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抗日名将赵尚志的悲剧命运
来源：铁血网   2018-04-01 09:44:28

　　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一手创建了抗联第3军和珠河、下江等游击区，还先后给谢文东(第8军)、李华堂(第9军)、夏云杰(第6军)等所属部队以实际的援助，将第3、6、8、9军乃至后来祁致中的第11军逐渐捏到了一起，为几年后成立抗联第三路军奠定了重要基础。赵尚志从建立珠河游击队起，开辟珠河，哈东游击，转战下江，西征出击，主力部队和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中率军打仗最多的军长。日本侵略者恨恨地称他是“最顽固的‘反满抗日’分子”，“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在东北抗联的11个军中，赵尚志指挥的第3军最富突击精神，最能吃苦远征，人数最多，游击区域最大，声誉最为卓著。用日本侵略者评估“满洲国”治安时的话说：“松花江两岸的匪团，是品质最恶劣、最顽强，行动最活泼的匪团。其代表者是以赵尚志为首所率领的共匪。”

　　1936年1月28日，在汤原附近召开了的有北满各抗日部队和民众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实际上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在莫斯科发表的)指示精神，正式宣布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并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文件，推举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后来有人提出，南满和吉东的领导同志没有参加这次联席扩大会议，因此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不能代表全东北，只能代表北满。根据这个建议，“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在1937年曾改称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仍然担任总司令。不管是哪个总司令，由此已经奠定了赵尚志在东北抗联历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忠诚保卫祖国，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抗日英雄，却因为复杂的历史环境限制，而两次被他所投身奋斗的党开除了党籍。第一次是1933年，赵尚志在上级的“左倾”错误指示下领导巴彦游击队两面出击，丧失了群众基础，最后失败。他不服中共满洲省委强加于其身的错误批评，提出申辩，因而被省委认定是拒不检查错误，将他开除出党。到了1935年初，由于赵尚志领导珠河游击队并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绩卓著，因此满洲省委又做出了“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议”，认为开除赵尚志党籍，是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是1940年，这一次则情况严重，直接铸成了赵尚志最后的悲剧命运。

　　说到赵尚志的悲剧命运，就不能不首先与中共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权相联系。在1935年以前，东北的党组织和抗日队伍都由中共满洲省委领导，而满洲省委又受中共中央领导。1933年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中央苏区时，留下了上海中央局，继续领导满洲省委等其他省地方党组织。从1934年春到1935年初，上海中央局先后4次遭到国民党特工机关破坏，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致使东北党组织与中央完全断绝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康生主持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接手东北党的指导工作。当时的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为杨光华，是上海中央局派来的。由于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王明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便于1935年4月以“讨论工作”为名将杨光华和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全部调去苏联，并命令将满洲省委文件一律销毁，留守省委机关的仅剩下一名代表。杨光华临走时给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遵循中央的指示，“自主的进行工作”。此后满洲省委处于名存实亡状态，直到1936年3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正式停止工作。另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通过驻海参崴的交通站，与吴平(即杨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到东北的巡视员)、李范五主持的中共吉东特委发生联系，通过吉东特委开始指导和领导东北党的工作。同时转告东北其他各地党组织，“满洲省委有奸细”，不得再与之发生联系。

　　这样一来就有了很大的问题。由于山河阻隔，敌人围困，联系困难，信息滞后，再加上时有领导人被捕叛变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不可避免地给东北各党组织间造成了关系混乱和相互误解的消极后果。

　　1935年6月3日，王明，康生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给中共吉东特委负责人发出《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简称“六三指示信”)，就关于东北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展游击战争、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指示。当年秋天，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3军和珠河中心县委才接到了吉东特委派人送来的“六三指示信”。历史地来看，该信强调了打破关门主义，实行全民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等方针，与不久后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精神是一致的，突破了原来的“左倾”关门主义观念，为进一步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时，信中也有一些脱离东北抗日斗争实际的错误观点，如“兵运工作第一”、“反满抗日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等待大事变”等。赵尚志等人首先感到疑惑的是这封指示信不是从上级满洲省委转来的，而是来自平行的吉东特委。如果说要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遵照执行，就已明显违背了组织原则;其次是信中的指示精神与原来的中央路线精神有较大改变，且有一些脱离东北斗争实际的错误观点，难以执行。赵尚志等人当然也知道王明、康生是何许人也，故虽存有疑惑，但未敢贸然否定这封信。不过，赵尚志还是派人给吉东特委回了信，明确表示“六三指示信”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到了当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改以四大游击区为中心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团的指示，吉东特委又给第3军和珠河中心县委发来了《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简称“吉特补充信”)。信中再次强调了“六三指示信”的主要精神，也延续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如不将伪满人员都看成是“日本的走狗”，“对他们的一般原则是联合或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对敌人的“集团部落”、“归大屯”之阴谋，不是公开阻止，而是要打进去，进行合法与半合法斗争等。随信还转来一封密信，指出满洲省委有奸细，立即断绝与其联系;东北党组织变更为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原满洲省委已无存在必要;原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离开，现留守代表只是维持和各地关系，没有任何指导政治组织问题的权力;不要把“六三指示信”送给满洲省委等。

