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新桂系在大别山的政权相对的稳定,有的部队离开大别山开往日寇自动撤退的平原富庶之区驻扎。在此情况下,新桂系部队的腐化之风迅速发展。军官们除了想法捞钱外,就是用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纷纷在当地结婚或讨小老婆。当时176师有一个团,家属特别之多,可以编成一个旅,气得廖磊电召该团团长莫敌到立煌予以责骂。廖对他说:“莫团长,你升旅长了!”莫回答说:“报告总司令,我尚没有奉到命令哩。”廖板起面孔说:“你自己有权当了旅长,又何必奉命令!”说完即大怒离座。廖磊随即召集政治部主任、秘书、科长及驻地军官训话,说:共产党批评五路军腐化了,这是事实,军官要钱,讨小老婆,又不用心带兵,如此下去,大别山根据地也要完了,政工人员要把这些工作做好,并重申军官们在战争期间不许结婚。桂系部队这种腐化现象的出现,说明新桂系规定战争期间不许结婚的命令已经无法约束其军官。桂系军官蹂躏安徽妇女的事件,到李品仙统治安徽时期更加严重。因此,不少人纷纷议论说:“广西人来安徽,一要升官,二要发财,三要女人,四要安徽人说广西人好。”安徽人民对桂系的愤慨,引起了旅外皖人的反李运动。CC分子、教育厅长方治也抓住这些言论,攻击桂系。
1940年日军战线过长,实行弃面守点,桂军得以逐渐向外扩张。李品仙的贪婪本性日益暴露。他曾对张义纯说:“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治走上轨道,即不能乱搞钱了。”正是基于这种发国难财的思想,还在1938年冬,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寿县时,他就公开派出三个运输连,到皖北寿县盗挖楚怀王墓,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挖出许多陪葬的珍贵宝物及墓中大批名贵木材。李品仙令他的参议黄少伯,先运回广西,后转运到香港他的住宅。李品仙盗掘楚王墓披露以后,立即受到各方面的攻击,陈诚和CC派等桂系政敌,均趁机大肆抨击,使李、白感到非常难堪。真是贪污本性难改,李品仙到大别山后,看到敌占区和游击区的贸易有了发展,市场活跃,进出商货的数量为数不小,他认为发财的机会又来了。在一次省务会议上,李品仙竟然说:“现在不是省刑罚、薄赋敛的时候”,不久就成立了“立煌企业公司”,大做生意,发国难财。将所有大别山区的土特产如桐油、木、竹、茶、麻、烟叶、牛皮、猪鬃、生漆、茯苓等,概行统制,垄断贸易,民间收藏,视为犯法。这些土特产品大批地运往(有时武装运送)敌占区销售,然后从沦陷去购买大量商品和日用品,如洋纱、布匹、食盐、卷烟、洋酒、化妆品等,运回内地高价销售。1940年下半年,大别山地区物价高涨,货币贬值,军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安徽人民骂新桂系头目不顾人民死活,大捞“黑心钱”,军中也有人怨愤地说:“我们来抗战,难道是为了掩护你们做生意发财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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