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
来源：搜狐   2018-10-09 14:12:06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9卷

　　张治中，字文白，是著名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毕生主和，不遗余力地为国内和平而奔走;曾数度手握国民党重兵，但从未同共产党打过仗。张治中“三到延安”，推动了国共合作历史篇章中最光辉的一页。北平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他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劝告，留居北京，担任国家的重要工作，以高度的爱国热忱，积极参政议政，为新中国建设和祖国统一竭智尽忠。1985年，在他95岁诞辰纪念会上，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说：“文白先生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从言到行，他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他对促进国共合作，对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国家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青少年时期的苦斗

　　在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西乡离县城40公里的地方，有个叫洪家疃的村庄，由此向南10公里，便是一望无际的巢湖。张治中就诞生在这个村庄。他原名本尧，1890年10月27日出生。他幼年家道贫寒，父亲开个篾匠店，收入仅可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由于他是长子，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了10年私塾，1901年又送他去安庆考学。他的母亲在送他去车站的途中，要他以“咬口生姜喝口醋”的精神，尝尽人间辛酸苦辣去建功立业，这使张治中终生难忘。后来，张治中请于右任书录母亲的这个遗训，挂在坟庄三间小屋的中间，两侧的挽联是：“堂上春晖遗训在，人间慈母苦心多。”他说：“我之有今天，是由于这一句话的赐予。”

　　张治中到安庆后投考陆军小学。然而，当时这类学校，都为有“关系”的人所控制，一个农村孩子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于是他度过了一段流浪生活：当过门房、“备补兵”、“备补警察”，最后在扬州补上了一名正式警察。1909年，在他19岁时，遵从父母之命，回乡完婚。其妻洪希厚，有着优良的道德品质，始终勤俭持家，宽厚待人，给张治中许多别人难以给予的支持。张称她是一位“贤内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张治中到上海去参加由沪军都督陈其美组织的上海学生军团。不久，这支队伍奉调到南京改编为临时政府陆军部入伍生团，1912年又编入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在这里，他以“咬口生姜喝口醋”的精神顽强地学习了两年。

　　1914年11月，张治中进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他抓住这一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拼命地刻苦攻读，两个暑假都没有回家，遍阅军事参考书籍。如10厚本的《阵中要务令详解》和7厚本《作战纲要详解》，他都读完了，并作出笔记。保定军校这一段学历，为他日后军事指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德行方面，他要求自己“临深渊，履薄冰，小心翼翼，惟德是遵。”

　　1917年张治中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安徽军阀倪嗣冲统治的安武军里任见习官。这支军队前身是袁世凯的卫队——武卫军右翼，是一支腐败透顶的反动武装。倪嗣冲利用这支武装，残酷镇压安徽民众，官兵中掠夺民财、霸占民妻的现象极为普遍，甚至有集体围奸蚕桑女子学校师生的罪恶行径。张治中无法继续在这样一支军队中呆下去。他不顾陆军部的通缉，毅然奔往广州，去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

　　同年10月，张治中经友人介绍到滇军第八旅任上尉参谋，随即按照孙中山意图参加征闽。入闽作战中，张治中改任旅部警卫队队长，后警卫队改编为第一支队二营七连，他任连长，不久升任营长。他以身作则，善于带兵，不论到什么地方，从不带行军床，随身一件雨衣，士兵们睡下了，他也就地而卧，夹在士兵的中间;吃饭更是同士兵一样，士兵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作战时身先士卒，宿营时最后休息。所以他带的这一营兵，士气旺盛，打起仗来锐不可挡。

　　征闽战事结束后，滇军第八旅改为援赣第四军，张治中营先后驻广东诏安，梅县、潮州等地。1918年5月，孙中山因受桂系和政学系挟制而辞去大元帅职务去了上海，桂系乘机将援赣第四军全部缴械，张治中被迫离潮州到上海。经友人相约，张治中入四川，任川军第三独立旅参谋长。1921年春，驻宣化的第三独立旅所辖吕团叛变，到处搜捕张治中。张治中化装逃离宣化，经万源、川陕边，到夔门，由夔门乘船到汉口。身无分文，连旅馆也住不起，在一个小客栈里给北京朋友写信，寄来200元钱，才得以回到巢县老家。

　　1923年初，张治中离家经福州到上海，在上海大学读书一年多，受到了革命的影响。他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给我较大影响的是《新青年》、《新潮》、《向导》这一类的杂志，觉得这些东西很合我的胃口。”“那时的‘上大’是染着‘红色’的，校长是于右任。有一次‘上大’开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会，我听到于右任的讲演，瞿秋白的讲演，都是推崇社会主义苏联的话，更使我心向往之”。

　　1924年，张治中为践约再次入闽，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斗争，后在虎门帮助桂军建立建国桂军军官学校，任大队长，实际负了“一切教育训练的责任”。

　　“黄埔四凶”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张治中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2月，他脱离桂军军校，参加了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黄埔军校工作，担任第三期入伍生队总队副，1925年4月被任命为代理总队长。同年夏，三期入伍生期满升为正式生，张治中调任东征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谋，后又兼任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黄埔四期入伍生团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26年初复回黄埔军校，任第四期学生军官团团长。

　　这期间，张治中同在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时相过从。军校中左、右两派斗争激烈，张治中言行都倾向于左派，因而被国民党右派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蒋介石于1926年3月制造中山舰事件时，就曾把张治中列为“黄埔四凶”之一(其他三人是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准备加以逮捕，只是后来怕引起黄埔学生抵抗才作罢。在此期间，他曾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向党组织请示后告诉他：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支持你，使你工作好做。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同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绐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历经政治风云的变幻而不变更。

　　北伐战争开始，张治中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副官长。事属初创，任务繁重。他通过自己的工作，为调和各方作出了贡献。北伐军进展迅速，1926年秋至1927年春连克武汉、南昌、上海、南京等重镇。在攻克武汉后，张治中奉命在南湖办学兵团，任团长，同时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为北伐军输送军事干部。

　　正当北伐胜利在望之际，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对张治中刺激很大。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坚决主张实施联共政策反对两党分裂的，而眼看两党关系日趋恶化，无法挽救，自己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能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徘徊两者之间，挤在夹缝里。这一段时间，其痛苦真难以言语形容。”为了避免卷入反共内战的漩涡，他初则出国考察，游历欧美;继则执教军校，从1927年至1937年，在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育长达10年之久。其间，虽然几度带兵出征，但从不参加反共内战，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浴血奋战淞沪前线

　　张治中热爱祖国，对内一贯主和，有“和平将军”之称。但是，当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受到严重威胁，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候，他总是挺身而出，率部冲锋陷阵，与入侵之敌血战到底。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他都是主动请缨出征，并预留遗嘱，决心“亲赴疆场，荷戈奋战”，“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充分表现其热爱祖国的耿耿丹心。

