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与两广抗战
来源：网易   2018-10-07 08:53:55

　　张发奎，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北伐时期，他先后担任过师长、副军长、军长的第四军是北伐军的主力，曾取得醴陵、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战役的胜利，被誉为“铁军”。抗战军兴，他又受命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等重要军职，率部转战于华东、华中、华南，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粤北会战、桂南会战、桂柳会战等，是指挥两广抗战的主要将领之一。抗战胜利，他以第二方面军司令官的名义在广州接受华南日本侵略军的投降。他曾严词拒绝汪精卫的拉拢诱降，他与中国共产党人有过较好的合作。

　　一、受命督师粤桂，调整军事部署

　　广州、武汉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义，重新划分战区，任命武汉会战后率部退守平江一带的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地区作战。兵力包括吴奇伟第9集团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夏威第16集团军，共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及其它特种部队。1939年元旦，张发奎在当时华南的抗日中心曲江宣誓就职。

　　当时两广地区广西尚是一片净土，广东适逢惠广战役新败之余，日军在占领广州和珠江三角洲部分城镇后，攻势告一段落，以第21军第18师团、第104师团及海军陆战队一部约4万人在上述区域巩固既占据点，并加强外围守备，从事公路铁路交通的修筑。原负责广东守备的余汉谋第12集团军退守粤北。

　　第四战区序列部队虽号称18个师，近20万人，但实力有限。广西部队主力已由李宗仁率领到第五战区，留守的夏威第16集团军是由地方保安团队扩编而成，兵员较足，战斗力却不强;广东部队减员较多，64、66军是刚从武汉前线调回整补的，第4军在淞沪会战后又参加了南浔会战(1939年初调回广东甫及半年又归入第九战区编制)，余汉谋刚经过惠广战役，“故实际上的兵力，不足三分之一”。1

　　抗战期间主持两广军务的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

　　根据上述情况，张发奎确定了调整军事部署，稳定第一线，加强阵地工事，确保粤北的守势作战方针。

　　首先，是整顿内部，激励士气，加强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张发表《告军人书》，号召官兵坚决抗日，洗刷丢失广州的耻辱。他在对第12集团军旅以上军官训话时说：我张发奎是由粤军第1师出身的军官，你们12集团军的部队也是由粤军第1师发展起来的。我们粤军第1师从邓仲元师长建立以来日益发展，经过无数次的战役，从没有打过败仗，是国民革命最坚强的部队，不意这次你们12集团军在惠广战役中，只和敌人作过几次小小的接触，就溃败下来，这不仅是粤军第1师同人的奇耻大辱，也是广东人民的奇耻大辱。我这次来当四战区司令官，先要整顿部队恢复作战能力，整理政治，增加行政效率，支持军事，消灭敌人，我回广东工作并不是来争官做、争地盘，而来协助余总司令振军经武，恢复名誉。待广州收复后，决将广州军政大权交还余总司令负责。2随后他开始了对部队官兵的整顿，将守卫惠广前线失职的第151师师长莫希德送交重庆军法执行总监查办，对部分师、旅长给予革职、记过处分;解除李煦寰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李洁之第四战区兵站总监主任职务，分以丘誉、冯次淇接替。

　　其次，在南雄修仁成立第四战区干部训练团，由张亲自主持，一方面将党政军各级干部轮流调训，另一方面挑选各部队优秀士兵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和储备初级军官。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政治干部训练班，从各地招收青年学生，培训战地组训民众及协助部队作战的政工人员。干训团先后培训毕业约4000余人，并组训了粤北10县壮丁。

　　再次，减少，指挥层次，明确各部职责。将作战区域划分为东南西北4区，每区以一个集团军担任。

　　1、东区——第9集团军吴奇伟指挥第65军、预备第6师及独立第9旅。

　　2、南区——第16集团军夏威指挥原第31、46两军。

　　3、西区——将粤省保安团抽出8个团编为1军，加上邓龙光第64军，编为第35集团军，由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兼任总司令，邓龙光为副总司令。

