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生：东江纵队创始人、司令员
来源：360图书馆   2018-01-22 10:35:51

　　曾生，原名曾振华，父亲是澳大利亚的华侨工人，母亲则是一位善良、纯朴的农村妇女。1923年，13岁的曾生离开故乡，随父亲去悉尼半工半读。曾生在悉尼的商业学院毕业后，考虑到商业不能救中国，加上父亲想回家乡安度晚年，于是他便放弃商业学习随父亲回国。

　　1929年9月，曾生考入中山大学附中，在黄明堂办的学旅寄宿。但就在当年秋天，两广军阀混战，张发奎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攻军阀陈济棠控制的广东。房东黄明堂是张发奎的部属，他秘密联络一些人，策划推翻陈济棠的统治。陈济棠很是不容，亲自带人去抄黄明堂的家，把曾生等一批在黄明堂学旅寄宿的同学抓走，投进了监狱。

　　在监狱的墙上，曾生看到许多共产党人写的革命标语、口号和诗词，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他这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党存在。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未来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此次，曾生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和信仰。出狱后，曾生就留心打听有关共产党的消息，注意阅读共产党和进步的书刊，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

　　在广州参加“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时，曾生担任广州市学生抗敌联合会主席，带领学生、市民二万余人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到省教育厅请愿时，省教育厅不见人影，同学们一怒之下，捣毁了压制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教育厅。有的同学拆下了广东省教育厅的牌子，当作胜利品扛回了中山大学操场。这是一次由中山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广州“一二九”抗日示威大游行，影响甚大。直到1948年，曾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你们打了不准抗日的教育厅，打得好!”

　　但因为此事，“南天王”陈济棠大为震怒下令通缉，中山大学也停止了曾生的学籍。曾生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宿舍睡觉，后来在中山大学中青支部的帮助下，曾生只得跑到香港“避风头”。他在“日本皇后号”邮轮上当听电铃的“走钟仔”，照顾旅客洗澡，筹办“余闲乐社”组织爱国海员，宣传抗日募捐钱物。

　　1936年9月，中山大学中青支部通知曾生，陈济棠垮台了，对他的通缉令也解除了，要曾生尽快回校复学，并解决入党问题。

　　回家乡参加抗日战争

　　1938年底，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中央决定派人到东江敌后建立根据地。当时廖承志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他就把曾生和另一个同志吴有恒叫去开会。当时两个人都争着去，后来曾生说：“东江是我老家，让我去!”党组织最后决定派曾生带60多人分批回乡，在坪山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辟敌后战场。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大举入侵华南，发起惠广战役。13日，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香港土瓜湾召集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和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等同志，商议开展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东江抗日根据地。10月24日，28岁的曾生与香港市委的周伯明等人一起，赶回坪山，开始组织中共惠宝工委、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活动。

　　1938年11月间，日军经淡水向坪山进犯，国民党军独立第20旅从淡水退到碧岭。曾生带领部队从坪山出发，准备在碧岭狙击日军。在行进途中，曾生部队与周伯明部队会合。曾生带领非武装人员在防线后面隐蔽，周伯明则带领20多名战士在碧岭山脚一条战壕里散开布防。当时，战士们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再过去则是一座山头。日军完全没有想到我军会在开阔地上布阵，当战士们的子弹从战壕里一排排射出时，日军一下子乱了阵脚。由于不知我方虚实，日军也不敢贸然挺进，只是在对面山头向着碧岭方向开炮。这时，国民党军陆续撤退，往盐田、沙头角方向逃跑。而曾生部队则在此坚持到傍晚，为了保存实力，才撤出了战斗。3天后，曾生部队在沙头角从地下党和群众手里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军逃跑时弃下的枪支弹药，经过盐田、梅沙到马峦头村，枪毙了一个汉奸，然后向周田前进。

　　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曾生也将部队开到坪山，还专门成立了特务队。

　　回到坪山不久，中共东南特委把叶挺指挥部特务营100多人从深圳调回坪山，这样，曾生的队伍迅速发展到300多人，一下就成立了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及政工队。1939年4月，在保持部队独立性的原则下，曾生部队取得了国民党的合法番号：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曾生任大队长。这以后，曾生指挥部队连续打了黄潭、杨西等战斗，巩固了大岭山根据地。

　　1940年8月，曾生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率部开进东莞县的大岭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1941年6月10日，驻广东省东莞县的日伪军600余人，利用夜暗袭击县城东南约20公里处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百花洞村，企图消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第3大队大队长曾生获悉日伪军企图后，率领三个中队200余人及自卫队近1000人，占领百花洞村周围高地。11日拂晓，日伪军进至百花洞村，遭游击队突然打击，仓皇占领村东北高地顽抗。第3大队第2、第3中队在自卫队配合下，迂回至百花洞村以西大环一带山地，切断日伪军退路，形成包围。同时，第1中队向被包围的日伪军发起攻击。战至15时许，日伪军两次施放烟幕掩护突围，均被击退。入夜，日伪军原地固守待援。游击队派出小分队不断袭扰、杀伤日伪军。12日，日军以飞机支援，空投粮弹，并由广州、石龙出动日伪军1000余人增援。第3大队及自卫队主动撤出战斗。此次战斗，击毙日军长濑大队长等50余人。广州日军首脑哀叹：“这是进攻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营救在港文化名人

　　1938年，曾生率领在香港组成的60多人的队伍回到惠阳，抵抗进犯家乡的日军，组织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任总队长，部队发展到500余人。1940年所部遭敌围攻，损失严重，仅余100余人。曾生率部突围后重返东惠宝地区，与王作尧(1955年授衔少将)部合并，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5大队，1941年，曾生、王作尧部发展至1500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曾生参与组织港 (香港)九(九龙)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动港九人民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同年12月25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香港。遵照党中央要不惜任何代价，尽快把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抢救出来的指示，我们党在香港的各个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展开了一场秘密大营救的斗争。

　　当时聚居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大多是1941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而到香港去的。营救工作艰巨而复杂。

　　1942年元旦前后，曾生和“虎门队”住在坪山东南的石桥坑，准备迎接廖承志等同志到来。元月三日中午，终于接到了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第一批从香港回来的领导同志。送走廖承志等同志后，曾生马不停蹄地赶到设在宝安白石龙村的总部机关。根据安排，曾生留在白石龙负责接待工作。

　　元月十三日傍晚，交通员带到的第一批脱险的文化界人士来到白石龙教堂，他们就是邹韬奋、茅盾等，同一天到达的共有五六十人，把那间小教堂都塞满了。曾生高兴地接待了这些历经艰险归来的同志和朋友。开饭了，曾生招呼大家说：“真抱歉，山沟里搞不到好菜，只有狗肉和青菜，不知道诸位吃不吃狗肉?”多数客人叫好，也有的笑而不答。勤务员把几大盆红烧狗肉端上桌，他们尝试之后，这才一致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