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将领中,为国捐躯的人并不鲜见,但像张炎这样受到人们崇敬和高度评价的却不多。何香凝说他是“为和平奋斗的牺牲者”,李济深称赞他:“烽烟四垒满山城,无限悲凉赶茂名。莫怪连朝风雨急,代人倾泻不平声。”蔡廷锴赞叹他“精神不死”,邓颖超评价他“赤胆忠心,献身中华”……
投戎报国
张炎将军是吴川市塘缀镇樟山村人,1902年9月22日诞于越南海防港,12岁随父返回祖国。
1916年,张炎投奔在孙中山领导下的粤军中担任连长的堂兄张世德。先后参加北伐战争中攻克湖南、湖北的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由此职务不断提升,从班长、排长、连长,升到了营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演变成了军阀之间的混战。
1929年,蒋介石将广东编遣区各部队合编入中央军序列,第三师编为第六十一师,第二独立旅扩编为第六十师。张炎的堂兄张世德担任了第六十一师第二十五旅旅长,张炎则在该师升任团长。不久,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又参加了第二次粤桂战争和蒋、阎、冯中原大战。1930年7月初,张世德在衡阳战役中阵亡,张炎接替他担任了旅长,并率军攻克济南,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蒋介石将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扩编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
淞沪抗战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发动了对上海闸北的大举进攻,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张炎的第六十一师驻扎南京,接到命令后立即从下关车站乘车出发,于31日到达了南翔。
2月4日,日军发动了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了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战斗。张炎所部重点防守蕴藻浜。2月13日凌晨,日军30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搭起浮桥,向蕴藻浜发起攻击。张炎指挥所部与敌展开肉搏战,张部的第三六六团伤亡最为惨重,从团副到战士六七百人或死或伤,但他们士气不减,使日军付出沉重代价,仅掉到河里淹死的就有上百人之多。战至下午5时,张炎决定进行反攻,为了减少伤亡,他仿效古人田单的“火牛阵”战术,组织决死队,冲击敌军心腹。当时有60余名官兵请缨决死,他们将炸药捆扎于胸部和四肢,以煤油淋湿衣裤,分队潜入敌阵。霎时间,爆炸声四起,决死队员全部壮烈殉国,敌阵顿时大乱,张炎趁机率队发起冲击。战至入夜10时,突过河的千余日军全部被歼灭。
蕴藻浜保卫战是事变以来最激烈的战役,它使日军突破吴淞口防线的计划遭到失败。日军恼羞成怒,将司令野村撤职,改派远东军总司令、陆军中将植田谦吉为统帅,又增派了2万多人、50艘军舰、100多架飞机来华,企图扭转战局。张炎和第十九路军的将领联名发出通电,决心抗击到底。2月22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击,他们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向第十九路军阵地发起了一轮又一轮进攻。张炎的阵地上数百发炮弹从天而降,爆炸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战士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卧在工事内外。但这并没有动摇他们坚守阵地的决心,他们硬是通过激烈的肉搏战将冲上来的敌人一次次赶下阵地。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了3天,张炎所部伤亡惨重,但他们还是用自己的钢铁之躯,挡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给敌人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震慑。
张炎英勇抗敌的事迹迅速通过新闻媒体传遍全国。
威震南路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9月,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驻广东的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推动下,组织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邀请张炎出任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张炎欣然接受,回到了广东南路地区。余汉谋委任张炎为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统辖高州六属(梅菉、廉江、化县、茂名、信宜、电白)和两阳(阳江、阳春)。