　　这两封信到了北满已经是1936年3月，真是一石激起冲天浪。本来赵尚志等人就对“六三指示信”存有怀疑，特别是对其中提出的“积蓄力量等待大事变到来”、“抗日反满不并提”等口号比较反感，认为与东北的斗争形势不适应，是“右倾”表现。这下又来个似乎是上级训诫下级的“吉特补充信”，说什么“满洲省委有奸细”，到底搞得是哪一出?赵尚志等人不知道吉东特委来信实际出自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因而认为吉东特委凭什么教训同级的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甚至还提出了违反组织原则的解决上级满洲省委的问题，他们有理由怀疑这些信件的真实性。赵尚志没有理会吉东特委的信，于3月底率领第3军5团、6团、少年连、保安营共300多人出发第一次西征。

　　为了搞清情况，珠河中心县委派团县委书记韩光去吉东特委接洽联系。韩光到了吉东见到特委代理书记李范五(此时吴平已返回莫斯科汇报工作)，了解到吉东特委转到北满的几封信是真的，中央代表也是真的。韩光很快写了一封信要交通员带给珠河中心县委。他本来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再返回珠河中心县委报告，没想到这时海参崴交通站点名通知，要吉东特委和珠河中心县委的两位团委书记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果韩光只好奉命直接去了苏联，可北满这边还不知道此事。说来也巧，紧接着吉东特委就出事了。抗联第4军政治部主任罗英到吉东特委汇报工作，被人认出遭到日军逮捕。罗英很快叛变，致使吉东特委被敌人破坏，特委组织部长孟泾清被捕牺牲。李范五率领吉东特委机关不得不紧急过境转移去苏联远东，因此切断了与东北各地党组织的联系。

　　珠河中心县委接到韩光的信后，仍然疑惑未解，便想等韩光回来后再进一步询问。然而韩光迟迟不归，再无音讯，这时又得悉吉东特委遭到了破坏。珠河中心县委感到情况复杂，问题严重。为慎重起见，他们派人到哈尔滨找满洲省委联系，见到了光杆一个留守省委的团省委书记小骆。带回来的消息更加惊人，说吉东可能有奸细，要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注意审查。此时已是1936年夏天，赵尚志率部结束西征返回了汤原。当他听到从省委带回来的消息后真是眼冒金星!吉东特委，北满省委，到底谁是“奸细”?

　　偏偏就在这时候，从吉东又送来一封信，全称为《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简称“中代信”)。原来在吉东特委遭到破坏后，已从莫斯科返回海参崴的吴平又组建了吉东临时特委，调穆棱县委书记宋一夫担任临时特委书记。为了指导北满党组织的工作，1936年3月，吴平以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写了一封信(实际未经中央驻共产国际代团同意)，通过吉东临时特委转到北满。赵尚志等人看后更晕了，怎么又冒出个“中央代表”?他们不知道，当初吴平是和魏拯民一道从苏联回国，因此南满的杨靖宇和吉东的李范五、周保中都知道吴平的来历，只有北满的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其时化名张寿篯 ，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兰生等领导人还蒙在鼓里。

　　在“中代信”里，吴平阐述了与“吉特补充信”精神相一致的内容，除强调反日统一战线，重复“抗日反满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把枪插起来，保存实力，等待大事变”等主张外，还提出要改造北满党组织的问题，指示在南满、东满、吉东三特委分别改组为省委的同时，“对珠河的组织变更如下：(1)建立松江省委”“建议以李兆麟同志或依兰县委书记李成林同志担任书记”(2)成立哈东特委，建议由冯同志(指冯仲云)任特委书记”，“哈东特委受松江省委领导”等。