　　4、北区——由余汉谋指挥第12集团军之第62、63、66军及独立第20旅。

　　经过整训，调整充实了领导指挥机构，广大官兵的民族意识得到加强，士气和军事技术、战斗力都有所提高，为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坚持两广抗战打下了一定基础。

　　当然，在调整、整训的过程中，由于两广军队各系统之间的不同历史渊源和隶属关系，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分歧，象上述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等原都是第四军将领，他们分别担负了广东东、西两区的防务，这被余汉谋集团的人视为有意分割广东部队的统一，树立原第四军系统的势力。1940年1月张发奎去广西后，分长广东军、政的余汉谋、李汉魂之间果然因权力分配问题所生嫌隙而相互摩擦。至于属于广西部队的夏威集团，实际上主要听命于坐镇桂林行营的白崇禧，张发奎很少过问。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纠葛被有形无形地沿袭下来。加上蒋介石对两广军事自有他的一套安排，第四战区长官部在1940年1月之前实际只负责广东方面，而在1940年1月之后，又只能负责广西方面，广东方面则转交余汉谋，并于不久另设第七战区。故抗战期间张发奎并不能尽伸其杀敌报国之志，反而时时要为弥合内部纠纷而苦恼。加上张本人也并不能完全超脱于派别和个人恩怨之上，难免有偏颇和意气用事之时，这对两广战事自然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二、粤北、桂南协调指挥，是非功过尚待评说

　　1939年11月15日，日军集结陆海空军3万余人，在广西钦州湾强行登陆，24日攻陷南宁，中国军队15万多人在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等指导挥下，与日军进行桂南会战，于12月18日对敌军发起反攻，31日攻克东北部要隘昆仑关，取得昆仑关大捷。1940年1月28日，日军发动新的攻势，于2月2日攻陷南宁北部重镇宾阳，3日再度攻陷昆仑关，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之后，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桂南会战结束。

　　会战期间，驻粤日军为牵制中国兵力，从1939年12月17日起，又兵分三路向粤北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第一次粤北会战开始，余汉谋第12集团军进行了较为顽强的抵抗。如前所述，日军进攻粤北次日桂南方面中国军队开始猛烈反攻，粤北日军遂不敢恋战，在29、30日占领翁源、英德后奉命后撤，调主力增援桂南，第12集团军乘机从26日起全线反攻，经5日鏖战，相继克复原阵地各要点。

　　桂南会战和粤北会战作战区域都在两广，正属张发奎第四战区负责的区域，张发奎参与了这两次会战的指挥，为粤北会战的胜利和桂南会战前期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中国军队指挥机构的重叠和内部派系隔阂未能消除，他在这两次会战中的处境也较为微妙，与某些传记的说法不能完全吻合。

　　桂南会战前期，张发奎在粤北，了解到广州日军为配合桂南的行动北进牵制我军的企图，决定争取主动，制敌机先，“即以一部在铁路正面，另以一部进出广、花、增、从间地区，先行向敌方袭击，以摧破他的攻击准备”。3对粤北会战酝酿阶段的应敌之策作了较为正确的处置。这期间，由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来电催促，张发奎遂于12月6日启程经衡阳于8日抵达桂东南之迁江指挥所，参加党政军高级会议，共同研究桂南反击作战计划。张发奎到达当日，白崇禧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报告：“攻击计划及部署正与张长官及各集团军总司令等会商，一俟详细策定后，立即呈报”，并就指挥问题向蒋提出“桂南地区属于第四战区范围，似宜以张长官担任为宜。职于日前曾经电请钧座，希电其前来指挥。现张长官已到此，拟由其负责”。4但此前的6日蒋在致白崇禧电报中就已定“仍由兄亲自统一指挥”，10日的复电未再提此事，估计暂无意改变原定人事安排，这样在12月13日白崇禧向蒋报告参战部队序列时，确定西路军、北路军、东路军总指挥分别为夏威、徐庭瑶、蔡廷锴，张发奎未担任具体指挥任务。5因此会战结束后，张发奎即离开迁江指挥所，但未立即返粤北，而是“经柳州、平乐、梧州往西江视察。我在封川、都城(今郁南)，德庆等地，均曾召集各界举行座谈会，随后并拟再赴南路视察，适因粤北吃紧，始中止南路之行，而于12月27日返曲江。”6

