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周(1902—1980.11.06)，贵州兴义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军校第1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炮兵科)、陆军大学正则班第10期毕业。中国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八军军长、云南警备总司令、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兼第四十九军军长，贵州省绥靖公署副主任、川黔边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在第八军军长任内，指挥松山战役获胜，获青天白日勋章。何绍周系何应钦二哥何应禄之子，人称“侄帅”。
人物生平
本县两等学校肄业，贵阳省立南明中学毕业。因反对家庭包办婚姻，离家赴广州，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了第一、二次东征、惠州争夺战。
1926年，在李宗仁第7军任团长，出师湖南，参加北伐。1927年，蒋介石与李宗仁、何应钦等矛盾暴发。何系将领受到排挤。何绍周乃于1928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日本野战炮兵学校深造。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期毕业。
曾任云南陆军军士教导队差遣，滇军第二军司令部少尉副官。1924年春由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保荐报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1团排长、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中尉副官，党军第1旅上尉参谋兼警卫连长，第1军第1师营长，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第1师第3团副团长，国民政府警卫师团长。1931年任财政部税警总团第2团团长。参加12.8淞沪会战、上海抗战。第103师独立第4旅旅长、副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任第103师副师长、师长。参加武汉会战，血战田家镇、松山、四望山一带。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1940年9月起任新编第11军副军长，第8军副军长，参加宜昌西岸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布防枝江一带。1942年3月任第三战区第10集团军第88军军长，参加浙赣会战。
1943年1月调任中国远征军新编第8军军长。1944年5月任第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中国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8军军长，指挥松山战役，改变进攻方向，选定爆破子高地方案，最终取得全胜。松山战役打破了滇西战役僵局，是中国抗日战场首次获得胜利的攻坚战，由此中方开始战略大反攻。此役是首次歼灭日军一个建制联队(团)，是日军二战中亚洲的第一个“玉碎”战。何绍周因指挥此役获“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1月任云南警备副总司令、总司令;1946年起任第5集团军副总司令、西昌警备司令，国防部第四补训处处长，当选国民大会第一届代表。1948年5月5日，任川黔边绥靖公署主任。1948年9月授陆军中将。1949年初任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兼第49军军长，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19兵团司令官兼第49军军长，后受蒋介石命令布防贵州。
1949年11月18日，何绍周离开部队，将中央银行在贵阳分行所存的黄金约5万两，白银约8万两押解至重庆政府。离开重庆后，不久乘飞机往香港。因经商蚀本，赌博又输去大半财产，后赴巴西靠橡胶种植园私产收入维持生计。七十年代随妻女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籍。1980年9月6日，因高血压病发作，从楼上摔倒下来，脑溢血中风。送到医院后不治逝世于纽约。
历任职务