　　对于突然冒出来的“中代信”，赵尚志等人既一头雾水，又不能不怀疑：吉东特委这边如此异常情况连连，难道真的出了“奸细”?对于一系列真真假假的消息，已经撤到汤原的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等部队应该何去何从?由于北满与中央断绝联系已经一年多，而满洲省委和吉东特委传来的消息又互相矛盾，与原来的中央指示反差也比较大，加上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日寇叛徒无时不觊觎的破坏行为，北满领导人不能不坐下来进行共同研究，以确定今后的斗争方向。

　　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县四块石第3军被服厂召开了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与第3军、第6军联席会议(史称“珠汤联席会议”)。参加者有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团委代理书记朱新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白江绪，第3军军长赵尚志、1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第6军军长夏云杰、军部秘书长黄吟秋等人。李兆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冯仲云认为“六三指示信”是正确的，而“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却“差不多是投降了”。赵尚志认为“六三指示信”大部分正确，但“没有提出反抗的出路和斗争的出路来”，“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则属于单纯退守政策。朱新阳提出几封信的总的路线并没有问题，但在具体的策略运用上“总使人的感觉容易走向右倾”。经过3天的联席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并通过了相关决议草案。总的思路是根据赵尚志等人的主张，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缝中突击”，以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反对“右倾”退让的主张。关于组织上，决定在满洲省委和吉东特委的关系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按照杨光华临去苏联前指示的各地方党组织“自主的进行工作”之方针，不建立松江省委，而是暂时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自己找上级关系”。

　　根据会议决议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由冯仲云任书记，李福林任组织部长，张兰生任宣传部长，白江绪任职工部长，夏云杰任军事部长，朱新阳任青年部长。并选举产生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赵尚志任执委主席，冯仲云、李福林、张兰生等人为常委。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下辖哈东特委、下江特委，抗联第3、6军党委以及第9、11军党的组织。或许是出于对“中代信”中提出由李兆麟(依兰县委书记李成林此时已牺牲)担任松江省委书记的怀疑和警惕，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李兆麟虽然被选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不是常委，也没有担任临时省委中的重要职务。会后，北满临时省委即派省执委委员朱新阳过境赴苏联，去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并求证吉东特委转来几封信的真假。

　　会议结束后，赵尚志指挥部队继续西征，开辟新区，牵制和调动敌人。而在吉东的周保中接到了北满临时省委送来的文件，感到问题严重。他很清楚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的事情，在组织关系上并无问题。而北满对于上级的领导予以否认，这问题可就大了。因此，周保中给冯仲云、赵尚志写信，解释其中的原因，并要求吉东和北满的领导同志应尽快面谈澄清误会。然而由于斗争形势的紧张，致使两区领导迟迟未能见面。在此期间双方仍通过交通传送信件往来，由于书信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个别措辞不当还容易引起误会，双方渐渐开始了论战。1936年12月，吉东特委给北满临时省委转发了补充文件《中共新政策路线》(简称“新政策路线信”)，信中再次提出“抗日反满不并提”的错误主张，又加剧了北满和吉东间的矛盾。起初是北满认为“六三指示信”等几封信都有“右倾”观点，要吉东注意。吉东则反驳说那是代表中央的指示，组织上毫无问题，能指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右倾”吗?不久后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传到了北满，这下与王明、康生、“中央代表”的关系便已清楚了。北满只好转变了态度，承认在组织上没有问题，但“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却曲解了“六三指示信”的精神，而且不了解东北的实际斗争情况，犯了比较严重的“右倾”错误。吉东也不甘示弱，指责北满违反中央路线，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从大的组织路线到东北抗日斗争中一些具体策略问题进行争论，互相扣帽子，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双方的论战中，赵尚志的态度很鲜明，有些反对意见措辞比较激烈，如认为不能消极“等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敌我不分;劝群众归大屯，不让破坏归大屯，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割断了抗联和群众的关系等。周保中对赵尚志很不满，指责其“反对王明、康生，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闹小派别的非组织活动”。在此期间李兆麟的态度出现了动摇，他于1937年3月初写信给北满临时省委，认为“珠汤联席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否认中央代表来信是错误的……总的国际路线是毫无错误的”，要求省委应“发出文件来纠正这一错误”。当时由于李兆麟在松花江南第6军指挥作战，赵尚志、冯仲云也未能与李兆麟进行充分沟通。

