18日，刘少奇奉命离开竹沟，返回延安参加中央重要会议，研究新四军和东南局的工作，调整华中地区抗日战争战略部署。1939年9月，党中央调徐海东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护送刘少奇从延安返回中原局确山竹沟。为了保护刘少奇顺利通过敌伪封锁线，徐海东利用国民革命军少将身份，刘少奇则化装成为徐海东的秘书。刘少奇安慰徐海东：“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必须机智，要跟演戏一样，越像越好”。后来徐海东回忆说：“那些天，我白天当首长，晚上就是小学生了”。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平江惨案”等相继发生。刘少奇预感到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进攻全面开始，决定采取应变措施。从10月3日开始，刘少奇率领徐海东、刘瑞龙等，沉着冷静地指挥中原局各机关、部队、河南省委和鄂豫边区办事机构300多人有计划地撤离竹沟，向皖东地区进发。

　　11月10日深夜，蒋介石密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围剿竹沟，杀害了中原局机关和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因参加抗日战争受伤的200多名干部、战士和家属，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由于刘少奇提前部署措施，使中原局机关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1939年11月4日，刘少奇随同中原局机关干部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驻地皖北涡阳县新兴集，检阅了部队，向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传达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意图，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重要讲话，他还就创建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做了周密安排。12月初，刘少奇离开新兴集，经颍阳、正阳关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皖东定远藕塘地区，与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汇合，提出了在皖东全境、江苏西部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的主张。12月中旬，刘少奇在皖东定远瓦屋薛村召开了第一次中原局会议，代表中央宣布，增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副总指挥徐海东、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为中原局委员，为实施东进、发展华中战略加强了领导力量。

　　1940年1月，中央决定将长江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统归中原局指挥，刘少奇将黄克诚八路军第二纵队、彭雪枫新四军第六支队以及皖东所有八路军部队编入八路军第四、五纵队，协同陈毅、粟裕开辟苏北。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经中央批复：“同意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决定在叶挺未过江之前，由陈毅代总指挥，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1940年1月，刘少奇在安徽定远三黄家村召开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提出了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主张。

　　1940年2月下旬，刘少奇在定远县大桥镇召开了第三次中原局会议，作出了中原地区“反摩擦、反扫荡、打退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疯狂进攻”的部署，为皖东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扫清了障碍。

　　1940年3月，刘少奇在定远、半塔集保卫战取得胜利后，抓住有利时机，深入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皖东军政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下，陆续向定远、滁县、凤阳等15个县委派了党员县长，有效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春，刘少奇还亲自创办了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华中分校、鲁艺华中分院、江淮大学、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苏北文化协会、在华日人反战同等。出版了《江淮日报》、《老百姓报》、《江淮文化报》、《真理》、《实践》、《淮海报》、《淮海通讯》等，还指导组建了江淮银行，对于造福民众、培训干部、宣传抗战、打击日寇发挥了重要作用。

　　2、新四军政委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命令，经中共中央同意北上，6日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遇国民党军袭击。新四军官兵苦战七昼夜，除付秋涛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官兵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中遭遇叛徒枪杀，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作出全面反攻，救援新四军，击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刘少奇冷静地权衡利弊后，提出了“在政治上全面进攻、在军事上暂缓进攻”的建议被中央采纳，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月17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刘少奇于17日、18日两次向中央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代军长”。1月20日，中革军委正式向全国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兼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重组后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

　　一师由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师长粟裕，政委刘英，副师长叶飞，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下辖1、2、3旅共1.3万人，作战区域为苏中地区，东濒黄海，南濒长江，西抵大运河，北至淮安大冈一线。

　　二师由江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编成，师长张云逸，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未到任)。下辖4、5、6旅共1.5万人，作战区域为淮南地区，东起大运河，南濒长江，西抵淮南铁路，北至淮河。

　　三师由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而成，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文玉。下辖7、8、9旅共2万人，作战区域为苏北地区，东濒黄海，南至淮安、大冈一线，西抵大运河，北至陇海铁路。

　　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成。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下辖10、11、12旅共1.5万人，作战区域为淮北地区，东抵大运河，南濒淮河，西至新黄河，北至陇海铁路。

　　五师由鄂豫抗日挺进纵队改编而成。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质斌。下辖13、14、15旅共1.5万人，作战区域为武汉四周，地跨鄂、豫、湘、赣、皖五省边区。