张炎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支持进步人士的抗日宣传。在梅菉有一份报纸叫《南声日报》,主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宣传国共合作的抗日主张,批评国民党政府一些不利于抗战的政策。张炎出资支持报纸的出版发行,使该报越办越红火,每天的发行量达两三千份,在高州、雷州和广州湾一带广泛散发。
张炎上任后的第二件事是组织抗日武装。他在所属各县均组织了抗日自卫团,还大力创办各种干部教导队,提高团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张炎调到高州就任广东省第十一区游击指挥部司令,为增加抗战力量,他极力招募原第十九路军旧部、国民党爱国人士和共产党人。11月,他亲自到香港寻找中共党员曾生,希望共产党能派干部到南路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对张炎的到来十分重视,特派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连贯等人在香港半岛大酒店会见他,共商抗日大计。随后不久,中共东南特委就派出刘谈锋、黄洛思等率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香港学生赈济会青年服务团第一团到南路,加入张炎的抗日队伍。张炎还在当地招募了300多人成立了抗日救亡的乡村工作团,由共产党人黄景文、周明、阮明、谢玖、金海等担任教育长和军事、政治教官,他自己则亲自担任团长。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需要很多的经费,张炎带头捐献出大笔财产及资金。他将自己在香港九龙太子道花园街的一幢三层楼房和在广州湾赤坎的一幢楼房变卖,把与人合股在赤坎“恒泰祥”做洋杂生意的股份拆股,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抗战活动。
张炎上任后的第三件事是惩治破坏和阻碍抗日的反动分子。张炎率领地方团队,在两个月内将全区盗匪400余人一网打尽。广州沦陷后,南路人彭东园、吕春荣担任了广东省维持会会长和副会长,成为当地有名的汉奸。信宜县的汉奸头子林绳武秘密勾结彭东园、吕春荣,为虎作伥,为敌伪提供各种情报,同时大肆走私。张炎得知后,派人截获了他们送出的情报和走私的物资,下令逮捕了林绳武。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曾是林绳武的学生,他来电请求张炎从轻发落。面对确凿的证据,张炎当机立断,于1938年12月将林绳武枪决于高州……
张炎的行为赢得了南路人民的拥护。
巧理“周、文事件”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先后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为了回击国民党的进攻,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第十八集团军致国民党中央的通电》,揭露反共顽固分子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行,并要求各地党组织广泛散发《通电》,进行宣传。
1939年2月,张炎就任广东省政府第七区行政公署专员,兼任保安司令。上任后,他将原先成立的抗日武装乡村工作团整编为学生队总队,扩编为700余人,下辖6个中队,分驻各县,自己亲自担任总队长。3月29日,学生总队第四中队副中队长、共产党员周崇和接到中共高州工委的指示,到离队部10余里的新洞圩散发传单,到达一所中学时突遭地方自卫队的逮捕,罪名是“散发异党传单,攻击国民政府”。周被押往自卫队队部,随后被关进了禁闭室。在禁闭室里,周崇和发现香港学生赈济会青年服务团团员、共产党员文允武也因散发传单被逮捕。当天下午,周、文被自卫队押往茂名县政府,并准备送往国民党南路行署。当时,正值张炎的旧部黄茂权在茂名县担任游击指挥部司令,黄与周相识,遂将周、文扣押,并亲自带领两名卫兵将他们送往专员公署特务大队第一中队。这样,周、文就到了张炎的手里。
周、文被捕的当天,消息就传到了国民党第七区党务督导处和南路行署,他们正准备借“周、文事件”发起对共产党的进攻,当即决定“周、文事件”由第七区党务督导处和南路行署共同审理。
为了留住周、文。他以案件发生在第七区所属地方,专员公署有责任先行调查审讯,待弄清案情后再上报行署处理为理由,拒绝执行南路行署的命令。南路行署并不放弃,专门指定督导处和保安司令部参与审理,企图以此来操纵整个审理过程。
审讯的公堂临时设置在一座庙里,主审是孙甄陶,保安司令和专员公署都有人参加。孙甄陶耍尽各种花招,试图让周、文承认散发传单是在共产党的指示下所为,但周、文始终坚持,散发传单绝非受共产党的指示,而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抗日行动感召下的个人行动。审讯没有结果,国民党当局没有拿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但是,南路行署并不甘心,他们仍频频催促张炎将周、文上解他们处理,企图摆脱张炎的控制,逼迫周、文供出党的组织,甚至想将周、文杀害,伪造口供,制造“七区赤化”的舆论。
