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洛,字雨亭 ,籍贯是广东省恩平,出生于1900年,于1966年逝世。曾经军衔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军职为国民革命军联勤总司令部第九补给区司令。
人物简介
司徒洛,黄埔军校第二期步科毕业。别号雨亭,广东恩平人。 广雅仙湖书院、广东工业专科学校毕业。 1924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 司徒将军毕业后留学日本陆军步兵学校,30年初回国后在军政部直接从少校参谋当起,没有经历过基层干部,1933年长城抗战抗战的时候,是第2师第7团副团长,1936年升第7团团长,也就是当年黄埔军校教导第2团的延续。 抗战全面爆发后,因是郑洞国一派的人,被关麟征排挤改当补给区的副司令,司徒将军的勋章是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得的。1933年长城抗战,古北口,喜峰口这两个地方打的激烈啊! 司徒将军所在的第2师作战地区就是古北口八道楼子则是1933年长城抗战中古北口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候司徒将军是第6旅副旅长,因罗奇旅长受训,那就由司徒将军代理旅长指挥作战。 古北口中的一个小地方八道楼子有一些碉楼 ,守军是守八道楼子的主力部队是第6旅11团。 八道楼子最终还是失守的,但是守军坚守阵地不退,迟滞了日军的攻势,这个贡献是很大的!司徒将军就是此战役获颁当时国府军人的最高等级勋章-青天白日勋章。 1937年的时候,52军所属的第2师是保定会战的主力,司徒将军因为保定的失守而被撤。司徒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职务是少将,到了1947年2月,经过国民政府核准,符合军人晋升年限资力等要求,就被正式授予陆军少将。任联勤总司令部第九补给区司令。1966年病逝于广州。
人物生平
弃学参军
1894年8月16日(清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县赤水镇(今属开平县)大津里村的一户商人家庭。父名昌旺,母谭氏。司徒洛在家中排行第二,初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3岁考入仙湖广雅书院(今广雅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专业技术。1924年6月,司徒洛于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准备赴美发展,但在临行前偶然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公告。对于一名年轻气盛的爱国青年来说,投效军队振兴国家无疑比在国外看洋人的脸色要好上百倍,于是他决定放弃原先的计划改考军校。
1924年10月,司徒洛顺利的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二期,他被编在学生总队(总队长严重)步科第1队(队长张与仁)第3区队(区队长赵箎)学习军事。和他同区队的知名人物有邓仕富(暂编第61师师长)、余锦源(第72军军长)、王公遐(第54军副军长)、万用霖(空军地面警备司令)、罗历戎(第3军军长)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总队部服务的一期学长、特别官佐关麟征经常利用职务之便照顾二期学弟,这使他与二期学弟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司徒洛即为其中之一。多年之后,司徒洛随第2师编入第52军,再次成为关麟徵的手下,却因师长郑洞国与关麟征发生冲突而与关氏交恶,一段袍泽之谊终以不欢而散告终。
东征北伐