　　1932年1月中旬，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悄悄开至吴淞口外。18日，日本有5个和尚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中国工人义勇军的成员挑衅，发生冲突。日本便以此为借口扩大事态。20日凌晨，日本浪人烧毁中国三友实业社工厂，捣毁四川路中国商店，24日又自焚日公使重光葵公馆。27日，日领事向上海市市长提出最后通牒。28日夜11时50分，日军向上海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十九路军奋起英勇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十九路军英勇抗战获得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人民的热烈拥护。抗日救亡，全力支前形成热潮，各阶层民众，踊跃捐献，有现款、金银和大批日用品、药品、器材等。但是，蒋介石政府却只是口头上讲要派兵，实际上不见行动。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处境异常困难。在此情况下，张治中主动请缨出战。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就给张治中寄去一件女褂子，并附诗一首：“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何香凝要张治中将女褂子和诗转达给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这件事对张治中的震动极大。所以，这次尽管他知道蒋介石的态度，也预测到出征的危险，仍然主动请战。何应钦给蒋介石的电报说：“张文白兄以国难当头，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蒋被迫应允。2月14日，国民党军政部正式命令张治中率领第五军(辖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赴沪，与十九路军共同作战。

　　2月15日深夜，张治中端端正正地写了一封遗书，以示尽忠国家的最大决心。他回顾当时写遗书的心境时说：“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7))2月16日，张治中抵达南翔，当即接受了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着八十八师接替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防务，八十七师接替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口西端之防务，军校教导总队之第二营担任狮子林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带警戒。17日，张治中进驻刘行镇，任左翼军指挥官，并发布了《告全军将士书》，表达了他自己与部队的决心：“治中个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全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

　　2月20日晨，日军向第五军八十八师的庙行镇防区发起猛烈进攻，至22日，庙行镇以南的大小麦家宅一带阵地被日军突破一段。张治中当机立断，迅速组织兵力从不同侧面增援，自己亲临八十八师指挥所指挥，使进攻之敌陷于三面夹击的境地。战斗异常惨烈，由近战发展到肉搏战，喊杀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云霄。日军伤亡枕藉，仓皇逃窜。这一战役，张治中所率领的第五军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亦伤亡官兵1000余名，二六二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陈普名为国捐躯。

　　尽管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前线浴血奋战，死守阵地，但南京政府始终不向上海增派援兵。而日方却连续大批增兵，总兵力超过中国军队的两倍多，而且武器精良，拥有众多的飞机、大炮、坦克。在这种情况下，3月1日，我军浏河防线被日军突破，蒋光鼐在军政部不肯派兵增援浏河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日军从侧后包围，断绝归路，不得已下令全军退守嘉定、黄渡之间的第二道防线。5月5日，国民党政府在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上签字。

　　5月28日，张治中在苏州隆重祭奠抗日阵亡将士，他亲读祭文，声泪俱下，其中有：“呜呼将士，渺矣音容!仓皇戎马，诀别无从。梦萦回兮故垒，泪涕零兮江东。鹃啼兮声苦，花落兮飞红。呜呼将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泉台永隔，怆怀何已!我与君等，如兄如弟，仰事俯蓄，责在后死。呜呼将士，从此长眠!此仇未报，衷肠若煎。誓将北指，长驱出关，收我疆土，扫荡凶残。执彼渠魁，槛车系还，一樽清酒，再告重泉。”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张治中又一次血战沙场。早在1936年，在全国人民日益增强的抗日呼声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在继续把军事重点放在“剿共”方面的同时，不得不作一点抗战准备。这年2月，张治中以中央军校教育长的名义，秘密兼任京沪分区的负责长官，设司令部于苏州留园，进行备战工作，归他统辖的有三个师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部队。在此期间，日本向上海增兵，大有西犯之势，张治中屡次呼吁当局增派援兵，但毫无结果。

　　正当张治中留园备战的时刻，发生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举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要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事发之后，张治中极力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拒绝何应钦要他带兵进攻西安的要求。后来，由于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委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进行工作，终于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项条件。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同返回南京。张治中这才松了口气，为事变能获得如此妥善解决感到由衷的高兴。

　　1937年7月，日军在大举进攻平津的同时，向上海方面集结兵力，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8月1日，张治中以京沪警备司令官名义发布《告淞沪将士书》，略谓：自甲午以来，日军蹂躏我主权，占领我国土，荼毒我同胞，逞其淫威，肆无忌惮。“九一八”之血迹未干，“一·二八”之屠杀顿起，长城之役甫停，察绥之变旋作。近复驱师启衅，扰我平津，图占冀察，然后侵我中原。中华民族含垢忍辱，创巨痛深，几难终日。时至今日，非抗战无以图国家民族之生存。全面应战之烽火高燃，舍身报国之良机已至!雪恨歼仇，此其时日;本司令官誓以“我死国生”之决心，与同生死共患难之全体袍泽，枕戈待旦，磨砺以须，同仇敌忾，百折不回，投身于必获最后胜利之神圣抗战!

　　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水兵一名，乘汽车要强行闯入上海虹桥军用机场，越过警戒线。中国守军命其停车，他们置之不理，并且开枪打死中国守军一人。中国守军开枪还击，将二人击毙。日方遂借口“事态恶化”，在黄浦江及长江下游浏河口以下各港口集合舰艇30多艘，并派遣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登陆。同时，还无理要求中国方面撤退保安部队，拆除防御工事。

　　战事迫在眉睫。张治中命令上海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自己亲率第八十七、八十八师于11日午夜由苏州、无锡急赴上海。8月12日，南京统帅部命令以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五十六、六十一、九十八、十一等七个师组成第九集团军，张治中为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淞沪战场左翼阵地;另以五十五师、五十七师和独二十、四十五旅、炮二旅等部组成第八集团军，张发奎为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右翼阵地。

　　当时，张治中攻击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准备于13日拂晓强袭日军阵地，歼其主力，控制上海。但却接到南京统帅部命令“不得进攻”。原来蒋仍对国际调停抱有幻想，以致坐失良机。13日下午日军从容部署后，以租界为依托，向闸北发起猛攻，我军奋起抗击。14日，敌我双方在反复争夺沪江大学、八字桥、持志大学等据点和敌海军司令部的战斗中，伤亡惨重，我方旅长黄梅兴以下1000余人为国捐躯。但是，各师多有进展，战局对我有利。此时，又接蒋介石密令：“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命令。”17日拂晓，张治中再次下达全线进攻命令，并亲往炮火纷飞的前线督战。正当进攻顺利发展的时刻，又接蒋介石第三次“停止攻击”的命令。这三次停攻命令，严重挫伤了军队的锐气，给日军以补充增援的机会。从22日深夜起，日军14个步兵旅团，分别在川沙口、吴淞口登陆，形势严峻。倘日军抄到自己的侧后方，形成包围之势，后果不堪设想。张治中决心亲往前线指挥，挽救危局。23、24日他冒着敌人猛烈炮火，日夜奔波，指挥作战。战争开始以来，他几天几夜未曾合眼，身体虚弱到走路都需人搀扶，仍坚持不下火线，终于使战局得以稳定。但是，蒋介石因打电话到第九集团军司令部找不到张治中，就对张大加训斥。张治中受此屈辱，而且统帅部将其所辖的主要部队拨给别人指挥。他只好被迫辞职，怀着悲痛的心情离开上海。

　　张治中离沪后，11月4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使中国军队侧背受敌。蒋介石于11月8日仓促下令全线撤退，上海沦陷，历时3个月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张治中在这次战役中所作的贡献和他的历史功绩，却将永载史册。

