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阀余汉谋二三事
来源：广州文史   2018-10-07 09:06:43

　　一

　　余汉谋，别号握奇，籍贯广东高要，1894年8月16日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兄弟姐妹十多人，他排行第九，俗称为“大头九”。其父历任广东地方县政府职员，掌管文书。余青年时入黄埔陆军小学，武汉陆军中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肄业。1919年，分配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历任见习官、排长、连长等职务。1923年回粤投靠国民党军阀李济深，历任营、团、旅、师、军长等职务。余是广东地方部队一个派系的头子。共有三个妻子，大妻子是上官德贤，(军阀上官云相的胞妹，余与上官云相是保定军校同期同队同学，彼此友善，上官云相介绍其妹与余结婚。)二妻子黎××(已去世)，三妻子甄××，都是家庭妇女，从未参加社会活动。子女四人，大子二女大妻所生，三子四女二妻所生。大子余梅生1946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肄业。1947年春上海大专院校学生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举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游行，遭上海反动军警镇压，严禁乘火车往南京。余梅生自告奋勇要驾驶火车头，开火车去南京，后被制止。余汉谋得知这个消息后，深恐余梅生受进步思想影响，靠拢共产党，遂于当年7月间从浙江衢州(是时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赶来上海，住在我处(这时我任整编152旅少将旅长，驻扎上海)，对余梅生灌输反共思想，并于8月间把他送去美国留学。余认为其子过美国资产阶级生活，享受好就不会信仰共产主义了。后其一子两女也先后留美。余身躯肥胖不少人背后称“肥佬”。他对同僚较平易近人，对下级官兵关系虽有官架，遇非涉及个人利害之事，能容忍克制，故很少得罪人。用人唯亲，以跟随他历史渊源深浅为标准。余向不注意部队纪律，对部属纵容，迁就。酷爱打麻将，嗜好烟酒，醉后多言。他无论私人闲谈或公开讲演，总是咒骂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煽动反共情绪，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中国只有大贫小贫，根本无阶级之分，共产党制造阶级斗争，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乱打乱杀，造成农村萧条景象。”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常漫骂“共产党部队不服从蒋介石命令，游而不击，抗日为名，扩大实力为实，称兵作乱，破坏抗战”。余认为“皖南事变”，就是对共产党的惩罚，大肆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该谬论。他虽受蒋亲信陈诚的排斥，但仍劝勉部属拥蒋反共要为蒋争光。他对于弃暗投明，回到人民怀抱的起义人员污蔑为投降分子，变节分子，是奇耻大辱。总之，他所言所行，表明他是个反共顽固派。

　　二

　　余汉谋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第一军军长兼赣南绥靖司令期间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仅就我所知略述如下：

　　赣南地区毗邻中央苏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当年崇义、上犹等县打土豪、分田地闹得热火朝天。陈济棠为了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并保卫广东地盘的安全，乃于1931年冬派余汉谋率该军(第1师长李振球，第2师长叶肇，第3师长张瑞贵)另配属独立第2旅(旅长陈章)开驻赣南各县，担任“绥靖”工作，并由江西省主席兼绥靖主任熊式辉委派余为赣南绥靖司令，指挥崇义、上犹、赣县、南康、大庾、信丰、安远、就南、虞南、定南、寻乌等11县，统一领导党、政、军、三位一体。当年陈济棠割据广东，联桂反蒋，拒不上缴广东地区一切税收，虽与蒋矛盾重重，但在反共反人民的前提下，他们立场是一致的。当时全国币值不统一，广东地区使用小洋(双毫)，江西使用大洋，大洋与小洋的比值为大洋一元兑小洋1元2毫5分。余汉谋部队在广东地区驻防时原发给小洋，自开驻赣南后，改发给大洋，差额由蒋介石补贴。