　　为了解决上述争论的问题，1937年6月28日至7月中旬，在北满临时省委机关驻地巴兰河上游东岔河东岸张木营子附近的抗联第6军被服厂，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临时省委执委主席、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第3军军长赵尚志，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临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兰生，临时省委常委、职工部长白江绪，临时省委执行委员、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珠河地方党组织代表魏长魁，汤原地方党组织代表杨同志(即宋乃镇、后改名张福林)，第6军军长戴鸿宾、军秘书长黄吟秋、4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第3军1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团省委书记黄成植等。中共吉东省委(由吉东特委撤销后的道北特委为基础成立)委员、第5军军长周保中应邀参加会议，记录员为第3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于保合、第6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徐文彬。会议由冯仲云主持。

　　这是一次东北抗联历史上的重要会议，北满、吉东的许多重量级人物第一次坐到了一起。不出所料，会上发生了严重争论。赵尚志坚持“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认为王明和康生的“六三指示信”有“右倾”观点，已经落后于客观形势。而“吉特补充信”、“中代信”又加剧了“右倾”错误，不能执行。周保中认为王明、康生是党中央代表，反对王明、康生，就是反对党中央。冯仲云在思想上赞成赵尚志的主张，但在组织上又不能不拥护中央，因此犹豫再三后表示不能反王、康，错了也不能反。许亨植态度鲜明，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是错误的，与中央路线不一样，王明、康生不能代表中央。李兆麟本来是和周保中一同从江南过来的，二人已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然而或许是惮于赵尚志的威势，李兆麟开始一直没有发言，到了后来才表示，“抗日反满不并提”不是中央提出来的口号，不能执行。同时也同意周保中提出的组织原则问题，不能反对王明、康生的指示信。

　　与会者分成了两派，许亨植、吴玉光、魏长魁、黄成植、于保合、徐文彬等人支持赵尚志的意见，张兰生、白江绪等基本同意冯仲云、李兆麟的意见。周保中虽然反对赵尚志，但他并不是北满的人，起不了决定作用。会议期间赵尚志充分发挥了凌厉的辩才，气势咄咄逼人，完全主导了会议走向。在后来被称为“尚志同志挥起拳头一两点钟的一席话”威压下，李兆麟不得不低头俯首，一言不发。赵尚志恼于冯仲云脚踏两只船的态度，因此对他进行了激烈抨击。最后，老实的冯仲云流下了眼泪。

　　经过十多天争论后，会议形成了决议案，总体上仍然肯定了“六三指示信”，同时认为“珠汤联席会议”决议也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工作的重点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在工作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和效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显然，决议案主要体现了赵尚志的主张，同时也留有了余地。周保是带着非常不满的情绪走的，临走之前交给冯仲云同志一份由他起草的《吉东省委和北满省委的联合通告》，宣布：“这次会议在吉东省委代表的帮助下，中共北满省委一致同意执行王明、康生指示信。今后两省省委在抗日斗争中团结互助进行协商，为忠实执行王明、康生指示信而努力奋斗!”赵尚志对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非常生气，还斥责了冯仲云。由于无法统一思想，这次会议没能实现吉东和北满“一致团结起来”的愿望，双方的分歧继续存在。会议后期还进行了组织调整，冯仲云被指责犯“调和错误”撤掉了省委书记职务，由张兰生接任，冯仲云改任宣传部长。赵尚志对李兆麟的动摇比较生气，决定将他从兼第6军政治委员任上调到第3军兼任政治部主任，可以放到身边掌握。冯仲云尽管在会议上没有完全支持赵尚志，可他主要是不愿看到北满和吉东党的分裂，仍然是个与人为善的好同志，在组织原则上并没有什么错误。赵尚志对冯仲云的指责太过了，撤掉冯仲云的北满临时省委书记职务，这一严重后果在不久的将来就充分显现出来了。

　　对于李兆麟在会议上的表现，周保中很是不满。他在后来给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抗联第3军4师政治部主任金策的信中写道：“去年此时北满扩大会议，寿篯初则一言不发，完全改变在江南时的堂皇正大，象(像)真是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对于有倾向问题及有倾向同志的批评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会议以后，完全调和做了尾巴。因此去年此时北满会议原则性的一线曙光，又完全黑暗，而被某个别同志一手全改，影响到江南江北的全般工作，张寿篯同志首先有责任。”

