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保卫战是抗日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从1939年9月到1944年6月，中国军队共进行了四次保卫长沙的作战，其中前三次称为三次长沙会战，最后一次与保卫衡阳等地的作战合称为长衡会战——也被称为豫湘桂会战的第二阶段。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集中了约4个师团的兵力，于1939年9月13日开始，分别在湘北、鄂南、赣北三个方向向当面中国军队进攻，至10月20日全部撤回原防地。
1941年9月7日，日军出动4个半师团的精锐部队，在赣北日军第33师团等部的策应下，再度向长沙方向发起进攻。双方经过到36天激战，于10月12日恢复原有态势。
第三次长沙会战从1941年12月21日到1942年1月16日止，中日日两军在湘北和赣北地区鏖战近一个月，最终以日军退回进攻出发地告终。
1944年5月26日，日军在经过大规模增兵之后，开始了最后一次对长沙的进攻。中国军队经半个多月顽强抵抗，终因实力不济，损失惨重，被迫于6月18日放弃长沙南撤。
就在抗战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第四次长沙作战已是日军战败前的最后一搏，远不如前三次重要，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三次长沙会战。
一、日军为什么要进攻长沙
对于日军进攻长沙的目的，中日双方史料的记载差异颇大。根据日本史料记载，日军三次长沙会战均无占领长沙的目的，前两次是企图歼灭驻湘赣地区的中国军队第九战区主力，第三次则是为了配合香港作战的一次牵制性作战。而中方大多数史料则认为，日军历次进攻长沙均以占领为目的。到底哪个说法准确呢?我们还要从抗日战争的进程和外交活动来分析。
武汉、广州沦陷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投入中国的兵力已达极限，无力再维持其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只得暂时停止了进一步侵略的脚步。然而，侵略者并没有收敛其扩张野心，妄图通过其他手段取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日双方就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斡旋下就停战问题进行了接触，后来中国政府又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崇武在上海、香港继续对日方进行试探，但由于日本军方的强硬态度，谈判搁浅。汪精卫投敌以后，日本曾试图利用汪伪政权瓦解中国抗战阵营，收效甚微。可是，日军贼心不死，仍然加紧实行诱降活动。这样，大量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对日本的诱降活动的成功，无疑会增加重要的砝码。
为此，日军从1939年起，实施了大量有限规模的进攻作战。这些作战以改善前线态势、歼灭中国军队重兵集团为目的，第一、二次长沙会战就是其中两次重要的作战。在日本第11军为发动这两次作战下达的战役准备命令中，均将作战目的定为"歼灭第九战区主力"，而且规定作战结束后撤回原出发地，并无永久占领长沙的打算。
与前两次会战相比，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的作战目标就没有那么明晰了。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上，对英美军队发动了全面攻势。其中，位于广东地区的日本第23军于12月初向驻守香港的英军发起进攻。为支援香港保卫战，中国政府命令第九战区调两个军开赴广东，准备协同广东的第七战区在东江地区实施攻势作战。
日本第11军之所以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就是因应战局的这一变化，所以最初的作战计划中将会战目标定为"向汨水一线进攻，并击溃当面之敌，以策应香港及南方军作战"。如果严格照此计划执行，这次作战会是一场规模不大的牵制性作战。
可是，日军于12月22日会战开始后的第3天，即传来香港沦陷的消息。日本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竟擅自扩大作战规模，命令部队向长沙进攻。这样一来，日军的战役目的显然就不再是简单的牵制第九战区部队南下了。虽然阿南在各种场合辩称，会战目标仍是牵制当面的中国军队，但面对香港沦陷和中国军队取消了广九地区的攻势作战的事实，他的辩解显然苍白无力。那阿南这样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战后编的战史《香港·长沙作战》中给出了答案："在(1941年)11月23日左右，阿南军司令官听到了总军流传着'(上次)长沙作战，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的议论。这使阿南军将军不能默视。"可见，阿南惟几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真实目的仍然是消灭第九战区主力，完成第二次长沙会战未能达成的目标。
