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抗日战争中的名将 曾弃暗投明救百万市民（下）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2018-10-04 10:05:02

　　与共产党、八路军相处

　　1937年底，傅作义受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所部35军扩编为二师一旅，移防晋西北柳林镇，整军经武，以待再战。

　　此时，傅部驻防区和陕北区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交换情报，建立联防。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认拜会过毛泽东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后来傅部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毛泽东主席赠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对傅部尔后的整军抗战起了积极的影响。通过120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泗淇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35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员，使傅部的抗日力量得到充实。

　　1938年初，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总部设立政治指导室，指派周北峰(中共党员)为委员兼秘书，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其中许多负责人由延安派遣的干部担任。傅还制定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规定废除打骂士兵;实行经济公开;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提倡军民合作;实行军政统一等等。同时还参照八路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对行军、宿营、作战等方面的群众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做法，密切了军民关系，受到老百姓的称赞，显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气氛。但却遭到阎锡山的忌很，攻击傅“把部队带赤化了”， “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并密电蒋介石，提出要将傅作义撤换。

　　是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从此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返回绥远。他设长官部于五原，积极整饬军、政，除设立“动员委员会”，改组省政府外，1939年5月在百川堡亲自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简称“抗建会”)，轮训各级军政干部。参加人员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先后举办五期，历时三月有余，对促进军政密切配合，壮大抗战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责难，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从重庆到百川堡，以“考察”为名，要傅排除共产党。傅作义出于无奈，只得将各军政机构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送回延安。

　　奇袭包头，收复五原

　　12月，日军南犯长沙，为牵制和吸引华北日军兵力于塞北，傅作义主动请战，于19日夜，以35军为主力，配以骑7师，长途奔袭敌之重要战略据点——包头。大同各地日军调集重兵反扑。傅部完成牵制任务后撤回河套防区。此役往返行程近千里，历时半月，歼灭包头守敌两个团及援敌300至400人，毁敌坦克4 辆。汽车60余辆。

　　1940年春，日军狂言“膺惩傅作义”，从平绥、同蒲沿线抽调三万余人，汽车千余辆，由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向绥西河套地区疯狂进犯。2月3日，侵占五原。傅作又趁敌主力东撤后，于3月20日夜率部对盘踞五原之敌发起猛攻，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此役击毙水川一夫中将，大桥少佐等日军300余，全歼以桑原为首的特务机关，俘浅治庆太郎等50余人，歼灭王英伪军两个师，获战利品甚多。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至此，连续150余天的奇袭包头、会战绥西、收复五原三战役，以五原大捷告终。

　　五原大捷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各党派团体纷纷发电祝贺，各大报刊发表文章，交相称赞。4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傅作义嘉勉并为请勋。 4月17日，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傅。但傅5月23日呈文，说“五原大捷，乃所部全体官兵艰苦抗战，奋勇抗战的功绩，个人不应领此勋奖”，而加以拒绝。

　　傅作义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满怀爱国热情，戎马倥偬，率领所部在抗日战场上转战18000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屡立战功，成为国民党中坚决抗日的名将。

　　开发边疆，整军励治

　　1940年4月，傅作义患伤寒病赴重庆医治。7月返回陕坝，为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着手对绥省政治、经济进行若干改革。

　　为摆脱绥省财政困难，整顿金融和税收，将平市官钱局改组为绥远省银行。傅提出银行“以服务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方针，将平市官钱局历年经营的积累，除留下固定资金50万元外其余全部缴纳省政府转入地方金库。同时，严禁烟土走私，提高烟土税率，使烟土税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成立战地复原委员会，负责处理汉奸逆产和整理土地。为此成立了处理逆产委员会和土地整理委员会(后改地政局)。没收附逆汉奸所有土地。制定《土地法》，对王公大户的地产进行清理，将其执照外的土地收归省政府所有，转租给农民耕种，政府按“三五成租”收租。这样，农民能够“耕有其田”，政府也可以得到大量粮食，保证军需供应。

　　同年，在狼山县境，创建军耕农场，安置随军烈士家属和伤残官兵。利用丈余公田，在临河、五原、晏江、狼山等县创办了五个合作农场。1941年1、2月间，又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的口号，开展屯田活动。对促进生产发展，繁荣河套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1942年5月4日，傅作义召集军政高级干部会，颁发职官十二戒条，规定：“绝不贪污腐化”，“绝不吸食鸦片烟、赌博”，“绝不蒙上欺下、弄权欺世”，“绝不接受人民下级馈赠”，“绝不与商人来往、不兼营商业”等等，违者给以惩罚。