　　六师由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队改编而成，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下辖16、18旅共6000人，作战区域为苏南地区，东至淞沪，南抵天目山，西至南京、芜湖一线，北临长江。

　　七师由无为部队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改编而成，师长张鼎丞(未到任)，政委曾希圣，副师长傅秋涛，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19旅共3000人，作战区域为皖中、皖南地区，东起江浦，南至太平，西至岳西，北临合肥。

　　独立旅由八路军115师教导队和第5旅改编而成，梁兴初任旅长，罗华生任政委，共4000人，活动在苏鲁交界地区。

　　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由陈毅兼任校长，赖传珠兼任副校长，谢祥军任教育长，薛暮桥任训练部长，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

　　经过整编以后，新四军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继八路军之后又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在江苏盐城召开。重建后的新四军建制为七个师，共九万余人，以崭新的面貌纵横驰骋在华中苏、鲁、鄂、豫、皖五省的抗日战场，成为继八路军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

　　3、华中局书记

　　1941年4月27日，刘少奇在盐城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主要负责华中抗日根据地党和新四军的工作。华中局下辖苏中、盐阜、淮海、皖东北、皖东津浦路东、皖东津浦路西、豫皖苏、鄂豫边、江南9个区党委。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陈毅、曾山为成员。1945年9，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华中局撤销。

　　1941年6月，日军一万七千多人进攻华中局所在地盐城，企图消灭重组后的新四军主力，刘少奇与陈毅一道成功地指挥了上百次华中地区军民反日寇“扫荡”斗争。6月中旬，日军迅速攻占兴化、东台、泰州水网地区，气势汹汹向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所在地盐城扑来。刘少奇同陈毅一道，指挥了这场反“扫荡”战役。作战前，刘少奇、陈毅实事求是地制订了战略战术：主力部队分散，避免正面决战，选择敌之间隙，予敌以致命打击;地方部队采取小部队动作，分散作战，就地游击。战斗打响后，为避敌强攻锋芒，刘少奇、陈毅 “决定将盐城部队疏散各村，军部拟于最近移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7月20日，日军出动17000兵力分4路大举进攻盐城，寻歼新四军主力。刘少奇、陈毅下达“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日军进攻”的作战命令。

　　各部队按照刘少奇、陈毅的要求，“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河道伏击战应以连为单位，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击沉敌之汽艇为主。村落夜袭战应以捕捉敌之步哨并歼灭敌之薄弱据点为主”。同时，刘少奇、陈毅命令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跳出敌人包围圈，南下苏中，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据点，迫使日军回援。在新四军南北两路夹击下，日军于8月21日停止“扫荡”退回原地。在一天一夜的反“扫荡”战役中，新四军共战斗135次，打死打伤日伪军1932人，击沉敌汽艇13艘，缴获大量的日军枪支弹药。

　　新四军按照刘少奇、陈毅的战略思想，将华中新四军战略重点放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根据地，着力打造苏南和鄂豫边区根据地大本营，坚持皖南、浙东，并伺机向浙西、浙南发展。

　　仅1941年底，新四军各师共作战2391次，缴获枪支2.6万支，打死打伤日寇3.3万多人，俘敌2万多人，很快形成了以东北为中心，包括苏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和浙东等广大地区在内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从根本上扭转了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困难局面，到1941年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已扩大到18万平方公里，另加游击区共25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达1500万人，给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提供了雄厚的物资基础。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就是反映在江苏常熟发生的新四军抗日时期军民鱼水情的真实故事。

　　(三)开辟山东抗日新局面

　　从1941年开始，党中央酝酿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重点检查领导路线问题，为召开党的“七大”作准备。毛泽东迫切需要刘少奇回中央帮助工作。一封封加急电报雪片似的从延安飞向抗日前线盐城，催促刘少奇火速赶回延安，筹备召开党的七大会议。这时，刘少奇离开延安已经四年多了，党中央交给他“发展华中”的任务已基本完成。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刘少奇在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举寨镇单家港村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华中局委员、各根据地党、政、军及新四军1、2、3、4、6师负责人70人参加，刘少奇作了《目前形势与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报告，系统总结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九条工作经验，明确了以后工作任务：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今后的任务，就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日，完全巩固抗日根据地，加强和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期反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在会上，刘少奇宣布：中央决定他回延安，在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分会书记。阜宁县陈集镇汪朱村还留下了刘少奇旧居。

