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密谋取代蒋介石的何应钦为何在台安享98岁高寿
来源：凤凰网   2018-10-08 14:07:22

　　1979年3月11日，台北厦门街何应钦公馆。

　　这天，是何应钦90岁的生日，何公馆门前车水马龙，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

　　上午10点刚过，蒋经国在“总统府”向何应钦颁发了当局的最高奖赏——国光勋章。授勋典礼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了盛大的祝寿茶会。台湾党、政、军最高长官全体参加了祝寿茶会，蒋经国亲自主持茶会并致词。茶会上，蒋对何应钦执晚辈礼，向他赠送了寿轴，并且还在何所藏书画选《云龙契合集》上题词“松柏不凋于寒”，向他贺寿。

　　何应钦红光满面，精神很好，他一再对来宾们表示谢意。在蒋经国给他颁发勋章后，何即席讲了几句话：“老朽已是无用之人，90岁的生日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经国先生在百忙之中来看我，还为我授勋，我实在担当不起。谢谢蒋总统!”

　　90岁的老人，思路如此清晰，讲话言简意赅，人们报以热烈鼓掌声。

　　祝寿活动结束后，何应钦又坚持亲自把蒋经国送到车旁，向他一再表示感谢。

　　随后，何应钦在人们的簇拥下，回到寓所。

　　客人们一个个离去，屋子里静了下来。何应钦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静静地休息。时间过得真快啊，算算来台湾已是30年了。每当何应钦想起在大陆的那些叱咤风云的往事，他就会陷于深深的沉思之中。

　　何应钦骂宋美龄：“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个什么!”

　　何应钦官至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是蒋介石跟前红得发紫的人物。他在大陆几十年的政治生涯里，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其中之一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何力主发兵讨张，与宋美龄闹得不可开交。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拘捕了正在西安督师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这天清晨，南京城内的何应钦刚刚起床，便得到部下送来的紧急情报：张学良在西安兵变，蒋委员长下落不明。

　　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陆军总司令，他是国民党要员中最早得知这一消息的。

　　何应钦看到情报后的第一个反应是目瞪口呆、语无伦次，一个劲地问：“消息可靠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毕竟是经过风雨的人，他很快就平静下来。

　　简单地梳洗完毕，何应钦让人请来了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晖和军政部副部长熊斌。三人在何应钦家里分析扣蒋后可能发生的全国形势，以及应该采取的对策。

　　商议的结果是，对外暂时封锁消息，然后以军事需要为由，严格新闻检查，切断南京与西安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联系，使西安的报纸到不了南京，模糊西安事变的真相。

　　当天晚上，何应钦又在家里开会，进一步核实消息，商讨是否出兵西安，伐张勤蒋。参加会议的有戴季陶、朱培德、陈公博、李烈钧、叶楚伧等人。何应钦在会上慷慨陈词，力主讨伐张、杨。

　　何应钦的主张遭到了李烈钧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而不是出兵西安。后来，又有人提出来，如果出兵，军队归谁指挥。于是，有人说应该归何应钦指挥，有人说应该是程潜，还有人认为应该是冯玉祥。吵了将近两个小时，又有人提出这只是个碰头会，形成不了决议，应该到中央党部召开紧急会议才是。

　　于是，何应钦赶快下发通知，召开紧急会议。

　　在中央党部的会议上，何应钦才让人们传阅了张、杨向全国的通电全文。张、杨在通电中提出了八大主张，这八大主张说得十分明白，扣蒋是为了抗日，而且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这样一来，主张和平解决的人态度坚定起来，他们认为张学良并没加害委员长的意思，张学良、杨虎城的八大主张，国民政府应该快作答复。

　　而何应钦态度强硬，坚决主张出兵：“张、杨劫持最高统帅，目无党纪国法，已是叛逆行为，不讨伐不足以伸张法纪。”

　　会上，各人发表自己的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谁也拿不出一套既可救蒋脱险，又能扭转局势的办法。会议从12日深夜开到次日凌晨3时，最后主战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初步决定，将张学良撤职查办，出兵西安，军队归何应钦指挥。

　　会议一散，何应钦立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通电全国，撤销张学良、杨虎城的一切职务。随即布置军队，准备征伐张、杨。

　　次日晨，天刚蒙蒙亮，宋美龄乘飞机从上海赶到了南京。当她得知何应钦调兵遣将，准备讨伐西安时，破口大骂：“何敬之不是个东西!”