　　可见，从12月6—27日，张发奎一直是在湘桂粤间奔波。前已述及，粤北会战日军出动的时间是12月17日，战况最激烈的时间为12月24—30日，之后即撤出战斗。这段时间，张发奎基本上不在粤北。但有的传记对此却说得相当模糊，一份传记说：“1939年11月广州地区日军为策应桂南作战，调集各兵种军队约4万余人，沿粤汉路向粤北进犯，张指挥第十二集团军对敌进行正面截击……共毙伤敌一万多人，称为第一次粤北战役。”7另一份传记主要依据张本人的《抗日战争回忆记》对张在粤北会战中的指挥情况也有不尽准确的描述，给读者的印象是似乎粤北会战始终是由张亲自指挥。8既然从12月6—27日张发奎都在桂林行营开会和在桂粤间“为了配合以后之作战”进行视察，举行各界座谈会，跋涉于险峻的桂南山区和蜿蜒的西江之上，他对粤北战况的了解和指导，就只有依靠电台(电话?)遥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什么来保障对粤北前线瞬息万变的敌情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及时采取相应的御敌之策?他又如何与粤北前线的余汉谋等人及其它幕僚人员有方便的联络和研究，并随时发号施令呢?由此可见，在第一次粤北会战期间，张发奎作为战区的最高长官对如何击退粤北之敌虽提出过相关指导意见，但大部分时间未在第一线具体负责指挥。

　　粤北会战后期，张发奎回到曲江后，对如何击退敌人进攻作了较为适切的处置。他认为不能令部队以守势施行逐次抵抗，因曲江是战区的基地，距第一线不及100公里，再没有深广的地区可以与敌周旋，必须以主动的攻击手段，把握时机，乘敌人突进分离的时候，予以各个击破。他命令第12集团军各部、第35集团军之暂2军、第2游击纵队及增援之第54军等部队从不同方向相互协同，主动向敌进攻。至1940年1月初，会战终于以恢复至战前态势而结束。

　　关于这次会战歼敌的人数，上引传记所说“毙伤敌一万多人”恐不确切。当时国民政府公布俘虏、打死、打伤日军官兵共13966人，9日方战史则称：“根据第二十一军司令部的记录”，日军战死293名(39名军官)，负伤1281名(57名军官)，死伤共1574名。10估计中方数字出于宣传需要而有所夸大，战后张发奎本人对这次会战结果的描述是：“1000余敌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数十辆汽车之战利品，进入我们的仓库，以及敌之倭奴军官数人和士兵58人，以颓丧之面色，屈膝在我们的前面……粤北的形势亦趋于安定了。”11这与敌第21军的记录大体接近，应当是比较客观的数字。

　　进攻粤北的日军主力西调后，桂南再度吃紧。1940年1月7日，蒋介石令张发奎将广东西江、东江、北江地区的指挥权移交余汉谋，转而指挥挂南。张发奎对取消其广东地区指挥实权的这一安排颇感失意，在10日交卸之后，11日回到始兴老家。其间，陈诚、白崇禧、张治中不断以电报、电话劝其尽快到任，张遂在1月20日启程。经衡阳、桂林、柳州于27日到达迁江桂林行营指挥所。