　　主政湖南和长沙大火

　　1937年11月，张治中奉命主政湖南，担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湖南绾毂南北，控扼东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湖南官场风气极坏，贪污、营私、萎靡、偷惰之风日甚一日，社会风气也很坏，赌博、嫖娼公然进行。张治中决心励精图治，整饬吏治，建设好湖南，为抗战服务。他提出“廉、正、勇、勤”作为湖南省训，同时以严正不苟的精神惩治贪污，将侵吞公款、贪脏枉法的三个县级财税主管官员处以死刑，全省为之震动。张治中知道依靠旧官僚机构，决难推行新政，于是集中主要精力，开展民训工作，分3批集训了有热情、有知识、有责任感的青年7000余人，分发到县、区、乡各级行政领导岗位，先后撤换了33个旧县长，25个县级官员。“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家喻户晓，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张治中到达湖南后即坚决贯彻联共抗日的方针。1931年12月，中共中央委派徐特立到长沙成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张治中热烈欢迎，遇事都找徐老商量。那时，湖南监狱中还关押着不少共产党员，徐老提出以后，张治中立即下令释放。有一天晚上，活动于湖南地区的抗日游击队负责人江渭清求见张治中，要求帮助解决部分经费，张立即密令拨付银元3000元。这事一直传为佳话。1958年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巡视皖苏时，在火车上毛泽东还笑着对江渭清说：“你欠文白的钱，还了没有。”这句话把大家都说得笑起来。张治中还积极支持共产党在湖南创办培训抗日干部的学校——塘田战时讲学院，并欣然同意担任该院的名誉董事。武汉失守后，张治中郑重聘请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的叶剑英任省政府高级顾问，以指导湖南开展游击战斗，叶剑英慨然应诺。

　　正当张治中励精图治、奋发建设新湖南的时候，发生了长沙大火的重大事件。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张治中回到寓所不久，即有人飞报城内起火。张披衣出视，只见城中一片火海。这场大火连续烧了两天两夜，5万多栋房屋被毁，3000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举国上下为之震惊。长沙大火，追根究源，还出于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1938年11月7日，蒋亲临长沙，在高级军事会上明确指出：武汉失守时，未对城市彻底破坏，资为敌用，实为失策。是以决定长沙不守时，必须彻底焚毁。12日上午9时，蒋又发来急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虽极不愿执行，也不得不找有关官员进行部署。在部署时，张再三强调“须在我军自泪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他还关照部属：接到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再开始行动。但13日凌晨，有个连长误信日军已接近长沙(其实距长沙尚有100多公里)，即开始点火，一处火起，各处相继点火，遂造成这一极大惨剧。大火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蒋介石亲临长沙，将酆悌(长沙警备司令)、文重孚(警察局局长)、徐昆(第二团团长)3人枪毙，给张治中革职留任的处分。当时曾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发表告群众书，周恩来作为政治部副部长，对文告字斟句酌，亲笔删改多处，两次使用“群众激于义愤”字样对张治中表示谅解和支持，使他终身难忘。这份告群众书指出：“十二日夜长沙大火，实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成。盖战略转移，我军对于预定撤退的战略支点及重要城市之建筑物，施以破坏，免资敌用，原为作战上之必要，在各国战史上亦不乏先例。故长沙既临战区，政府于事前有所准备，当为必然之事实。唯十二日夜长沙大火时，岳州虽失，而平江泪罗以北阵线甚稳，长沙距前线尚有三百余里，军事当局不仅无命令破坏，且正调兵增加前线。而地方政府亦并未下令破坏。然大火何以骤起?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11月21日，《新华日报》就长沙大火发表《论“坚壁清野”》的社论，直接批评了“焦土抗战”方针。社论说：“我们完全赞同在必要的地区上用坚壁清野的方法来打击敌人，即使蒙受重大的物质损失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种不发动民众，不依靠民众，不关心民众疾苦的‘火焚’办法”。明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错误的“焦土政策”及其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态度。

　　1939年2月，张治中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1940年9月，调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在这些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张治中兢兢业业，为自己立了“严守机密”、“寡言少主张”等自律，谨言慎行，努力工作，颇得蒋的好感。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敢于提出和处置一些重要问题。1940年2月，昆仑关再度沦入敌手，并连失四城。张主张从高级将领起严明赏罚，白崇禧、陈诚自请降级，并依次处分一批将领，蒋同意批发各地后，对激励士气起了好的作用。又如：綦江战干团一团的部分学生，自发地组织剧团，宣传抗日。教育长桂永清听信特务分子密报，说这批青年是共产党，肆意关押，并有300人被活埋，40多人被拷打致残。张治中得悉此案后，立即认真查办，将为首分子押送军法机关严办，释放所有青年学生。不久，在他的坚持下，各战干团都被撤销了。张治中的这些措施，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是少有的一线光明。

　　抗战期间和谈和“三到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自1939年以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为此，国共双方曾多次进行谈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代表，在历次谈判中，不辞劳苦，来往斡旋，不受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采取比较顾全大局、通情达理的态度，争取谈判取得成果。皖南事变发生前后，他痛心疾首、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图谋，要求蒋介石迅速采取措施，以免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早在1940年10月，他就反对何应钦、白崇禧以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表的强令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的所谓“皓电”，认为这种“硬性片面的规定……当然于事无补，更且治丝益纷”。并当面向何应钦表示对中共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1月15日，事变发生后，何应钦召集会议，军令部提出两个方案，甲案为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为不撤销番号，任其渡江北上，观其动态再作处置。张治中当即赞成乙案，而白崇禧坚持甲案，遂发生争论。张治中认为，如按甲案执行，可能会引起国共决裂，而决裂是否为时势所许可，应加考虑。白崇禧竟厉声责斥张治中：“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结果，张治中的主张被会议否决。3月2日，张治中向蒋介石送去万言书，痛陈当局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他说：“现在共产党问题解决的棘手，大半由于若干同志不特未具远大之眼光，甚至缺乏体认此问题之常识，始终为一种错误之冲动所支配，以至愈演变而愈出原来之预料。”他认为如果听其发展则会影响整个抗战形势，这并非杞人忧天。他坚决主张：“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产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当时，美、英、苏三国政府和国民党内部都有人提出了不少反对意见。特别是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形势，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退却。3月2日在参政会上保证“以后再也决无剿共的军事”;并于3月14日约见周恩来，以缓和紧张气氛。自此以后，国共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趋向缓和。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治中继续为推动国共合作而奔走。“三到延安”，是他推进国共合作的历史篇章中的光辉一页，也是一段传为美谈的政治佳话。

　　张治中第一次到延安是在1945年8月27日。那天，他偕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专程飞延安，迎接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国共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到达重庆。

　　张治中为接待毛泽东，事前就作了一系列周到、细致的安排。他让出自己坐落在重庆上清寺马路边名为“桂园”的一幢住宅，作为毛泽东来渝后办公和会客之用。桂园地址适中，交通方便，对面就是蒋介石的侍从室，警戒森严，较为安全。张治中指定自己家族中的晚辈，任政治部部附的张家惠在桂园负责接待事务工作，还专门抽调了政治部特务营手枪排担任警卫，并对警卫人员再三强调：“保卫毛泽东主席，要胜我十倍。”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当晚，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山洞林园赴蒋介石晚宴。29日，毛泽东和蒋介石会晤后，国共双方代表即开始商谈，张治中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