司徒洛进入军校不久,就奉命随军参加第一次东征,此后又参与镇压了滇桂军阀的叛乱,这使司徒洛在军校就学期间就已经获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1925年9月,他在军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第2师(师长王懋功)第4团(团长刘尧宸)3营8连当见习排长。一个月后,第2师参加第二次东征,司徒洛所在的第4团奉命投入到攻打惠州城的战斗。此战第4团团长刘尧宸阵亡,所部也伤亡惨重。关键时刻,东征军总部集中炮兵火力轰塌北门一角,司徒洛所在的第8连官兵最先冲入缺口,为收复惠州立下了汗马功劳。1926年2月,第2师因师长王懋功涉嫌“图谋不轨”被撤职查办,遗缺调教导师副师长刘峙接任。同时师内人事也大幅更动,司徒洛在这个时候被提升为第8连上尉连长。
1926年7月,由于湖南军阀唐生智响应革命,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7月15日,司徒洛随部开赴湖南衡阳。9月第2师进入湖北,参与进攻武昌。10月调往江西,司徒洛所在的第3营由团长梁自厚亲自指挥向新泰守军发起密集进攻,仅用了三个小时便将守军击溃,取得大胜。此后第4团跟随溃敌一路追至南昌,将敌军围困在南昌城内。
南昌城坚防固,第2师师长刘峙决定以第5团和第6团进攻德胜门,以第4团向牛行车站方向警戒。进攻两天,第5团和第6团先后落败,两个团的团长文志文、张汉章也先后阵亡。此时第4团中校团附熊绶云主动请命,愿率一部在夜色的掩护下潜行至城墙以炸药攻击。未料炸药火力不猛,而熊绶云误以为炸墙成功便发出信号要求第4团主力发起进攻,结果因过早暴露目标被敌军击中阵亡。司徒洛所在的第3营是攻击主力,当熊团附发出信号时,第3营马上发起进攻,遭到敌军火力猛烈扫射,所部损失惨重,司徒也因腿部负伤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
1926年12月,伤愈的司徒洛调升为第1军补充团第1营少校营长。1927年3月曾奉命配属友军参与光复南京之役。同年5月,补充团编入新编第1师(师长钱大钧),司徒洛随部回驻广东,此后长期担负后方防务。1928年3月,新1师改称第69师(师长蔡熙盛),司徒洛营也随之改称第205团第1营。此时因上海治安不稳,当地农民正在策划暴动,于是69师奉命移防上海以稳定局面。司徒洛营于此时进驻江湾,4月又移驻嘉定。同年7月,随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国府召开编遣会议商讨战后军队的缩编事宜。在这次缩编中,第69师被缩编为第3师(师长钱大钧)第8旅(旅长蔡熙盛),而司徒洛的部队被编为第8旅15团(团长贺光谦)第1营,他仍任营长。
军队改革
1929年1月,就在第3师驻防苏州期间,蒋中正突然到苏州秘密视察军队防务。当时的第3师高级军官大都离部前往上海寻欢作乐,蒋氏得知这一情况极其震怒,一纸令下,全师高级主官全被免职,其中师长改由毛炳文接任,第8旅则交由军校一期生李玉堂负责整顿。
李玉堂一到任就大肆安插亲信,司徒洛因是“前朝元老”也被免去营长职务,但由于他平时人缘关系不错,加之又是黄埔二期生,于是经过同学的疏通,被调升为第15团(团长许永相)少校团附。营干提了团干,却丢失了兵权,这对司徒洛来说无意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毛炳文的到任使第3师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不久之后,蒋中正就指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第3师视察整顿情况。当何应钦视察完第8旅后,突然提出了打猎的要求,于是李玉堂便安排长期无所事事但人际关系又不错的司徒洛来担当陪游任务,这一决定直接改变了司徒洛的命运。在打猎期间,司徒洛的表现逐渐引起了何应钦的兴趣,于是在野外休息时,对司徒洛的个人情况做了了解,并且许诺会另外安排他的出路。