　　如前所述，桂南会战一直是白崇禧坐镇指挥，中间蒋介石又派陈诚、李济深前往协助，张发奎战后在回忆录中说是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将他调来的，“桂南之战，实际非我指挥”，“在我一切情况未明了之前，我第一件事，就签署下达一个正面部队退却的命令。这个命令已经行营指挥所的人员预先拟定，好像是专待我来签署下达。白崇禧将军和林参谋长告诉我，当晚的情况已到了不容丝毫考虑片刻，否则昆仑关附近的部队有被敌包围歼灭的可能。我无可奈何，只好忍痛负起这个失败的责任。”12另一部关于他的传记称：“1940年1月下旬，张发奎奉蒋介石令到广西指挥桂南战役。由于到达时败局已定，此役原由军委会桂林行营指挥，张却代人受过，签署了撤退令，事后受到记大过处分。”13似乎蒋、陈、白、张等已料到桂南战事必败无疑，让他前来是为了找一个替罪羊，代人受过，这种说法值得推敲。

　　其一，蒋介石在1月7日就已决定张发奎来桂南指挥，张却延至27日才到指挥所，中间整20天是因他自己的原因耽搁的，否则不至于一到迁江就是面临“签署撤退令”的局面;

　　其二，从桂南会战的时间表来看，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钦州湾登陆，24日占领南宁;12月18日，中国军队发起反攻，31日夺回昆仑关，1940年1月1—11日则是扫荡昆仑关外围，向南宁日军迫近的阶段，可以说，拟调张发奎来桂之际正是中国军队经苦战后取得在整个抗战中亦属十分难得的新胜之余，而非将败之时。

　　昆仑关铩羽之后，日军从1940年1月7日开始将粤北撤回的近卫旅团、第18师团运至钦州增援桂南，至22日集结完毕，预定于1月28日开始进攻，而张发奎正是1月27日到达前线指挥所，早于日军总攻之前一天到达，应当说还是胜负未分之际。当然，部队的调遣、配置已基本完毕，等他来时再调整不可能了。但第一，日军蠢蠢欲动大举兴兵，中国军队急待调整部署，作好临战谁备的阶段，张回故乡休息去了;第二，即至1月27日，也还是大战即将开始，未到“败局已定”程度，不可能一到就是签署拟好的撤退令，实际上，前来协助指挥的陈诚、李济深、张治中等均是同时到达，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正式授命由张发奎负责指挥，陈诚“不居名义，在此协助张长官指挥作战”。14蒋介石这份电报的意图可能是想统一桂南前线的指挥权限，明确张发奎的指挥权，也是对迭电催促张到桂南来的一种交待。

　　1月28日上午8时，日军进攻开始后，因整个战场有雾影响能见度，攻击受影响，到31日晚日军方进入有利的攻击位置，日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遂电令各部：“本作战之成败在于明日(1日)之决战，官兵须人人奋战，以期必胜。”15 2月2日，日军攻陷宾阳，3日陷昆仑关，之后攻势基本停止，会战遂告结束。故后期会战的转折点应当是2月1日。

　　其三，是否“代人受过”?会战结束之初的2月16日，张发奎有份致蒋介石的自请处分电，称：“职奉令指挥桂南军事，自忖材力不称，嗣迭奉钧令敦促，爰不敢再计成败，毅然西来。本期袭昆仑关战胜余威，率循成规，勉力撑持。乃只身抵迁数日，司令部人员尚在输送之际，敌竟潜师北进，陷我宾阳。我昆仑关各部仓卒突围，迭告损失，职诚信未孚，坐失机宜，实属指导无方，难辞重咎，拟请先行将职严予处分，以昭炯戒。”16此电一是说“本期袭昆仑关战胜余威”，而不是“败局已定”;二是说自己“指导无方，难辞重咎”，这固然有严于责已之意，主要责任当然还是在于白崇禧、陈诚等人，但张发奎作为后期会战主要指挥官之一，部队溃败如此之快，损失如此重大，说自己毫无责任，也未必符合事实。从总结阶段的处分来看，陈诚、白崇禧均被降级，桂林行营被撤销，不少集团军司令、军长被撤职查办、是七七事变以来高级将领受处分最多的一次，也可以说别人的过，别人已经受了，并未叫他人当“替罪羊”，张发奎仅被记大过而如此忿忿不平，倒也大可不必。