　　重庆谈判是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由于蒋介石对和平毫无诚意，顽固坚持所谓“统一军令”“统一政令”，妄图以此为借口，取消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1亿人口的解放区，以致使谈判一度中断。在谈判的同时，蒋方在军事上遭到惨败，上党战役国民党军被歼3.5万余人，蒋介石妄图用军事冒险来扭转政治局势的阴谋破产了。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方面也作了许多重大让步，如：愿将军队缩编为24个师乃至20个师，决定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等8个解放区让出来。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同意于10月10日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10月8日晚，张治中为毛泽东举行欢送晚会，各界名流500余人参加，盛况空前。会上，张治中致词，毛泽东致答词。张治中在致词中，充分肯定毛泽东来重庆和谈的重大深远意义和国共和谈取得的成果，他说：毛先生日内准备回延安去，今天集会也是为了欢送他。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偕同赫尔利大使去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

　　10月11日，张治中护送毛泽东乘专机回延安，这是他二到延安。当飞机抵达延安机场时，张治中看到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个个脸上都流露出对党的领袖的崇敬和关切，这使他深受感动。当晚，中共中央、十八集团军及陕甘宁边区政府首长在杨家岭举行盛大宴会，朱德总司令致欢迎词，张治中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2日清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张治中共进早餐，然后毛泽东亲送张治中去机场。在车上，毛泽东赞扬张治中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张治中问：“何以见得?”毛泽东举例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些人不赞成。”张治中对此深感鼓舞。

　　张治中由延安飞回重庆后，次日即飞赴新疆，继续同三区代表和谈，殊料《双十协定》签订的第3天，蒋介石就下达了“剿匪”密令，并通知各战区高级将领齐集重庆，举行准备对中共作战的会议。张治中得悉这一消息后，寝食难安。他写了一封万言书给蒋介石，从各个方面分析了和与战的利害得失，力劝蒋放弃内战打算，坚持和共方针。他说：“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沦陷区人民饱受敌伪之压迫摧残与多方剥削，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即大后方民众，亦以物价过高，负担过重，一般生活，备感痛苦，徒以大敌当前，不能不尽最大之坚忍，以期待胜利之来临;今强敌投降，战争结束，举国人民所欢欣仰望日夜蕲求者，厥为迅速恢复秩序，俾在和平状态之下，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处在革命政府之立场，于心实有所不忍。故今日人民之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将汇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可不待烦言而喻者。”国民党“不宜遽行变更方针，……倘为一时感情之愤激所冲动，或为任何个人与某一地区目前之利害，而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使国家蒙受极不利之影响，职殊未敢苟同。”他警告蒋介石“决不能轻率从事，作孤注一掷。”要求他“必推广老成谋国之心，期立于永远不败之地。”张治中词意恳切的万言书，对蒋介石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中共代表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根据政协有关军事问题协议的精神，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美方代表是马歇尔。对于整编军队，原来双方距离较远，后经中共一再让步，才达成协议。在这方面，张治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他敢于同持顽固态度的蒋介石进行争辩。有一次，张向蒋汇报谈判情况，认为中共方面拥有100多万正规军，200多万民兵，现在愿意从48个师降为20到24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是可以考虑接受的。况且，国民党整编后虽缩成50个师，但仅指陆军，并不包括海军、空军及陆军中的宪兵、工兵、炮兵、辎重兵等兵种。蒋听了很不以为然，两人为此事争论起来，双方面红耳赤。正在这时，马歇尔和蒋的随从参谋皮宗敢走了进来。马看了觉得很奇怪，便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蒋介石忿然说：“我在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张治中连忙用眼色示意皮宗敢不要照译，皮即杂以他语，遮掩过去。

　　张治中三到延安，是军事三人小组为了贯彻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到全国各地视察，途经延安的。这一次，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在当天晚上举行的盛大欢迎晚会上，张治中幽默地说：“我这次来延安是第三次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啊!博得全场热烈鼓掌和欢笑。张治中讲完回到原座，毛泽东笑着对他说：将来你也许还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你也要住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才到南京去。这时有一位中共同志对张治中说：你的话说得很好，你说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会成功的，不会失败的。张治中笑着回答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这些都表明张治中当时对国共合作是充满信心的。他后来回忆说：“三到延安”——这曾传为佳话，我也引为快事和光荣。这“三到延安”的故事，就我自己的感受说，仿佛是一个在长夜漫漫中渴望黎明终于渴望到了的故事;是一个人在茫茫大沙漠中寻找绿洲而终于寻找到了的故事，内心的欢悦和兴奋实在难以形容。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我竭心尽力负折冲之责，供奔走之劳，本是应尽的责任，但其中有我的真感情，这就是对伟大人民领袖的尊崇和热爱，对国内实现和平团结的欢欣鼓舞，也就是对共同努力建国发愤图强乐观的展望。

　　和平解决新疆民族矛盾

　　新疆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历来民族矛盾尖锐。反动军阀盛世才盘踞新疆达12年之久，残酷地屠杀、囚禁大批各族人民，掠夺大量财富，把新疆变成各民族的大监狱。1943年盛世才扩编骑兵部队，强令全疆“捐献”1万匹军马，牧民恨之入骨。1944年国民党政府又倡献马，加深人民的仇恨。同年9月，以艾克拜尔、艾尼、帕提等为首举行武装暴动，很快得到伊犁地区人民群众的响应，到1945年8月，民族军已完全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一直推进到玛纳斯河西岸，直接威胁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国民党进驻三区的5个团几乎全军覆没。伴随着民族仇杀的严重事态，新疆全省陷入严重的动荡和混乱之中，新疆国民党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主持新疆党政的朱绍良、吴忠信在电报中已有“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等语。

　　蒋介石本来已任命张治中主持东北军政，同时参加国共和谈。新疆日益严重的事态，使蒋改变了主意。他要张前往新疆了解情况，并处理那里相当棘手的民族矛盾。

　　1945年9月13日，张治中由重庆飞到迪化。当天晚上，张治中会晤了驻迪化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新疆省主席吴忠信、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峤、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等。他了解到民族军拥有飞机大炮，已经到达绥来附近，距迪化只有140公里，随时有进攻迪化的可能;而守备迪化的兵力，连中央军校第九分校的一个学生营在内，只有6个营;虽已下令调青海马呈祥的骑兵第五军和甘肃徐汝成的第四十六师之一部增援，但最快亦需8至10天后始能陆续到达，缓不济急;迪化粮食、弹药奇缺，城内物价飞涨，汉族和回族人民惊慌万状，准备逃难，情况非常危急。当时，张治中一面叮嘱他们注意激励部属，振奋士气，加强防务，确保迪化安全;另一方面请外交特派员刘泽荣转约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见面，希望苏联政府能出面调停。中共方面毛泽东、周恩来均表态希望国民党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三区革命政府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领导人，经过认真分析形势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接受苏联政府的建议，同意与国民党政府举行和谈，命令在玛纳斯河西岸驻扎的军队原地待命，没有发动新的攻势，原在南线作战部队也下令撤回，并决定派代表赴迪化与国民党中央代表谈判。