　　下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又在中央党部召开联席会议，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做最后决断。宋美龄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支持何应钦的人叫嚷不休，力主出兵。而主张谈判的人有了宋美龄撑腰，以蒋介石的安全为由，坚决反对出兵。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宋美龄害怕蒋介石丢了命，一再央求何应钦说：“张、杨目前只是要求抗日，别无他求，我们可以暂时答应他们的要求，何必非要大动干戈，把委员长往死路上逼。即使要讨伐，也要等救出委员长后再动手，此时切不可轻举妄动。”

　　可是何应钦的态度坚决：“为了维护政府威信，只有讨伐，别无选择。”

　　宋美龄见何应钦如此不近情理，大声问：“你要出兵西安，究竟是安的什么心?”

　　何应钦闻听此言，气急败坏，失声骂道：“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个什么，只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你不要管!” 宋美龄还从没见谁这样对她说话的，当下就哭闹起来：“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边哭边低声骂道：“以后我要你这个姓何的瞧瞧，到底是女人家懂得什么，还是你这个臭男人懂得什么!”

　　12月14日，端纳带着宋美龄、孔祥熙的秘密使命飞抵西安，会见了蒋介石，并向蒋递交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宋美龄在信中意味深长地写了一句“南京城内戏中有戏”，建议蒋下令何应钦停战。

　　就在端纳到西安的第三天，何应钦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宣布了“讨逆令”，明令讨伐张、杨。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指使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挺进，直逼西安，并派飞机轰炸了渭南和赤水车站。

　　18日上午，蒋鼎文由西安飞抵南京，向何应钦出示了蒋介石停战手谕。何应钦这才罢手。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调停，西安上空云开雾散，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不少人认为，西安事变中，何应钦力主出兵讨伐张、杨，是想逼蒋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仔细分析，其实不然。以何应钦的资历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不管蒋介石生死如何，他都不可能代蒋。这一点，何应钦应该很清楚。何力主出兵的目的，恐怕还是想对西安形成军事压力，逼张放蒋。

　　26日中午，蒋介石飞返南京，何应钦率员到机场欢迎，蒋介石对他特别表示亲切。次日，南京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庆祝蒋委员长返京大会”，蒋介石又让何应钦代表自己在大会上致答谢词，这应该说是蒋给予何应钦的殊荣。事后，蒋介石在各种场合都说到，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张学良之所以礼送他回南京，都是因为何应钦的讨伐和施加军事压力的结果。这也就是说，何应钦的讨伐给了蒋介石的面子和一个很好下的台阶。

　　至于何应钦与宋美龄发生的一些不愉快，随着西安事变的解决，时过境迁，两人也都表现了各自的大度与宽容。

　　小林躬身呈递投降书时，何应钦竟站起来还礼

　　何应钦政治生涯中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让他主持了日本侵略军的投降仪式。

　　1945年9月8日上午，南京明故宫机场挤满了来自各界代表，他们举着小旗，高喊口号，个个兴高采烈。

　　12点刚过，银白色的“美龄号”双引擎座机，在九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南京。

　　几分钟后，专机降落。机舱门打开，一身戎装的何应钦微笑着信步走下飞机。

　　机场上顿时万人欢呼。人们含着热泪，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欢庆和平的到来。

　　“打倒小日本!血债血还!”

　　“和平万岁!中国万岁!”

