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四川王”刘湘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18-10-08 10:28:09

　　刘湘(1890———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人。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1921年7月，被推为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1923年5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善后督办，驻军重庆。1935年2月，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七七事变”发生后，率川军出川抗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二刘相争

　　辛亥革命后，刘湘所在部队改为川军第一师，他也官升营长。刘湘为人剽悍，作战英勇，屡建战功，到1918年护法战争时，他已跃升为川军第一师师长，成为四川军队中的一员主要将领。

　　1920年，四川军阀驱逐滇系军阀成功，四川实行自治。第二年，身为第二军军长兼前敌各军总司令的刘湘，被推选为川军总司令，并由四川省议会推选为四川省省长。

　　至此，刘湘已由一名职业军人发展为四川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组织北伐，刘湘在四川宣布参加北伐，通电讨伐吴佩孚。不久，刘湘被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川康绥抚委员会主席。第二年又被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刘文辉是刘湘的堂叔，但年龄却比刘湘小6岁。

　　刘文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回到四川，当时刘湘已是少将旅长，刘文辉受到刘湘多方面的关照。刘在四川军队中一路官运亨通，仅3年时间就从上尉参谋升到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成为四川军阀中的主要将领之一。

　　到1928年，刘湘与刘文辉崛起为四川两个最大的军阀集团，形成了“二刘”共宰四川的局面。接着，刘文辉接替刘湘，当了四川省政府主席。

　　当时四川的局面是，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主管四川的军事;刘文辉刚刚当上四川省政府主席，负责四川的政务。但实际上，“主军”的刘湘只能管自己的第二十一军，管不了刘文辉的二十四军。而“主政”的刘文辉，也管不了刘湘防区的政务。

　　刘湘的地盘在川东和鄂西一带，占有重庆等地和川东水陆交通要道。刘文辉的地盘在成都平原以及西康一带。

　　有一次，刘文辉花200万巨款，从德国购回一批军械由长江运进四川，轮船经过万县时，被刘湘的师长王陵基扣下。刘文辉得知消息后，亲自前往重庆，与刘湘商量，希望发还这批军械，被刘湘拒绝。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几次。刘文辉一直耿耿于怀，企望早日赶走刘湘，占据川东运输线。

　　而刘湘则对刘文辉所占据的成都平原一带的富庶之地垂涎欲滴，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把刘文辉赶出成都平原，实现他做“四川王”的野心。

　　这正应了中国的那句俗语“一山容不得二虎”。二刘同霸四川，虽然是亲叔侄，彼此之间互不服气，互不买账，争权夺利，最后闹得撕破脸皮，兵戎相见。

　　刘湘当时的兵力合计10万余人，刘文辉兵力合计12万余人。

　　刘文辉虽然在军事上略胜一筹，但在政治上，刘文辉却处于劣势。因为在刘湘的后面，有一个强大的反刘文辉同盟。这些人，是一些当地的小军阀，他们的力量大不如刘文辉，但资格比刘文辉老，都以军界前辈自居，对刘文辉的崛起很不服气，一直想压压他的锐气。而刘湘平时与这些人以兄弟相称，对他们多有关照，他们也想趁这个机会巴结刘湘。此外，这些人也惟恐天下不乱，常常在刘湘面前说刘文辉的坏话，怂恿他把刘文辉赶出四川。

　　“刘文辉太嫩，他还想在四川摆老大!那是大白天做梦!”

　　“刘文辉一走，我们都听您大哥的了!”这些话传到刘湘耳里，特别有煽动性。

　　再说那刘文辉，保定军校科班毕业，很有才华，特别会打仗，他在短短几年时间打败其他军阀，后来居上，与刘湘平起平坐，支撑川局，就充分说明了这点。但刘文辉毕竟年轻，在政治上远不如刘湘老辣。比如，刘湘很会争取国民政府对他的支持，在对蒋介石的态度上，要比刘文辉积极得多。他善于揣摩老蒋的心思，虽然与蒋矛盾重重，但他姿态很高，积极向蒋靠拢，表示绝对听从“中央”的指挥。蒋介石当然也心知肚明，不管刘是真是假，只要他有个靠拢“中央”的态度也不错，反正都是互相利用。所以，在大大小小场所，老蒋都表态支持刘湘。

　　而刘文辉则不同，他多次在公开场所对蒋表示不满，年轻气盛，时常和蒋对着干，多次与当时的反蒋派结成反蒋同盟，与刘湘形成鲜明的对照，为蒋介石所恶。

　　1932年6月，为了赶走刘文辉，刘湘制定了一个所谓“安川计划”，呈报蒋介石。这个计划中，刘湘明确提出夹击刘文辉，“从而解除其武装，占领其戍地，取掉其主席。”