　　1945年10月14日，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中央代表开始同三区代表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长期的民族压迫政策，三区代表在谈判之初存有戒心和疑虑。张治中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打消他们的顾虑，在谈判的第一天，就满怀深情地说：“中华民国是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和若干少数民族所构成的一个国家。这几个民族都是很亲爱的，如同兄弟手足，处于平等的地位。”“我们各民族都是亲爱的兄弟，由这些兄弟构成了中华民国这个大家庭。今天这次会面，等于一家人坐在一起，心里当然感到无限的愉快。”“不过，我们并不否认，同在一个家庭的弟兄，对于有些问题，大家意见不一致，甚至因此吵吵闹闹也是难免的。……但都是一时的，偶然的，不会影响到弟兄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本人这次代表中央政府到这里来，为的就是恢复弟兄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他说：“今天和大家见面，听取各位的意见，以便商量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并不否认，在过去省府当局有些措施，颇有对不起全省同胞的地方，……中央今后必然本着培植新疆、爱护同胞的精神，来改善全省人民的生活。”一番真诚的话语，和缓了对立情绪，三区代表的态度由严肃变得和缓。

　　对解决新疆的民族矛盾，张洽中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主张。他在到达迪化走下飞机时，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为纠正历史错误，偿还历史罪债到新疆来的。”后来，他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的《关于新疆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新疆人民在历史上备受统治者高压，高压的结果，人民必然起来反抗。要想解决新疆问题，就要给新疆人民以实际的权利，除国防、外交、币制、交通和司法这5项由中央统一办理，其他一切可扶植各族人民自己办理。苏联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新疆许多民族苏联都有，两国边界犬牙交错、关系密切，在新疆必须和苏联友好相处，才能稳定局势。他还纠正了“新疆民族落后”的错误说法，认为他们的文化落后，是统治者造成的，不是他们的责任。新疆突出的问题是水利和交通。他希望中央不要在财政上打小算盘，应该大力投资兴修水利、开发矿藏和迅速修建兰新铁路。最后，张治中说：以健全修明的政治力量来安定新疆，新疆一定得到安定;以充分的经济力量来建设新疆，新疆一定可以建设成功。能够这样做，新疆当然永远是中国的领土，新疆的各族人民当然永远是中国的人民。

　　4月5日，张治中回迪化同三区代表继续谈判。由于民族隔阂很深，许多问题又很复杂，所以谈判非常艰苦。虽然张治中始终坚持正确主张，采取说理态度，决不盛气凌人，强加于人，但是，仍然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有时谈判陷入僵局。经过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和新到任的总领事萨维列也夫的疏解，才又重新会谈。这次谈判，历时两个月，正式会谈9次，非正式交谈不计其数。期间陆续发生许多新问题，真是波澜迭起，枝节丛生，屡濒破裂。谈判过程中，张治中曾多次返回重庆请示蒋介石;三区代表也两次飞返伊宁。在谈判中争执激烈，费了许多口舌，因为需要通过翻译，每次都在6小时以上，并且还常陷入僵局。张治中尽管劳神敝体，舌燥唇干，疲劳不堪，仍然耐心地据理解释。有一次，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张治中对三区代表中最年轻的阿合买提江代表说：“我是快60岁的人了，和你的年龄比起来，几乎相差一倍，如再这样长期争论下去，很不适宜。我想建议中央另派年轻的人来和你谈吧。我是负了和平使命来的，自信对和平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负责到最大限度，如果和平不能获得，我只有引咎辞职，离开迪化了。”阿合买提江说：“我们伊宁人民对张部长是充分拥护，但是人民的要求如果得不到相当的满足，问题也不容易解决。”后来，由于张治中和三区代表共同努力，并在苏联方面居间调停下，双方都作了重大让步，经过1年又8个月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了全部协议，组成各民族联合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虽然后来还出现了几次反复，但终于避免分裂，使局势稳定下来。在新疆省政府成立时，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赴新疆监誓。他在飞临天山上空时，填成《浣溪沙》词一首：“我与天山共白头，白头相映亦风流，羡它雪水灌田畴。风雨忧愁成往事，山川憔悴几经秋，暮云收尽见芳洲”，赞颂新疆和平谈判的成功。

　　在新的新疆省政府建立后，张治中又采取了许多进步措施，如：免除全省捐税;从内地运进大批粮食、茶、糖和日用品;清查发还盛世才没收的人民财产;释放全部政治犯;由国民党拨给50亿元(法币)，成立西北民生实业公司;修建红雁池水库及和平渠。特别是一反过去国民党的反苏态度，坚持亲苏联共政策，恢复了迪化中苏文化协会，开辟了中苏航线，加强了中苏在新疆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这些重要的政策措施，使新疆趋于稳定，也为日后和平解放新疆奠定了基础。

　　冒险营救一批共产党员

　　1933年，通过政变当上了新疆省督办兼主席的盛世才，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曾标榜进步，自称坚信共产主义，以取得当时苏联政府在政治上的信任和物质上的援助;还要求中国共产党派人来新疆工作。中共中央从延安派送到新疆工作的几批干部，都被盛世才奉为上宾，委以要职。后来，盛世才看到中共在新疆的影响日益扩大，威信日益增高，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主进步力量，深恐威胁到他的独裁统治。1942年，由于德苏战争局势的变化，抗日战争处于严重的困难时期。盛世才错误估计形势，急忙撕掉亲苏、联共的假面具，投靠蒋介石，掀起了反苏、反共高潮，赶走了在新疆帮助搞建设的苏联专家，并于同年9月17日逮捕共产党在新疆的所有人员160余人，秘密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

　　张治中来新疆之前，周恩来、邓颖超在重庆托他务必把这批仍然在押的共产党员营救出来，妥送延安。张治中飞抵迪化后，未负周恩来的委托，不久即派屈武等人多次去狱中探望和了解情况，后又派人带钱去慰问，设法改善他们生活。并向狱中的同志传达了周恩来的委托。

　　释放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虽写进了《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并且在报上公布，众所周知，但到具体执行时就不那么简单。张治中很清楚蒋介石历来是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所以他经过反复考虑后，直接给蒋介石拍电报，说明这是盛世才做的事，为了增进两党友好，应该全部释放中共在新疆被盛世才囚禁的人员。蒋介石起初犹豫，后几经电报往返说明，才表示可以考虑，但要索取被押中共人员名单。张治中用电报报去名单，又经过若干时日，蒋介石仍未复电。张治中去电报催促，蒋介石始复电勉强同意。

　　张治中深恐中途有变，所以对释放和护送中共人员回延安的筹备工作抓得很紧，而且是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从新疆到延安，千里迢迢，困难重重，要经过炎热的火焰山和浩瀚的戈壁滩。当时新疆境内，治安很坏，土匪抢劫是常事，还得警惕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这批共产党人，在监狱关了多年，体质衰弱，艰苦的长途跋涉对他们十分困难。张治中指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和张治中的卫士连连长唐建贵负责护送，刘亚哲极其认真地制定了关于生活、医疗、安全的详细护送计划，安排8辆10轮大卡车，并配备了军医、军需、通讯人员及每车一个照料人员，还配备了一排武装部队;此外，要求用张治中的名义，通知沿途各省市军政警宪妥为保护等。张治中批准了护送计划。出发前，他特别召见刘亚哲谈话，交待说：这是一次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是一般的事务，要努把力把事情办好。沿途情况你都了解，多和当地驻军取得联系，必要时请他们协助解决。每到一地，要给我来电话或电报，如有困难随时请示。这是个特殊任务，不能拘守常规，你只要遵照我的指示办事，一切由我负责。

