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病逝的消息传到国内,梁启超、蒋百里、戴戡、石陶钧、唐继尧、陈炳焜、刘显世、任可澄、吕公望、罗佩金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及大总统黎元洪,要求“赐予国葬,并将事绩宣付史馆立传,准予京师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置造铜像,以彰国家崇报之典,而为后来矜式之资”。蔡锷灵柩从日本运抵上海。12月5日,上海蔡公治丧事务所同人举行公祭。梁启超有祭文一篇。此前,他还率其弟梁仲策以及女儿思顺、儿子思成等私祭之。
12月13日,梁启超致电各位当道,发起设立蔡松坡纪念图书馆。不久,他又在朋友中发起成立蔡公遗孤教养协会,承担起抚养、教育蔡锷遗孤的责任。他的书房“饮冰室”中至今还悬挂着这位弟子的遗像,亦可见二人情意之深,尤见其失去最心爱的弟子之痛。但松坡图书馆当年未成,“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梁启超甚至有鬻字筹款之举,却也未见成效。1920年,自欧洲返国的梁启超着手在北京筹办松坡图书馆。两年后,北洋政府将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及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官房拨给松坡图书馆作为馆舍,前者为第一馆,后者为第二馆。由于北海一时未能开放,故第二馆先于1924年6月开馆,第一馆则于1925年10月开馆。诗人徐志摩还曾担任过松坡图书馆外文部的英文秘书。松坡图书馆的藏书,一部分来自朋友们的捐赠,还有一部分由馆内自购,比如第二馆的各国新书,而最重要的,却是著名藏书家杨守敬的藏书。北洋政府曾于1915年以七万余大洋购得杨守敬藏书,根据梁启超1925年3月写给段祺瑞的签呈,可知这些藏书1918年已由国务院特拨给了松坡图书馆。但是,由于“院员偶尔失检,未及全数领取”。梁启超这次签呈的目的,是要回当年未取的那一部分图书。然而,这部分藏书早已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而且,一直与故宫文物同行,直至渡海运抵台湾,至今还保存在台北故宫的善本书库中。
至于松坡图书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并入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在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颁给松坡图书馆干事会同人的奖状上写着:“北海松坡图书馆干事会此次将全部藏书赠与国家,且干事会继承创办人之志,二十年来经费不足,而图书不断增加;此精神实堪褒扬,合行颁给奖状,以示嘉奖,而励来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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