　　用算命先生指挥打仗

　　“刘神仙”的大名享誉全省，前来拜师的人络绎不绝，其弟子遍布全川，上至省府官吏、地主乡绅，下至袍哥舵把子、工人农民，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据说“刘神仙”做40大寿时，全川送帖子的多达两万。

　　四川的大小军阀几乎都拜他为师，川军中的营级以上军官，90%都是“刘神仙”的门徒。师长以上的为“玉”字辈。如潘文华道号玉羽、唐式遵道号玉美、王陵基道号玉豹、范绍增道号玉泉。这些军阀尽管相互间争来斗去，可是无人敢对“刘神仙”有丝毫不恭。

　　刘湘笃信术数，有一次一个测字先生告诉他，只要将其母亲的坟墓重新找一块好地方，将来肯定会飞黄腾达。于是，刘湘托一风水先生找到了一处旺盛的龙凤之穴，将其母坟墓迁到了那里。哪知这风水先生术数不高，刘湘之母迁葬过去后，不到100天，刘湘的3个儿子接连暴亡。

　　后来，刘湘部下一姓潘的旅长，帮忙请到了“刘神仙”。“刘神仙”在江油之郊，找到了一处据说是川中仅有的龙凤结穴之所，刘湘将其母迁葬到那里，果然得其旺气，不仅打败了刘文辉，而且成为一省之长。

　　刘湘就是那次经介绍，成为了“刘神仙”的门徒，赐道号玉宪。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为什么刘湘此时让“刘神仙”来当“四川剿匪总部前方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了。

　　刘湘是不是完全相信“刘神仙”呢?其实也不尽然。他只不过是在利用“刘神仙”要各诸侯统一步调，听候自己的调遣罢了。“刘神仙”走马上任“委员长”后，煞有介事地举起了指挥刀。由这个军事上完全外行的神汉来指挥十几万人马作战，实在是太滑稽。他把指挥部设在南充，说是居中便于策应两方。他指挥军队出击，不但要选定时辰，还要指定方向。如他命令潘佐师截断红军的后路，但对所去方向的地形完全不知。潘佐师照其所指的方向前进，开始面临大山，后来又遇到断岩。电话请示“刘神仙”，他反而责怪道：“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部下气极，在电话中反问：“是不是还要临岩舍命?”

　　一时传为笑柄。

　　很快，刘湘的第五路军在万源被红军打败，其他各路也相继被打垮。

　　“刘神仙”闻前线大溃，仓皇乘飞机逃跑了。

　　当时《大公报》对刘湘用算命先生指挥打仗的奇闻，有一篇论述，不妨摘录其中一段：

　　此次川中各军失利，匪势坐大之主因，实由于不知军事而妄为计划、胡乱指挥刘神仙致误。刘原属巫教，籍四川威远县，常为人算命看相，刘湘极信奉之，以其为军师，并兼领三旅之众。无论内战、剿匪，靡不由刘从云观天星、卜吉凶。近年从云竟轰动全川，虽妇孺莫不知有刘神仙其人。至今夏初，竟公然充当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剿匪全责，并发滑稽怪诞不经之命令，故迭攻万源不克，进攻各部徒遭损失，匪祸愈形披猖。

　　刘湘被红军打败，甚为懊丧，他向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自请辞职。

　　蒋介石接到刘湘的请辞电后，自是一番慰留。

　　不是老蒋真心要留刘湘，而是四川情况复杂，没有合适的人选来接替他。

　　刘湘深知这一点。所以，在接到蒋介石的慰留电不久，刘电告在上海的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速回渝，说是有要事相商。

　　邓汉祥回到重庆的当天，即来见刘湘。刘湘对他说：“此次急电你回来，有一个重要任务要请你去完成。你马上作些准备，择日去一趟庐山，代表我面见蒋委员长，向他提出几项要求，委婉地告诉蒋，如不能满足这几项要求，我将坚辞一切职务。”

　　说着，刘湘扳起手指头道：“一是驻川各部队不听我的命令，而又有一些黄埔学生在川军中挑拨离间，请示应该怎么办;二是目前驻川各军纷纷向我要军费，但川东财源有限，请中央酌拨军费，以便支应;三是请给我一些军火，如机关枪及炮弹等。这三条，你面见委员长后，必须讲清楚。”

