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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名声是基于人物在时代中的作为。孙蔚(yù)如,这位从西安东郊灞桥豁口村走出的将军,在70多年前抗战中,驰骋疆场,立马中条,抗击日寇,最终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接受日军投降递上的指挥刀。
孙蔚如戎马一生,却常常以诗言志。他“怒眦裂”,视日寇为“岛夷小丑”,指挥中原第一战,“风云锐厉如疾电”。内心却很柔软,“但向此中寻乐趣,疆场不复试青骢”,更期待“海内升平日,投鞭念佛陀”。
人物简介
孙蔚如,原名树棠,后以字行。1896年1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豁口村(今灞桥豁口)。国民党西北局杨虎城部主要将领,陆军二级上将。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民革陕西省委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1979年7月27日,在陕西省人民医院病逝。终年84岁。
武汉中山公园有一栋老房子,看上去颇不起眼。正中门头上高悬一匾,上书三字草书:受降堂。题写这三个大字的正是陕西人孙蔚(yù)如。1945年9月18日下午3时,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上将,在此接受日军投降。
侵占华中地区的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从这块匾下经过,站在孙将军面前,立正,脱帽,敬礼,然后解下所佩的指挥刀,顿首,双手递上。其部下21万侵华日军由此向华中人民缴械投降。孙将军神情庄重,凌然不可侵犯,用一口高亢的秦声向投降的日军宣读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第一号命令:“本司令长官所发布之命令,日方须立刻敬谨服从。倘有迟延,有碍情事者,立刻严惩。”
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中国将士和民众,目睹此景,不由热泪奔涌,欢声雷动。
抗战:卢沟桥下流水死
蓟门城上乱山紫,卢沟桥下流水死。健儿飒爽喋血来,霍霍鸾刀如屠死……铁骑纵横气如山,不教胡马度榆关……此是中原第一战,风云锐厉如疾电……伫看铙歌齐奏凯,风物如绘旭日暄。
——《抗敌歌》(1937年8月10日)
陕西人都听说过孙将军在中条山与日军激战。这群以三秦子弟为主的陕军坚守中条山两年多,经历了数十次艰苦卓绝的惨烈战斗,以伤亡两万余人为代价,先后11次阻击日军的扫荡,歼敌上万,日军无奈称中条山为华北战场上的“盲肠”。
如果以为孙蔚如只是一员猛将,那就有失偏颇。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6年编辑出版的《孙蔚如将军》一书,称其“知兵书,谙宋史,工诗善文”,还写得一手好书法——一派儒将风采。抗战刚一爆发,1937年8月10日,孙蔚如在西安本地的一家报纸上发表《抗敌歌》,誓言“铁骑纵横气如山,不教胡马度榆关”。11日,又在西安广播电台上讲演《对日抗战国人应具之决心》。
孙蔚如说,“现代国与国的战争,不能单看兵额多少,武器精粗,就可以决定胜利属谁……谁能支持最久,谁才有最后胜利的把握”,“我们拼着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头颅,换取日本侵略者六千万人的生命,留下三户,仍然可以复兴中华民族”。
七十多年过去,回首历史,再读当年这些慷慨激越的文字,不由慨叹孙蔚如将军目光之锐利、气势之豪迈。
陕西人就是葆有这种劲头。当时,太原失守。时任西北行营主任的蒋鼎文要放弃关中,向甘肃、四川撤逃。西安一时人心惶惶。孙蔚如将军表示自己“身为省主席,决不生离西安,誓与国土共存亡”,迫使蒋鼎文不敢轻易弃土撤逃。孙蔚如还以省政府的名义发出“守土抗战”通令:“倘有闻警先逃,不事抵抗者,定以军法从事。”
杀敌:十年积恨还辽沈
“烈烈金风荡寇氛,中条立马日将曛。十年积恨还辽沈,百战提兵涉潞汾。师克在和壮在直,汗挥如雨气如云。待看斩尽楼兰日,痛饮黄龙奏大勋。”
——《七律烈烈金风》(1939年秋于山西平陆县)
山西芮城县有个远近闻名的中条山抗日英雄纪念园,园中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左侧向阳一面是孙蔚如题写的四个大字:誓雪国耻。
这四字最早刊登于1932年9月18日的《西北文化日报》。其时,孙蔚如刚就任38军军长三天。“誓雪国耻”——指的是一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被日寇占领,身为军人,孙蔚如恨不能“十年积恨还辽沈,百战提兵涉潞汾”。在孙蔚如的诗句里,这些侵略者不过是“岛夷小丑”。他逼视贼寇“怒眦裂”,坚持着“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的信念。
对内鼓舞士气,对外则一显英武气概。中学高级教师陈瑞华编纂了《孙蔚如将军诗词与书法》。陈瑞华评价这些戎马倥偬间内心情感宣泄的诗作,“可谓马蹄溅落的诗行”,却儒雅深奥,“古典文学修养丰富厚实”。
于右任曾写过一首词,《越调天净沙·赠孙蔚如总司令》,其中有句:“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澌,血染将军战史。北方豪士,手擒多少胡儿!”