　　余汉谋部队入赣之初，部队驻防情况是：第1师分驻赣县、信丰一带;第2师分驻上犹、崇义一带;第3师分驻安运、寻乌一带;独立第2旅分驻大庾、南雄一带。担任维护主要交通线，扫荡共产党地方组织和地方武装力量，协助地方政权恢复保甲制度，推行联保连坐法，突击检查户口，审讯可疑者，采用严刑拷打，逼供信的法西斯手段，掩护还乡团反攻倒算。被杀害的共产党地方干部不少，拥护共产党的农民被迫回乡登记自新者也不少，白色恐怖笼罩着赣南。为了配合蒋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饬令各部队协同地方伪政府在赣南各地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严禁粮、油、盐、煤油、火柴、西药、布匹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运入中央苏区，违反者一律以“通匪”论处。轻者没收商品，重者拘留判刑，以致中央苏区上述物品缺乏，特别食盐奇缺，物价高涨，影响苏区军民生活很大。为了摧毁共产党在赣南的老根据地，余还饬令各地筹集经费，征用民工，修筑公路，架设电话网。公路干线由赣县经大庾至南雄，与广东公路相连，支线由赣县经信丰至安运、由信丰至南康，改变赣南山区交通不便的状况。县与县间，乡与乡间，都架有电话线，互相联络，以便于围攻共产党地方组织。为了加强地方反共武装力量，饬令各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增加捐税;筹集反共部队粮饷。赣南绥靖司令部建立警备第1、第2团。各县建立“铲共队”，并购置武器，致使人民负担沉重，怨声载道。由于蒋进攻中央苏区节节失败，蒋军张辉赞师全军覆灭，张本人也被击毙，余汉谋及属下各级军官无不闻风丧胆，怕重蹈张辉赞覆辙。所谓“扫荡”，只能是日间在交通线附近活动，一般不敢夜间活动，更不敢深入山区。士兵们终日提心吊胆，怕受红军游击队伏击，每到一地，必步步为营，构筑防御工事。师长叶肇每逢随军活动，身上必佩驳壳枪，营级以上军官，均不敢乘马行军，原因有二：一是怕被打死，二是怕当俘虏。1932年冬，红军某部以一部佯攻大庾城，主力则埋伏南雄水口附近打援，结果独立第二旅陈章部队第四师张枚新部队遭到截击，双方激战一昼夜，陈张两部伤亡惨重。余汉谋被围困大庾城，吓得心惊胆战，扬言要跳水自杀，对其侍从副官刘思时立下遗嘱：“大庾城一若被红军攻破，望你到大庾城内的水塘中收拾我的尸体，右手捆扎白布带标志的，就是我。”

　　红军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开始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瑞金、雩都出发，经赣南向湘粤桂边区挺进。是时余汉谋所部驻防赣南，首当其冲。蒋介石事前电令陈济棠转令余汉谋在赣南设防阻击红军，但陈为保存自己实力，不听蒋的命令，将余汉谋所部撤回粤北布防，并对余指示如红军不进攻粤北，我军应极力避免与其接触，并派该部参谋长缪培南于10月3日亲到大庾向余传达陈的上述意图。10月4日余即向南雄急行军，6日在南雄、新田、始兴、周田、韶关之线占领阵地，构筑防御工事，派出警戒部队，严防红军袭击。红军于10月6日离开中央苏区经信丰、大庾、大小梅关、长江、城口、砰石等地向湘南地区推进，始终没有与余汉谋部战斗。约10月中旬，红军主力部队将通过赣粤边境时，余曾命令该军第2师派余子武1营部队由新田出击，向红军后卫部队进行远距离扰乱射击，红军后卫部队未有应战，继续前进，只是炮兵发射数弹还击而已。这是余用以掩盖他对红军过境时并非按兵不动的手法。

　　余汉谋率部开驻赣南“剿共”数年得不到别军来换防，吃尽苦头。此次红军已长征他去，该军官兵十分希望留驻广东境内，但陈济棠仍命令该军回驻赣南，使该军官兵，特别是中上级军官大为不满，敢怒而不敢言。他们认为第2军第3军老是驻防广东境内，总不调其来赣南换防，分明是厚此薄彼，这成为后来余汉谋倒陈济棠的一个思想根源。