　　邓汉祥衔命匆忙赶往庐山。到庐山后，他先找到蒋的秘书长杨永泰，向他简要地介绍了四川的局势，表示刘湘已无法对川局负责，不得已准备辞职，请求见蒋面呈。

　　杨答应马上安排。

　　蒋介石听说刘湘派人来庐山有要事相告，问杨永泰是什么事。杨便将邓汉祥的一番话作了转述。

　　“我们同红军也还有一个共同点”

　　说到这里，刘湘长叹一声：“唉———我们同红军固然是水火不相容，但也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象。”

　　说到此处，刘湘沉吟起来：“当然，红军更是主要对象。因此，我们还有运用余地，这是与过去对红四方面军作战不同的特点。我们真是要馨香祷祝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给我们带走，而不要带进四川。”

　　说着，刘湘站了起来：“这并不是空想，从客观情况推断，是有可能性的。我们现在的原则是：黔北的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我们就虚与周旋，保存实力，决不与之对抗，如果红军真要深入四川腹地，那也就只有与之硬拼到底了，在同归于尽中去求幸存。目前关键在于黔北红军入川境的深度，特别是渡不渡江，这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分界线。”

　　刘湘走到墙上挂着的军用地图前，向潘指点道：“具体讲来，我们的做法是：涪陵以下，必要时暂舍给蒋介石，但重庆必须由我们直接保卫，我已作了充分准备，估计红军不会向此攻坚，看来问题不大。本军主力今后控制在荣、隆间机动位置，目的在于固守长江北岸。从江津至宜宾间的长江南岸，就完全由你负责。现有9个旅以上兵力交给你指挥，如情况需要还可随时增加，另外还派有舰队和空军与你们配合行动。一句话，就是要阻止红军进入川境。万一红军入境，如系假道他去，则开放进路，切不可堵截。如继续向长江以北推进，则不惜任何牺牲，咬住不放，同时与北岸主力部队配合，坚决予以反击。”

　　说完，刘湘盯着潘：“仲三，这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明白您的意思，一定完成好此次任务。”潘文华信心十足地回答道。

　　第二天，潘文华便离渝，到川黔一线布置军队去了。

　　潘文华离渝不久，刘湘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要他派3个师入黔，阻止由桐梓、遵义向黔西北前进的红军。刘湘当即派郭勋祺率2个旅前往。此时，刘湘得知红军已经过温水向西而去，非常紧张，忙令郭速向土城前进，于赤水河右岸地区拉住红军，不让入川。

　　5月17日，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复急电刘湘凭扼大渡河天险，意图于此处堵死红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进抵江油、彰明、安县、北川等地，刘湘恐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在川西平原两相会师，自己将会受到致命打击，同时判断中央红军最大可能由宁雅正道指向富林。于是，立刻调派王泽溶旅星夜驰赴富林，同时电调杨森率部兼程驰抵大渡河，衔接王旅之左，经金口河至乐山，凭大渡河天险阻击红军。

　　刘湘自以为这一系列部署，将会置红军以死地，于是坐在司令部里等着胜利的好消息。不料这些部署皆属徒劳，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刘湘以为过不去的彝族地区，飞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由阿坝回师，击破杨森主力和丹巴、金汤的刘文辉两个旅，然后分两路南下，一路向芦山推进，一路直指向天全。

　　红军攻势凌厉，天全、芦山相继失守。杨国桢部自行经飞仙关向名山退去，从而敞开了成(都)雅(安)大道。刘湘暴跳如雷，大骂杨国桢。他除了飞调部队星夜驰赴名、邛战场增援外，自己还亲自出马率部赶到邛崃前线指挥，准备与红军决一死战。

　　旨在自保的四川军阀刘湘

　　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直辖六个师又三个旅，计八十二个团，总兵力十二万人左右。

　　刘湘虽然慑于南北红军的声威，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同意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参与反共军务，但他对“中央军”也是忧心忡忡的。在他看来，如果蒋介石借追堵红军之机入川，川军“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更不用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派兵入川”。

　　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的最好理由，莫过于中央红军不到四川来。因此四川军阀及富豪无不希望红军能在到四川之前就被消灭。这种侥幸心理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四川报纸《新新新闻》上几乎天天都有反应。然而，红军占领遵义，攻下娄山关，逐渐逼近四川，四川军阀的这些妄想一个个破灭了。刘湘堵截红军的战争部署便全面展开。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刘湘任命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同时令范子英为南岸“剿匪”第一路指挥，陈万仞为第二路指挥，廖泽为第三路指挥，郭勋祺为总预备队指挥。

