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字伯陵，广东省乐昌县九峰乡人，此地位于粤湘两省的交界处，属于比较穷困、落后的山区。乐昌县旧属韶州府，据《韶州府志》记载：乐昌人性耿直，尚气节。薛岳正是最典型的乐昌人。
薛岳生于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1896年，他是家中五兄弟两姐妹中的老大。薛家属于一个世代耕读的农樵之家，先祖可以追溯到一个唐代的名人，此人中过进士、做过刺史;传到“仰”字辈的薛岳已经是第二十八代。“岳”即岳飞之意，薛岳原名“薛仰岳”，即崇仰岳飞之意，直到后来他以精忠报国的岳飞自励，乃直名“薛岳”。
薛岳之父薛宗元年轻时聪明俊秀，但由于家贫，后更因子女多而无力完成学业，只好以力耕养活家口。薛宗元是地方上颇有威望的宿彦，乡邻有纠纷，他都会出面为之排解;遇上意外事件，薛宗元也常常为之想方设法、筹措钱物。薛宗元名声在外，乃至于县官遇上棘手的事情，都会命人抬着轿子来请，活脱脱一位“山中宰相”。
薛母李氏出自名门，持家有道，为乡里所称誉。传说有一次薛父想要上树去摘取蜂巢，薛母认为这种行为有些缺德，所以力劝丈夫不要上树;后来其他乡人上了树，却被摔下来成了残废。从此薛母更加相信善恶有报，加深了向善之心。
在管教子女方面，薛母从不含糊，所以薛岳小时候就以孝名传闻乡里，乳名“孝松”，即孝顺祖父母的意思。
为了让子女们自幼养成勤耕敬业、独立自主的习性，薛母在家里还特意制备了一套小型的农耕工具和家事器皿，供子女们习作。因此，薛岳从小不但好学知礼，而且勤勉诚笃，“协助族人，下田耕作，上山伐木，至于家务劳作，洒扫炊饪……更不在话下”。薛岳初入革命之途时，就曾替大家买菜、做饭，可谓“上得厅堂，入得厨房”，活脱脱一副“暖男”范儿。
正是由于这种敦厚的家风和笃实的家教，一旦与大时代的潮流相结合，忠孝务本的薛家子弟便大多投身于从军报国之列，以至于产生了一支闻名全粤的“薛家将”——薛岳之外，还有其三弟薛仲述(中将)、四弟薛叔达(中将)、五弟薛季良(少将)、堂弟薛仰茂(上校)、薛仰森(上校)，以及同宗族的薛超(中将)、薛仰宗(中将)、薛仰仁(少将)、薛纯武(少将)等几十人。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有薛岳这棵大树在，薛家子弟的晋升之路也变得容易得多。
薛岳六岁入学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由于其颖异过人，所以每每可以背诵先生前一天所教授的课文。薛岳八岁入九峰乡初等小学，十二岁入乐昌高等小学。乐昌高等小学的师资力量很强，校长为曾举孝廉方正的前清进士周承烈，加上薛岳的刻苦，这一时期令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也陶冶出了一种耿介超脱、刚毅不苟的风格。
薛岳有一位堂叔，喜欢给孩子们讲一些诸如薛仁贵征东征西、罗通扫北、岳飞抗金、太平天国洪杨革命之类的历史故事，薛岳的民族意识、革命思想都是在这些小故事中潜移默化地熏陶出来的。
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深受西风影响，是开革命风气之先的地方，从“拜上帝教”的洪秀全、杨秀清到“三民主义”的孙中山、黄兴，薛岳受此影响，渐渐生出了投笔从戎之念。薛宗元也常常教导儿子：“光复汉族，唯武是尚，经生坐谭，无当大局，亟须习戎，以应时变。”但是薛母爱子情切，她不舍得放儿子去冒险，可是架不住儿子的再三恳求。为了考验儿子的意志，薛母特意给儿子安排了一堆重活、累活，直到她眼见儿子又快又好地完成工作时，才不得不嘉许儿子之志向坚定，乃许其成行。
1910年底，眼看除夕将至，薛岳无心过节，却含泪拜别了双亲，踏上了南下广州投考陆军小学的道路。
这是他一生兴衰荣辱的转折点，从此云路宽阔、鹏翼翩然，一个少不更事的农家少年，朝着自己“百战名将”的人生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由于当时考期未到，以及随后的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原因，薛岳不得不先在广东新军中当了一年的少年兵，新军中有一位连长是他的表叔，对他照顾有加，所以这个时期薛岳的生活还过得去。
1912年春，薛岳正式考入位于黄埔岛的陆军小学第六期，校长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黄士龙，黄还曾留学德国，在新军中任过标统(团长)。在薛岳的同期同学中，不乏后来的风云人物，如张发奎、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朱晖日、黄琪翔、吴奇伟、韩汉英、叶显、叶挺等人。