中共党组织感到事情紧急,便立即制定了营救方案:争取说服张炎,由他作主将周、文秘密释放,或他表示默许,由党组织布置潜逃,然后共同研究应付南路行署追究的办法。
张炎为了妥善处理“周、文事件”,接连召开了几次干部会议研究处理办法。会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先将周、文交给南路行署,然后再活动保释;另一种认为,周、文交到南路行署,很可能遭到杀害,建议立即设法释放周、文。权衡利弊后,他在最后宣布:“关于周、文的处理问题,不要再争论了。我经过反复考虑,无论如何决不会把两个青年轻易送出去。”会后,他把释放周、文的任务交给了共产党员黄景文。
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黄景文的旧部下、特务中队的班长陈世雄将周、文带出专员公署的大门,罗永玑等几名共产党员早已等在门外,护送周、文消失在夜幕中。半夜1点钟左右,他们出了高州城。
第二天一早,张炎故作吃惊地通报了周、文逃跑的事情,并虚张声势地派出两个中队分头搜索和追捕,随后召开干部会议,假装生气地说:“关于周、文越狱逃跑的事,是你们防守不严,应当处分。”同时起草了给行署的报告,称:“案犯周崇和、文允武,串通特务中队班长陈世雄越狱潜逃,经追捕未获……”行署接到通报后无可奈何,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大怒,通令全省缉捕周、文、陈3人,同时派出一个师的兵力直扑茂名,企图解决张炎。张炎以大敌当前,不宜内争,并为避免家乡遭受摧残,遂电告李汉魂,弃官引退,携眷避居香港。
功绩永垂青史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由于张炎的抗日声威名扬中外,日军入港后到处搜捕张炎。在香港居民的掩护下,张炎免入敌手,后在曾生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帮助下,张炎逃离香港,避居广西柳州柳南新村。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听说张炎来到柳州,便要求他出来工作,并委任他为第四战区参议。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也在广西,对张炎颇为赏识,张炎常与他和张发奎讨论时局,深讨抗日问题。1944年秋天,日军大举进攻桂柳,国民党军队仓皇溃逃。在撤出桂柳前,张发奎报请蒋介石委任张炎为军委会中将参议,派回广东南路工作。张炎从抗日大局出发,接受了委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吴川樟山。
张炎回到家乡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广州湾和雷州湾,南路地区处在日军的严重威胁之下。他先与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协商组织抗日武装事宜。随后又联络各地原第十九路国的旧部和革命青年,成立了400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参加了对日作战。当地人民士气大振,强烈要求张炎团结一切力量,成立统一的抗日队伍。1945年初,张炎将各地团队组织起来,于1月19日在吴川正式成立了“高雷人民抗日军”,张炎自任军长,詹式邦任副军长,共1000余人,分为3个步兵团。与“高雷人民抗日军”相呼应,中共和特委也将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和张炎并肩作战。
张炎抗日力量的发展和与中共的合作,再次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他们诬蔑张炎是“奸匪”,出动飞机散发传单,企图瓦解张炎的军队,并悬赏百万巨款通缉张炎,同时集中南路的所有兵力“围剿”张炎。张炎为避免内战,稍作抵抗后便撤往廉北。退守广西百色的张发奎听说张炎与南路地区顽军的矛盾后,发电报给张炎,要求他到百色商谈停战、解决矛盾事宜。张炎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愿望的促使下,答应了张发奎的要求,带领十几个随从,身穿草青色制服,佩中将级军衔,持着张发奎的电报,向广西进发。
张炎走后,南路的顽固派立即报告省政府,说张炎畏罪潜逃,请示缉拿归案。广西玉林专署也接到了上峰的通报,转饬陆川、博白各县府查缉张炎一行。当毫无戒备的张炎到达博白境内时,当即遭到当地民团的逮捕,先解往陆川省保安司令部,后押往玉林专署。蒋介石给第四战区下达了密令:四战区司令部转玉林专署,着即将张炎就地枪毙具报。
1945年3月22日下午,玉林专署决定不经审判处死张炎。临刑前,张炎将军高呼:‘抗战胜利、民主胜利万岁!’”年仅43岁的张炎,没有死在抗日的前线,而是倒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屠刀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张炎的骨骸迁入广州银河公墓。1958年6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炎为革命烈士。一代抗日名将张炎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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