　　三

　　1929年夏，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要与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亲率所部进攻广州。是时陈济棠任广东编遣特派员，余汉谋任他的旅长。由于陈轻信谣言，认为余汉谋有勾结桂军嫌疑，竟下令拘留余审查十多天，并派李扬敬代理余的职务，但受到该旅官兵强烈反对，他们纷纷对李扬敬实行抵制，甚至拒不作战。陈见大敌当前，怕影响士气和战局，被迫将余释放。余返抵前线，该旅士气大振，余即率部在花县赤白坭之线全线出击，桂军不支，狼狈溃退。余旅虽获大捷，但对此不白之冤，始终耿耿于怀。这成了余汉谋后来倒陈的另一个思想根源。

　　陈济棠野心勃勃，当了南天王，又想做全中国的皇帝。他一面扩军备战，建立了正规部队陆军60多个团，海空军几个团，地方保安部队10多个团，巧立名目，增收苛捐杂税，连屎尿都要收税，征集军费，使广东民怨沸腾;另一方面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宿命论猖獗，豢养相士翁半玄之流，遇事取决于星相卜易，连他的办公室的坐位每天朝什么方向，都要由翁半玄决定。陈不是用人唯贤，而是用人唯相。说蒋鼻子歪斜，现在正行鼻运，总有一天要失败，抓住时机反蒋一定会胜利。陈霸占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花县芙蓉嶂的祖坟，安葬其母骨灰，宣称这个山坟能出天子。安葬是用5000双草鞋(粤军士兵穿草鞋)陪葬，象征是御林军意思。陈建立明德社，自任社长，以尊孔读经、封建结盟为宗旨，贯彻拥陈反蒋反共思想核心;曾举办上层军政人员读经班，陈亲自讲经，丑态百出。陈规定中上级军政人员参加该社为社员，入社时举办宣誓仪式，尝胆酒，举右手读誓词，表示入社后保守该社秘密，恪守社章。会场上陈设两个高达一米八以上纸扎人像，一个代表帝国主义，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要持刺刀向纸扎人像杀去。陈勾结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于1936年6月间假借“抗日救国”的口号联合反蒋。但是，抗日为名，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为实。1936年春，陈派其胞弟陈济南(日本陆军士官出身)去日本活动，订购日本武器，是时日本人来往广州频繁，住在广州爱群大厦，四出活动。陈济棠和陈维周(陈的胞兄，广东盐运使)曾多次说“日本人不会打我们”。言外之意，即与日本人有勾结。余汉谋所属将领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加上上述早已种下的对陈不满的心思，遂发动倒陈投蒋之举。其中余汉谋事先是通过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人为他拥蒋反陈牵线的。

　　余汉谋率该部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参谋处长陈逸吾和秘书谢崧峰，副官刘思时等于1936年6月间秘密由大庾乘车到赣州，当天乘转飞机去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余飞南京后，该部赣南防区便贴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陈济棠”、“反对打内战”、“拥护蒋介石”等标语。这时广东东区绥靖主任李汉魂发表了“倒陈拥蒋”声明，封金卦印去职。广东空军人员一批接一批地驾机飞宁投蒋。蒋于7月间任命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统揽广东党政军大权。陈济棠原拟集结兵力在粤北布防，企图阻击余部回粤，后因7月初余部由赣开抵南雄韶关时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的手段对陈部进行瓦解，当时驻守马埧、翁源、英德一带的第二军军长张达，第四师师长巫剑雄(陈的亲信)和第五师师长李振良等受余的敦促及蒋介石的金钱收买，发表声明欢迎余回粤。这时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部驾机飞韶关转南京投蒋。陈济棠眼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被迫于7月下旬宣告下野，逃往香港。