　　出发前，张治中分别去电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驻陕西的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强调说明这是得到蒋介石同意释放的一批中共人员，由行营派专人护送回延安，请沿途放行，并妥善接待。同时，张治中也把这件事的简要情况和动身日期电告周恩来。启程前，张治中又特批供应局给每人发法币3万元零用费，到兰州后每人再发1万元。动身时，张治中还特派屈武代表他到狱中和中共人员见面、送行，祝他们一路平安。

　　1946年6月10日凌晨，全体中共被捕人员131人，其中有小孩23人，由迪化出发，途经吐鲁番、七角井、哈密、星星峡、安西、酒泉、高台、张掖、武威、古浪、永登等地，于19日顺利到达兰州。稍事休息后，车队于21日从兰州出发，经甘陕公路到了西安。胡宗南企图扣留这批中共人员，借口要进行政治审查甄别，使车队被迫耽搁了10天。经张治中急电胡宗南，胡宗南才不敢再加阻拦，车队于7月7日离开西安，经宜君、洛川，11日到达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派人在鸡加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抵达延安时，朱德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七里铺迎接。这次行动历时1个月，行程约3000公里，虽沿途历尽艰险，但终于使中共人员安全回到延安。7月17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招待从新疆获释回延安的同志会餐。朱德亲笔写信，向张治中表示感谢。毛泽东还托护送人员带回狐皮筒子、毛毯、毛线等延安土特产品送给张治中，以表谢意。7月中旬，蒋介石撕毁一切协议，大举进犯各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这批中共人员若再晚离开西安几天，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在当时国共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张治中能决然办成这件事，实是难能可贵的，真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力劝蒋介石走联苏和共的道路

　　联苏和共是张治中的一贯主张。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使张治中痛心疾首。他不顾个人安危，几乎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向蒋介石口头或书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反对内战，力劝蒋介石走联苏和共的正确道路。

　　张治中于1947年2月24日离开南京飞回新疆之前，留给蒋介石一封长信。他在信中指出了国民党政府威信低落、党政军的种种弱点，希望蒋务必改变领导作风，检讨各项政策，特别是对苏联政策与对中共政策的改弦更张。他坚决主张对外联苏、对内和共，“觅取各种有效途径，把握时机，争取主动，一心追求和平统一的鹄的。”蒋对张治中信中提出的问题未予理睬，却在同年2月27日、28日以国民政府名义先后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宣布国共谈判完全破裂;7月5日，国民党政府又发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这些事件深深地震撼着张治中的心灵。他写道：“内地的悲剧一幕又一幕地继续演出，使我在边疆看了不禁惊心动魄!”他迫切想对恢复国内和平贡献力量。于是，9月间，他回到南京。一天，行政院院长张群请他吃饭。7个月前张治中去新疆时，刚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张群曾把张治中请到家里请教为政之道。张治中当时说：“一定要把握两项方针，一是对外的，改善中苏关系;一是对内的，力谋恢复和平。这两大政策实现了，那么你就成功了，你领导的行政院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否则必失败无疑!”但是从分别7个月的实际看，张群不但没有实行这两项方针，而且对内下了“戡乱”令，对外中苏关系越弄越僵。这次见面时，张治中对张群说：“你失败了!我建议你两大政策，你不但没有做，而且更坏，当然失败了。”张群说：“我有什么办法?党内空气这样，蒋先生和大家的意见又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张治中说：“你应该不干这个院长。”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这一段故事，正是当时中国政局的一幅写照”。这一段故事也说明联苏和共是张治中的一贯主张。

　　1947年7月，张治中为了排泄内心的烦恼，曾安排了一次旅行。旅途中，他想起正在激烈进行着的内战，想起人民和国家的灾难，尤其是自己毕生为之追求的国内和平已成泡影，不禁百感交集，寝食难安。他11月返回南京，12月18日写了一个《机密建议》给蒋介石，主张打开中苏僵局。《建议》指出：过去一面倒(亲美)的外交政策，根本丧失独立自主之精神，不符国家现实利益，建议排除“美国吃醋”的顾虑，径向苏联提出派遣特使赴苏，以谋打开中苏僵局，并觅取解决国内问题的途径。蒋介石读了《建议》后，表示可以从侧面作一些试探。但是，当时蒋一心想依靠美援，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张治中的主张不为采纳，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张治中的正确主张不能实施，蒋介石在内战的泥坑中越陷越深，全国人民饱经战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满怀激忿于1948年1月飞回兰州。他对当时的局势做了一个深入的研析，结论是：蒋介石一定失败，他所领导的政权也一定随之同归于尽。他眼看国内两党问题、国民党内部问题都无法解决，情不自禁地说出许多忿慨的话。甚至说：“我们的病源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

　　1948年5月5日，张治中又给蒋介石发去一封万余字的长函，苦口婆心地规劝蒋介石采取和共的政策。他明确提出：第一，执行亲苏政策;第二、执行和共政策;第三、执行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第四、执行社会政策，改革经济制度。

　　这时，陕西宜川瓦子街战役结束不久，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大部被歼灭，刘戡战死，南京震动。蒋介石一连几个“手启”，要张治中去西安指挥西北五省军事，为张断然拒绝。

　　不久，蒋介石由“主席”改任“总统”，“西北行营公署”也要改名为“西北绥靖公署”。“绥靖”是“剿共”的别名，张治中坚决反对，提出辞职。后来，蒋介石同意西北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这在全国是很特殊的。

　　1948年11月3日，蒋约张治中去谈话。蒋问：“你看现在的局势怎样，有什么意见?”张答：“这个仗绝不能再打下去了!”蒋问：“不打怎么办?”张答：“还是由总统来倡导和平。”接着，他从军事、外交、民心、士气等方面加以分析，认为现在应该马上放弃“戡乱”的主张，恢复和谈。蒋正色道：“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张逼近一步：“现在如果不讲和，将来我们一定失败!”蒋顽固地说：“革命党人是不怕失败的!”张接着说：“革命党人固然不怕失败，但我们纵然失败，也要对国家对历史有所交代。”蒋恼怒地说：“你以后不要再提和平的话!”张也忿忿地说：“那么，你这次要我来，有什么吩咐?”蒋答：“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张拒绝道：“如果‘戡乱’政策不变更，在目前情形下，我绝对没法担任!”蒋说：“那么，你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张答：“我绝不能担任这个任务!如果你愿意和平，我愿当一个参军供奔走。”蒋听了脸色严峻地说：“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过了几天，到了11月8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的讲话中，以极其凶狠蛮横的态度，严厉地申斥主和者“抹煞了国家利益”，“响应共匪的谣言攻势，而主张向共匪投降”，“要贻害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张治中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多次苦口婆心，力劝蒋介石实行联苏和共的正确政策，甚至犯颜直谏，无所畏惧。尽管他多次说明，这样做对国民党、对蒋本人也有好处，但仍不为蒋所容，诬蔑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的态度是尤其显明了。”

