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也有一支“铁道游击队”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8-11-28 11:03:42

　　粟裕是我军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全国抗战爆发后，粟裕率领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加入新四军战斗序列，先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司令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亲自指挥了几次重要的战斗，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

　　韦岗伏击战

　　1938年6月15日，经过3个雨夜的急行军，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到达江苏句容的下蜀车站，并连夜实施破路作业，京沪铁路交通为此中断达数小时。

　　按照计划，先遣队破路后即可撤退，但粟裕临时决定在附近的韦岗组织一次伏击战。这是因为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从镇江到句容的公路运输相当繁忙，而公路所穿过的韦岗一带尽管树木稀疏，但有许多高低不平的小土丘，可用于隐蔽埋伏。以粟裕多年从事游击战的经验和眼光来看，他认为这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绝佳地形。

　　当时新四军还从未与日军面对面地打过仗。新四军的装备很差，整个先遣队只有两挺轻机枪，其余枪支都是旧的，有的缺少瞄准器，有的为便于打游击，长枪已锯成了短枪，还有的是埋在地下许久、刚刚才挖出来的。实事求是地说，先遣队并无在韦岗打伏击战并一战成功的把握，更何况是在计划以外的战斗。

　　先遣队本来有一架电台，做类似的决定粟裕需要向上级请示报告，那样的话，上级未必会同意，但正好行军途中电台灯泡烧坏了，这就为粟裕“先斩后奏”创造了条件。

　　在伏击战中，确实也遇到了很多事先想不到的问题。新四军与八路军不同，他们由留守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员组成，对正规战的技术已然有些生疏，加上又没有时间在皖南整训，仓促投入实战，马上陷入了手榴弹投不远、步枪也打不准的窘境。相比之下，先遣队在韦岗伏击的日军车队，属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该旅团参加过淞沪会战，尽管都是炮兵或辎重兵，但官兵的军事素养很高，射击技术非常精准，只要在两百米范围内，均能命中目标。

　　粟裕和先遣队在战斗中多次遭遇危险情况。第一次是一名躲在水沟里中弹负伤的日军军官，突然端着刺刀向粟裕刺来。幸好粟裕身后的警卫员及时开枪，才得以化险为夷。

　　第二次是双方相持不下，先遣队的机枪火力够不到敌人，而因为日军枪法准，先遣队轻易又冲不上去。粟裕及时把一名机枪手调到路口以北的制高点，对日军进行俯瞰射击，一下子改变局面，击垮了日军。

　　韦岗伏击战的战斗规模和战果都不算很大，一共击毁4辆汽车，打死打伤20多名日军，即便在新四军战史中，这也仅属于中小型战斗，但它在当时的意义和造成的影响力不可低估。战斗结束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立即给新四军军部发来了嘉奖令：“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

　　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把新四军在苏南民间的形象给树起来了。这次伏击战打响之前，江南民众已有半年多没有见到一支像样的中国军队。日军因此在江南非常嚣张，三五个日本兵，甚至是徒手士兵，都可以到远离据点十里八里的村庄横行，老百姓毫无抵抗的能力，敢怒不敢言。“走在路上，到处可见断壁残垣，真是满目疮痍。正值农忙季节，却因兵荒马乱，田地早已荒芜。”

　　韦岗伏击战一打，老百姓知道新四军敢打能打日本人，便逐渐把新四军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理依靠。以《茅山引路人》的作者樊玉琳为例，此人原是句容地区一位颇有声望的名士，曾当过国民党的区长，他一度对新四军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正是韦岗伏击战等战斗让樊玉琳感到新四军“有智谋有办法”，开始积极支持，后来还担任了新四军所领导的四县总会负责人。

　　官陡门奇袭战

　　随着苏南新四军力量的增强和攻击袭扰次数的增多，日军试图采用“梅花桩战术”来对付新四军的威胁。“梅花桩”是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指碉堡据点。日军先以交通网为基础构建封锁线，再依据封锁线，在其内部设立“梅花桩”，从而以这样一个个棋盘式的小块来压缩新四军的活动范围。

　　粟裕指挥的官陡门奇袭战，就是要打破日军的围困。他所选定的奇袭目标当时被日军认为是安全系数最高、完全可以高枕无忧的据点，这是因为官陡门处于封锁线的中心位置，如果新四军逼近，日军能立刻予以援救：半个小时之内，各个小据点的增援部队可完全到达官陡门;不用两分钟，飞机便能飞到官陡门上空，对地面部队进行低空扫射和轰炸;官陡门未超出芜湖日军炮兵的射程，只要接到呼救信号，炮兵就可实施火力支援。

　　在官陡门奇袭战中，粟裕攻敌所不防，起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1939年1月18日晨，在参战官兵都不知道要打哪里的情况下，他率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离开根据地，冒着寒风冷雨，对官陡门进行了长途奔袭。

