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成都建川博物馆非常记忆 蒋氏诤臣张治中
张治中是中央军将领中和共产党交情最深的人。周恩来曾评价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张治中,原名张本克,字文白,陆军二级上将,安徽巢县人,1890年10月27日出生在西乡洪家疃村。父亲张桂徵粗通文理,是个篾匠,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竹制农具店。母亲洪氏是一位慈爱、厚重的女性。她曾把家乡的一句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给张治中作座右铭,勉励儿子历尽艰苦,发奋成才。这句话对张治中一生的影响很大。后来,张治中终于跻身于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他特请民国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将这句话写在一块横匾上,挂在书房里,作永久的纪念。
张治中6岁时,开始读私塾,前后读了10年。他天赋聪颖,又很勤奋,私塾先生很器重他,感慨地说:“教了几十年书,才遇着这一个聪明学生!张家孩子是一个小才子,将来了不得!”由于生活所迫,张治中读完私塾过了6年流浪生活,先后在丰乐河镇吕德盛号商店做过学徒,在扬州的盐务缉私营充过备补兵,在安庆巡警局当过备补警察,后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3个月后毕业,成为正式警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治中从报纸上得知上海已经易帜,就立即赶往上海,参加了学生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学生军调往南京,改编为陆军入伍生团。1912年冬,入伍生团编入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1914年冬毕业后,张在陆军第八师当了半年入伍生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第三期,1916年12月毕业,被分配到安徽“安武军”中见习。第二年夏,安徽督军倪嗣冲率“安武军”北上支持段祺瑞解散国会,张治中不愿附逆,遂出走上海,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在驻粤滇军第八旅任上尉差遣,随军参加征闽之张治中役。在征闽作战中,他先后任警卫队长、连长、营长。1918年5月,张治中所在滇军在潮州被桂军刘志陆部包围缴械,他被遣送到上海。而后,他应保定军校同学罗天骨之约到川军第五师任少校参谋。1920年,川军第五师改编为第三独立旅,张治中任参谋长。第二年春,该旅吕镇华团长在宣汉叛变,张治中险遭杀害,后扮作伤兵趁乱逃出,返回巢县老家休养。
1922年秋,张治中入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主要学习俄文,同时在文生氏高等英语学校补习英文。在上海大学期间,张治中曾经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
1923年初,张治中应友人之邀,赴广州任靖国桂军总司令部参谋等职,后到虎门帮助成立了桂军军官学校,并任大队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1924年黄埔学校成立后,经保定同学推荐,张治中被蒋介石邀请到黄埔军校工作。1925年1月,张治中被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上校副总队长,4月,代理总队长。此后,他曾兼任军事委员会航空局局长、航空学校校长、军事处处长、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第四期第三团团长、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四届特别党部执行委员等八九个重要职务。当时,张治中曾向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因国共双方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故未能如愿。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期间,深得校长蒋介石的赏识和器重。
从此,张治中开始了与蒋介石长达二十几年的合作,并始终是蒋最信任的军政要员之一。
1926年6月,张治中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并担任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随蒋介石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张治中被任命为学兵团团长,1927年2月,兼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后被蒋介石邀请到上海,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掌管全军军事训练。但是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张治中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准备出国。他拟订了一个5年的留学计划:1年补习德文,4年研究军事。1928年初,张治中到了德国,先补习德文。可是不到5个月,已重新上台的蒋介石电召张治中回国。
因为我如继续带兵,一定要参加反共战争,那是我绝对不愿意的。
张治中回国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不久,又调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1929年5月,升任该校教育长。该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张治中主持校务工作。
张治中在中央军校一干就是十年,从1928年到1937年,也正是中国的“十年内战”时期。这期间,虽然张治中也曾四度带兵作战,但都没有参与“剿共”。1929年以武汉营主任参加平汉之役,与冯玉祥部队作战;1930年以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陇海之役,与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作战;1932年以第五军军长参加淞沪抗战,抗击日本侵略军;1934年以第四路军总指挥参加福建之役,镇压第十九路军。当时,带兵是有权有势的,但他每次战事告终,便立刻主动交还“兵符”,仍回军校供职。有几次蒋介石已内定他继续带兵,但他都坚辞不就。如淞沪抗战后,张治中到南京“交令”。何应钦告诉他,军校教育长之职已内定为朱绍良,要他继续任第五军军长。当时第五军是国民党主力部队,在淞沪抗战中又重创日寇,享誉全国,军长之职,令人瞩目。
但张治中却对何应钦说:“教育长还是我相宜些,军长给朱逸民(朱绍良)或其他人均可以,我愿意当教育长。”当时国民党军界曾有人称赞他:“这真不愧为模范军人,打仗的时候就‘得令’,打完仗就‘交令’,假使中国军人都如此,那还有什么问题。”而张治中对自己的做法,却有另一种解释:“不过我这样做,内心还有说不出来的一种原因,就是想躲避参加反共的战争。因为我如继续带兵,一定要参加反共战争,那是我绝对不愿意的。”张治中是蒋介石嫡系高级将领中没有直接参加反共内战的少数人之一。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张治中就任京沪警备司令长官。