　　1943年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长官都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军工所修干渠达1700里，支渠超过 1万里，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一时有“塞上江南”的美称。

　　1945年夏，傅作义请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进行从宁夏石嘴山到后套的黄河流速、降波、河床变迁等一系列勘察。积累了珍贵的治理黄河的第一手资料。

　　傅作义主政绥远几年间，凡到过河套地区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确是绝无仅有的业绩。

　　1945年5月，傅作义赴重庆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升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

　　参加内战，吸取教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颁诏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蒋介石为独吞人民胜利果实，下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抢占战略要点，并进而发动内战。傅作义虽然在抗战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但他作为国民党军的一员部将，还是被蒋介石拴上了反人民内战的战车，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早在8月11日，傅作义接受蒋介石东进受降命令，即宣布就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成立12战区“复员委员会”，自兼主任，下设绥蒙、天津、东北三个组。15日，分兵绥远、察哈尔、热河，抢占已被八路军解放的县城。10月24日，派兵侵入柴沟堡人民解放区。我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为粉碎傅部的进犯，发起察绥战役，傅将主力收缩到归绥、包头地区。十月下旬，我军包围归绥，继之攻打包头，傅部据城死守，至12月，我军主动撤围，与傅军在晋、绥以东铁路沿线形成对峙。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9月下旬，北平行辕集中第11战区孙连仲部、第12战区傅作义部，共11个整编师7万人，从东西两面沿平绥路向张家口进攻，东北保安长官部一部兵力配合进出赤峰附近，以图将我活动于该地区的解放军围歼。我军在组织张家口保卫战中，由于判断失误，将主力置于平绥线东段，傅部得以乘隙袭占张北，直逼张家口。此后，我军遵照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主动弃城而走。10月11日，傅作义占取张家口，并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嘉奖。

　　1947年1月，12战区改组为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任主任，所部以35军为基干扩编成三个军，同时成立独立师、骑兵部队和地方保安旅、团、队等，以加强军事实力。12月2日，国民党政府明令撤销北平行辕，及张垣、保定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傅作义为总司令。这时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傅对国民党也开始产生忧虑，是否接任有所犹豫，但想到自己实力的增大，还是接受新职，将总部移往北平，统一指挥晋、察、冀、热、绥五省军事，成为拥有60余万兵力的五大军事集团之一。

　　傅就任华北“剿总”后，采用分区防御方针，集中主要兵力维护各战略要点，以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区。是年底，晋察冀野战军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达到逐步击破傅军平津保三角地区的防御，以部分兵力攻涞水。傅令35军主力南下增援，1948年 1月中旬，新编第32师在涞水以东山地被我歼灭7000余人，新32师师长李铭鼎被击毙，军长鲁英麟在高碑店自杀。35军是傅作义多年经营的嫡系，鲁英麟是他在保定军校五期的同学，抗战时期的参谋长。鲁自杀消息传来，傅作义失声痛哭，他开始思索，抗日战场上战绩赫赫的35军，何以在内战战场上损兵折将，连遭败绩?抗日时期全力支援的老百姓，如今何以冷若冰霜，唯恐避之不及?素以勇敢善战的35军，如今何以士气低落，充满厌战、避战情绪?严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人心向背，是军事胜败的重要因素。于是他接连发布《行政人员守则》、《组织人民办法条例》，甚至效法共产党，在北平近郊进行土地改革和“二五减租”，号召部下“为人民服务”。但是，企图在不根本变更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下，用这些改良办法来收拾人心挽救国民党的军事颓势，当然是徒劳的。

　　走和平道路，与蒋政权决裂

　　1948年7月5日，流亡北京的数千名东北学生群集东交民巷，抗议市参议会通过的“征招全部东北(流亡)学生当兵”议案。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令军警当局武力镇压，酿成了“七五”惨案，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陈继承与傅作义素有矛盾。事件发生后，傅一面派人处理善后，一面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请求“处分”和“引咎辞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撤换了陈继承和市政府其他几个中统、军统特务骨干。这场斗争，反映了傅作义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统治的明显不满，表明他开始考虑是否继续追随蒋介石集团。

　　9月，辽沈战役开始，10月锦州被围，东北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飞到北平，要傅作义又急速出兵援锦，并要他将军官家属移送福州，援锦不成，即率师南下，加强徐海，确保江淮。而此时济南已解放，蒋军南北陆路联络被完全截断，东北战场败局已定。傅作义审时度势，情知出兵援锦无异白白断送自己的实力，南下则更加受控于蒋，便以资浅能鲜，只有蒋以统帅地位亲自指挥才能奏效为由，拒绝援锦。表明傅作义在行动上已不完全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了。