　　周保中所说的“有倾向同志”、“某个别同志”即指赵尚志。他认为赵尚志在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上一手遮天，威逼同志，排斥了正确意见，致使北满的错误得以延续。而李兆麟没有勇气与赵尚志做斗争，成了“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意为跟从、摇摆)”。会后又服从于赵尚志，“完全调和做了尾巴”，应对造成错误负有重要责任。

　　由于北满与吉东党组织之间起了争论，对于真真假假的消息难以辨别，因此非常需要上级的仲裁。“珠汤联席会议”后北满临时省委派朱新阳赴苏联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就是为了这个重要原因。朱新阳后来被苏方送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康生，了解了此前一系列给北满指示信的原委。王明在听取汇报后，当即批评了“珠汤联席会议”决议，指责北满临时省委“不懂统一战线”、“左倾浮夸”、“无组织无纪律”、“与我们的路线完全不同”等。对于赵尚志本人，王明更没好话，扣上一堆“个人英雄主义”、“游击的经验”、“硬干”、“对革命的冷热症”等帽子。朱新阳被骂得傻了眼，越想越糊涂，不知道北满党错在哪里。几个月后，康生来找朱新阳，要他准备回国解决北满的问题，并问他能不能说服赵尚志。朱新阳知道，王明提出的一些观点赵尚志根本就不同意，他回去也是白回去。因此提出是自己一个人回去还是再派同志一起回去。康生说就他一个人。朱新阳只好表示自己说服不了赵尚志。康生没再说什么，转身就走了。不久，王明决定撤销朱新阳的职务，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事后却连信也没有给北满通一个。而北满那边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回朱新阳人来，其着急上火可以想见。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从苏联启程回国，就不再管东北抗联的事了，也没有任何后续联系的指示。从此抗联各部与上级的联系完全中断，只能独立开展斗争，几万忠诚的抗联将士被置于群敌围剿，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悲壮境地中。历史事实证明，王明、康生插手东北党的指导工作，推行错误路线，首先把满洲省委搞垮，使东北各党组织失去统一领导;接着又在吉东、北满、南满党和军队间制造了许多矛盾，使得大敌当前之际东北党仍在不断内耗，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1938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遭受巨大打击和损失，固然有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的一面，而自己内部的斗争和分裂也是重要原因，这是不能回避的。

　　面对越来越艰难残酷的斗争环境，赵尚志并不气馁，他多次率部远征，力图开辟新区，扩大基础。中日开始全面战争后，赵尚志判断东北抗战将会进入最艰苦阶段，必须作长远打算。此前他就曾派第3军1师师长刘海涛过境赴苏联，希望商谈解决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及电台设备等援助问题。然而刘海涛一去不返。1937年11月26日，赵尚志又给苏联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写了一封信，派交通送往苏联。赵尚志在黄埔军校时曾与化名加仑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布留赫尔有过一面之缘，故希望能联系上。在信中赵尚志向苏方提出帮助接济弹药、培训人员和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等要求。到了12月中旬，曾过界进入苏联的抗联第6军2师代理师长陈绍宾回来了，意外地捎回口信说，苏联远东军区一个叫海洛的将军传话：苏联很快就要对日宣战，苏军领导人沃(伏)罗希洛夫元帅邀请东北抗联的主要将领赴苏共商对日作战大计。

　　赵尚志闻讯后大喜，要知道此前东北抗联曾通过各种渠道向苏方寻求援助，但都无结果，从来没有这样主动明确的信息。赵尚志估计，可能是他写给布留赫尔元帅的信起了作用，故对这个口信并不怀疑。据此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县杨家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赴苏联谈判求援之事，赵尚志也从汤原前线赶回来参加会议。过境去苏联谈判当无疑议，问题就是派谁去合适。开始赵尚志提议让李兆麟去，因为他既是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又能言善辩，擅长外交，各方面都合适。但李兆麟认为赵尚志是总司令，不亲自去的话恐怕会让苏方怀疑抗联方面的诚意。赵尚志顾虑日军正在展开“讨伐”，作战任务重，不能长期脱离指挥岗位。李兆麟又说你去了能拍板，估计用不了多少时间。如果去的人不合适，当不了家，需要来回请示汇报，浪费的时间可能更多。北满临时省委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形成决议，决定委派赵尚志前往苏联谈判求援。