　　刘少奇从1938年底开始主政中原，战功卓著、威震华夏，正如陈毅元帅评价：“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三年，但这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局一百多干部战士，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毛泽东电令沿途各交通站重点警卫，还特批了一支由30人组成的手枪队护送。经过九个多月的“小长征”，途经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六省，行程3000多里，穿越103道封锁线，于1943年1月到达延安。

　　山东沂蒙山区是刘少奇回延安的必经之路，也是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部和山东省政府所在地。刘少奇按照中央要求，顺道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统一了山东分局、山东省委、八路军115师、山东抗日挺进纵队的思想认识，开创了山东根据地军民团结、联合打击日本侵略者新局面。

　　1、突破封锁重返延安

　　1942年11月，刘少奇一行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稍作休息后向延安进发，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白晋铁路和公路，到达129师所在地太岳军区司令部。从太岳区到晋西北，中间有100多公里宽的大平原。这里是敌占区，日军沿同蒲铁路和汾河、太汾公路，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用来分割晋东南和晋西北两大抗日根据地，企图以此来隔断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越过这道封锁线，只能夜行昼伏。为护送刘少奇过封锁线，平遥县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在敌占区设置了两个地下联络点：大良庄和上贤庄。

　　当时正值日军集中六万兵力“扫荡”太岳根据地，刘少奇一行随同太岳军区部队参加了反“扫荡”斗争。在反“扫荡”斗争中，刘少奇听取了军区参谋长毕占云的汇报后说：“趁敌人仍在大举‘扫荡’的时候，从他们后面穿插过去。这是个有利的空子，把我们送出去了，也可以减轻军区在反‘扫荡’中的负担。”毕占云担心这样行动太艰苦，怕刘少奇身体吃不消。刘少奇说：“革命本来就是艰苦的，特别是在敌后反‘扫荡’斗争中，我们全党全军谁不是在极端艰苦的斗争中过日子呢，不要把我看得特殊!”

　　刘少奇一行在毕占云的护送下巧妙前行。敌人在山下过，他们从山上走;敌人在前村“扫荡”，他们在后村煮饭，等到敌人向后村搜索时，他们已吃完了饭，又转到敌人后面去了。

　　一天，刘少奇一行在傍晚从山区下到平原，从平遥县城北五里地的一个口子越过同蒲铁路、渡过汾河。当夜行军上百里，黎明前抵达预先安排好的联络点大良庄隐蔽下来。这次护送的是平遥县委书记和武工队长。县委书记预先和晋西北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杨秀山联系好，请他安排部队接应，并派联络参谋到太汾公路距离上贤庄五里地一座古庙里等候。

　　晚上，刘少奇一行按照预定计划，急行军越过太汾公路，到达预定联络点上贤庄古庙，等候三分区联络参谋到来。大家在荒凉的古庙旁一直等到半夜仍无消息，当临时派去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上贤庄前后左右死一样的沉寂，县委书记发愁地向刘少奇汇报，不知道三分区的部队是否按预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如果按计划到达，我们在这儿继续等下去反而会暴露目标，如果冒冒失失地过封锁线，三分区没人接应后果不堪设想。

　　刘少奇听了县委书记汇报后说：“你是了解情况的，又是和群众有联系的，我们对这儿的情况完全无知，因此，还是要你下决心。联络参谋没来，可能是派的部队还没到达。据我们了解，敌人对三分区的活动较为频繁，反反复复地实行了极端残酷野蛮的‘三光政策’。三分区临时遇到什么情况也是可能的。我们经过了这么大的敌占区，很难保证不走漏消息。”“我以为还是按照原来预定的步骤行动好一些，可以回大良庄去。现在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再隐蔽一天是可以的。”讲到这里，刘少奇为了尊重民意，略停了一下说：“你只把我的意见作为参考，不要动摇你的决心。在这里，我们是服从你的。”

　　当夜，刘少奇一行返回了大良庄。第二天又去侦察，没发现什么动静。刘少奇决定当夜即过太汾公路。第二天拂晓顺利地到达了三分区并和杨秀山部队会合。杨秀山向刘少奇汇报说：“据侦察报告，您到达古庙的前一天晚上，有180多名日军，在上贤庄埋伏了一夜，他们谣传朱总司令要经过这里。直到第二天拂晓才撤走。”刘少奇听了后笑着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他和我们捉迷藏，敌人总是要输的!”