由此看来，三次长沙会战，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都是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而不是占领长沙。中方多数史料对这三次会战中日军作战目标的记载并不准确。
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
二、怎样看待三次长沙会战的胜负
既然明了了日军的作战目的，对三次长沙会战胜负的讨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多年来，学界对三次长沙会战的胜负争议颇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凭着指挥长沙作战，赢得了抗战“战神”的美誉，但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三次长沙会战并没有取得胜利。如果从双方公布的战损数字上看，他们的说法并非没有理由。
根据双方各自公布的损失统计，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伤亡40293人，日军战死约870人，负伤约2700人;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伤亡7万余人，日军战死1670人，战伤5184人;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伤亡29217人，日军死伤不足6500人。如此巨大的损失差距，在感性上，谁也无法认为中国军队会是胜利者。
然而，数字并不能代表一切。日军公布的损失统计里实际上并没有包括战病减员。而这个数字并不算小。根据1940年3月日本第11军军医部调查，日军在湘赣作战(即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战病人数达到了2857人，大致与战伤人数相当。笔者到现在还没查到日军在第二、三次长沙会战中的战病人数。不过，那两次会战由于战场环境对日军更为不利、中国军队抵抗更激烈、日军作战中的后勤补充更为困难，战病人数会大得多。
另外，日军军史对己方的损失一向避重就轻，少报损失人数。加上统计口径的问题，日军对于负伤后在后方死亡的并不计入阵亡人数。这样很多时候，日军公布的作战伤亡往往要乘以2，才基本等于其真实伤亡人数。
因此，简单对比双方公开的战损数字缺乏意义。
对于战役的胜负，长期以来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就是看双方是否达到了作战目的。那我们来看看，三次长沙会战中双方是否达到作战目标呢?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很简单，就是保住长沙。在这三次作战中，日军都没有占领长沙。中国军队显然达到了作战目的。
再来看看日军。当然，日军的战报从来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他们真的达到作战目的了么?根据我们前面的结论，日军三次长沙会战的作战目的其实就是消灭第九战区主力。尽管日军的战报和战后大部分将领的回忆中都渲染自己取得了如何丰硕的战果，但是他们却无法避开日军没有消灭第九战区主力这一事实。
对于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本第11军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就坦率地承认：此次作战日军的伤亡数字是战前估计的三倍多，并且"敌退却较早，敌将领似欲避免兵力消耗。结合一两个月后敌发起的'冬季攻势'来分析，证明敌之抵抗意志，不容低估。"即便对于自认为战果最为辉煌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本的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没有给予重庆军以应有的打击。"更不用说，很多日军官兵的恶梦第三次长沙会战了。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日军在三次长沙会战中没有达到其作战目的，胜方应该是中国军队。这三次会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就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次作战使"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
三、薛岳的长沙作战策略
薛岳接掌第九战区是在1938年底。他一上任就在南昌会战中被日军打了当头一棒。南昌失守后，保卫长沙就成了第九战区的当务之急。为此，薛岳对湘北、赣北的兵要地志和南昌会战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研究。
经过仔细分析，薛岳发现，日军要进攻长沙也并非易事。