曾任云南陆军军士教导队差遣，滇军第二军司令部少尉副官。1924年春由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保荐报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排长、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中尉副官，党军第一旅上尉参谋兼警卫连长，第一军第一师营长，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师第三团副团长，国民政府警卫师团长。
1931年任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二团团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第一0三师独立第四旅旅长、副师长。抗日战争爆发，任第一0三师副师长、师长，参加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宜昌西岸会战。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
1940年9月起任新编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八军副军长。1942年3月任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第八十八军军长，参加浙赣会战。1943年1月任中国远征军新编第八军军长。
1944年5月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八军军长，参加中国远征军滇西战役，指挥松山战役获胜，获“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起任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云南警备副总司令、总司令，西昌警备司令，国防部第四补训处处长，当选国民大会第一届代表。
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948年9月授陆军中将。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兼第四十九军军长，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官。
所题文物
1、松山大垭口：松山战役第八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松山阵亡将士移葬记略碑。1944年9月，松山战役结束后，第8军在松山大垭口建有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1947年12月，烈士遗骨移葬至云南保山市易罗池畔。松山公墓原址处，纪念碑仍存。另建有“松山阵亡将士移葬记略碑”，落款“云南省警备司令、前第八军军长何绍周题”、“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碑文：“民国三十三年秋，我第八军奉命收复滇西，血战百余日，伤亡官兵6000余人，始尽全功，当时弃葬之忠骸，已移殡保山南郊易罗池畔”。(参见《云南文物古迹大全》，第641页)
2、云南保山易罗池畔：“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公墓”、“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系1947年12月从松山大垭口原公墓迁葬而来。
据朱理嘉回忆，公墓在纪念碑南略高处，为方形。墓前有石祭台，距纪念碑约十余米。墓和碑均用五面石砌成。面向易罗池，庄严肃穆。正面墓碑中央为“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公墓”，旁边为“前陆军第八军军长何绍周题”。墓顶出沿下有白崇禧的题诗：“东夷肆虐来侵我邦，嗟尔多士效命严疆，松山一战我武维扬，寇气既靖六合重光。”墓侧面及后面刻有第八军在松山战役中阵亡的三千八百多位将士，其中排以上军官均有姓名籍贯，士兵则刻有各建制单位的阵亡人数。墓另一侧的碑文记述了第八军攻克松山的始末。 纪念碑也为方形，碑正面直排为“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另一边是建墓年月。公墓和纪念碑后均遭受破坏。
3、1947年，原第8军军长、后任昆明警备总司令的何绍周，原副军长、后任第8军军长的李弥以及云南各界人士等，在云南昆明市圆通山公园修建了一座“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背面署名何绍周、李弥等等。正面刻有碑文：“岛寇荼毒，痛及滇西。谁无血气，忍弃边陲。桓桓将士，不顾艰危。十荡十决，甘死如饴。瘗忠有圹，名勒丰碑。懔懔大义，昭示来兹。”