　　不少人嗓子已经哑了，还在那里高喊着口号。此时此刻，人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宣泄埋藏在心底八年之久的情感。

　　看着这场景，何应钦百感交集。想当年，受蒋介石重托，与日军谈判，在北平城里签订“何梅协议”，遭世人痛骂，几乎是夹着尾巴溜回南京;后来，参与了台儿庄战役的决策，又指挥了上高会战、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总算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这次到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也许是老蒋为了当年代他背黑锅所作的补偿吧。

　　想到这里，何应钦脸上的笑意更浓。

　　何应钦下飞机后，在第一战区空军司令孙桐岗的陪同下，乘车径赴设在南京中央军校内的中国陆军总部指挥所。

　　何应钦一到住地后，马上着手布置第二天的受降仪式。

　　由谁来主持这次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蒋介石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当时不少人建议，受降仪式大典应由蒋介石来主持。理由是，蒋是国民政府的委员长，也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主持这个仪式责无旁贷。

　　蒋介石再三考虑后，没有同意，而决定由何应钦代表他来南京主持。

　　为什么让何应钦来南京，蒋出于四点考虑：

　　第一，代表日本投降的冈村宁次，军阶只是大将，并非日军最高首脑。而自己身为中国统帅、特级上将，主持受降，会有失身份;

　　第二，何应钦是中国战区陆军司令，一级上将，职务与军阶与冈村宁次相似，外交上对等;

　　第三，在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即提出对日军要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何应钦对此理解最深。何与冈村宁次是老朋友，在办理有关投降交接事务时，比较方便。

　　第四，让何应钦主持受降仪式，可为他重树九一八以来对日妥协、代己受过的形象。

　　基于以上几点，蒋决定由何应钦主持这次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受降大典。

　　8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在中央军校举行。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

　　9时整，身着一级上将军装的何应钦与盟军代表依次入席。接着，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浅太郎中将、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之中将、今井武夫少将走了进来。

　　曾在中国领土上烧杀奸抢、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今天终于低下了头。他们走到端坐在受降台正中的何应钦面前，鞠躬行礼，表示谢罪。

　　按照事先与盟军代表拟定的程序，投降大典上，日方投降代表先后要向何应钦行三次礼：即到达会场时行一次礼;小林代表冈村宁次向何应钦呈递投降书时行一次礼;冈村等人退场时再行一次。

　　可是，当小林向何应钦躬身呈递投降书时，何应钦竟站起来还礼。何应钦的举动，使在场的盟军代表、中国军官及中外记者瞠目结舌。

　　何当时是故意而为之，还是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还礼，这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不仅仅是还礼之事做得太不应该，早在这之前，何应钦还派人到冈村住的地方，告诉冈村，在受降大典时可以带军刀，也可以不带军刀。如果是要带军刀必须在礼堂内当众缴呈给何应钦。

　　日本军人将军刀视为自己的灵魂，有的人宁死不缴刀。冈村听说后，对何应钦的关照心存感激，在投降仪式上当然就不会带上军刀了。

　　全中国人民都等待着、期盼着，他们想看一看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在受降仪式上，是怎样低头认罪，向中国人民缴上自己的军刀，举手投降。

　　然而，他们失望了。投降仪式上，并没有出现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投降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何应钦正在办公室接听电话，秘书送来了当天的报纸。报纸上有篇文章对何应钦头天向日本降将小林的还礼一事颇有微词。何应钦看得很仔细，看后，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就把报纸放到了一边。

　　“刚才接到好几家报馆的电话，都是想约时间采访您，我说您很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秘书在一旁轻声说道。

　　“你做得对，以后凡是记者要采访，一概不接受。”

　　“是。”秘书应了一声便退了出去。

　　“慢。”何应钦似乎想起了什么，又朝秘书叮嘱了一句，“对记者的电话要客气一些，告诉他们，等我有了时间，再约他们来坐坐。”