　　一月十六日，刘湘由重庆飞赴泸县与潘文华会商军务，决定以第一路范子英所部三个团及教导师第二旅周团，边防第四路顾团，由泸县进驻叙永，古蔺两倒设防;以第二路指挥陈万仞率达凤岗、袁如骏两旅由涪陵船运合江，转趋黔北赤水;以总预备队指挥郭勋祺率本旅并指挥潘佐旅，由江津白沙进入黔北温水拦截;以第三路指挥廖泽率谬旅产指挥穆肃中部，密切注视当面红军的移动情况，伺机进攻和尾追;以章安平旅由泸县取道合江向赤水方向前进;调刘泺黎旅及周虎成大队由重庆开赴泸县，进入叙永、古蔺。以防止红军由黔北乘隙而入……这样，刘湘调集了十四个旅，四十三个团以上的兵力，在上自屏山下到泰节长达七百余公里的长江线上设防。而以宜宾到重庆的长江两岸为重点。

　　一月十五日，红军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红一军团在黔北松坎附近消灭廖泽旅一部后占领松坎，二十六日晨，我一军团红一师在赤水县城西约十五公里处的黄陂洞与川敌章安平旅遭遇。中午，川敌达凤岗旅赶来增援，红军与章、达两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拉锯战，血染山岗、草木为之滚平。入夜，我军在一日激战之后沿着赤水县城西南的山丛撤走。二十七日拂晓，我三军团一路与川敌郭勋祺部在土城附近又展开激战。二十八日，川敌潘、谬两旅赶到参战。中午，我一、三军团向川敌郭、潘、谬各部发动正面猛攻，遇敌顽强抵抗。聂荣臻同志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当晚，我军在土城与潘佐旅作战的部队向古蔺退却。次晨，我红军部队全部撤出战斗。川军在黔北对我军顽强阻拦，作战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坚决阻止红军靠近长江，进入川南。

　　中央红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分别从遵义、松坎、东皇殿等地向北、向西移动，朝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作出北渡长征的决定。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中央红军出动以手，黄陂洞战斗，土城战斗，都未过到预定目的。虽然也曾给川敌郭勋祺部以有力杀伤，但我军也损失较大，并没有完成原定吃掉尾追之敌郭勋祺部的计划。在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得以在这一地区休整十余天，同时也使刘湘有了布置长江防务的时间。一月二十二日，即在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的第一天，刘湘宣称：“川南防务，已部署完竣。我一切计划，得以从容完成。我叙南金沙江长江至老鸦滩最后预备线，亦已布置妥善。防剿戟，主动在我。”在刘湘已对长江严密布防的情况下，中央军委要实现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必然会遇到较大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军与川军在黔北的战斗都不得手，为什么二月上旬红军的叙永攻城战又不能获胜的重要原因所在。

　　我军一渡赤水，改变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根本原因是由于川军的拦截和红军在黔北的战斗未能消灭尾追之敌郭勋祺部。刘湘堵截我军渡江的战略意图与中央军委一月二十日的渡江计划恰好发生冲突，在优势之敌坚固防守面前，红军放弃了与之继续硬战。

　　刘湘这种拒红军于长江防线之外的战略，早在一九三四年底就已决定。十二月下旬，刘湘到重庆广阳坝二十一军第六期军官教育团讲话时透露：以后对红军的两面作战要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即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对付我中央红军。刘湘批评碉堡战太呆板，认为碉堡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刘湘说：过去在川北对红军作战太被动。对西进的江西红军一定要采取攻势，在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要把他堵住，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黔背后一系列战斗，证明了川军的凶恶，也证明潘文华这个“总指挥”在拦堵红军渡江时，确实执行了刘湘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战略意图。川军五个旅开进黔北，是刘湘防御中的戟，也就是所谓碉堡战太呆板，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作用的表现。但是，川敌刘湘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是有限的。刘湘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根本目的，是阻止红军渡江。他虽然派出郭勋祺部作为机动部队进入黔北赤水、土城一带寻战，但仍然把封锁长江放在首位。一月二十一日，“总指挥”潘文华给所属阁部下达命令：“本军企图联合中友大军于黔北乌江地带围歼朱毛残匪。但用兵之道宜慎。而剿匪虽在境外，后方险要关隘及大江北岸究应节节布置。”可见，刘湘道德在保证后方安全、防线坚固，完成兵力配置的情况下，才使用机动部队的。