　　上引同一本书的另一份张发奎传记则更让人莫名其妙：“1940年春，(日军)侵占广西宾阳、思陇，围攻昆仑关，桂南危急。张发奎移司令部于柳州指挥，2月获昆仑关战役胜利，歼敌甚众。”17这是误将1939年12月的第一次昆仑关大捷与1940年2月的第二次昆仑关失守混为一谈，又移花接木到张发奎名下，以致得到这种喜剧性效果。

　　三、桂柳会战回天无力，收复失地广州受降

　　桂柳会战可以说是抗战期间唯一一次始终由张发奎负责指挥的会战，张自己也认为是其“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最值得回忆的战役”，是其军事生涯的一件杰作。“会战虽然是失败了，但我自认亘全会战的作战指导来说，无论敌情判断、决心、处置，都吻合了战术的原则”，“特别包含了一个内线作战指挥运动的典型。”18

　　桂柳会战自1944年9月至11月，历时3个月。日军为了对中国抗战力量给以致命打击，扭转在整个亚洲战场的不利局面，于1944年4—12月，对中国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沿线发动了自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即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的“一号作战”，桂柳会战为“一号作线之三”。日军纠集约10万人马，由冈村宁次指挥，从湖南、广东、越南三个方向向广西进攻，来势凶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尽力察知日军企图后，鉴于兵力处于劣势，逐步制定了内线作战计划。”19

　　在张发奎的一再请求下，中国方面投入桂柳会战的先后有9个军，但其中半数是湘粤赣败退下来的部队，战斗力很差。张发奎令原广西驻军第93军守卫黄沙河、全县，第31军守桂林，第46军175师守柳州，第35军135师守南宁。

　　9月8日，日军沿湘桂路两侧向广西急进。一路上未遇大的抵抗即陷黄沙河，14日占领全县。这样，广西东北门户洞开，沿途已无险可守，日军可直捣桂林。22日，由广东西进的日军陷梧州。28日，由雷州半岛北进之日军占领丹竹空军基地，对桂林、柳州形成夹击之势，广西全境处于危急状态。

　　面对此一局势，张发奎认为：由西江入侵之敌对桂柳背后威胁太大，柳州是战区的中心，在兵力使用上无法在桂柳同时进行主力作战。于是决定对占领桂平、蒙墟之敌实行反击，以解除后背之围。从10月21日开始反击，战斗9天，但因连日阴雨，攻势受挫，桂林方面战况又恶化，反击未能奏效。

　　11月4日，日军对桂林发起全线攻击，守军第31、46、79军依托防御工事和石山岩洞节节抵抗。日军对漓江东岸七星岩守军据点施放毒气，守军300余人惨死岩洞。日军占七星岩后，迅速渡江向城内扩大战果，11日桂林失陷，柳州也于同日失守，桂柳会战终告失败。

　　桂柳会战失败，当然主要不是因为张发奎个人指挥上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军事上的问题。战后第四战区在《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中就敌我双方在作战指导、一般战术及我方军政、军民关系、陆空军协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问题总结了近40条。20有些看法还是颇有见地的。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国正面战场的这次大溃退确实在国内外引起不良的观感，张发奎在后来的有关回忆中却对当时的战术指导仍称赞不已，这恐怕不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毕竟没有取得何等辉煌的胜利。