　　“明白了。”秘书在门口转身回答后，退出办公室，轻轻将门掩上了。

　　在主持日军投降大典之后，何应钦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方针，尽可能地少刺激日本战犯和战俘，以便能拉拢日本政界。如日俘回国，按照盟军惯例，每俘只能携带15公斤的行李。可是何应钦主动提出增至50公斤。最后，由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干预，才减为30公斤。当时从上海上船的日俘，除武器外，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包括从中国战场上掠夺的无数金银财宝、古董文物。对此，当时的舆论界也有不少议论。

　　对如何惩治这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何应钦也一再主张宽大，对他们不按国际法处置。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竟成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全部侵华日军中，只有145人被处死刑，400余人判徒刑。

　　在何应钦的宽容下，制裁日军战犯就这样走了过场。

　　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6月何应钦被任命为联合国安理会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赴美前他专门给刚上台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打了一通电话，在电话中他对白崇禧说：“冈村对共产党很有研究，对他要宽大处理，我们以后对付共产党，他是很有用的人物。”在何应钦的庇护下，1949年1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条件释放。

　　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时，何又不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与抗议，将冈村送上了逃往美国的轮船。冈村宁次在何应钦等人的保护下，逃脱了历史的惩罚。据说，冈村在上船时，私下请前来送行的人向何应钦转告对他的谢意。

　　不甘寂寞的何应钦仍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1949年，随着蒋家王朝在大陆被推翻，何应钦怀着一颗苦涩的心，来到了台湾。

　　何应钦一直是国民党军界中的要人，到台湾后，他以为还会继任以前的官职。但是，出乎他的意料，没过多久，在1952年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他被排挤出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何因此十分伤感。后来，蒋介石新设置了一个“中央评议委员会”，意在安置这些失势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何应钦在“中央评议委员会”中，得到了一个评议委员的虚衔。

　　何应钦被蒋介石打入了冷宫，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又频频在公开场所露面，还在报纸上屡屡发表文章，极力吹捧蒋介石。私下里，他也常常劝慰那些政治上失意的同僚：“我们已是老朽了，总有一天会退下来，蒋先生的励志改革，让那些青年才俊走上前台，是对头的，我们应该真心实意地拥护。”何应钦并没有因大权旁落而怨天尤人，他不甘寂寞，频频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何应钦在世时，台湾共召开了六次“国民大会”，一次临时会议，每次大会，何都应蒋介石之召出席会议并出任主席团主席，为维护蒋家统治效尽犬马之力。

　　1955年5月，何应钦收到一封海外来信，信中说“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一个约150人的代表团，在美国的麦金诺岛开完会以后，将应邀赴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访问。这个“重整运动”对台湾的状况很感兴趣，希望何应钦能够与台湾当局联系，当个介绍人，邀请他们顺道访问台湾。

　　原来，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为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发展，发起所谓“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他们认为，反共已成为世界问题，必须以道德来武装人类，抵制共产主义的“污染”。何应钦对这一运动十分感兴趣，他认为这一运动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相吻合，用它可以消除共产主义对台湾的影响。现听说这一组织有意访台，他非常高兴，马上游说蒋介石，力邀代表团访问台湾。蒋介石同意了何应钦的请求。这个代表团访问台湾后，在台湾很快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

　　在这之后，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率团频频出访西欧、北欧和菲律宾等国，加紧与世界反共势力联系。政治上失势、军事上失权的何应钦，又从“道德重整”中寻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

　　国民党去台之初，为了打破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地位，蒋介石制定了以依附美国为基础，争取日本支持的“外交”策略。二次大战中，中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当时二次大战结束没有几年，国民党与日本的关系还十分微妙。谁能担负起与日本开展“外交”的重任，何应钦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何早年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蒋介石决定要何应钦以私人名义，出访日本。