孙蔚如自己也写过“立马中条”。1939年秋,他在山西平陆县郭原村抗敌,作诗“烈烈金风荡寇氛,中条立马日将曛……待看斩尽楼兰日,痛饮黄龙奏大勋。”
这年,他又做了一首“满江红”,“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伐鼓”,“新旧恨,从头数,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孙蔚如还找人将这首满江红谱了曲子,作为第四集团军干部训练班的班歌。
曾任干训班大队长的中共党员刘侠僧曾回忆,孙蔚如给部队官兵详细阐释过歌词的含义,“当讲到日本侵略者铁蹄所到之处,为所欲为,他愤恨地离开坐凳站起来,攥紧了拳头怒目远视,眼睛里似乎要迸发出火花来!”
1985年出版的《陕西文史资料》第18辑,收录了孙蔚如的回忆文章《第四集团军抗日战争概略》。孙将军忆及1944年5月指挥第38军在河南宜阳韩城镇阻击日军经历:“此战无已设阵地,全是野战,敌有大量之飞机、战车,我则全无抵御武器。幸赖山路崎岖,又值阴雨,否则颇难支持也。”
就是这样艰难的条件下,38军最终“予敌重创”——依靠的正是“誓雪国耻”的英雄气概。
兄弟:扫尽强权见大同
炯炯欃(chán,彗星的别名)枪照亚东,炎黄世胄运何穷。凉风午夜长河渡,扫尽强权见大同。
——《七绝抗日东渡》
(1938年秋率部由大庆关渡河开赴前线)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雷学军曾著文评说孙蔚如,标题为《内红外灰孙蔚如》,史学界认为这是对孙将军一生深刻而准确的评价。
据《陕西抗战将领年谱》记载,1933年,孙蔚如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驻军汉中。在杨虎城支持下,5月,孙给红四方面军发去密函,称,“国势阽(diàn,临近边缘)危,岂容兄弟阋(xì,争吵)墙,动辄兵戎相见……甚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
孙蔚如秘密派出特使赴川北与红军联络,多达11次。最终,双方达成四点秘密协定,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在陕军前沿阵地设立联络站,红军可用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日用品,陕军馈赠一些药品和军用地图表示诚意。
这项协定称为汉中密约或巴山协定,是中国抗战史上国共两支武装第一个共同御侮协定,有具体条文,有实际行动,被一些史学家称为西安事变的序曲。
孙蔚如将军由此成为第一个为抗日与中共达成互不侵犯共赴国难协定的国民党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8月,孙蔚如委托赴陕北汇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孙作宾向毛泽东转达“38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
同年9月,毛泽东复信孙蔚如,“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良以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毛泽东赞赏孙蔚如愿意联共抗日,“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并提议“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动,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
这封信如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成为孙蔚如与共产党友好交往的见证。早在1928年初,蒋介石接到密告,说孙蔚如部队有数十名共产党,遂电令孙蔚如全部抓获杀掉。孙蔚如对身边人说,这些人一是我的乡党,二是我的学生,叫我杀谁呢。我杀了人怎么能对得起陕西人,怎么能对得起我的学生、对得起我的朋友。而且这些人都有爱国之心,不顾生命参加革命,诚为可嘉,何为可杀?