在陆小训练期间，薛岳即有过人表现：“有一次夜间演习，情况是敌人来袭，测验学生如何应变。同学们大都向山区散开闪避，独薛将军不为所惧，设伏要隘地点，迎击来袭之敌，先发制人。当敌未及登陆小岛之前，即予击败于珠江水际。演习终了，教官讲评，对薛岳之战法，深为激赏，认为攻击是防御的最佳手段。”不得不说，张发奎曾经是北伐名将，可是却被后起之秀的薛岳所超越，大概即在于薛岳的这种始终如一的大胆进攻精神，也即如今所谓的“亮剑”精神。
张发奎、谭在汉、黄之怀、叶显等九人一向服膺薛岳胆识过人，于是共推薛为小领袖。他们十个人志同道合，于是仿效桃园三结义，在黄埔后山的一块大石旁边，结成了“石家十兄弟”，以示志坚如石。
十兄弟心向革命，当时正值反袁的“二次革命”爆发，他们跃跃欲试，于是在某天夜里闯入黄士龙的校长室，要求校长率领全体同学前去参加革命。黄氏虽然倾向革命，但是他心知这帮半大小子羽翼未丰，去革命就是白白送死，于是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道：“汝辈年纪尚幼，应先多读书，充实知识为是……”
薛岳等人只好遵从师言，在学校暂时安心待到了临近毕业。
在陆小时，薛岳有一位很要好的同学叫邓士章，每到假期，邓士章都要邀请薛岳到自己位于香港九龙的家中小住一段，这样薛岳就有机会结识了邓的胞兄、著名的革命家邓铿(原名邓士元)。
邓铿、朱执信二人是孙中山麾下重要的军事干部，皆拥有非凡的革命精神和人格魅力，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在邓家时，邓铿见小薛气宇非凡，以至爱如手足;薛岳也一向崇敬邓铿，于是尊称他为“铿哥”。不久，薛岳又结识了朱执信，“朱、邓两位革命先烈的志节，伟大的人格和忠于革命的精神，所给予薛将军个人的熏陶和直接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正是在邓铿、朱执信的影响下，1914年3月，薛岳、张发奎等一帮热血青年未及陆小毕业，便追随邓、朱赴港，参加了当时由孙中山领导的反袁革命团体。在邓铿的介绍下，薛岳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从此走上了一段比较曲折、坎坷的革命之路。
张发奎不久进入了武昌第二军官预备学校，1916年初，由于反袁，他被迫离开了学校。此后，张发奎遭遇了一系列人生低谷，乃至险些自杀。作为同窗好友的薛岳的遭遇，事实上却比张的境况还要糟糕，甚至两度入狱。
薛岳参加革命以后，和一帮革命青年负责送信和联络工作，有时候连打杂、买菜、做饭等事情都要做。
这段时日尽管是辛苦、穷困的(出门都没件像样的衣服，几个人换着穿)，却磨炼了薛岳的坚强意志。1914年秋，薛岳等人在广州湾的法租界内开设了一家商店，以作为革命联络工作之用。联络点后来不幸被人侦知，广东军阀龙济光极端仇视这帮革命者，于是他便找到法国领事，诬称薛岳等人是“安南革命党”，并且向其行贿。
法国领事受贿徇情，便于9月22日派兵抓捕了薛岳、林直勉等八人。就在法国人要将薛岳等人引渡给龙济光之时，在孙中山的直接干涉下，安南总督迫于孙、龙两方的压力，便决定将薛岳等人作为政治犯拘押于安南海防，后又押禁于河内监狱。
死罪已免，活罪难逃，坐监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该处狱房设备简陋，夏日则酷热难耐，且土地潮湿，蚊虫滋扰;冬天则仅有草席权充铺盖，每日粗饭两顿，备受法国狱卒凌辱，历尽艰辛。”薛岳等人为此苦不堪言，所幸在当地华侨的同情和帮助下，他们还是硬挺了过来，没有被瘐毙。
在孙中山的积极营救下，薛岳等人很快获得释放。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就在薛岳等人由西贡准备前往香港之时，龙济光再次向法国方面使用软硬两手，以至于薛岳等人再陷囹圄，直至1917年年初才最终获得自由。
两次被铺和三年牢狱生活的独特经历，对于薛岳的革命意志是一个很大的磨炼和考验，何况他正值血气方刚之年。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此番特殊的遭遇，确实不失为解读薛岳何以为“名将”的一大关键。
坚忍不拔可谓薛岳身上最鲜明的特质，也正是一个军人最可贵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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