　　1938年1月，赵尚志从佛山县公义勇屯越过黑龙江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出乎意料的是，苏方却矢口否认曾对抗联的人发出过邀请一事，赵尚志属于非法越境者，被直接关起来进行审查。赵尚志百口莫辩，一下就被关了16个月。

　　北满这边按照赵尚志临走前的约定，一个月后要派部队到黑龙江边迎接，并把苏方支援的各种物资运回游击区。因此，李兆麟和第6军军长戴鸿宾分别指挥第3军、第6军各一部出击攻打边境地区的敌人据点，准备配合和迎接赵尚志回国。由于与优势日军遭遇，遭敌追击，戴鸿宾和第3军蔡近葵、李振远两位师长率领500余骑兵不得不过境退往苏联。本来他们是想顺便争取苏联军援并医治伤员，接赵尚志回国，不料一过境就被苏军缴械。戴鸿宾提出率队返回东北，但苏方担心引起日苏纠纷而不许。戴鸿宾又要求去见赵尚志，于是被送到伯力，与赵尚志及过境到苏联寻求支援的抗联第11军军长祁致中等人关押在一起。而蔡近葵、李振远等500余官兵被苏方遣送到了新疆，交给了当时亲苏的新疆军阀盛世才。

　　这下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在东北抗日斗争进入紧要关头之际，北满抗联总司令和两位军长不明不白被扣在了苏联，还搭进去部分精锐部队，造成了北满党和军队核心领导层的重大损失，直接导致1938年后北满抗日运动陷入低潮的严重后果。用第3军3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的话来说：“尚志走后北满党就没有了形成以一个人为中心的权威领导者。”

　　对于赵尚志为什么会过境被扣这件事，一直没有明确清晰的解释，流传了王明、康生授意说，日寇阴谋说，北满党内讧说，苏联方面配合说等，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可以明确的事实是，捎回口信的陈绍宾此前就被敌人逮捕过，此后又投降了敌人，被证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奸细。而赵尚志被扣后北满党内突然掀起的反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以及苏方明知赵尚志身份但却长期对其不理不问的态度，也不能不让人有所联想。总之，在这一事件上，前后环节实在是过于诡异，巧的不能再巧了，太像一出阴谋。

　　另外还有一个明显可以的佐证事情。就在赵尚志过境被扣不久，周保中也越界到了苏联，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交通站与苏方取得联系，提出要求与中共中央联络。一个月零四天后，周保中得到答复：王明、康生已于1937年底回国，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奇怪的是，苏方并没有把周保中也同样当作“非法越境者”扣留，而是任其自由回国。周保中回国后不久，在回驻地的途中遭到了日伪军追捕，周保中在激战中落马，好不容易方才脱险。后来查明，是奸细陈绍宾、刘海龙向敌人泄密所致，吉东省委由此向党内和军内通报不得再与陈绍宾发生任何关系。由此可见，陈绍宾的奸细作用是明显的，赵尚志被扣与他直接有关。而苏联方面与陈绍宾有没有关系却是个谜，为什么只扣赵尚志不扣周保中也是个谜，对赵尚志不杀不交不理不睬的态度更是个谜。这谜实在是太多了。

　　下面就到了本文的一个高潮时刻。1938年2月9日，北满临时省委收到了一份意见书，全名为《XXX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XXX同志代表的是谁呢?张寿篯，也就是李兆麟。后来李兆麟成为了著名抗日英烈，一些著作和文章在引用该意见书时就不得不以XXX代称。这份意见书全文达到7000多字，距赵尚志赴苏不过一个月就出台了，想必李兆麟是在处理军政事务之余争分夺秒加紧开工才赶出来的。

　　意见书中对赵尚志大加挞伐，用激烈的言词进行了连篇指责：

　　“(珠河中心县委与赵尚志的分歧、纠纷)主要还是尚志轻视与反对珠党领导的结果”。

　　“中心县委与赵尚志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这一右倾曲解，不但在工作发生很大损失，同时给‘左’倾关门主义以抬头的机会”。

　　“珠汤联席会议，‘左’倾分子，乘党的上级关系不密切，……开始进行反党活动，否认中代来信”。

　　“(省执委扩大会)决议又被‘左’倾分子御用了。会议以后继续与吉东党寻衅纠纷”“赵尚志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贯半脱拉(托洛)斯基主义系统化的思想”。