　　北平和谈失败后留居北京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或正在胜利进行。在战线全面崩溃、内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1日被迫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中共谈判的建议，这就是“战犯求和”。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快地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痛苦，于1月14日发表声明，提出愿意在包括惩办战争罪犯等8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于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4月1日赴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张治中在去北平和谈前，曾到溪口面见蒋介石，对和谈的诚意进行摸底。蒋虽然一再虚伪地表示不会再度出山，愿意终老家乡，但由他暗示形成的“腹案”中就有“不提战争责任问题”、“保持旧军队”、“就地停战”等无理要求，实际上是要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向人民进行反扑。这说明和谈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张治中对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在他赴北平前答《新闻报》领导人俞树立提问时就说：“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张治中一行抵达北平后，安排住在六国饭店。当晚，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设宴款待南京代表团。从4月2日起双方通过各种方式交换意见，酝酿协定条款。4月8日，毛泽东接见张治中。当张走进双清别墅时，毛泽东满面笑容地迎上来同他握手，感谢他在重庆时的热情接待。张治中就几个主要问题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关于战犯问题，张治中说：蒋介石已下野，一切交李宗仁主持。他愿意终老家乡，终生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便利和谈，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列入条文。毛泽东表示可以宽大处理。这就是后来写入《国内和平协定》的：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幡然悔悟，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推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关于联合政府问题，张治中提出可按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和达成的协议办理，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毛泽东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二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大家都跑了。

　　关于今后建设，张治中表示：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守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进入富强和康乐的境地。

　　经过充分酝酿，4月13日，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正式会谈，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事后，周恩来在向民主人士通报和谈情况时曾说：“《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南京代表团和我们固然是有距离的，但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的，即国民党的失败是一定的，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一定的，他们承认错误，承认失败，因而愿意交出政权，交出军队。”正因为张治中为首的南京代表团有此基本态度，所以经过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了协议。

　　黄绍竑、屈武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到南京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夏威等商议。白崇禧一看完《协定》，立刻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完就站起来往外走了。李宗仁则默不作声。随后，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蒋看后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于是，从4月21日凌晨起，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的百万雄师，根据毛泽东、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和谈破裂之后，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及工作人员中多数倾向留在北平，因为和谈失败回去，不会有好的结果，徒作无谓牺牲，毫无意义。张治中却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和谈破裂，自己已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同时自己是首席代表，任务终了，理应回去复命。所以他在4月22日叫秘书复电南京，请予23日派飞机来，24日回去。周恩来得悉后，当即赶到六国饭店，对张恳切挽留。他说：你们不管回到上海或广州，特务分子都会不利于你们的。还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词意恳挚，温和而又坚决。中共其他各代表也劝张治中等留居北平。他们说，过去南京、重庆和谈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以保留和谈线索，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的意思。张治中认真考虑了他们的劝告，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留下。

　　张治中留居北平后，内心的思想斗争仍很激烈。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他从黄埔军校的一个入伍生总队长直到西北军政长官，都是蒋对他的重用。那种感恩知遇的封建道德观念在束缚着他。同时他同中国共产党也有几十年的密切关系，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频繁交往，内心深为钦佩。一方面难忘故旧，另方面又向往光明，他内心十分苦恼。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领导人都来看望他，同他恳切交淡，帮助他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周恩来直率地对他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有幻想，而不为全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这些话既尖锐，又中肯，也亲切，对张治中启发很大。他经过反复思想斗争，终于丢掉思想包袱，毅然决定留居北平，跟随中国共产党走光明之路。

　　这时，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对张治中进行诬蔑、攻击。张在6月27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说：“我再要为关心我的同志们特别指出：这次和谈破裂，在我们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条件太苛，类似投降。其实平情而论，这八条原则早为南京政府李代总统所承认的和谈基础，二十四款就是实行这八条原则的具体办法。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和中共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书面修正意见四十余处，被中共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中共最大让步之一例，并且口头约定，如果南京政府同意签字，还可作文字上的修改。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异国。试想清廷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是党的干部，也要负一分责任。所以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表示一种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的态度，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徒然损伤了大众，贻害了自己，这是无从索解的!

　　“本人虽然身在北平，而心念战区。回想个人的主张，一向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九一八’事变之后，力主全国团结，坚决抗战，对国内的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这些，都是大家共见共闻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张治中声明发表后，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海内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张治中声明》的新华社社评，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示唯一的光明出路。”

　　毛泽东主席在新政协召开前邀请张治中参加新政协并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张治中谦逊地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泽东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毛泽东诚恳而幽默的语言，给了张治中以很大的温暖和鼓舞，他写道：“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历程。”

　　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驻新疆部队10万余人，在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区总司令陶峙岳的率领下，宣布即日和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通电起义，新疆省宣告和平解放。

　　新疆和平解放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民解放军向新疆的胜利进军。第一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所属的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于7月12日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了胡宗南部的4个军之后，又于8月26日经过激战攻占西北的枢纽兰州城，将马步芳精锐部队全部歼灭。接着，解放军分兵向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进攻。西路军于9月5日攻占青海省会西宁，东路军于9月23日解放了宁夏省会银川，中路军于9月下旬解放了甘肃西部走廊地区。这时，新疆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士气低落。大军压境是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主要原因。

　　张治中将军在新疆和平解放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在主持西北和新疆工作期间，在内政、外交方面实行了比较正确的政策，为新疆奠定了和平局面。他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进中苏友好的外交政策，使新疆局势得以稳定发展。后来，一度形势发生逆转，他当机立断将宋希濂调离新疆，让倾向进步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陶峙岳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受张治中爱国的思想影响很深，能够贯彻执行他制订的内外政策。1948年底，他又改组新疆省政府，把大土耳其主义者、新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撤换，任命了同苏联以及三区关系比较融洽的包尔汉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借谋与三区关系的改善来保证新疆和平局面。

　　张治中在新疆留下的以国民党民主派为核心的领导集团，能够团结各民族各界人士，挫败一小撮反动派的阴谋，积极稳妥地实行新疆的和平解放。这个领导集团中陶峙岳是最关键的人物。他同张治中是保定军校的同学，私交甚好，受张的爱国思想影响较深。他在复任新疆警备司令前，张治中在兰州私邸向其出示他迭次建议蒋介石实行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谈话纪录，并谈到今后的安排，因而对于新疆将来的出路问题，已有了共同的默契。新疆也存在着一股反动势力，主要代表人物是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和和七十八师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马呈祥原是马步芳的部下，叶成和、罗恕人则属于胡宗南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的新疆，警备总司令同他们的关系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隶属关系，陶峙岳并无实际兵权。他们坚决主张反共战争，并且结成了反动联盟，而当时迪化一带的部队就是马呈祥的两个骑兵旅和罗恕人的步兵旅。迪化处于反动势力的军事控制之下。他们起初坚决主张按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带兵入关，同国民党主力会合，陶峙岳多次同他们恳谈，以车辆、汽油、经费缺乏为由，劝他们放弃进关打算。后来，他们穷凶极恶，竟然要把倾向进步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陶峙岳运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同他们恳切交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使他们放弃原来打算，提出交出军队，循南疆去印度，从而清除了新疆部队起义的障碍。

　　1949年9月8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告诉他解放大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起义。并说，他从新疆得知的情况，只要张去电，陶、包等人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闻命后欣然同意，立即草拟了致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电报指出：“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弟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了解接受。”电报发出后，张治中又想到新疆情况复杂，还有若干问题，倘若处置不当，将会影响和平解放的大局。于是，他又专门向陶峙岳发一电报，详细阐述了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和处置办法。

　　这两封电报送毛泽东阅后，由中共电台发给在伊宁的邓立群转告陶、包。与此同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知陶、包准备起义，要求第一野战军尽快向新疆进军。第一、第二兵团攻占张掖后，以日进数百里的速度，向酒泉挺进，使一小撮反动分子闻风丧胆，促成了马、叶、罗的尽快离去。