　　11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解放军的战略决战方向迅速移向华北战场。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蒋介石为诱使傅作义南撤，许以东南行政长官职务。傅作义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被蒋介石吃掉，则提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表示要坚守平津，确保海口。回到北平，他错误估计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入关作战，便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将其所辖四个兵团，12个军约55万人，收缩在以平津为中心，东起北宁线的唐山，西至平绥线的张家口长达千里的铁路线上，成一字长蛇阵，并把北平、张家口、津沽划为三个防区，构筑碉堡群和城防工事。在兵力配置上，将本系军队置于平绥线，为退守西北边陲留下后路;将中央军置于北宁线，保障海上南撤和抵御东北野战军南下。但同时，傅也为自己留下了走和平道路的余地。

　　中共中央根据傅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和我党有过的合作关系，以及他与蒋介石的矛盾，认为他走和平道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考虑到傅当时所表示的和平愿望仅仅是与共产党在华北建立地方联合政府，并不交出军队，这在当时情势下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即便是起义，他也难以对付占华北“剿总”三分之二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认为和谈的时机和条件尚未成熟。因此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以就地解决国民党军队为原则来解决平津问题的总方针。

　　1948年11月，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的彭泽湘，受民革主席李济深委托，专程从香港再赴北平，对傅作义展开工作，希望争取傅起义，脱离反动政府，和平交出北平政权。

　　当彭泽湘带着李济深给傅作义的信到北京后，首先找到当年从事军运时结识的山西籍老友、曾任杨虎城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的续式甫，由续介绍认识了傅作义的老朋友侯少白，请侯从中说项。侯少白同傅谈了以后，告诉彭泽湘，说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属于傅系的只有四个师，其余都是蒋系的部队，军统和中统特务无孔不入，傅作义认为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同彭面谈，也不便接受李济深的信，但委托侯少白作他和彭的联络人，双方意见由侯传达。经过几次间接交换意见后，傅作义表示愿意考虑彭所提出的问题。得此信息后，彭泽湘即约民盟北京的负责人张东荪及农工党负责人张云川，一起做争取工作。同时彭泽湘还通过老友符定一，和中共中央建立了可靠的联系渠道。

　　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原来的形势估计是：“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1946年7 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按照毛泽东的战略安排，计划让东北野战军休整到1949年1月再入关。1948年11月6日，毛泽东曾致电林罗刘，提出“傅部主力均在北平附近。我们曾考虑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

　　林罗刘次日复电，表示“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一是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某些干部已开始滋长享受情绪;二是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三是部队冬装(大衣、棉帽、棉鞋)尚未发下。他们认为要解决部队思想问题，解决实际困难，都需要时间，而且各纵队的指挥员“均提出要求延长休整时间”。

　　11月7日、8日，彭泽湘接连向毛泽东写了两封信，由符定一带给毛泽东(符和毛有师生之谊)。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符定一携信经石家庄(当时叫石门)中转，于11月中旬到达中共中央的驻地平山县西柏坡。19日，毛泽东即先期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通报此事：“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次日，毛泽东又以聂荣臻的名义起草致彭泽湘的电报，让彭抓紧做争取傅作义起义的工作。电文中说：“符老先生带来虚(7日)、寒(8日)两日大示收到，当即转呈上峰， 弟个人认为某先生(指傅作义)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达某先生。”

　　让中央军委料想不到的是，彭泽湘写来的两封信，竟导致了解放战争进程的改变。毛泽东断然作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定，指示林罗刘：“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不使敌人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并要求 “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

　　东北野战军主力于11月下旬秘密入关，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迅速包围张家口。傅作义为保住西撒的通道，令35军三个师增援张家口。12 月上旬，傅发觉东北野战军入关，急调天津附近的八个师到北平附近布防。令35军从张家口突围回防北平。35军突围后，即被华北野战军包围在新保安。至此，傅部西撒道路被完全切断。