第九战区作战境地西接洞庭湖，日军无法以大部队从这里迂回。长沙以东及东北有幕阜山、九岭山、罗霄山等山脉，地形复杂，如果道路被彻底破坏，则崎岖难行。若赣北日军"企图由奉新经上富、甘坊、铜鼓进犯浏阳，必须经过192公里之山岳地带"，而鄂南日军若"由崇阳方面企图经麦市、龙门厂、长寿街，进犯平江、浏阳，必须经过159公里之山岳地带"，只要中国军队依据险要，重兵布防，日军插翅也难通过。
因此，日军主力最有可能的主攻路线是从岳阳到长沙，但这条路线经过水网地带，须突破山岳丘陵及水网地带也很困难：新墙河一线为从岳阳南下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东边有海拔约900米的大云山瞰制，日军要突破这条防线非付出重大代价不可;汨罗江一线，东有腾云山、西有神鼎山，中有鸭婆山，三山相连，形成第二道关口;日军南下要通过的第三道关口是粤汉铁路及长(沙)岳(阳)两侧的王思岩、达摩山、影珠山、古华山一带，控制这两条重要交通线，为中日两军必争的第三道关口;此外，湘北地区水网密布，只要将道路破坏，日军"陷身其中，实无异自投罗网，弹粮运输皆为骡马是赖，机械化部队更无法运用"。薛岳认为，这样的地形"正有利于我处处设伏，猛烈夹击"。
根据南昌会战中日军所显示火力和官兵素质优于中国军队的情况，薛岳认为，不宜在第一线与敌决战，必须加大防御纵深，"依星罗棋布之纵深据点阵地，以均敌势;加大空间，节节抵抗，以均敌力;张罗四维，形成天炉，以熔解之"。。因此，他在利用湘北有利地形修筑了新墙河和汨罗江两道防线，同时加强长沙防御，在岳麓山上增设炮兵阵地。薛岳决心：如敌进攻，则利用已设阵地，予敌消耗后，即有计划地向长沙和东面的幕阜山、九岭山转移;待敌进到长沙附近时，我集中大量预备队与敌决战，退到幕阜山、九岭山一带之部队亦同时攻击其侧后。这就是薛岳后来总结的"天炉战法"。
鉴于南昌会战中，日军大量使用机械化部队和重武器装备，在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后，即快速向目的地挺进，致使中国军队措手不及的沉痛教训，薛岳于1939年4月号召湘赣战地民众"化路为田，运粮上山"。
薛岳规定，湘北和赣北主要道路(包括古大路)全部破坏，能改为稻田的均要改为稻田，凡须保留之道路，其路宽不得超过1尺。(这样的道路，就是骡马也难于通行。)战区内的稻田必须犁田蓄水，以免被日军利用。同时，他还要求："不论军民，在战区都应该将辎积搬到山上去。
长沙会战中日军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跋涉。
"加大防御纵深和"化路为田，运粮上山"这两项措施的实施确实打中了日军的痛处。由于日军缺乏大型筑路机械，筑路能力相当差，即便能在短时间内赶筑简易少量公路，其承载能力也很弱。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就快速赶筑了一条从岳阳到长沙黄花市的简易公路。这条公路仅能通过一些卡车和轻装甲车，重型火炮和坦克均无法通过。加上在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没有足够的兵力掩护后方交通。这些简易道路在中国军队的不断破坏下，完全不能保证畅通。
这样一来，日军不仅机械化部队和重武器的使用大受限制，就是战役后期前线部队的补给也成了问题。因此，日军每次进攻只要一攻到长沙附近，弹药和给养就补充不上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40师团甚至出现了开战第10天就出现断粮的情况。
同时，由于道路承载能力差，日军重炮无法运到长沙附近，进到长沙附近的日军根本压制不住岳麓山上中国炮兵的火力，加上弹药供应不足以及中国军队人数上的先天优势。在薛岳设定的决战区域内，中国军队无论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居于绝对优势。
不仅如此，由于道路全部被破坏和电台数量有限，日军的电台及其零部件运输不便。在长沙附近的一线部队完全不能保证与岳阳的第11军战役指挥所的实时电台通讯。日军在作战中大量使用信鸽。这样，通讯的及时性和保密性就大打折扣。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截获的两封日军向后方催运弹药和给养的重要信件都是从击落的信鸽身上搜出来的。第九战区长官部正是通过这两份信件判断出日军一线部队粮弹告罄，做出了就地反击的决策，使整个会战得以反败为胜。
以上因素正是三次长沙会战决定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是日军在1944年大规模增兵前，一直不敢以占领长沙为作战目标的根本原因。
结语
薛岳能够以正确的持久作战策略，利用地理纵深，一次次瓦解日军攻势，虽然所部与日军伤亡对比仍然悬殊，但也基本保证所辖各军未被重创。当时中日两军战力差距巨大，这样的战绩即便称不上"战神"，也足以在国军将领中跻身一流。
另外，薛岳还专门撰写了著名的论文《天炉战》，对会战期间的作战指挥、作战准备、兵团部署、战斗实施、交通通讯、补给卫生等八个方面应注意的问题作出了详尽的阐述，便于各级将领深入领会他的"天炉战法"的思路和要领，对保障会战的胜利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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