　　二月十日，红军全部集结云南威信时，潘文华为防止红军从宜宾的上游雷波，屏山之间渡江，批示陈万仞“速令刘旅由嵩坝向牛街推进。务在通盐津道上向右斜出，切实遮断，务使匪不能由盐津北窜雷屏为要”。此时川军为堵我军过江，大军云集川南“大坝镇、古宋、高珙、建武、横江、叙永、古蔺及金沙江上游一线，屯驻兵力，达十旅以上”。

　　以上情况表明，红军此时不但不能从宜、泸之间渡江，在雷、屏之间渡江也极其困难了，既然黔北战斗中川军刘湘部已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既然刘湘的目的在阻止我军渡江，而摆脱川军纠缠的有效办法就是放弃我军原定的计划，改寻其他入川途径。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及进作出决定，命令各部队东渡赤水，重返黔北，歼灭黔军王家烈部。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体指战员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因此，我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的意义，不仅在于出敌不意，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而且也在于同时避开了实力较强的川军刘湘部。这种大胆的运动，正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避实就虚，各个击破战略原则的运用和体现。我军利用敌人内部的不统一和黔军的弱点果断地发动了遵义战役。

　　遵义战役开始后，薛岳部“中央军”对黔军迟迟不援固然是我军将王家烈击败的重要原因，川军刘湘部未能及时增援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游弋于黔北的川军郭勋祺部保持机动的目的，是监视红军的去向，以便一旦发现红军试图渡江的迹象时，能迅速前往拦堵。至于黔军是否受创，并不是川系军阀所关心的。三月二日，我军已胜利结束遵义战役。此时川军郭勋权才本部“向桐拌正安推进”。正家烈孤军作战，因而受到重创。不仅如此，刘湘对于进入四川“剿匪”的他省车阀部队也抱个欢迎的态度。例如，二月二十五日，孙渡率滇军入川时的狼狈处境，使他很觉愤然：“此次本不入川，因驻叙川军种种阻挠，遂致粮秣及滇币行使均感困难。”刘湘阻拦红军，排斥其他军队，把贵州作为堵截红军的战场，都服务于他所统治地盘不受侵扰。当我军在二月二十五日，向黔敌展开进攻之时，川军“潘总指挥”置王家烈危境于不顾，担心红军“为中路默军所阻，重回西窜”，急令周虎成大队驻“江门不动”，魏楷部“坚筑工事，以资固守”。三月十六日，潘文华又电令在遵义附近的郭勋祺部“取道坛厂，由石板滩等处入川境，与陈指挥联合，准备两进、屏蔽南六县为要”。

　　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抱着“未尝不可以一拼”的想法，出动十四个旅以上五、六万人的兵力、严密封锁长江，使用机动部队配合碉堡防御的战术，对红军矢力抗拒，加之川军战斗力较强，我军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设想无法实现。然而当我军从川、滇边境再度回到贵州时，川军就不太积极了。尽管川军郭勋祺象恶狗一样一直跟踪着红军，但这种跟踪是有限度的。到三月十三日，潘文华便命令郭勋祺率部“攻下遵义后，即暂行停止，扼要待命”。

　　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与川军刘湘部发生大小战斗二十三次，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次，二月九次。三月七次。这些战斗除土城战役，叙永攻城战和二月十九日的战斗是红军主动进攻外。其余战斗都是川改攻我。很明显，一月下旬不到十天时间里。我军与川敌作战的次数超过了二三月之和。也就是说。中央红军放弃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后，川敌的进攻就减弱了。保卫重庆，防止红军北渡长江是刘湘的作战目的，“推到省外去打”是刘湘施展的以邻为壑的手段。手段的运用是不会超过目的本身的。因此，当我军在遵义大捷后，积极寻战进行三渡、四渡赤水的时候，川敌就以警戒的姿态代替了进攻。

　　刘湘同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虽然没有影响他守卫长江的决心，但毕竟限制他与红军作战的规模。刘湘的目的既然是阻止红军渡江，既然是防止蒋介石的零队乘机入川，既然是保卫川南六属，既然是维护重庆的安全，在红军不再准备从泸州上游渡江，而运动于赤水的东岸的时候，刘湘部对红军的威胁就大大减弱了。正是由于刘湘拦堵红车时作战规模的有限，使红军在整个四渡赤水期间较少地受到川军的攻扰，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四渡赤水”的胜利，不仅由于我军指挥的英明和作战的勇敢，也由于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矛盾，还由于地方辈阀之间的矛盾，由于他们各霸一方，又由于他们互不救援。从这个意义上讲，敌人内部的矛盾和由此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极好地“援助”了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