　　北平城里表面的风平浪静掩盖着水下的激流奔涌。彭泽湘抓紧将中共中央赞成和谈的信息迅速转告傅作义，并进一步通过傅的长女、地下共产党员傅冬菊等做傅的工作。不久，傅即派出他的正式代表崔载之携电台赴解放区与中共有关方面谈判。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被列入战犯名单的新闻发布后，傅颇感失望，贸然决定乘机离开北平，并命令他的和谈代表崔载之返平，中断与中共方面的谈判。彭泽湘闻知此情，立即去找侯少白，请侯向傅详陈得失，劝其绝不可走。彭还找到傅作义的老师、挚友刘厚同，请刘力劝傅不可采取这种下策。很快，中共地下党联系人向彭泽湘、张东荪传达了中共有关方面的意见，说战犯名单虽有傅，但和平起义后自不成问题;希望傅能与中共合作，勿萌退意。彭、张向傅转达了中共方面意见后，傅较前平静了许多，特派出他的民事处少将处长周北峰作为他的正式代表，并请彭泽湘、张东荪陪同，再次与中共方面进行谈判。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北野战军包围张家口、新保安后，采取“围而不打”;东北野战军主力迅即切断津塘、平津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当12月21日完成对平、津、塘的战略包围后，22日攻克新保安，35军两个师被全歼，军长郭景云自杀。24日，105军孙兰峰部五万余人在张家口以北地区被歼。这使傅作义受到很大震动，不仅使他在华北创独立局面的幻想彻底破灭，也使他过强的自信心受到冲击。25日，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声明，把傅列入43名战犯之一。此举对提高傅在蒋介石方面的地位，防止蒋介石及其特务机关采取谋害行动，掩护他走和平道路都是有利的。但傅一时未能理解，又增加了一些抵触情绪，陷入苦苦思索之中。

　　此时，中共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加紧了做傅作义的争取工作，并把傅冬菊派到傅的身边，随时注意和关心他的思想变化;同时发动进步人士开展了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一时，社会名流纷纷力促傅作义顺应人心，走和平起义道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为奔走和平，其女儿遭到特务的谋害，也毫不退缩。就是追随傅作义多年的将领如“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经济处长冀朝鼎、联络处长李腾龙、军医处长杜敬之以及傅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厚同等，都力劝傅作义早作决断，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和各方面的推动下，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排除各种阻力，克复重重障碍，准备迈出和平起义的关键一步。自北平被围后，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赴平要傅率部分两路南撤，一路自海路由新港撤青岛，一路由陆路经河北到青岛。傅作义以实际形势已不能作到为由拒绝。之后，蒋估计傅可能已与中共方面和谈，又接连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军统头目)和蒋纬国到平活动，蒋介石交蒋纬国带给傅的亲笔信中，还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词，表示对傅格外倚重，要他率部突围。傅均以“坚守北平”加以回绝。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窜到北平，表示如傅撤退，美海军可在沿海进行援助。傅以中国人的事中国人办得了予以驳回。所有这些，表明傅作义已决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但在接受起义条件上，仍然有所保留。

　　12月28日，傅作义派专机到包头将邓宝珊接到北平。邓是傅十分信赖的朋友，又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友谊。邓宝珊到平后，二人频繁地进行交谈。此时傅派出少将处长周北峰、民盟成员张东荪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再次谈判，并草签了“会谈纪要”。傅对是否接受正有所犹豫时，经与邓宝珊推心置腹的交谈，消除了思想上的疑虑，毅然决定派邓宝珊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再次出城谈判。

　　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在通县马各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招待所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正式会谈，原拟谈判内容包括平、津、塘、绥四地实行和平解放。是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已下对天津总攻令，当晚天津解放。中共中央指示绥远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为此，双方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达成了协议。

　　蒋介石见华北大势已去，于17日致电傅作义，提出从18日起派飞机到北平接运其嫡系部队少校以上军官及某些武器，要傅协助。傅作义一面复电“遵照办理”，一面报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届时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蒋机着陆。次日，蒋机果然飞临北平上空，在解放军炮火轰击下无法着陆，蒋介石妄图最后收罗一点走卒的打算破灭。

　　21日，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 22日，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同日，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傅作义能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感召下，在北平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毅然选择和平道路，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受到北平200万人民的赞颂，也受到 20多万所属官兵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傅作义给予高度赞许。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亲切接见了他。25日，又奉邀参加毛泽东主席在北京西苑机场的阅兵式。以后，他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傅作义起义后，积极为绥远的和平解放而努力。北平和平协议签订不久，他对来平谒见的董其武予以劝导，使董抱定了跟随他一起走和平道路的决心。2月，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向他讲了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他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促成绥远军政当局与华北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派遣驻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随之派王克俊等赴绥帮助董其武执行协议，并对处理绥远一系列复杂问题，给董其武及时指导。 7月14日，傅向毛泽东主席呈递一份全面汇报绥远情况的报告，并建议尽快解决绥远的起义。 8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派遣他与邓宝珊到绥促成起义实现。当时有人认为这是“放虎归山”。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看法，予傅以极大信任。傅到绥后，蒋介石派徐永昌携其亲笔信到包头，企图把傅拉去广州，遭傅严词拒绝;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的特务头目，对傅进行暗杀，其阴谋也被傅等粉碎。在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等通力合作下，终于实现了绥远九一九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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