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由李宗仁任主任委员,夏次叔任组织部长,名列总动委十二名常委之首。
1938年5月18日,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的夏次叔负责指挥中路官兵抢渡时,不幸被赶上来的日本骑兵包围,壮烈殉国,时年34岁。
2015年8月24日,夏次叔名列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人物生平
夏次叔,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龙山县桶东乡小湾村。父亲系清末进士。夏次叔幼时随父课读多年,故旧学颇有功底。
1916年,夏次叔考入龙山县城高等学堂后,同学们都戏称他为“五经博士”。
1923年,夏次叔来到省城,寄居亲戚家中,白天去大麓中学补习,晚上为店里搞些会计业务。夏次叔在长沙半工半读了三年,除补习英语外,还自修了德语和日语。
1926年,夏次叔考取北京大学政治系预科。
1927年转入北京大学本科就读。夏次叔在北京,布衣素食,刻苦攻读,孜孜不倦,深得萧瑜、郑浩然等教授的赏识,常予资助和指导。
1928年,夏次叔先后当选为北大政治学会主席和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风华正茂、才华初露的夏次叔,对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颇为奇怪,夏次叔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常为报刊写些抨击时政的文章,有时也作为传单在校内散发。夏次叔所写的《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井冈山红军》和《田中奏折》两文,公开指出“围剿”红军是“将中国人民推向痛苦深渊的罪恶战争”。而“田中奏折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野心的大暴露”,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0年12月9日,夏次叔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青年与责任》一文,痛切地指出:军阀政客官僚对社会国家可以不负责任,但是站在时代前面,负有领导社会使命的青年,对社会国家是不能不负责任的!”而中国青年应怎样负起这一责任呢?他写道:“现时青年的责任,在于为解除民众的痛苦,鞭策实际政治社会的进步,参与劳动,为促进社会经济的生产而努力求学……时刻想到为工农而效力,不然,我们学成之后,充其量也只能解决个人利禄,造成社会的特殊阶级,为社会上多添一批高等流氓,于社会人类的福利无益!”这篇文章以洗练的笔调铿锵有声地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犹如一声惊雷,在中国上空炸裂。第二天,夏次叔与一些同学即发起组织北大学生抗日运动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他撰写和散发《抗日运动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并同北平各校学生自治会及各反日团体取得联系。几天后,他又针对北平市政府于9月23日公布的所谓严禁学生罢课和结队游行的八条禁令,于第二天便组织北大师生集会抗议,用各种文字向国际社会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真相,还提出与日绝交的主张。当他与中共北大支部书记魏克仁结识后,又共同组织了北平大学生南下示威团,同东北爱国人士领导的请愿团一起南下,向南京政府请愿。示威团虽在全国抗日救亡团体的声援下冲破阻挠,抵达南京,但很快遭到国民政府军警的镇压,有的被捕,有的遭殴打和关押,或用火车押回北平。夏次叔因而也成了特务机关追捕的要犯之一,处境十分危险。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于同年11月,由北大二斋94号转移到宝相胡同,后迁蜡库胡同。虽然身处逆境,辗转迁移,但他仍坚持秘密斗争,参与组建北大学生非常委员会的工作。
1931年12月,夏次叔被中共沙滩支部秘密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春,夏次叔经萧瑜保送,启程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实现了他多年“留学重洋”的愿望。 夏次叔在法国巴黎大学期间,掌握了英、法、日、德、俄等五国文字,并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作了较多的研究。美丽的异国风光并没有冲淡他对祖国的眷恋,1935年,他学成回国,被国民党政界要员陈铭枢、刘斐推荐给李宗仁,任广西省政府秘书兼李宗仁私人秘书。他在广西工作期间,是经济研究会的成员,同陈劭光、李四光、范长江、夏孟辉、林素园、藩宜之等过从甚密,交宜很深。特别在调迁第四集团军长官司令部上校机要秘书后,地位变了,仍不改他平日布衣粗履、清茶淡饭的朴素作风。夏次叔学识渊博,喜爱撰写文章,发表政见,每有余暇,即伏案挥毫,为《自由旬刊》、《广西日报》等报刊提供稿件。仅1937年4月至9月间,就有五篇力作在报刊上发表。如4月25日发表的《现阶段中、英、日三角关系》一文,就直率告诫国人:“英为保其在华利益,它不愿日本独吞中国,更不愿中国真能彻底独立自主。其对华援助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故现阶段中华民族的解放,主要的还是在于自身的努力和自身牺牲抗战的决心,依靠任何列强,尤其依赖帝国主义列强,其结果会徒然失望。”至于对日本的看法,他在6月5日发表的《林内阁崩溃与日本政局展望》一文中,断言:“由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各种危机仍无法解决,相反,在军部高度国防要求下,且将益转强烈,最后诱导日本出于冒险战争之一途。”果如其言,不到一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平津失陷后,夏次叔在8月15日发表的《抗战中远东国际形势的展望》一文中,大声疾呼:“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显然是处于被侵略地位。我们惟一的生路,便只有抱焦土抗战的决心,凭自己的热血头颅去牺牲奋斗,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解放。……因为不抵抗,其结果便只有亡国!”文中还分析了英、美、法、德、意诸国对中国抗日的态度后,深刻地指出:“不能对国际援助作过大奢望,转至减低吾人抗战勇气。……中国果能运用有利国际形势,同时又能痛下自力牺牲奋斗决心,则最后胜利必属吾人。”
1937年10月,夏次叔随李宗仁同机到达徐州,负责协助李宗仁处理第五战区军政事务,随即起草发布有关打击日军,铲除汉奸,允许民众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约法七章》。12月,又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由李宗仁任主任委员,夏次叔任组织部长,名列总动委十二名常委之首。夏次叔还吸收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到总动委工作,如郭影秋担任组织总干事等。夏次叔派任各县动委的指导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将统战工作一直贯彻到区乡,使这个战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很有活力。1938年4月初,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国民党采取种种策略把持了总动委,削弱夏次叔在总动委中的实权。有一次,夏次叔对郭影秋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们留下来已没有必要,不如借下去检查工作之名推动下面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郭影秋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抗战中徐州地区的统战工作的成绩与夏次叔是分不开的。”“他对我党许多主张如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等无不同意,无论从几件大事,还是从处理日常问题上看,我们提出的意见,他没有不同意的。”寥寥数语,充分地肯定了他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的重大作用。
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惨遭失败后,气急败坏,集中两个师气势汹汹地进攻徐州。李宗仁部奉命于1938年5月18日午夜放弃徐州,于翌晨抵安徽宿县北,旋即退至涡河北岸。这时桥梁渡船已被日军炸毁,部队于是分兵三路进行强渡。夏次叔负责指挥中路官兵抢渡时,不幸被赶上来的日本骑兵包围,壮烈殉国,时年34岁。
人物评价
2015年8月24日,夏次叔名列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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