4、在重庆龙潭古镇河西池畔，当年何绍周任国民党陆军第二军第103师师长时，为纪念台儿庄战役所题的纪念碑仍存，碑文为：“惟我将士，民族之光，牺牲热血，固我金汤，勒石纪勋，百世勿忘”。此碑为国内仅存的民国所建纪念碑。原来周边环境不善，保护不周。2009年，已经重新修缮。
人物轶事
从三十年代开始，我在何应钦身边当副官时，就与何的侄子何绍周有接触。1936年5 月何绍周被调到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当第一副总团长(后改为第一支队司令)，我同时被调任第一副总团长办事处(后改为第—支队司令部)副官室少校主任。后来我又几次到何绍周属下供职，在何的领导下带领部队参加作战，对何绍周的情况比较了解。现将何绍周率领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情况回忆如下：
"八一三"淞沪抗战
税警总团是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用盐务总局税款组建起来的一支人员众多、装备精良、待遇优厚、由财政部指挥担任盐场保护的特殊部队。共有7个步兵团和几个独立营。1936年5月，蒋介石改组财政部税警总团，将其纳入军事委员会指挥系统，部队番号不变，军费仍由财政部盐务总局开支。
蒋改组税警总团后，调陆军第二师师长黄杰任总团长，古鼎华为副总团长，协助总团长工作。在总团部之下，增设第一、第二副总团长办事处，以何绍周、王公亮分别为第一、第二副总团长。每个副总团长办事处设有参谋室、副官室，还有一个直属的警卫连和一个通信排，并各辖三个步兵团。
第一团直属税警总团部。第一副总团长办事处辖第二团(团长是宋卓愈)、第三团(团长是刘耀寰)、第四团(团长是孙立人，留美生，与宋子文关系密切)、第五、第六、 第七团属于第二副总团长办事处。
何绍周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又是日本炮兵学校和中国陆军大学第十期毕业生，资格比较老，到税警总团就任第—副总团长后，几个团长都比较尊重他。何绍周虽然其叔父身居高位，但他本人做事谨慎，对部队训练要求严格。这个部队的兵员是招募来的，因待遇好，逃跑者少，操练认真，军事技术掌握得牢。
"七七"事变，揭开全国抗日序幕，税警总团被编入第八军战斗序列，军长黄杰仍兼税警总团总团长，第一、第二副总团长改任为第一、第二支队司令，第一、第二副总团长办事处改组成第一、第二支队司令部，每个支队司令部仍设参谋室、副官室，有一个直属的警卫连和一通信排。第一支队仍辖二、三、四团，第二支队仍辖五、六、七团。税警总团由平时状态进入战时状态后，第一支队司令部和步兵第四团调驻山东日照，第二支队的丘之纪团调驻青岛，以防止日军从海上登陆。
1937年8月下旬， 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奉命到江苏东海县集中乘火车开往上海参加抗日。官兵闻讯，战斗情绪激昂。
9月上旬，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在东海集中，何绍周命令我担任第一列车指挥官，率领支队司令部、直属部队和第三团的田仲达营首先乘车出发，指示我率部乘车到达苏州时去第三战区长官部联系，受领战斗任务。
9月10日我们第一列车由东海站升火出发，经陇海铁路转津浦铁路再转京沪铁路直指上海，受到各地群众热烈欢送。特别是转入京沪路后，每到一站停留时，都有抗日后援会人员携带继光饼等大批慰劳品上车送给我们官兵，并向我们宣传抗日，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官兵的抗日斗志。
为了防止日军飞机袭击，我们由东海出发前就对列车进行了伪装。列车转到京沪铁路时，由于敌机侦炸频繁，在白天，我们按照铁道指挥部指定的地点停车隐蔽，傍晚天黑后加速行车。我们由东海开车后的第三天深夜到达苏州，停车后我到第三战区长官部指挥所掩蔽部联系，指挥所高级参谋向我传达指示说："你们列车即开到南翔车站，向南翔车站长官部驻站参谋联系受领任务"。
我们列车于深夜由苏州站启行，到达南翔车站，只见车站一片瓦砾，站房已被炸毁，月台、枕轨都是被炸毁后修复的，车站附近来往人员急急忙忙搬运伤员撤往后方，搬运军用物资运上前线，手电筒时明时灭，异常繁忙。
我们列车一到月台停车后，我即下车到铁道指挥部掩蔽部找长官部驻站参谋联系接头，他说："现在大场方面战事很紧，急需部队增援。"说罢派了一个联络参谋带我们前往大场参加战斗。我回车厢将情况向部队传达，接着与参谋主任梁筱斋商量，命令部队下车，在月台上集合，跟着这个联络参谋开往大场。出站没有好远，天就快要亮了，这个带路联络参谋对我说："天一亮敌机就会来侦察轰炸，白天部队不能行动，你把部队带到附近村庄找地点隐蔽，待到天黑再开往大场"。