　　余汉谋率部于1936年8月中旬由韶关进驻广州，就任第四路军总司令后，广州地区党政军统归其指挥。余按蒋的中央指示办事，首先整编部队，将原陈辖下部队依中央编制番号统一改编，以师为单位，每师辖两旅，每旅辖三团。原第1师至第8师改编为第151师至158师，原教导师改编为159师，原警卫旅改编为第160师，原独立旅独立团改编为教导旅，保留独立第9旅，独立第20旅。又成立炮兵指挥部、工兵指挥部，分别统一指挥炮兵、工兵部队。当时各部队驻地区分如下：151师驻惠阳、淡水一带，152师驻海南岛一带，153师驻保安、东莞一带，154师驻韶关、翁源一带，155师驻茂名、电白一带，156师驻恩平、阳江一带，157师驻潮汕一带，158师驻兴宁、五华一带，159师驻广州市郊沙河一带，160师驻增城、博罗、河源一带，教导旅驻广州郊区。炮兵营、工兵营分别配属于各师使用。各部队一面整补，一面训练。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被逮捕。余汉谋为了对蒋表示忠心，乃于蒋被捕的第二天发出通电，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实行“讨伐”，并公开谩骂张、杨等违法乱纪，破坏抗日救国，吹捧蒋介石系抗日救国的唯一领袖，他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存亡及民族前途云云。

　　四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余遵照蒋指示，为适应战时指挥方便起见，改以军为单位，将第四路军所辖部队改编为五个军：62军(军长张达)辖152师、157师;63军(军长张瑞贵)辖153师、154师;64军(军长李汉魂)辖155师、156师;65军(军长李振球)辖151师、158师;66军(军长叶肇)辖159师、160师。并饬令所属迅速完成战时准备，海防部队迅速构筑防御工事，严防日寇登陆。同年10月间，64军、66军先后开驻上海南京参加保卫战，因指挥失误，两军伤亡惨重，不少官兵从南京突围回粤后，奔走相告，宣扬日寇飞机大炮如何厉害，对留粤部队士气影响很大，恐日情绪滋长。其实余与蒋是一丘之貉，采取消极抗战态度，对敌情作了错误的估计，在多次讲话中认为美、英、法帝国主义在华南利益较多，日寇不敢轻易侵犯他们的利益而引起国际争端，也就是说日寇不会进犯广东。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对日备战工作松弛，凭侥幸心理，既不认真搜集敌人情报，又不严密监视敌人动态，毫无作战准备。因此，当日寇华南派遣军于1938年10月14日拂晓利用兵舰和空军掩护，乘登陆艇向守备惠阳县大鹏湾一带的65军151师何联芳旅阵地进攻时，由于该旅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且当时该师有部分军官离开部队去度假，致使无人指挥，日军一举登陆成功。战斗打响后，该师才发出紧急通告召其部属回防，甚至在广州和香港各电影院打出字幕“151师军官火速回防”，一时传为笑柄。日军占领桥头阵地，后续部队陆续登陆，向惠阳城进击。10月16日惠阳失陷，日寇马不停蹄，派快速部队向广州进犯，这时在广州外围、博罗、龙门、永汉、增城、石龙、虎门一带的守备部队153师、154师、158师、教导旅等各自为战，碰到敌人就打，有的一触即溃，有的遇敌机轰炸，乱作一团，有的不战而逃。炮兵部队一弹未发，把几十门野炮高射炮大部份丢光，仅撤走一门。广州、城防部队(守城司令李及兰)不少官兵见到外围守备部队狼狈溃散，军心早已动摇，加上余汉谋不顾守土有责，于19日亲率四路军总部人员撤离广州，向清远逃跑。于是，守城部队在余走后的当天，便开始爆炸海珠桥和弹药库、粮仓、军事设施等。当时爆炸声响彻云霄，城内多处起火，广州市民闻声大骇，不少人拖儿带女，携老扶幼，肩挑行李向四乡逃跑。此时水陆交通均已断绝只能步行，不少人途中丢弃行李，抛弃婴儿，哭声载道，惨不忍睹。日寇的先头部队21日才进入广州。20日广州市完全真空，既无日军，又无国民党部队。这是余汉谋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战政策的结果。当年广东民间流行着这样的民谣：余汉无谋，吴铁失城(伪广东省府主席)曾养无甫(伪广州市长)。这反映了广东人民对余汉谋不战而退的极端怨恨。事后才得知日寇进攻广州部队的番号，是第五师团，第一0四师团××混成旅团，总兵力不足十万人。广州守备部队有六个师以上的兵力，如余汉谋积极采取防御布署，鼓励士气，节节抵抗以待援军到达，延长守备的时间，有步骤有计划地撤退广州居民，即使广州失陷，损失也大可减少。蒋介石为了装门面，掩盖其消极抗战的面目，不得不给予余撤消第四路军总司令的职务，戴罪立功的处分。