孙蔚如以遣送编余军官的名义,资助已暴露的共产党人离开。
胸怀:疆场不复试青骢
小园日暖桂花风,徐步优游清水东。但向此中寻乐趣,疆场不复试青骢。
——《七绝小园》(1922年秋天)
孙蔚如先生56岁那年,写了一份自传,“1896年,生于长安豁口村一半耕半读之家”。那时,灞桥豁口村还属于长安县。
1916年,孙蔚如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毕业的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从事反袁活动。之后,又加入于右任创建的陕西靖国军。到1921年,成为杨虎城部第三路第一支队第5营营长。从此成了杨将军的战友和助手,在杨虎城被迫离开所部后统帅陕军。
1926年,“二虎守长安”时,孙蔚如负责西安城墙东北角的守护,寸土不失。那时的孙蔚如就以诗言志,他写城内军民忍受生存困境,“菜色载途怜饿莩(fú,同‘殍’),马肝充食悯兵饥”。
早在1922年,孙蔚如途经河南安阳拜谒岳飞庙。触景生情,他咏出一首七绝,“直捣黄龙迎二帝,功成再造一汾阳。若非十二金牌召,千古无人拜鄂王”。
作家陈忠实细读过这些诗句。“作为一名军人,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心头悬着作为耻辱象征的宋高宗召回岳飞的十二道金牌。”这是一个忠与奸的截然划界。“有岳飞在心底,孙蔚如的人生道路选择和个人胸怀,就铸成一种难以改易难得动摇的基础。”
十多年前,陈忠实曾为纪实文学《立马中条》一书作序。在书稿的阅读中,陈忠实“强烈地感知到这位横刀立马、给倭寇致命打击的大将军顶天立地的脊梁和凛然的风骨”,在小说《白鹿原》里,他塑造了一位儒将“茹师长”。有人说,这个“茹”字就有孙蔚如的影子。
“茹师长”、“孙司令”的故事流传在灞河两岸。中学教师陈瑞华还是个孩童时,就听过不少关于孙蔚如的传说。“日本鬼子过不了潼关,就是孙司令带着咱陕西兵在中条山把守着呢。咱陕西兵个个都是冷娃,不怕死,狰着呢。”(狰,陕西方言,厉害、凶猛。)
幼时陈瑞华就想,将来要给孙司令做点啥,“拉马拽镫也好”。后来,他结识了孙蔚如将军长子孙存汉,参加了西安事变暨十七路军军史研究会。2014年6月,陈瑞华编注出版《孙蔚如将军诗词与书法》一书。“让人们读将军的诗,来了解那一代人的胸怀。”
忠孝:海内升平日,投鞭念佛陀
雨行六百里,万物翳(yì、遮蔽)云过。泥拥关山道,风翻渭水波。应怜民疾苦,宁计马蹉跎。海内升平日,投鞭念佛陀。
——《五律》(1925年春)
打了大半辈子仗,孙蔚如内心向往的其实是平静的生活。早在1925年春,孙蔚如曾作了一首五律,其中有句“海内升平日,投鞭念佛陀”。
当年,他率领三秦子弟前往山西前线杀敌时,易俗社曾召开欢送演出大会,会前五分钟,孙将军才匆匆赶来。原来,他先赶回老家豁口给老母亲道别去了。孙蔚如见到白发苍苍的老娘,扑通一声双膝跪倒,给母亲重重磕了个头,哽咽道:“妈,儿不孝!”孙母扶起蔚如说:“我知道,你过河前会回来看我的。”
孙蔚如先生长子孙存汉老人已经80高龄了。他刚刚出院在家静养,却还忙着为纪念抗战七十周年写文章。
2005年6月,华商报记者曾采访孙存汉。当时,他送给记者一本“纪念孙蔚如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的书:《孙蔚如将军》。书中有一张老照片,正是1945年八九月间,孙将军在武汉接受日军投降时着戎装所摄。
孙蔚如端坐在宽大的书桌后面,桌上摆着一沓文件和放大镜,似是刚刚处理完几桩公文。他的左臂轻轻搭在桌上,臂上缠着一圈黑纱。其时,老母亲亡故,将军重任在肩,没能回陕奔丧,延至11月才返回安葬母亲。
抗战胜利后,孙蔚如获青天白日勋章、美国二战金质自由奖章、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1998年5月,武汉中山公园两名职工在园内受降堂旁清理路基,挖出一块石碑,竟是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受降纪念碑”。如今,受降堂外的一处高地上,竖立着这块碑,背面碑文清晰可见:“中华民国卅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据《孙蔚如将军》一书记载,当时第六战区还接受了伪军9万,总计三十万日伪投降,占全国日伪投降总数的六分之一。
抗战胜利后,孙蔚如一度任武汉行营副主任。1948年,蒋介石命孙蔚如赴台,孙蔚如携家迁居杭州,又以赴台为名,至上海潜居。上海解放后,陈毅看望孙蔚如,转达周恩来指示,邀请孙将军去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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