我把部队停下隐蔽后，天已微明，果然敌机凌空盘旋，进行侦察、扫射和投弹。有时敌机掠树梢而过，敌飞行员伸首机外搜索。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没有开枪射击。
部队停下后，我和参谋主任梁筱斋商量派司令部朱参谋随长官部联络参谋先到大场了解情况。朱参谋联系回来，我们方知火线隔大场还很远。那个长官部的联络参谋实际是八十八师派在南翔车站拉部队的附员，他们不管新开到的部队的任务是什么，便把部队引到他们阵地参加作战。根据这个情况，我和梁筱斋商量，决定全部原地休息，等待司令官何绍周到后处理，并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
何绍周乘坐的第二列车于当日晚上到达南翔。我们接他回到支队司令部隐蔽位置，向他报告了我们由东海出发到达南翔的经过、遇到的情况和我们的处置办法。何绍周说："你们不走是对的"。
尔后，何绍周带着我和几名卫士到中路军总司令朱绍良的指挥所去见朱。
朱的指挥所位置在南汇村庄的一个大型地下室内，墙壁上挂满了作战地图。
朱见到何以长辈口气，何以晚辈和部属身份寒暄几句之后，朱就带何去看壁上的作战地图，讲了战场情况，向何下达了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作战地点和作战任务，令何将部队带到蕴藻滨后南陈宅、朱家宅地区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以堵截突破我蕴藻滨前方阵地继续前进的敌人。
何绍周受命后带着参谋主任梁筱斋和我与参谋人员到南陈宅、朱家宅地区察看地形，决定了各团阵地位置后，要参谋室下达笔记作战命令给各团团长，要求各团一到南翔车站，即率领部队直接到达规定的位置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准备战斗。
我按何的指示在南陈宅南面组织支队司令指挥所的警戒，安排通信联络，从各连中挑选强壮官兵运来钢轨沙包等材料，以五层钢轨、五层沙包构筑好司令官指挥所的掩体。
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占领的阵地，右与杨行三十六师的左翼衔接、左与广福第一师的右翼衔接。
蕴藻滨地区全系水网地带，日军坦克难以用武。
我们占领阵地的第三天即与进攻的日军展开激战。日军通常是白天进攻，以飞机轰炸，重炮轰击掩护步兵前进。我们阵地上的官兵在日军飞机轰炸大炮轰击时，仅派少数人监视敌情，其余都进入掩体。当发现敌炮火转移、步兵开始前进时，立即进入阵地，以猛烈火力射击敌人，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对接近的敌人，我官兵即与之展开白刃战，来回厮杀;对突进来的敌人，立即组织兵力围歼。许多阵地失而复得，战斗非常激烈。我们还在夜间组织有限的反击，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先后还缴敌人枪支三、四百支，我官兵亦伤亡很重。
一次何绍周到前沿指挥作战，我防线被日军突破数处，部分官兵动摇，有的甚至开始后退。为了巩固前线阵地，我要警卫连展开占领阵地，向空鸣枪警告退下来的官兵，并要警卫连官兵向他们喊话，说明司令官正在前线指挥，传来命令："谁后退就枪毙谁。"后退官兵又纷纷回到原阵地。前线阵地稳定后，我进到前沿阵地，向何汇报情况。何在泥泞的战壕中指挥战斗，全身都溅有泥土，然而战斗精神不减，充满胜利信心。
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占领的阵地与左右两友军阵地位置较后，这样，对进攻的日军形成袋阵地，如果左右军能协同作战，完全可以歼灭钻进来的敌人。何曾电话向友军请求支援，协同作战，但均答以部队伤亡大，抽不出部队支援，从而坐失歼敌的良机。
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在蕴藻滨与日军血战到第19天，阵地屹然不动。由于伤亡过大，中路军总司令部派川军换下了税警总团第一支队。
第一支队到苏州河地区集中时，司令官何绍周调离部队，由第四团团长孙立人升任第一支队司令。
此时，我奉总团部军需处通知，要我带财会人员进入英租界总团部军需处办理军费结算与报销，随之也离开了部队。
上海之战后，1938年7月，何绍周调任陆军一O三师师长，我又到该师部任中校副官处主任，参加武汉会战。何指挥一O三师阻击向田家镇进攻的日军，随又转入进攻。在没有副师长、参谋长协助的情况下，何指挥一O三师攻克了松山口、二八五三高地，全歼了今村旅团侧卫部队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重机枪中队，缴获全部武器装备，并缴获日军旅团长今村少将的作战命令。第一O三师因此升格为整编师，增加3个野战补充团、1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1个辎重营和1 个小炮连。