　　“尚志同志的思想有一贯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性，他自己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懂得，经常采用直接了得(当)的简单方法去解决革命复杂问题”。

　　“就连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被赵尚志同志看作是一条坏麻(抹)布一样”。

　　“现在我认为赵尚志同志不简单是倾向上的错误，根据许多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他已经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了，他已经作出许多小组织的反党行为，他已经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来对党的光明旗帜”。

　　“我提出这个意见书，坚决要求诸同志研究批准，马上毫不(犹豫)开展这一斗争，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先决条件，成千上万的英勇布尔什维克会在这一斗争中一致团结的”。

　　……

　　又是一石激起冲天浪!李兆麟在意见书中如此激烈的反赵态度，与他平时之表现简直判若两人。赵、李二人共事相处多年，不可谓不互相了解。赵尚志领导风格凌厉，说一不二，在部队中威望最高。李兆麟虽然在指挥作战和能服众上不如赵尚志，但他工作细致，能深入群众，也有不少人爱戴他。在赵尚志面前，李兆麟向来是积极拥护密切协作，即使有意见分歧最后也都会服从于赵尚志。这次李兆麟来了一个狠的，除了真正的工作上的分歧外，恐怕也不能不带有长期遭到压制的泄愤情绪吧。

　　这份意见书在北满党内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拥护赵尚志的干部纷纷提出了质疑。关键时刻，取代冯仲云担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的张兰生坚决支持了李兆麟。2月20日，张兰生和李兆麟联名给北满各军、师党委及军政负责同志发出公开信，大量重复了意见书中的内容，批评珠汤联席会议决议不承认“中代信”是完全错误的，号召“北满党转变到中央路线来”，同赵尚志及其追随者的“左倾”关门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5月1日，在汤旺河谷南岔密营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不是常委的李兆麟列席会议。张兰生在会上作了近3万字的报告，通过决议肯定了“六三指示信”是“伟大，正确的”，给赵尚志扣上了一堆大帽子，号召北满党和军队“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常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5月20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其中提出：“赵尚志同志已到你们处，我们现已撤销其军长责任，党内的处罚由你们决定，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设如你们认为可以回来，那么你们得给我们办法的指示。”

　　在张兰生、李兆麟的主持下，北满省委已认为赵尚志“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了。能说出如此决绝之言，显然已经知道赵尚志现被长期扣押，不能回来的事实。联想到李兆麟提出意见书的时间之巧，整个事件的环节一串不能不令人心中一寒。更有甚者，李兆麟在给下江特委领导和第6军干部的信中，已公然指称赵尚志过苏联是“逃跑”，要揭穿这个罪状。赵尚志为什么要过境去苏联，李兆麟难道不是最清楚的当事人之一吗?何至如此?

　　不久后又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对所谓“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人员作了组织处理。赵尚志被撤销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省执委主席、第3军军长等一系列职务，在总司令部工作与赵尚志关系亲近的陈雷、于保合、李在德、刘凤阳等人，支持、拥护赵尚志的第9军政治部主任许亨植、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等干部也相继被撤职、调职甚至开除党籍。先后受到处分的重要领导干部有几十人，其中师级以上干部25人，严重伤害了这些同志的感情。在日军对抗联的“讨伐”封锁、“集团部落”等阴谋不断加剧，大敌当前之际，北满党和军队却陷于斗争内耗之中，一批优秀的军政领导干部离开了原来的岗位，严重削弱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成为了北满斗争形势急转直下的重要原因。

　　比较有意思的是周保中的态度。他在得知北满开展对赵尚志及其追随者的批判后，先后写了多封信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周保中给张寿篯、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不客气的向你们提出批评意见。你们反‘左倾’关门主义，肃清党内倾向，这是对的，是值得欢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民和六军军事重要负责同志离去北满以后，你们才‘有组织’的号召反‘左倾’关门主义。你们很容易把反倾斗争和个别人的问题混合起来，或者把倾向性与个别人完全脱离。这样一来，最易陷入虽然口口声声不离原则，实际上是倾向反倾向、人反对人、派别反对派别……”

　　周保中在给金策的信中具体谈了对李兆麟的看法：“首先是三军军事负责主要干部尚志同志的远走，使全军缺乏集中的有系统的领导。而我听说寿篯同志于最近在尚志‘远征’之后，在北满党组织发出什么反左倾通知，并曾由侯启刚同志转达宋一夫吉东省委援助，一致起来展开党内反倾向斗争。寿篯同志这种表现，在我个人认定是极危险而冒昧无知可耻的行动。”