　　桂柳会战之后，张发奎奉命率夏威、邓龙光两集团军至桂西百色地区整训。1945年3月，所部改为第二方面军，张出任司令长官。这期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溃败，华南战场局势日趋好转，张发奎所部也抓住这一有利间隙加紧整顿，并积极捕捉机会，以期收复失地，一雪败退之耻。5月26日，张部主力收复南宁，6月下旬，克复柳州，7月3日又分兵攻克龙州、凭祥，随拟进兵雷州半岛，大举反攻广州。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发奎被指定为广州地区受降主官。9月15日，他由南宁飞往广州主持接收，次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主官驻华南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等“首先步入礼堂向我鞠躬致敬，挺直的立在我的面前，很沮丧阴沉的聆听我下达命令，继而战栗的签署了降书。”21张发奎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结束了他的两广抗战经历。

　　四、坚持团结，反对投降

　　张发奎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抗战期间不仅始终坚持抗战，而且在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方面做得也是比较好的，与坚决反共的顽固派将领有很大区别。“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张发奎即请郭沫若帮助，率先成立了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团，随军进行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中的第一个政工队。服务团由郭沫若引荐，共产党员钱亦石出任少将队长，招收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热血青年，其中不少共产党员一直随张发奎到韶关，如左洪涛、何家槐、孙慎、刘田夫、王河天、杨应彬等，组成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左、何、孙等人还担任张的机要秘书等职，颇受信赖。

　　1939年秋，左洪涛应邀到倾向进步的韶关基督教青年会进行“民主与宪政”时事讲演，事前征得张发奎同意并请张审阅了讲话提纲。在讲演中，左洪涛从爱护国民党的角度出发，批评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违背总理遗教的种种劣迹，吁请坚持抗战，开放民主、实施宪政、改善民生。但时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的丘誉派《阵中日报》主笔谢某混入场内监听，随后在报上指名道姓攻击左的讲演言论荒谬，有危害“党国”之嫌。张发奎得知此事后，在随之召开的战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对丘誉严词训斥：“左洪涛秘书应邀到青年会讲演，是我同意的，他的讲演提纲也经我审阅过。他是我的秘书，你们攻击他就是攻击我。你们对团结抗战宣传动员工作横加诽谤，是何居心?”22丘只得将谢某撤职，并向左洪涛当面道歉。不久，丘本人也被调离了战区政治部。

　　在第四战区工作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排演了一出由延安剧作家创作，反映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改造自发抗日武装的新剧，一些人看了之后横加非议，说是变相贬低国民党军队。而张发奎看过之后，大为称赞，并指示以后不管下到哪个部队都要演出该剧，给了他们较为有力的支持。23

　　第四战区西迁柳州后，张发奎对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继续予以重用，何家槐、左洪涛任上校秘书，柳倩、孙慎、沈振黄任少校秘书，杨应彬、杨野明、郑黎亚、吕壁如、沈丹枫、方兮任中尉附员。杨应彬还被保送到军校深造，后成为张的作战参谋。

　　张发奎对在两广地区活动的其他爱国进步团体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台湾著名抗日志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领导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东区服务队，其成员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肆攻击，一段时间内不仅经费无着，甚至能否合法存在也成了问题。丘通过关系向张发奎求助，张很快同意将服务队编入第四战区，拔给经费，张还建议为避免怀疑，服务队可全体加入国民党，但因顽固派把持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作梗，这一建议未行得通。24

　　1940年4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张发奎作了较高的评价：“我们做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二个主要对象是张发奎。张发奎为人直爽，受过中国大革命的洗礼……他今天一般表现还很好，曾经在几次逆流来时，表示应该抗战、进步、团结，大胆的用青年，对共产党不用怀疑，内部不应摩擦。在曲江，他们公开的讲话和政治意见，都可以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出来，比如，反汪运动的问题、对‘抗先’的问题、对我们的干部被捕问题，都公开表示应该团结，反对内部摩擦。曾公开的在长官司令部干训团，指出反苏的舆论不合时宜，不合抗战建国纲领。”25