1939年12月，何绍周率领一O三师参加宜昌西岸会战，我任该师三O七团副团长，参加了这次战斗。何指挥一O三师一举击退渡江西进日军，巩固了宜昌西岸，保障了入川门户。
何绍周积功升任第八军军长。1944年5 月率领第八军由湖南经贵州兴义开赴云南文山县参加远征军滇缅会战，奉命攻打日军松山阵地，打通滇缅公路，鏖战数月。在这次战争后期，我被调到第八军任团长，参加攻打松山。第八军在何绍周指挥下，全歼了松山地区的日军，攻克日军全部阵地。之后又相继攻克了云南的芒市、畹町，打通了滇缅公路。何因此曾获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并升任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
1945年初，第二次缅甸战役胜利结束后，何绍周由于攻打松山有功而升任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是杜聿明)。是年9月，杜聿明等人遵照蒋介石的旨意调动部队包围和炮击云南省府驻地五华山，强迫云南省主席龙云下台，以卢汉取代，时称"云南事变"。龙云便将一肚子气向杜聿明发泄，指责杜聿明目无军纪国法，应该严惩。蒋介石为掩人耳目，撤了杜聿明在云南的职务，调往东北。为解决云南警备总司令出缺问题，蒋介石在重庆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卢汉、李延年、何绍周等人。卢汉在会上历数杜聿明的种种错误后，提议由何绍周出任云南警备总司令一职。蒋介石表示同意。接着何应钦以长辈的口气表示："绍周年轻，经验不足，要听卢主席的指辉"。
何绍周到职后，即安排人事，把警备总司令部的机关人员增加到五、六百人之多，计设参谋、外事、副官、政工、交通、稽查、情报、新闻和检证所等9个处所，各下设三科至四科不等，处长都是少将军衔。另外，警备司令指挥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和云南警察局(局长是少将王巍)。
在九个处所之中，政工、新闻、稽查3个处最大。稽查处长是阮更生，稽查处主要是收集军政商业情报和进行特工活动。在昆明、畹町、玉溪、昭通、下关、保山、河口、文山等重要城镇和海关均没有稽查所(组)，缉拿"走私"分子。但所有稽查人员大都利用职权，以公开或秘密的手段敲诈勒索、贪污受贿。非法收入最多要算何绍周，除了全省有各地稽查所(组)向他"纳贡"外，他自己或令他人每月都要带一辆大车一辆小车到畹町一趟搞走私活动(因其他人携带违禁物品到了下关就被卡了)，每次返昆大都带回大量黄金、大烟和现钞。凡大烟都打成包，盖上云南总司令部的大印，名曰"送缴"重庆或南京，实际上交的是少数，多数运到全国各地去卖。何理所当然得大头。何本来并不富裕，但到昆明三年后，即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幢异常豪华的私人别墅。
他就任云南警备司令时期，最突出的是镇压人民民主活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一五"事件。1948年夏天，上海等地学生带头开展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运动，昆明学联为了支持这一正义活动，在中共云南地下省委的领导下，发动全市大中学生投入斗争，于6月l7日举行示威游行。何绍周指示稽查处、 政工处、昆明警备局和宪兵十三团进行暗中破坏和公开镇压。在此前后，即6月15日，他就对学生发出恐吓，声言如学生上街游行，将逮捕为首者。17早上又出动大批军警在西郊、北郊阻拦前往云南大学集合的云大附中、建民、天祥、龙渊、金江、长城等中学师生。学生以各种方式冲破军警的封锁线进入云大，声讨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卖国罪行，烧毁蒋介石模拟像，继后冲破军警设置在云大的封锁线，上街游行。游行队伍迈着坚实的步伐，唱着"反动政府要垮台"的歌，迎着刺刀前进。当游行队伍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递交抗议书示威抗议后，何绍周乘学生分别返校之机，逮捕了一些师生。学联当即宣布全市学生罢课3天以示抗议，并于6月19日，组织200名学生到警备总司令部找何绍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何不仅不释放被捕学生，而且又当场抓捕了两名代表。接着学联于6月22日宣布为营救被捕师生继续罢课7天。为了坚持罢课斗争，防止警总破坏，搬到云大和南箐中学集中。何绍周令宪兵十三团到大中学校巡捕，阻止各校师生到云大和南箐中学，凡发现外出师生即抓捕投入监狱。
但学生仍继续坚持罢课，上街宣传、发传单，要求保障人身自由，释放被捕学生。