　　一个早上部队走了50里路，到达第一个预定地点时，粟裕传令下午哪儿也不去，就地住宿，并且除少数工作人员外，一律不得外出。

　　1月19日，原地停留，直到粟裕掐着表，看着到了预定时间，第三团才偷偷上船。

　　晚上9点，部队弃船翻过堤埂，改乘预先准备好的船。这几只船原先都是用来装肥料的，所以没有人注意。

　　晚上12点，到达第二个预定地点，部队进行隐蔽集结。曲曲弯弯，绕来绕去，大家都已经转得晕头转向，但具体要奔袭哪一个据点，基层官兵仍然毫不知情。

　　1月20日晨，粟裕还是没有宣布作战地点，他只是继续作政治鼓动，午饭以后的命令是：睡午觉。

　　在安排士兵睡午觉的同时，粟裕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将作战任务逐一分配下去。

　　吃过晚饭，在避开当地百姓后，粟裕才召集全军讲话，正式宣布了进攻官陡门的决定，而这时官兵的情绪已调节到了非常亢奋的状态。

　　当天晚上5点，第三团向官陡门进发。出发地点距离官陡门还有70余里，再往前去，很难再保守秘密，因此部队必须一夜间赶到。

　　在此之前，粟裕都是围绕一个“奇”字做文章，自此之后，他重点要求一个“快”字，部队急速行军，速度比平常加快了三分之一。

　　行军至晚上10点，部队被一条河挡住去路。经过搜寻，共找到一大一小两只船，小船仅能装3个人，大船最多也只能装10来个，更为棘手的是，小船上没有划船工具。

　　粟裕估算了一下，要按目前的方式渡完整支部队，得花费4个小时，而部队距离官陡门还有30多里，又要摆渡，等战斗打响，天也亮了，天一亮，攻击难度势必加大。

　　为了抢时间，粟裕一边下令对河对岸进行警戒和封锁，一边把部队中预先选好的一批水手喊出来，让他们帮助大船的船老大划船，以加快渡河速度。至于小船，则用绳索连起来，直接从两岸拖。

　　部队上下船仓时，粟裕都安排了专人招呼，以防止滑倒耽误时间。这样依靠两条“快速水道”，第三团终于在两个半小时以内得以全部过河。

　　凌晨2点，在距离官陡门还有20多里路时，部队又被一条河拦住了去路。此时粟裕面临两个选择，或坐渡船，或绕路走，前者估不准时间，后者能估算时间，但风险无疑要大上许多。

　　粟裕略一沉吟，便决定绕着走。他命令部队跑步前进，“走快点，冲猛些”，即使被敌军发现也不要紧。

　　4个小时后，奇袭部队接近官陡门，从开始攻击到战斗结束，只用了8分钟，加上清扫战场，也不过花了20分钟。当日军援兵和飞机闻讯赶到时，第三团早已撤出了官陡门。

　　官陡门奇袭战共歼灭伪军200余人，活捉57人，仅伪军司令一人因在芜湖未归而侥幸漏网。第三团只有一名卫生员和司号员负伤，其他人员基本没有损失。此外，缴获到的机步枪、手榴弹、子弹很多，除去消耗掉的弹药还有很大盈余。

　　在官陡门之战中，粟裕谋划之精、出兵之奇、行动之快、用时之短，都堪称突袭战的经典范例，其中甚至可以依稀见到史书中“李愬雪夜下蔡州”的影子。

　　谢家渡战斗

　　1942年9月25日，日军第十二旅团保田部队趁着当地军民过农历中秋节的机会，对苏中四分区实施了偷袭。

　　日军指挥官保田中佐以“老滑头”著称。新四军几次想吃掉他，但都落了空，因此形容保田“像个玻璃球，滑得没角没棱，要是你手上只有一个套子，是套不住他的”。

　　粟裕决定将计就计，将保田部队引至四分区的重镇二窎进行围歼。为此，他亲自在二窎指挥，并派“老虎团”第七团的一个连进行引诱。

　　就在引诱部队出击后，保田突然率部转向，进入了二窎偏南的一座村子，后者距离第二旅旅部的驻地非常近。就在第七团指战员准备调动部队保护旅机关的时候，粟裕识破了保田的诡计，明确指示第七团：“保田在虚弄刀枪，调虎离山，不要为他迷惑，要稳住。”

　　正如粟裕所预计的，保田走了一个“之”字路线，他的如意算盘是把第七团从二窎调出来，然后掉头进攻二窎。

　　第二团按照粟裕的命令按兵不动，等日军取道谢家渡时，在渡口进行阻击。保田的反应很快，遭到阻击后立即聚拢部队，并且做好了两手打算，一边朝他认为的薄弱点发动进攻，一边挖战壕、掏枪眼，准备在攻不动时固守。

　　新四军归纳保田部队的作战特点是“来得刁，打得滑，守得稳”。谢家渡方向形成了相持战，粟裕获报后，亲自赶到一线进行指挥。经过观察，他拟定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即包围攻上来的一股日军，借此将保田部队切成两截，各个击破。