　　这天，蒋介石让秘书给何应钦打了个电话，请何来“总统府”坐坐，说是有要事商量。 何应钦放下电话，激动了好一会儿。自己如今是个闲人，“蒋总统”有什么事情要找自己商量呢?第二天，何应钦精心打扮了一番，米黄色的西服，鲜红的领带，头发梳得发亮，精神抖擞地来到“总统府”，等候老蒋召见。

　　很快，蒋介石身穿藏青色的长袍走进了会客厅。见到何应钦，蒋表现出少有的亲热，他紧紧握住何的手，询问了他近来的生活情况。落座以后，蒋介石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何，希望他通过私人关系，架起台湾与日本政府联系的桥梁。这对何应钦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一定按照总统的指示去做。”他一口答应下来。

　　何应钦果然没有辜负老蒋的期望，五六十年代他偕夫人多次访问日本，用相当多的精力从事蒋介石交代的对日“外交”政策，深得老蒋的赞赏。

　　1964年，台湾进行第四届“总统”选举。众所周知，“总统”非蒋介石莫属，但“副总统”因陈诚的去世，其继任人就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蒋介石早已明确，要提拔“新进”，并已内定严家淦为“副总统”。但为了摆出所谓民主的姿态，蒋介石把何应钦等人推上了前台。在“总统”选举前，蒋介石授意中央通讯社刊发了张群、何应钦、孙科、严家淦等四张照片备用。何应钦虽然明知自己是陪衬，但对蒋介石没有忘记他这匹伏枥老骥，仍心存感激。他拿着刊有他们四人照片的报纸仔细看了半天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时刻听从蒋总统的安排，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干;应该让年轻人做的事情，就让年轻去干吧。”

　　1975年蒋介石在台北病逝，何应钦十分悲痛。跟随蒋介石干了几十年，如今国民党孤悬海外，老蒋丢下弄臣老将，独自撒手西去。由此，何想到了自己。想着，想着，他不禁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晚年的何应钦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他把兴趣集中到对三民主义的研究上。他经常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评议形势，在国民党各种重要的纪念日和公共场所发表演说，宣传三民主义。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的新方针，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台湾当局把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善意当做是“统战阴谋”，抛出了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1981年，国民党十二大通过了《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正式明确为国民党的政治纲领。

　　为了贯彻国民党十二大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何应钦主持和发起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他发起召开的这次研讨会，意在抵制当时中共提出的“台湾回归祖国”的大政方针，同时也是想抑制当时在台湾刮起的“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之风。

　　1982年8月，何应钦在台北空军活动中心召开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发起筹备会。这个组织，自然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支持。10月22日，该组织在台北阳明山中华文化堂内，举行了成立大会。何应钦、陈果夫、谷正纲、蒋彦士等31人组成了主席团。何应钦任主席。

　　为了扩大这个大同盟的影响，何应钦在台北中山公园的广场上，主持了一个万人升旗仪式，这个活动盛况空前，当时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及台北各机关首脑都应邀前往助兴。台湾各大小新闻传媒，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

　　这可能是何应钦来台后，最为得意和风光的一次活动。

　　何氏养生三大秘诀：修养、生活和医药

　　何应钦一生宦海沉浮，但家庭生活十分幸福。

　　1917年，他与当时贵州军阀王文华的妹妹王文湘结为伉俪。王文湘比何应钦小8岁，知书达理，温柔贤惠，操持家政，侍奉何应钦，成为何日后荣辱坎坷的忠实伴侣。王文湘终生无出，曾有人劝何应钦纳妾，生儿育女，续接何家的香火，被何怒斥一顿。几十年过去了，夫妻恩爱如初。何应钦的弟弟见兄长没有孩子，便将自己的女儿丽珠过继给了何应钦。何应钦夫妇将丽珠看作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嘘寒问暖，悉心抚育。何丽珠自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被派往美国“领事馆”工作，后来因何应钦夫妇年事日高，便申请回台，照顾父母。何丽珠与丈夫蒋友光在离何应钦寓所不远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只要一有时间，便来陪伴父母，节假日更是带着孩子前往。一家人其乐融融，何应钦夫妇享尽了天伦之乐。