到了1930年1月,国民政府计划派遣第三批人员前往日本千叶的陆军步兵学校将校班留学,受到何应钦赏识的司徒洛被安排在了名单之中。将校班原定学制三年,但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司徒洛等在日留学军官纷纷退学回国,以示抗议。当这批学员回到南京复命后,何应钦显的十分生气,直接批评他们不能掌握军事,辜负了国家对他们的培养。但这些学员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何应钦自己点的名,最终还是给这些学员安排了各自的出路。其中司徒洛被安排在军政部当一名中校参谋。1932年4月又被提拔为兵工署(署长洪中)上校视察官。
长城抗战
司徒洛在军政部过了一年的办公室生活后,主动提出了下部队的请求。此时正值第2师在围剿红军时遭到重创,部队内部正在进行缩编,何应钦便安排他到改组后的第2师(师长黄杰)第6旅(旅长罗奇)当了上校副旅长。第6旅下辖第11和第12两个团,团长分别是军校二期毕业的邓仕富与钟松,其中邓还与司徒洛为同一区队同学。司徒洛的到来,不仅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还使他在这一职务上达到了其军人生涯中的颠峰时刻。
司徒洛到职后,第6旅便被调往潼关休整。1933年1月,日军侵犯热河,中国守军作战不利,导致热河沦陷。第2师于同年3月间在第17军的编成内奉调长城沿线布防,以阻击日军第八师团 西义一部越过长城进犯河北。17军首先赶到战场的是所属第25师关麟征,该师经过三天激战因损失惨重而奉命脱离战斗,其所留南天门防务改交第2师接替。第2师师长黄杰接到命令后,决定以所属第6旅担负潮河至八道楼子一线防务,旅长罗奇则将所属第11团布置在425高地至八道楼子一线,第12团布置在南天门,两个团一左一右互相策应。
4月21日凌晨,日军以一个联队的兵力对八道楼子的国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守军虽经顽强抵抗,终因损失惨重,接连丢失三座碉楼,团长邓仕富接连告急,阵地渐显不稳。师长黄杰见情况危急,决定抽调第4旅7团和补充团各一营火速增援第11团阵地,并命令第6旅副旅长司徒洛亲赴八道楼子前线,统一指挥该处所有部队。
司徒洛受命抵达前线后,一面稳定团长邓仕富的情绪,一面要邓团长重组部队夺回丢失的阵地。21日下午一时,邓仕富亲自指挥5个连的兵力开始反击,但遭到日军优势火力的阻击,终告失败。司徒洛见夺回阵地已不可能,便重新调整部署,希望能阻挡住日军即将发起的第二次进攻。22日上午,日军对八道楼子阵地发起第二次进攻。十一时,八道楼子所剩碉楼尽失,司徒洛指挥所部退守界牌峪以及上堡子东端高地,坚持至入夜,日军见仍未能突破司徒洛部阻击阵地,便停止了进攻,以待援军。此时黄杰又将赵公武的补充团全部用于八道楼子方向,使该处兵力增强,而日军则由于在古北口被国军牵制,无暇顾及八道楼子,使得这一地区再无大规模战事发生。长城抗战结束后,司徒洛由于指挥所部阻挡住了日军的进攻,于1935年7月17日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是为该勋章的第54位获得者,也是参加长城抗战诸将中的第35位获得者。同年5月17日,他还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官为陆军步兵中校。
保定战役
长城抗战结束后,中日两国签定了《塘沽协定》,使中日之间的战事暂时告一段落。第2师在协定签定后进驻北平,司徒洛在此驻防达三年之久。1936年3月,郑洞国升任第2师师长,其所留第4旅旅长一职由第7团团长廖慷递升,而空出来的第7团团长一职则由在长城抗战中立有战功的司徒洛来担任。同年6月,司徒洛随部移驻徐州。西安事变时,第2师一度兵临潼关,对西安采取进攻态势。1937年7月16日,他被晋任为陆军步兵上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编入第52军建制的第2师北上河北再次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1937年8月,司徒洛所在的第4旅开赴保定外围,开始构筑防御工事。9月18日涿县沦陷后,日军的进攻重点直指保定。而军委会正试图在保定地区组织一次大反攻以挫败日军的攻势,这首要一点便是保证保定的安全。而防守保定的重任就落在了第2师的肩上。师长郑洞国在接到命令后决定以第4旅担负保定城垣的防务,第6旅担负保定以北之漕河南岸防务。此外,保定周遍还有友军第17师、第25师、第47师等部接应。