　　对平江惨案、皖南事变，张发奎都持反对态度，表示“在广东不容有如平江之事”，皖南事变发生时，他心情苦闷，长叹不已，告其部下：“如果内战，必定亡国，本人决不参加内战。”26肖克将军曾指出：“抗战时期，张发奎积极参加抗战……在第四战区任职时，他曾任蒋光鼐为参谋长，过去他们是死对头，这时期又合作，表现了民族危亡时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精神。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十二个战区司令长官中，唯有张发奎没有发表反共通电。”27

　　从在国民党军队中第一个设立由进步人士组成的政工队，到皖南事变后唯一一个未发表反共通电的战区司令，能成为这“第一个”和“唯一一个”，还是很不容易的，应当给予肯定的评价。

　　当然，在对待中共及进步人士的问题上，张发奎有些做法也不尽妥当，据肖克将军一篇文章回忆：“但在叶挺被拘禁桂林时，他不作可能的照顾，不仅北伐时期的同壕友谊没有了，就是在抗战中共同对民族敌人的战友之谊也不见了。1944年我从敌后回延安，周恩来同我说：张发奎不够朋友。”28这说明，张发奎既与那些反共顽固派有很大不同，又与那些始终与中共亲密合作的国党左派人士还有区别。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乞和“艳电”，张发奎即通电予以驳斥。1939年初，他以第四战区长官部的名义，会同有关方面，在曲江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声讨汪精卫。张发奎等粤系军人本与汪精卫渊源较深，汪投敌后也欲对此背景加以利用。1939年7月，汪到广州发表广播讲话，对国民党广东将领进行劝降，张发奎、余汉谋、李汉魂、香翰屏、蔡廷锴、蒋光鼐等当即通电声讨，表明了与敌伪势不两立的爱国立场。关于此点，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张发奎本来与汪有些关系，表示汪到广州的活动不能起作用，而要给一打击。所以他反汪更积极，我们也通过张发奎进行反汪运动。首先，是张发奎发表了广播词，广播词全部是我们拟的，以后发表了论文，也反映了我们的意见。”29由于张发奎等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汪的阴谋被挫败。

　　纵观张发奎抗战期间在两广的所作所为，他抗日是比较坚决、比较努力的，对加强内部团结、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为争取两广抗战的胜利贡献了他一份力量。作为一个有着复杂经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反映出他复杂的政治态度和矛盾的内心世界。但总的来说，他这一时期的活动，基本上还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张发奎：《抗日战争回忆记》，载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第126页。

　　2李洁之：《抗战时期四、七战区交替始末》，载《广东文史资料》第55辑，第86页。

　　3《挥戈跃马满征尘》，第131页。

　　4中华民国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70页。

　　5中华民国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870—874页。

　　6《挥戈跃马满征尘》，138页。

　　7丁身尊：《铁军丧敌胆，名将震倭顽》，载《挥戈跃马满征尘》，第22—23页。

　　8徐好文、范银飞等：《张发奎》，载《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5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336页。

　　9参见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第758页。

　　10(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中译本，第71页。

　　11《挥戈跃马满征尘》，第133页。

　　12《挥戈跃马满征尘》，第134页。

　　13丁身尊：《铁军丧敌胆，名将震倭顽》，《挥戈跃马满征尘》，第23页。

　　14《桂南会战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转引自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15《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7页。

　　16《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906页。

　　17熊尚厚、陈宁生：《张发奎将军传略》，载《挥戈跃马满征尘》，第10页。

　　18《挥戈跃马满征尘》，第145—146页。

　　19(日)防卫厅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中华书局1985年中译本，第25页。

　　20《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36—1339页。

　　21《挥戈跃马满征尘》，第185页。

　　22广东韶关市委党史办：《粤北抗战资料选编—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专集》，第49页。

　　23舒模：《忆抗敌演剧一队在韶关》，《广东文史资料》第50辑，第174页。

　　24卓杨等：《东区服务队与丘琮》，《广州文史资料》第28辑，第132页。

　　25《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37册，第171—172页。

　　26同上，第37册第114页，第38册第149页。

　　27肖克：《铁军纵横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8肖克：《铁军纵横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9《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37册，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