　　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给张治中复电，表示已对新疆的和平解放作了审慎筹议，最近即将付诸行动。电文说：“新局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自全国和局未成，钧座留平不返，职等在此，半年来，与绍周、孟纯、经文诸兄，无时不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经长时间之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成和罗恕人等，基于个人之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乘机飞离迪化外;其余南北疆全数部队，均将就原驻地，继续维护地方秩序。于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同时，陶峙岳又单独给张治中复了一封电报，对张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答复。

　　这两封电文经邓立群发往中共中央，由毛泽东转给张治中，毛并附函告知转送情况：“文白先生：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付上。前次先生至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立群妥为接洽。邓立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十五日至迪化与陶、包见了面，谈得还好。”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希望张治中继续做在新疆滞留的国民党军第一二○军、第九十一军的起义工作，张也愉快地答应并迅即办理。

　　张治中接到陶、包的两封电报，知道新疆和平解放已无问题。他怀着欣慰的心情，再次致电陶、包，对他们“态度正确，措置适当”极表嘉许，要求他们尽快派员同彭德怀司令员接洽，相机起义。9月25日，新疆驻军终于通电宣布起义。张治中看到起义的通电以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贯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今后的新疆将永远是中国的新疆，新疆人民亦将永远享受祖国大家庭的和平、自由、幸福了。”“回顾从一九四五年到四九年间，特别是一九四六到四八这三年，新疆局面是如此紧张，人民心理是如此动荡，多少次濒于决裂，濒于战争，真使人惊心动魄，寝食不安。好了!现在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一切问题都成为过去了!”为了表彰张治中在新疆和平起义的功绩，1955年国庆节时，毛泽东主席曾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

　　积极参政议政，为国竭智尽忠

　　新中国建立后，张治中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他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竭智尽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治中非常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经常发表文章，热情洋溢地讴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1959年10月1日，张治中在给台湾故旧的广播稿中写道：“现在我不可能也不想缕述十年来祖国的惊人成就，我只提出某些我们过去梦想不到，而你们现在还不能设想的二、三具体事例谈一谈。在旧中国从1889年李鸿章在开滦建立第一对近代矿井起，到1948年整整60年间，总共不过生产了10亿吨煤炭;但1958年一年的煤炭产量就是2.7亿吨。旧中国从1865年修筑第一条铁道——淞沪铁路起到1931年只有1.4万公里的铁路，到1949年包括日本人侵占时期修筑的铁路在内只有2.1万多公里;而到1958年底，仅铁路的通车里程就增长到3.2万公里。再如就教育发展的情况来说，拿1958年各级学校学生人数与解放前最高年份相比，高等学校学生66万，增长3.3倍;中等专业学生147万，增长2.8倍;中学学生852万，增长4.7倍，小学学生8600万，增长2.6倍;幼儿园儿童3000万，增长230倍。只就以上这几项成就来说，这是多么快速巨大的发展!”张治中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参观、视察，看到伟大祖国在各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加激发了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厚感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十年来我走过的地方不少，看到的东西也很多，祖国的伟大建设是那样日新月异，真是奇迹般的发展和进步，使我不禁引起衷心的喜悦和兴奋。”

　　张治中热爱中国共产党，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也十分尊重，把他看作可敬可信的诤友。他们之间互相信赖，真诚相处。建国初期，毛泽东工作非常繁忙，还多次到张治中家探望，有时一谈就是二三个小时。50年代，张治中是毛泽东家中的常客。1952年山东胶县送给毛泽东3棵特大的大白菜，毛泽东分送给张治中一棵。张夫人用秤称一下，足有二十七八斤，舍不得吃，用沙土栽在一个特大的瓷缸里，摆在客厅几个月，看见的人都啧啧称赞。张治中同周恩来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每年张治中都要请周恩来吃饭欢聚，周恩来虽日理万机，总是抽空相会。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陈毅、彭真、习仲勋等都同张治中经常交往。他们之间政治上相互信任，相互关怀。毛泽东、周恩来工作繁忙，经常通宵不眠，所以他有时和毛、周相遇时，总是亲切地问候：“您昨晚到底睡觉了没有?”1958年3月张治中把1950年旧作《六十岁总结》一文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复信说：“一口气读完了，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的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张治中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重要方略都深思熟虑，苦心孤诣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他胸怀坦荡，敢陈直言，对国家大事，能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关于国家的名号问题，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进行酝酿讨论。当时提出许多方案，多数人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议案，但张治中同一些同志认为“共和”本来就具有民主的涵义，二者不需重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行了。结果一致通过。

　　关于国旗图案，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讨论时，多数人倾向采用的一幅图案是：红底，右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有三根横杠。这幅图案的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但是张治中和少数人不同意用这一幅，他们的理由是：杠子不能代表河流;杠子在中国人民的传统意识是“金箍捧”，国旗中间摆上三根金箍捧，不好。他倾向采用现在使用的红底加五角星的一幅图案。毛泽东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向大家推荐采用五星红旗。在讨论中有人说：5颗星中，大星是象征中国共产党，4小星是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阶级起变化，怎么办?毛泽东敏捷地回答说：把说明更改一下：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于是大家一致鼓掌通过。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后发表公报，原文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名字，56位委员名字未列上。讨论时张治中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到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同时发表。”毛泽东马上同意说：“好!这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大家一致鼓掌通过。

　　全国人大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张治中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主张每个常务委员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同意这个意见，毛泽东将参加视察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40年来，这已经成为一项传统的制度。有一次，在会议休息室里，有人谈起视察的事，讲到这件事是由张治中建议才实行的。张说，建议视察的范围已经主席扩大了。毛泽东当时用幽默的语调说：“他这个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

　　张治中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中共和国家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张治中一旦觉察就能坦率地提出中肯的批评和意见。1959年4月10日，张治中等人视察北京市工作，发现浮夸风、高指标的问题很严重，便在视察后的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1967年国庆节，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张治中被邀请上天安门观礼台。他因为久病，精神已经很差，但他还是坐了手推车由警卫员送上天安门城楼。他见到毛泽东说：“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又说：“现在被打倒的干部超过5%了吧，不是说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吗?”在当时的情况下，敢说这种话的人是很少的，讲话人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

　　建国以后，张治中始终为祖国的统一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直至他1969年4月去世前留下的遗嘱中，仍把统一祖国作为他的遗愿。1954年，张治中发表《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的广播，在历述国民党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之后，号召逃往台湾的故旧：“只要你们能弃暗投明，就必然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究的宽大待遇。”1958年10月，他在一篇致台湾故旧的短文中，充满感情地写道：“你们离开祖国九年了，人寿几何，经得起几回沧桑巨变?鸟倦尚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为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张治中向战犯战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纷纷表示：“一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台湾和社会主义事业而贡献力量。”

　　张治中晚年撰写了一部60万字的回忆录。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该书出版时为其所写的序言中说：“《张治中回忆录》是文白先生生前留下的一份自述。这份自述，记下了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种种活动，反映了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生平。”“这份自述，侃侃而谈，娓娓动听，读了使我们看到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看到了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和基础，也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国家这一阶段的历史风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也指出：“《回忆录》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如果在台湾的国民党人也能读一读这部书，将会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

　　1969年4月6日，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务的张治中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