　　粟裕对日军的战术素养评价很高，认为“我们的战术对顽军(指与新四军敌对的国民党军队)、伪军还可称雄，但对日寇就非常不够，日寇对战术的改进相当迅速”。一般情况下，新四军要消灭日军一个中队，需用一个团的兵力，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经过剧烈的战斗，才能取得胜利。

　　保田部队的核心其实也就一个日军中队，其他大部分为伪军，但粟裕仍感到光用第七团难以实现歼敌目标。于是他又将二窎附近的三支机动部队，第八、第九团和南通警卫团，全部调来参加最后的歼灭战。

　　粟裕要求吹三次开饭号，第一次准备，第二次出动，第三次完成包围。当第二次开饭号吹响时，三支机动部队已经跑步出动。正要吹第三次开饭号，阵地前沿突然扬起一片烟雾，保田部队准备逃跑了。

　　粟裕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先稳住对方：“大打，保田害怕，小打，他不在乎，我们就来个不大不小，先拉他。”

　　第三次开饭号就此改成了停止前进号。保田上了当，果然没有马上组织撤退，而正是这么一犹豫，新四军从四面围了上去。

　　9月26日凌晨，谢家渡战斗结束。新四军总共击毙保田以下日军92人，俘虏3人，伪军被毙及俘虏300余人，这是当年苏中一次性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在缴获的战利品中，仅日军军官随身所用的指挥刀就有4把，另外还有手摇步话机和接收器。

　　车桥战役

　　在苏中抗战的前中期，粟裕指挥对日作战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原因主要还是新四军的力量尚不足以与日军对拼，但到1944年初，苏中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已达到20个团，计3万多人，并且集中进行过冬季练兵，技战术能力都有了新的提高。这使粟裕认识到己方已经有了大规模主动出击的可能。

　　1944年2月至3月，粟裕着手组织车桥战役。此战他集中了5个主力团，分别为苏中军区教导团、第四分区特务团、第一团、第七团和第五十二团，这些部队均是苏中新四军的绝对主力，像第七团、教导团都可以独立完成一场大的战斗，再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如此规模的攻势作战，在苏中抗战史上没有先例。

　　粟裕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高手，他有一个“组织战斗”的理论，其关键点就是实行大兵团作战中的协同作战。奉命参战的5个团平时各打一处，作战风格也不尽一致，粟裕就把互相了解、特点相仿的部队，临时编成一个建制，共编成三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并适当调整了部队建构和干部配备。

　　车桥一带皆为水网地区，粟裕发动3万多民兵与群众，在车桥周围筑路打坝，共筑起穿越湖荡、绵延达30里的5条大坝，以便于部队隐蔽接近车桥。此时新四军在苏北已经树大根深，具备相当雄厚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可谓是一呼百应，与抗战前中期已不可同日而语。筑坝之外，粟裕又组织数以千计的船只，把部队、云梯、担架队运到了车桥附近。

　　大战之前，粟裕将师直机关分成前后两个梯队，其中一个梯队北移，他自率一个梯队南移，用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当时无论是正忙于“清乡”的日军主力，还是守卫车桥的日伪军，事先对他的作战意图及部队调动均一无所知。

　　3月5日，攻城主力第七团远途奔袭，从南北两个方向直插车桥。粟裕对该团指战员说：“成败胜负，关系重大，哪怕敌人筑了铜墙铁壁，你也要给我砸开它!”

　　他事先为攻城部队特制了一批攻坚器材，光用于登城的就有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等多种，突击队泅水游过外壕后，便借助这些器材爬过围墙，对通往街心的碉堡展开攻击。

　　粟裕在车桥战役中采用的是“掏心战”战术，即先进入街心，占领镇内的所有街道，然后四面开花，分割包围，对周围的碉堡逐一攻坚。在攻陷车桥的同时，前来增援的日伪军也遭到伏击，伤亡惨重。

　　车桥战役共打死打伤日军350余人，仅第六十五师团就报告战死69人，其中包括大队长山泽大佐、机关枪中队长金丸中尉。在这份报告中，纪录有14人失踪(实际已被俘)，这是大反攻到来之前，敌后战场上一次性战役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日俘炮兵中尉山本一山供认：“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错误。”说到这里，他的目光中满是敬畏，突然收紧下巴：“你们的粟裕了不起!”

　　粟裕在对日作战中指挥的大规模战役不多，战绩也因此受到影响，但这跟他的指挥能力并没有关系。一方面是新四军当时的实力还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大战，另一方面上级的指导方针对他有很大约束。例如在粟裕将车桥战役的经过报到新四军军部后，军部起初竟然不是高兴，而是十分担心。主持工作的饶濑石害怕这样大动干戈，会不会“过分暴露了自己的力量”，从而像百团大战那样，引起日军疯狂报复，也给华中根据地来个“五一大扫荡”。

　　车桥战役所产生的效应，远远超出了预期。战役结束不久，就发生了12名日军集体上吊自杀事件。此后当粟裕挥师进攻车桥附近的日军据点时，战斗都出奇地顺利，日伪军几乎是望风而逃，像车桥那样拼命死守或增援的事再也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