　　王文湘来台后，身体一直不好。1952年即被医生诊断为乳腺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手术。王文湘病重期间，何应钦亲奉汤水，侍应于左右，并每年送王到日本治疗。王文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每个礼拜天的上午，必在家里举行聚会，习经讲道，即使是病重亦不肯缺席。王文湘生性开朗，自知得了癌症，来日无多，但她能够在精神上自我放松，与病魔进行斗争。再加上何应钦和女儿的悉心照顾，她多活了20多年，于1978年4月病逝，终年82岁。

　　老妻的离去，使得何应钦非常悲伤。虽然妻子一直身体不好，他思想上也早已有所准备，夫妻两人相依相靠，由大陆到台湾，携手度过几十年风雨人生。如今妻子撒手先去，一种孤独感便油然而生。那天上午，他把女儿叫到书房，就像朋友一样，向女儿娓娓讲述了他与妻子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恩爱故事。说着说着，何应钦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爸爸，人死是自然规律，妈妈已是高寿而终，您应该宽心。现在我们在您身旁，会好好地侍候您老人家的。您还得多多保重身体啊。”何丽珠轻言细语安慰着何应钦。

　　女儿何丽珠非常孝顺父亲，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为了便于何丽珠及秘书、侍从照顾何，台湾当局“国防部”在厦门街专门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别墅，给何使用。何丽珠和丈夫很快搬过来，陪伴父亲。一家人热热闹闹，何应钦很快就从悲伤与孤独中走出，恢复了常态。 何应钦身体一直很好，他的健康长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一次，台湾健康长寿会请何应钦去介绍养生之道，何高兴前往。他在大会上，介绍了自己的养生秘诀。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从我个人的心得与体会来说，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修养、生活和医药。”

　　“我是一个基督徒，遵照上帝的旨意，人应当宽忍为怀。《中庸》里有一句话，叫做‘大德必得其寿’，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人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只有用温和、慈良、宽宏、厚重、缄默来克服心中的猛厉、残忍、褊狭、轻薄、浮躁，才能做到心直虑正。久而久之，人的心理就会始终处于轻松向上的状态。这对身体健康是十分有利的。”

　　“第二，就是生活要有规律。我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从不打乱。这种生活习惯，是我年轻出外读书时就养成的。我不嗜烟酒，不暴饮暴食，就是在战争年代，无特殊情况绝不熬夜。”

　　“除生活有规律之外还要适当运动。我从小就喜欢各种体育运动，球类、田径我都很喜欢。到台湾后，我的爱好改为‘三打一跳’。即：打桥牌，打高尔夫球，打猎和跳舞。后来年纪大了，不能打猎了，高尔夫球也打不动了，我就以散步为主。出外旅游，能步行时，我就不坐车，以活动筋骨。”

　　“第三，要相信医生。人生了病，就要抓紧治疗，而不要讳疾忌医。我的夫人王文湘身体一直不好，她之所以能够多活20年，靠的就是现代化的医疗手段。所以我只要感到不舒服，就会马上到医院看病检查，及时治疗。”

　　会上，何应钦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大量的事例，介绍了自己的养生心得。他的讲话，得到了台下人们的阵阵掌声。

　　到台湾后，何应钦政治上不得意，但他并没有因此把自己禁锢在深宅大院里，而是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活跃自己的思想，这大约也是何应钦健康长寿的另一种原因吧。 1965年5月30日，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前来祝贺的人非常多。台湾当局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加入宗亲会之类的民间社团组织，何应钦为终生军籍，故不能参加何氏宗亲会，众人皆以为憾。但他作为何氏一门尊者，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致贺词。