9月20日,日军以第14师团、第20师团各一部突破第6旅前哨阵地。22日,日军猛攻漕河守军,第6旅坚持至黄昏损失惨重,郑洞国急忙命令第7团抽调两个连增援,暂时稳定了局势。23日黎明,第25师防线又被日军突破,使第2师左翼暴露在日军火力之下。郑洞国被迫命令第6旅放弃阵地退入城内。23日上午十时许,日军在飞机坦克的火力掩护下开始进攻保定城垣。司徒洛的第7团阵地最先遭到日军进攻,该团官兵顽强作战,接连打退日军的进攻。日军一度突入北门,司徒洛亲自上阵指挥所部配合师直部队三面围攻,将突入日军全部歼灭,并乘势将日军逐出沿城工事。如此拼杀,战至24日凌晨,日军集中火炮猛烈轰击保定城垣,保定城墙多处坍塌,日军步兵则乘势蜂拥攻城。
面对此种架势,担负司徒团左翼安全的第3营营长李国雄首先动摇,他未经请示团长司徒洛,便自做主张的放弃阵地,致使该处无兵防守,日军由第7团左翼大肆入城,并逐渐有将第7团包围的态势。司徒洛在知道日军由其防区左翼进入后,急忙抽调部队堵截,但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缺口越来越大,日军且有包围第7团的企图。司徒洛为保全团安全,被迫收缩阵地,苦苦支撑。上任仅数月的第4旅旅长赵公武见第7团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如第7团不保,第8团势将覆没。最终他被迫下令两团聚集一处,向保定东南的张登镇突围。十一时,保定沦陷。
保定的丢失,直接破坏了军委会制定的保定会战作战计划,且保定为河北省会,失去的政治影响极其恶劣。战后,军委会追究责任,第7团团长司徒洛因指挥无方,且未获命令便先放弃部分阵地的罪名被撤职查办。军事法庭原本判处司徒洛七年徒刑,但事后查明第7团溃败的起因是由于所属第3营营长未战先退,于是军事法庭判定司徒洛革职反省的处罚,另将第3营营长李国雄判处死刑。
平淡余生
赋闲后的司徒洛终在何应钦以及同学们的帮助下重新复出,于1938年1月被任命为湖南辰沅师管区(司令何友松)补充第4团上校团长。1941年9月辰沅师管区改组为沅永师管区(司令孙常钧),司徒洛仍任第4团上校团长。1945年2月,司徒洛受到旧日的上级李玉堂之邀,前往第27集团军担任少将高参。同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回顾司徒洛从参加抗战以来历时12年,经历过长城抗战的辉煌,也经历了保定会战的失落,此后大半时间皆在默默无闻中度过,军人的坎坷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国防部还是于1946年10月10日授予其胜利勋章,以肯定他在抗战期间所做的贡献。
抗战胜利之后,第27集团军开赴湖北受降。为此,李玉堂任命司徒洛兼任集团军前进指挥所主任,负责接收事宜。1946年5月,第27集团军整编为第24军,由于司徒洛不愿投入内战,便乘此机会辞去了职务,后被调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9补给区司令。1947年2月15日,司徒洛在被晋任为陆军少将之后奉命退役,从此脱离了军旅生涯。
司徒洛退役后定居广州,后在同乡司徒美堂的介绍下,到侨兴贸易公司做名誉顾问。国民政府迁台前夕,政府曾派人劝其赴台,但被他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司徒洛曾因“历史问题”在恩平接受审查。一个月后,司徒洛无罪释放,在回到广州后当选为政协广州市东山区委员、民革广州市委员。1966年5月4日,司徒洛在因患胰线癌在东山区豪贤路英贤里的家中去世。现葬于广州市中华永久墓园。
司徒洛原配谭氏,续娶陈玉兰(广东中山人,1985年11月24日在广州去世),共育有子女八人。其中谭氏育有司徒舜,陈玉兰先后育有司徒孝庭、司徒碧云(女)、司徒碧芳(女)、司徒卫国,另有三子早夭。这些子女分别居住在广东、辽宁、天津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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