8月13日,日军突向闸北进攻,淞沪会战爆发。国民政府任命张治中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在张华滨、川沙口等地与日军血战。可是,在国民党消极抗战思想的指导下,从9月11日起,中国军队转攻势为守势。张治中因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发生冲突,于9月22日向大本营辞职。
1937年11月,张治中调任湖南省主席,并兼任省保安司令。“建设一个新时代的湖南”,是张治中主政湖南的目标。他提出了“廉正勤勇”四个字作为湖南的省训。张治中治湘期间,采取了许多措施,使伤兵、兵役和匪患——这湖南三大难题,有了一定的缓解。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先后被日军占领,使处于中间地带的湖南从抗战后方变成了前线。11月上旬,岳州失守,日军逼近长沙。
12日上午,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电示:“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当即指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保安处长徐权,布置焚城纲要。
但准备执行放火任务的保安第二团官兵,张惶失措,未经批准,提前于13日凌晨2时放火,导致举国震惊的“长沙大火”发生。大火延烧三天三夜,给长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长沙大火后,蒋介石亲到长沙,组织临时军事法厅会审,把酆悌等三人当替罪羊杀了,张治中也因此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张治中忍辱负重,处理善后,随即辞去省主席之职,前往陪都重庆。张治中到重庆后,仍然受到蒋介石的重用。1939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成了蒋介石的近臣,参与最高军事机要。张治中在侍从室任内,尽职尽责,工作勤恳、周密、谨慎,常为蒋介石分忧分劳,深得蒋的赏识。张提出了许多建议、主张,多被蒋采纳。
1940年9月,张治中接替陈诚,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并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教育和三青团的工作。
在蒋介石的文臣武将中,敢于对他犯颜直谏的人为数不多,张治中算是其中的一个。
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他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诤臣。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一次是1945年11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又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尽管词严意切,但已无异于投药于尸。
张治中在蒋介石嫡系将领中,与共产党的交情较深,是中共的老朋友,他多次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国共谈判,协调双方关系。
1944年5至10月,张治中和王世杰代表国民党,同中共代表林伯渠先后在重庆、西安进行谈判,但因双方所提条件相差太远,未能达成协议。同年11月,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来华调停国张治中与冯玉祥在上海淞沪抗战前线。
国共两党冲突,国民党派张治中、王世杰、宋子文同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因双方在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到1945年3月会谈终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为了避免国家再度陷于内战的漩涡,张治中一方面在主和人士中积极活动,一方面向蒋介石进言,劝蒋恢复国共和谈。蒋在各方面压力下,采纳了张治中的建议,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邀请,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蒋随即指派张治中为他的代表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等人。
8月27日,张治中与赫尔利乘专机从重庆飞抵延安。第二天,陪同毛泽东等飞到重庆,住在他的官邸——桂园。此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具体谈判。经过四十多天的商谈,双方达成协议,于10月10日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
11月,张治中乘专机护送毛泽东回延安。当天晚上,中共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第二天离开延安,毛泽东亲自送到机场。在车上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1946年3月,张治中调任西北行营主任,管辖甘、宁、青、新四省,并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以后,张治中又先后改任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长驻兰州。尽管职务名称不同,但他都是西北军政一把手。
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已危在旦夕。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同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经过半个月的协商,双方代表团于4月15日通过了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张治中决定24日回南京复命,经周恩来做工作后,毅然留居北平。6月26日,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表示对中国的解放感到欣慰,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号召各地同志们“当机立断,毅然决然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
9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张治中几次致电国民党新疆军政负责人陶峙岳、包尔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为表彰他这一功绩,1955年9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张治中一级解放勋章。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12月,张治中随同彭德怀赴新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先后当选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解放后,张治中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69年4月,张治中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他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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