何绍周觉得需要来一次大规模武装镇压，才能把这次学潮镇压下去。但又担心云南士绅非议，于是通过"特种会议"的形式，取得卢汉等有关方面的同意，决定进行大搜捕，他于7月14 日召集宪兵十三团、营、连长及昆明市各警察分局长会议，作了解决学潮的安排布置。即于15日清晨派出大批宪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分别对集中云大和南箐中学坚持罢课的学生进行武装围攻。学生们以石头、瓦块、木棒进行还击，并渐次上楼，封锁了楼梯。宪兵一时难以攻下。何绍周亲到北门外南箐中学现场指挥镇压学生，他拔出腰间手枪，鸣枪示威，嘴里还不停地骂："这些小匪徒，真顽固。"并大声命令："彭团长，去把救火车拉来，用水龙攻击，要快!"学生手无寸铁，南箐中学于15日午后、云大会泽院于17日傍晚，学生被骗下楼。
这次武装镇压，有六、七百学生及部分教师被抓，其中除年龄不满15岁的200多名学生由家长交保领回外，其余均被关押，大部分关入"夏令营"进行"整训"，有近90名师生收监关押，交"特种刑事法庭""审判"。
何绍周一手策划、制造的震惊全国的"七·一五"事件，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
何绍周等谋攻云南经过
(—)
何绍周任云南警备总司令后，名义上受云南省主席卢汉指挥，实际是奉蒋介石旨意，对卢汉进行牵制和监视。因而卢、何两人貌合神离，矛盾日渐表面化。1949年春，蒋介石将何绍周调任第六编练部司令，何便离开云南，回到贵州，第六编练部改为十九兵团。是年夏初，该兵团在贵阳成立。但何绍周对卢汉的监视仍通过各种方法进行，除商请驻滇南蒙自一带的第二十六军余程万派人侦察外，另派自己所兼任军长的四十九军军部参谋长张汝汉以长假回乡作掩护，在昆明坐探。何绍周综合各处情报，随时向蒋密报。特别是制造卢汉对朱家璧领导的滇桂越边纵暗中支持的假情报，向蒋密报，促成蒋介石必须弃卢的决心。
(二)
1949年秋，蒋介石到重庆布置西南军事事宜。8月下旬某日，忽派西南区空军司令晏玉琮亲自驾飞机到清镇机场，接贵州绥靖主任谷正伦、第十九兵团司令何绍周、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贵州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等四人去重庆，面授机宜。当时我因任兵团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得以与他们一道飞往重庆。何绍周临时嘱我，准备一些与参谋业务有关的资料，以便去与西南长官公署代参谋长刘琮宽接洽，备作回答蒋介石临时询问的资料。
飞机由晏玉琮亲驾，系秘密地专接谷、何、刘、韩4人。谷正纲办完父丧乘此机同行。我们到重庆后，由西南长官公署接待，住在大溪别墅。谷正伦等当晚即接侍从室侍卫长俞济时的电话通知，告知次日上午蒋介石召见他们。
第二天上午8时许，他们4人到山洞陵园去见蒋，我则往长官公署看望刘琮宽，由他介绍与参谋处各课负责人见面，洽商一些有关战备事项。下午6时大家回到住所，何绍周将带去备蒋介石问话时用的资料还给我，很高兴地向我说："这回可用不上这些。你可向刘琮宽催促补充我们的武器好了。"第三天上午，他们4人又去见蒋介石，下午1时许回来。大家皆兴致勃勃，嘱侍从准备行装，待车往白市驿机场。我们到客厅候车时，刘伯龙与我先到，他忽然向我说了一段极其狂妄的话，他说："我们贵州历来都受云南军队的欺侮，这回该吐吐历史留给我们的怨气吧，我们大家对国家应负的责任，一天天地重要起来。启尧兄，我们要好好地共同努力啊!"我说："只要你们几位团结无间，什么事都好办。"我回答的话，是指他同韩文焕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刘伯龙任第二十八师师长，韩文焕任贵州保安处长，他们在镇压黔东少数民族抗兵抗粮的运动中，互相争功诿过，嫌怨甚深。后第八十九军在贵州的种种索取，常不能如期获得。刘伯龙则认为此系韩文焕左右谷正伦对他克扣，因此形成旧恨新仇，暗斗剧烈。在去重庆一个月以前，何绍周为了调解他俩的矛盾，曾约他俩到何家吃饭，陪座中有绥靖公署参谋长车藩如和我。何绍周用同学同乡以及长官的口气，恳切希望他俩消除成见，开诚相处。刘、韩两人虽当面表示绝不辜负何绍周对他们的期望，但在后来的言行中，两人仍然明争暗斗，且愈演愈烈，以致刘伯龙终为谷、韩所杀。
(三)
重庆会议给束后，我们仍乘原机飞至清镇机场。飞行途中，何绍周对我说："回部后我们今晚赶个夜工，把作战计划搞好，以备明晨原机带回重庆。"从清镇回到贵阳，已是下午七点多钟，当时约了有关人员到何绍周家里开会，拟订作战计划。会议由何主持，参加的人员有：刘伯龙、韩文焕、车藩如及其副参谋长胡某、兵团部参谋长梁筱斋和我。决定计划的内容大要为：
"奉总统蒋手令：派谷正伦为滇黔剿匪总司令，何绍周为副总司令，指挥驻贵州第十九兵团所辖四十九和八十九两军、驻滇东之第二十六军、正向滇东集结的第八军与贵州全省各保安旅向云南进军。攻取昆明后，彻底肃清滇黔匪患。"遵手令所示，策定作战布置如下：