　　2、调整山东领导班子

　　1942年2月初，刘少奇离开苏北返回延安时，毛泽东多次电告，委托他在回延安途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山东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并电告山东方面的领导人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

　　1942年4月10日，刘少奇来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今江苏省东海县石梁河西朱范村。刘少奇到达山东以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真细致地了解和研究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工作情况，连续找了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等几位主要负责人谈话。之后，刘少奇组织山东分局委员加上115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参谋长陈士渠召开专题会议交换意见，并在党政军负责干部会上作了《关于山东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不久又召开了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根据地战略方针、工作部署和主要人事安排等问题。随后，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山东分局召开了党委会议，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总结了山东根据地近几年的工作成绩，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努力方向。

　　为了帮助山东干部统一认识、增进团结，从4月26日起，刘少奇分期分批地、有针对性地向山东的高、中级干部作了八个报告：《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论党内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粮食问题》。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山东分局在政治、军事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使山东根据地工作很快有了明显的转变。

　　刘少奇用三个多月时间缜密调查、分析和研究，采用个别谈话、民主协商、会议动员等方式实施了事关山东发展的两大措施：一是建立山东根据地党政军群“一元化”领导;二是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拓展统一战线。刘少奇决定将朱瑞调延安中央党校脱产学习，115师政委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将山东抗日挺进纵队收编115师领导，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不再兼任山东挺进纵队政委，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和山东分局四大家合署办公，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1942年8月下旬，刘少奇离开山东去延安。刘少奇在山东虽然只停留四个月，却为改变山东面貌、开创山东抗日战争新局面立下了不朽功勋，毛泽东评价：“用了一个罗荣桓，山东这盘棋就活了;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这盘棋就活了。”

　　3、深入农村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农民一方面背负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沉重枷锁，苛捐杂税猛如虎，阶级压迫重如山;一方面承受抗日战争的巨大创伤，生活十分困苦。刘少奇在山东解决干部问题之后，领导群众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减租减息运动。“双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面广，难度大，刘少奇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他就“双减”工作与朱瑞、罗荣桓交换意见后，又在山东分局召开了扩大的干部会议进行专门动员。刘少奇在报告中反复阐述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华中地区的经验，讲明了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方法和步骤。针对山东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刘少奇郑重指出：“双减”群众运动要以农民为中心，在这里就是要落实到以减租减息和改善雇工待遇为重点的工作上来。

　　刘少奇到达山东根据地以前，群众工作是最薄弱的环节，他严肃地指出：“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山东的群众和农救会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救会没有权威，群众腰杆子不硬，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他认为山东根据地群众工作没有做好，主要是领导干部主观上的错误，是忽视群众运动的结果。

　　为了开展“双减”群众运动，刘少奇结合实际有针对性的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在刘少奇的启发下，山东分局领导干部提高了认识，并且很快行动起来，先后颁布了多个有关开展群众运动的文件，组织了两个共有200多名干部参加的大型工作团，分赴莒南和临沭两县。刘少奇、朱瑞等也亲自到一些村子了解减租减息运动的进展情况和政策执行情况，并把秘书、通讯员、机要员等身边的工作人员派下去帮助工作，支持指导根据地开展“双减”运动。

　　1942年7月下旬，刘少奇在鲁南游击队护送下，从西朱范村出发，渡过沭河、沂河，经临沂、黄县、滕县、峄县到达枣庄，直奔微山湖，听取湖西地委汇报，作出减租减息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的指示。8月中旬到达冀鲁豫(平原)分局所在地——莘县大张家镇红庙村，在这里发表了《论时局》讲话，指导张森之、杨得志、晁哲甫做好减租减息、统一战线、抗日斗争工作，决定调翼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使濮县、范县、观城县成为抗日模范县。

　　9月中旬，刘少奇从红庙村出发到达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驻地山西省左权县，召开北方局会议，发表系列讲话。10月19日到达太岳军区驻地山西沁源阎寨村，稍作休整后前往平遥。

　　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如火如荼，群众抗日激情高涨，至今还流传着一首民谣：“沭河水、沂蒙山，草木皆兵抗日忙。最后一尺布做军鞋，最后一粒米送军粮;最后一口奶救伤员，最后一个儿上战场;最后一分钱买武器，最后一滴血保家乡。”

　　刘少奇经过九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一百零三道敌仿封锁线，行程6个省，于1943年12月30日除夕回到延安，结束了他的“小长征”。毛泽东见到刘少奇安全回延安，下令将杨家岭中央机关的团年饭改为庆功宴，为刘少奇接风洗尘。那一年延安的除夕之夜，张灯结彩、灯火通明、欢声笑语打破了黄土高坡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