　　“现在是革命——东北游击运动处在极端严重的时候。而我党所领导的骨干军——三军正需要全力来图谋巩固，即使我们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绝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问题，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绝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问题。尚志同志‘远征’，寿篯同志不能便认为这是反左倾的机会。这是(样)的观点和这样的简单做法，能够会帮助了我们的死敌——日贼法西斯蒂。”

　　“应该怎样做才对呢?首先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持北满组织的整个性，把一切同志团结在党组织正确的原则立场上，个人行动问题和个别倾向问题，应该依照紧急斗争形势，按党的原则性来解决。首先要顾(全)无论任何问题解决必须使党更加有力，要把党对联军领导特别是对三军的巩固提到第一位，同时应该提出目前游击斗争的各种具体必样(要)办法。寿篯同志江南江北走，并未着眼到这一点，象(像)政客式的‘摇旗呐喊’、‘清淡’，这可算吾党之不幸!”

　　显然，周保中对李兆麟在赵尚志过境苏联后才提出意见书，并在北满党和军队中掀起所谓反“倾向”斗争非常不屑。联系到“去年此时北满扩大会议，寿篯初则一言不发，完全改变在江南时的堂皇正大，象(像)真是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对于有倾向问题及有倾向同志的批评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会议以后，完全调和做了尾巴”，李兆麟可以说完全露出了一副两面派的嘴脸。从后果上看，这次所谓的反“倾向”斗争实际上是“帮助了我们的死敌——日贼法西斯蒂”。李兆麟并未在东北抗日斗争进入严重困难关头时加强北满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对敌，却“象(像)政客式的‘摇旗呐喊’、‘清淡’，这可算吾党之不幸!”周保中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

　　无独有偶。在下江领导第3军4师战斗的金策几个月后才看到了李兆麟的意见书和张兰生、李兆麟的联名信。他非常着急，担心北满党和军队的分裂，因此在宝清县密营里奋笔写就了自己的意见书，提出：“为什么尚志同志在此的时候不提出来呢?是因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为‘怕奸细的名词’而屈服和调和，这种调和与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不但不能克服与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而且帮助了这种倾向，使党及联军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寿篯同志应该毫不掩饰承认这一机会主义斗争方式的错误，自己处处注意转变。不仅是寿篯同志，北满党许多主要干部同样亦有这样错误，亦应当注意改正的。”对于赵尚志的问题，有的错误“全部推上赵尚志同志身上是不合乎当时实际环境”。

　　可以看出，金策明确不同意李兆麟这种北后下刀子的“机会主义“做法。同时，金策表示李兆麟意见书中有的事实也是不能抹杀的，对于东北抗日运动是极大的妨害，“(有)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因此，金策赞成“应该而且立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无情地以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斗争。”显然，金策之意见的重点在于斗争方法问题，主张用符合党的原则的方法去进行斗争。

　　1938年8月下旬，金策拖着在战斗中受伤未愈的腿动身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到汤旺河谷找到了北满临时省委。金策与张兰生、李兆麟进行了深入探讨，讲出了自己的意见。北满临时省委在充分听取了金策的意见后，公开发表了金策的意见书，并加上了按语：“省委郑重的仔细研究了金策同志各种意见，完全同意金策同志各种意见!”

　　对于李兆麟来说，当初在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前后的“调和主义”也确实成了他的心病。为了争取主动，在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后，他就写了一封公开信检讨，即《张寿篯同志关于附会“左”倾关门主义的几个严重错误致全党的一封信》，其中表示：“在执扩会以后，因为我个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虽然保持自己应进行的工作，但是在精神上是苦闷的，因我党斗争的孤立，北省调和，吉东代表调和，自己就异常恐怖……奸细名词到自己头上，感(觉)必须中央来人才能解决路线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渺小、柔弱、动摇、可耻，缺点就在这里，因之我就在许多‘左’倾分子的反党信件上，签了许多我的名。”

　　李兆麟在检讨的同时还把吉东代表(即指周保中)也拉进去了，意思是既然大家在赵尚志面前都“调和”，那我也不得不“调和”。这就难怪周保中前边会痛快淋漓地发泄了对他的不满和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