一、第八十九军(刘伯龙部)在积极"进剿"朱家璧部之同时，将主力逐步深入滇东，对该方面地方部队，进行秘密侦察监视。
二、现驻黔东北两保安旅即行准备接替第四十九军(何绍周兼军长)在天柱、玉屏、晃县一带的防务， 该军驻施秉一带之陈永思第二四九师，克日西开;交防后之彭景仁师，准备汽车运输，全军到盘县集结待命。
三、第二十六军(余程万部)以一部就近协助第八十九军对朱家璧部"进剿"，主力就原态势秘密集结，对驻滇东南卢汉属部，严密侦察监视。
四、第八军(李弥兼军长 )即日兼程向陆良、曲靖附近集结(李弥之编练司令部驻在昆明)，对昆明情况，秘密侦察具报。
五、后勤事件，另案送达。
六、攻击发起时间另行通知。
上项计划，除由晏玉琮驾原机带呈蒋介石外，并分令第十九兵团两军和贵州保安司令部，另将要旨用亲译电令知余程万、李弥。
(四)
何绍周当夜主持拟定作战计划，拟待蒋介石批准后，亲飞蒙自与余程万面谈细节，其目的是要借助二十六军实现他的作战计划。因此，他另电余程万对蒙自机场预行秘密戒备。
次日驻施秉、三穗一带的第二四九师已陆续向西行动，兵团部亦内定前方指挥所人员，以备同绥署指派人员合组剿匪总部指挥所。
正待批准计划的两日中，何绍周一直喜形于色，曾在兵团部向梁筱斋和我谈及攻取昆明后，蒋介石准备先由何绍周代理云南省主席，然后再以李弥继任;余程万、刘伯龙等自然也有加官机会。接着他意味深长地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还讲，李弥是云南人，由他主持省政府比较妥当。并说：‘李弥是后起之秀，你们要扶持他啊!'"谈到蒋介石的原话时，他用冷笑表达他的矛盾心情。梁筱斋则说："司令官既干上了，以后的事还得按实际需要啦。"因何、李之间，曾在第八军的交接问题上有些不快。更主要是，以后李钻进了陈诚系的"干城社"组织，成了其叔何应钦系的敌对者，因此，何绍周对于蒋介石的嘱意，内心很不以为然。
两日以来，被内定为兵团部前方指挥所的人员，多是兴致勃勃，暗自整装待发，满以为又可由此而升官发财。第四日晨间，我于上班时见着梁筱斋，他笑着向我说："今天司令官要去赶场买走马啦。"我说："怎么如此闲情?"梁续说："昨夜重庆来电，那个计划暂作罢论，当然自有闲情了。"以后才知道，因张群从中关说，卢汉飞重庆面见蒋介石，解释疑忌，并向蒋虚与委蛇，允遵命回云南进行整肃，致使何、刘等人的计划落空，滇黔两省军人也因此幸免了一场相煎惨祸，地方人民也幸免了一次荼毒。
何绍周出走前后
编者按：本文系根据原国民党军起义的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第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第十九兵团司令部少将高参夏禄敏、第十九兵团司令部译电室主任卢锡林以及何绍周的随从副官陈少先的回忆材料综合而成。
1948年冬，何绍周由云南全省警备总司令调为第六编练司令(驻昆明)兼四十九军军长。次年4月，蒋介石电令将成立不到半年的第六编练司令部改为第十九兵团，何绍周仍任司令，仍兼第四十九军军长。兵团下辖第四十九、第八十九两个军，兵团部驻贵阳。以王景渊任第四十九军副军长，辖三二七、二四九、二七五三个师;以刘伯龙任第八十九军军长，辖三二八、三四三两个师。
1949年7月，原三十九军军长王伯勋因与兵团司令李弥有矛盾，调回贵州。何绍周对王说："得知你的处境艰难，我与谷正伦联名保荐你在三十九军留任，并希望三十九军到贵州布防，那怕是一O三师一个师也好，现在贵州军队新兵多，装备差，战斗力更成问题。"当王讲到顾祝同准备安排他回贵州任绥靖副主任时，何高兴地说："这太好了，都是老朋友，彼此相互了解，有事好商量，你刚回来，先在家中休息，任命到后我会派车接你。"
1949年9月，蒋介石任命王伯勋为第十九兵团副司令。
王到第十九兵团上任后仅一个月时间，蒋介石命何绍周专任兵团司令，由王景渊升任第四十九军军长。同时将在滇东地区的第八十九军调到贵州，将该军第三四三师之一0二九团推到龙里观音山，将第四十九军的三二七师、二四九师分别布防于玉屏、施秉，将第二七五师作为军的总预备队，与军部共同驻扎老黄平。但何绍周深感兵力不足，炮兵装备更差，希望王伯勋设法将第三十九军的部分队伍拉到贵州来。王与何共同分析了情况后，认为只有该军驻衡阳的辎重团距贵州较近，团长田仲模又是王共事多年的老部下，争取到贵州来的可能性比较大。经何与王多方进行工作，田仲模于10月份将第三十九军辎重兵团带到贵州。这个团被何绍周编入第四十九军建制，驻扎卢山县。
1949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湘西进军，黔东防线紧张。何绍周令第四十九军调整部署，加强防守。三二七师驻玉屏，该师的九八一团驻天柱，九八0团防晃县，必要时炸毁晃县公路大桥;二四九师的七四五团、七四七团进驻施秉，在鹅翅膀构筑工事，作为二线部队;二七五师仍然驻防老黄平作为预备队。