　　余汉谋弃守广州，逃到清远后，首先收集由广州逃出的153师、154师部队，同时命令守备海南岛的152师和守备潮汕的157师开来翁源、清远一带，编为第12集团军所属部队(余任该集团军总司令)，并将其配备在既设的“英翁线阵地”，对盘据广州的日寇进行警戒，严防敌人北上。一面在阵地练兵，一面修筑防御阵地。这时该部军官，特别是中上级军官，都感到广州失陷、受人抨击，极不光采。大家表示要找个机会打个漂亮仗，为余争光，恢复名誉。不久，恰巧盘据广州之敌华南派遣军派104师团于1939年12中旬由广州出发，一部分沿广韶公路经从化、牛背脊、吕田出青圹，主力由广州出发沿粤汉铁路南段经新街、源潭出英德，攻击前进，向第12集团军占领的“英翁线阵地”进行搜索扫荡。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敌人依计划完成任务后，于1940年1月1日开始沿原路撤退广州。关于敌我态势，战斗经过，我不详述。现仅谈谈这个战役是否“第一次粤北战役大捷”的问题。

　　余汉谋弃守广州转移至粤北山区后，对部队大加整顿，士气比较旺盛。当敌人向该部阵地搜索进击时，基本上能固守阵地，节节抵抗，狙击正面敌人，给敌人一定的消耗。当敌先头部队深入英翁时，后方联络线伸长，余汉谋派62军由佛冈向四九阵地出击，袭击敌人牛背脊、良口据点，打乱其后方联络线，给敌人一定的打击，但并未因此迫使敌人撤退。战斗结束后，余部官兵伤亡不多，其中被敌机炸伤者较多，始终没有俘虏一个敌兵，只缴获极少量步枪和拾获一些装具罐头食品等而已。敌人沿原路线撤退回广州时，余派出部队跟踪追击，只是远距离射击，形同“送行”而已。清扫战场，也始终未发现敌人遗弃一具尸体。尽管如此，第12集团军却利用这次粤北战役，开动宣传机器，出捷报，贴标语，伪造战绩，扩大宣传，欺骗人民。胡说什么“粤北大捷，敌人尸横遍野，缴获战利品甚多”。同时发动韶关市各界召开“第一次粤北会战大捷大会”，会后组织各界慰问团，携带锦旗食品，分别赴翁源、英德各地前线开展慰问活动。第12集团军政治部又在韶关市韶州师范学校举办“第一次粤北大捷战利品展览会”，发出不少请帖和入场券，邀请各界人士参观。该会展出照片、图表、实物等，都是赝品。例如展出的三八式步枪、轻机枪、平射炮等武器，都是从该部军械库中取出冒充顶替。其中平射炮四门，是从153师平炮连搬来，这种武器是陈济棠时代从日本购回的。余汉谋利用这次战役，对部属评功摆好夸大战功，呈报蒋介石中央铨叙厅，申请领发勋章、奖章、奖状或记功。当时我任152师少将参谋长参加了这次战役，领到一枚二等云麾勋章。余汉谋虽是广东地方杂牌军的一个头子，但蒋对各派军阀素来采取平衡主义手法。为了利用余牵制广东系的张发奎、薛岳、吴奇伟等军阀，蒋遂利用“第一次粤北大捷”为余评功摆好，表彰其战功，并明令撤消余汉谋撤职留任、戴罪立功的处分，任命余为七战区司令长官，坐镇韶关，掌管广东党政军大权。同时，明令将原驻韶关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调驻广西柳州，执掌广西党政军大权。从此余对蒋更加感恩戴德，对部属特别是亲信部属常这样说：“只要委员长有一天在，我们就要为他争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以此自勉并勉励其部属，可见余蒋关系之密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