　　何应钦除了被何氏宗亲视为荣耀外，更是贵州旅台同乡会的骄傲。何应钦一生小心谨慎，不敢对同乡们有过多的关照，但到了晚年，同乡会的重大活动，他时有参加。每年何应钦生日时，同乡们就要设宴祝贺，如果何应钦实在推谢不了的，他必一再叮嘱操办之人，要节约，不能铺张。他参加宴会时，必自带酒水，以减轻同乡会的负担。宴会上，何是长者尊者，但他从不摆架子，用贵州话叙说家乡掌故和有趣开心的故事。这些，深得同乡们的敬重。

　　1985年11月3日，贵州同乡会新的会馆启用，这一天，96岁高龄的何应钦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剪彩。剪彩完毕，同乡们争相与他照相。何应钦端坐在太师椅上，开心地笑着，让人摆布，也不推辞。

　　随着年岁增高，何应钦思乡怀旧之情与日俱增。他很喜欢在家里接待一些贵州同乡来访，每当这个时候，他会兴致勃勃地谈起故乡，谈起他儿时的趣事，仿佛又回到天真的童年时代。祖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只要有人去贵州，他总是拜托他们回台湾时，不要忘记带回家乡的土特产。有人从贵州探亲回来，他必定要向他们打听大陆亲属们的情况。

　　春去秋来，转眼何应钦已是快100岁的高龄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常常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望着墙上的《泥凼风景图》长久出神，喃喃自语。这幅画是著名画家张大千根据何应钦向他描述贵州老家兴义县泥凼镇的风景，凭想象画出来的。何应钦十分喜爱这幅画。看着画中家乡那参差的房舍、崎岖参差的羊肠小道，不觉心驰神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就如这幅图画一般在眼前打开，他仿佛觉得自己已回到了故乡……

　　何应钦出生于贵州兴义县(现为市)城南约42公里的泥凼镇。他出生时的何氏旧居，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当地政府还拨出专款，对何氏祖茔进行了修葺。一次，一位兴义小同乡回大陆省亲，返台时，带来了一本家乡人赠送的兴义市及泥凼镇的彩色影集，他还带话说：“乡亲们欢迎何将军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

　　何应钦一辈子反共，直至老年。家乡人民带来的照片，他看到了。传过来的话，他也听到了。但遗憾的是他把这些信息，都当做是“中共的统战阴谋”。

　　尽管如此，何应钦无时无刻思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渴望见到故乡亲人。年愈高，情愈切。

　　他时常把家乡人民带来的照片，拿出来翻看。照片的泥凼街，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陌生。看到泥凼石林，他就想起童年与伙伴们在那里嬉戏玩耍的情景。看到大山中那羊肠小道，他就想到当年只身一人，踩着这条小道，离开泥凼，到兴义考县立高小。他就是从这条小道，走出泥凼，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每每想到此，何应钦就会陷于深深的思乡怀旧之中。但这种人之常情与他头脑里顽固的政治观念相矛盾。 晚年何应钦的思想，一直在这种矛盾斗争中苦苦煎熬着。 何应钦95岁时，当局专门为他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拨出专款为他出版了丛书12册。

　　何对女儿何丽珠说：“先总统时代，蒋公给予我的最大荣誉是抗战结束后在南京主持了受降大典;而来台后，经国先生给予我的最大荣宠是参加了我的90和95寿诞祝贺。我这一辈子，得到了常人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应该满足了。”

　　何应钦就是靠这，冲淡着自己的思乡之苦。

　　1986年4月的一天，何应钦在与友人打桥牌时，突感不适，马上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医生诊断为轻度中风。

　　1987年初，何应钦的身体日渐衰弱，“荣民总医院”用尽了最好的药物和一流的医疗设备，尽可能延续他的生命。女儿何丽珠以及何的侄儿侄女们，在医院轮流守护，希望他能活过100岁。

　　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延至21日上午7点30分，终因心脏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时年98岁。

　　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向有“福将”之称，他的死也算是“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