11月1日，解放军沿湘黔公路向贵州推进，首当其冲的是驻晃县和天柱的三二七师部队，一触即退。谷正伦要何绍周电令王景渊必须在镇远、施秉地区奋力抵抗，至少争取到五天时间，保证在贵阳的首要机关西撤。何绍周回答说："共军来势很猛，能争取三天时间就不错了。"但谷仍强调必须争取五天时间。十九兵团参谋长梁筱斋在电话上向王景渊传达谷、何的指示时，王回答道："从实际情况看，争取三天的时间都成问题，现在只有看陈永思的二四九师在鹅翅膀抵抗的情况了。"后来，由于炸毁了镇远的公路大桥，在鹅翅膀又进行一昼夜的激战，才延缓了人民解放军的推进速度。
王景渊在镇远边战边退中，按照谷正伦与何绍周的意图，对部队进行了布置：驻黄平的二七五师经开阳、修文到鸭池河西岸布防，由参谋长饶启尧率军直属部队车运至黔西县设立军部;令驻卢山的田仲模辎重兵团经贵阳、安顺到晴隆待命;令退到岑巩的三二七师经思南、金沙向黔西靠拢。
本来谷正伦、何绍周是命令四十九军军部及第二四九师从施秉、黄平沿公路边战边退，推迟解放军进入贵阳的时间，然后再经贵阳撤往黔西。但王景渊担心经过龙里观音山时与刘伯龙的八十九军部队发生误会造成火并，王决心率领军部及军直部队避开公路，由卢山取小道经麻江、贵定小场、惠水、旧州、织金向黔西县撤退。二四九师也经此线向水城撤退。
1949年11月11日，防守龙里观音山的八十九军三四三师一O二九团在撤退之前将与贵阳的通信线路截断，贵阳得不到前线的情况，谷、何等人急忙撤出了贵阳。谷正伦率省政府机关和绥靖公署人员向晴隆、盘县撤退;何绍周、王伯勋率十九兵团司令部向黔西、毕节撤退。
谷正伦撤离贵阳时，要求声望较高的社会知名人士卢焘组织治安维持会维持贵阳秩序。殊刘伯龙撤出贵阳时，竞将卢焘枪杀于贵阳市郊的转湾塘。
11月中旬，何绍周率十九兵团部由贵阳撤到毕节时，贵阳已经解放。何到毕节不久，对王伯勋说："我有要事需去重庆，等不及景渊来会面了。兵团部有300两黄金，是四十九军的军饷，你务必转告王景渊到兵团部军需处领取。若有可能，请景渊给我通个电话，我住在四十九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曹碧渭处。我走后，十九兵团全由你负责。"接着何将自己手上戴的皮手套脱下送给王伯勋。王猜想，何此去是不会再回部队了，所以未便细问。
何绍周走后两天，王景渊到了毕节，王伯勋将何的原话如实转告了王，王当即挂电话给何。王在电话上问何："你什么时候回来?"何说："很难说。"王又问："部队今后动向如何?"何让王先谈自己的想法，王说："向北(往重庆方向靠)。"何说："向北不如向南(到盘县靠拢谷正伦)，向南不如向西(到昆明)。"王问："向西行吗(惧李弥不容)?。"何说："把部队掌握好，谁能吃掉你!"何绍周最后又补充了一句："我走了以后。你们一切都好办。"这一切都好办意味着什么?两王都默然不语。
另据卢锡林(何绍周的外甥女婿，跟随何绍周多年的机要人员)回忆：自何绍周乘吉普车从贵阳到达毕节县城后，目睹当地驻军买便衣成风，以备离开部队之用，自己也想买两套，但苦于无门。一天蒋介石来电报，命何绍周组织部队阻截人民解放军。卢将电报念给何听，何不高兴地说："不要念了!"接着何给蒋介石打电话。电话是侍从室主任林蔚接的，何对林生气地说："我还有什么部队，防守!防守!我只有两支手。"何打完电话后，又叫卢将电报拿给王伯勋看，王阅后问卢锡林："何绍周的意见如何?"卢说："何正在发火。"王说："等何平静了再找他商量。可能要打游击了。"过了一会卢又去见何，见何的左轮手枪和一大堆香烟摆在桌子上，卢就明白何要行动了。卢问何怎么办?何不高兴地吼卢去办自己的事情。过了一会，卢又去看何时，已经人去屋空。卢问卫兵何到哪里去了?卫兵说乘小车走了，但不知去向。卢见大势已去，便要了一部汽车向昆明方向去了。
据何绍周的随身副官陈少先的回忆：当解放军还远离贵阳的时候，何绍周就忙着撤退。他既怕解放军追上，又怕别人打他的黑枪，于是未敢坐才进口不久的小卧车，而是坐一辆美国吉普车离开了贵阳。动身前，何绍周与谷正伦等人瓜分了贵州中央银行的各种财物，装上了车，由一个警卫排押往毕节到重庆，后来又转运香港。
何绍周由毕节到重庆时，交给高参夏禄敏一纸手令，将十九兵团的直属部队交给夏指挥，并对王伯勋保密。还要夏在司令总部等待他到重庆后的电话。过了两天，何由重庆打来电话对夏说一O一、一O八军还是要成立的，请赶快派人到重庆领装备，并要夏务于11月12日4点以前赶到重庆。夏接到电话后， 将情况向王伯勋作了报告，即登车出发，按时到达重庆。何问夏是否与他同去香港，飞机票还有两张，每张价值黄金20两。夏考虑到自己的情况而未同行，最后参加了起义。
12月7日，何绍周由重庆乘飞机离开大陆，在港隐居有年，后移居美国。1980年11月6日，病逝于美国纽约(一说病逝于得克萨斯州)。妻子黄宁馨是何留日时的早稻田大学学生(父为中国人，母为日本人)。有三子德伟、德先、开基，一女德颖，现均在海外。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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