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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夫人王锦白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2018-10-13 10:48:05

  一

  汤恩伯能够成为国民党军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和他的妻子王锦白不无关系。

  王锦白是嵊县黄泽镇上“王同兴”杂货店老板的女儿。“王同兴”杂货店位于黄泽镇下街头,在镇上也算不上是一家起眼的商铺,只是卖些老酒之类副食品的小商号,老酒从浦口马寅初父亲马棣生开的“马树记”酒作坊进货,信誉颇佳。起先也只是靠店铺的收入养家糊口而已。但后来老板王桂堂很会做生意,家景也渐渐地变得殷实起来。老板娘竺桂凤,是黄泽镇上有名的大美人,娘家是黄泽镇兰州村人。王桂堂与竺桂凤生了二男一女,大儿子叫王绍全,出生于1896年,肖猴;二儿子叫王绍丰,出生于1898年,肖狗;小女儿叫王梅英,生于1907年,肖羊。想不到这个小女儿给“王同兴”光宗耀祖,使王家出人头地。

  当年,王桂堂还算比较开明,让大儿子王绍全先是接受私塾教育,后去县城高小读书。后来由于王绍全的恳求及亲友的劝说,王桂堂同意他去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求是书院的绍兴地区同学结为金兰交,陈仪是求是书院的老学长,也是绍兴人,故与陈仪相识,乡谊甚密。毕业后,王绍全留在杭州惠兰中学教书。

  陈仪(1883-1950),字公洽,绍兴东浦镇人,1902年到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与蒋介石是同学,期间曾参加光复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参加浙江独立运动,1912年任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1925年孙传芳主政浙江,陈仪为浙军第一师师长,之后转任第一军司令、浙江省省长。1926年,陈仪投向北伐中的国民党,被任为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军长。后被蒋介石委以兵工署署长,之后转任军政部次长,行政院副秘书长。1934年闽变结束后,调任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杭战胜利后任台湾省主席。1948年8月6日,陈仪再度被蒋介石委任为浙江省主席。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军政大员。

  王绍全在杭州惠兰中学教书期间,父亲王桂堂已去世,家景一落千丈,母亲竺桂凤和大多数嵊县人一样重男轻女,小女儿王梅英读完小学后,就不肯让她再读书。当时刚好有人来做媒,说是新昌县王家山有户人家也算殷实富裕,让王梅英嫁给这户人家做大媳妇,可当家执掌。母亲竺桂凤去王家山看了男家后,认为有田有地,也算是门当户对了。可是小女儿王梅英执意不肯,哭闹着要去杭州读书,母亲竺桂凤无论如何不肯。王梅英就写信给大哥王绍全,并将母亲要她与王家山人订婚,及自己想来杭州读书的情况告知大哥,并恳请大哥无论如何要帮她一把。

  王绍全接信后赶回黄泽。王绍全一向喜欢聪明伶俐的小妹。当时,王绍全已是新派的进步青年,加上自己的婚姻也是父母包办的,女方虽是黄泽镇上吕家厅的大户人家女儿,名叫吕福仙。但她是不认字的文盲,完全没有共同的语言,饱受没有感情的婚姻之苦。王绍全想极力说服母亲,为小妹的婚姻打抱不平,为此与母亲发生了别扭。母亲虽算开明,但毕竟是未见过世面的乡村妇女,她相当固执,说除非小妹去杭城读书的开支费用全部由你老大承担。王绍全一气之下,带着小妹去了杭州。

  王绍全带着梅英到了杭州,并把她的名字改为锦白,意思是锦绣前程,洁白无瑕。王锦白从小天资聪颖,经过大哥的辅导,不久就考入杭州蚕桑女子学校。

  二

  王绍全不喜欢自己的老婆吕福仙,故没有带往杭州,后来与一个叫车华珍的知识女性结婚,生有二子一女。这时,王绍全与陈仪有联系,王锦白也就认识了陈仪。陈仪要比王绍全大十多岁,老婆是日本人,膝下无子女,陈仪见了王锦白后,心里觉得特别喜欢,有意要认王锦白作义女,王绍全自然是同意了。王锦白成了陈仪的义女,吃住也在陈仪家了,读杭州蚕桑女子学校的费用自然也有陈仪统包。1923年陈仪送王锦白去日本留学,就读一个蚕桑学校,与新昌县的陈宣昭是同学。

  而在此时,武义的汤恩伯也去了日本。汤恩伯生于1900年,原名克勤,字恩伯,后来改字为名。汤恩伯小时上学,不肯用功,放荡不羁,专和孩子们嬉闹。1916年汤恩伯高小毕业后,进入省立第七中学,后转入体育专科学校,学习费用由祠堂伐售一处山林的树木提供。他先当过小学体育教员,后进入浙江省省长兼督军吕公望举办的闽浙讲武堂学习,在吕部当过少尉排长。在一次战斗中,因吕部战败,汤恩伯逃回家乡。后汤恩伯无事可做,便去东皋警察所当过巡官。

  有一次,汤恩伯到法院看一朋友的父亲与当地一位劣迹昭彰的土豪打官司,当朋友的父亲将被判入狱时,汤扔出一块大石头,击中法官,然后立即逃走。汤犯下案子后流落在杭州一带,当他正愁难以度日的时候,碰见一位武义富商的儿子童维梓。童维梓与汤恩伯是少年的同乡好友。当时,童维梓想去日本开饭馆,准备招一名保镖,见汤恩伯体格健壮,又是同乡知交,就带他去了日本。

  1922年汤恩伯到日本后,童维梓出资开了一家中国餐馆,由汤恩伯主持经营,一度生意兴旺。汤在餐馆结识了来馆用餐的王锦白。闲谈之间,知王锦白的义父就是浙江第一师师长陈仪,汤便向王大献殷勤。时日一长,王锦白对汤也产生了好感。

  不知何故,童维梓开了餐馆后,不久就回国,把餐馆全权委托给汤恩伯。从此,汤恩伯经常邀请王锦白等中国留学生到餐饭聚会。不到两年餐馆亏本,最后汤干脆变卖餐馆全部财产,用得精光。王锦白完成学业后要回国,汤恩伯要求和王锦白定下婚姻关系,但王锦白说须征得义父陈仪同意方可。于是汤恩伯跟王锦白回到中国,等候美好婚姻的到来。

  1925年秋,王锦白回到杭州后,将汤恩伯向她求婚一事告知陈仪。当时陈仪问王锦白自己意愿如何,王锦白回答说:“心里倒是很矛盾,他家里已有妻室,不知如何使得。”陈仪说:“至于家里有老婆问题不大,可叫他离婚,关键是人品如何。”当时,王锦白不语。陈仪思索了一会,接着说:“这个人你什么时候带回家来让我看看,同时我也和你大哥商量一下。”

  几天后,王锦白果然把汤恩伯带回家中。陈仪见汤恩伯生得浓眉大眼,方盘脸,人也魁梧。在交谈中陈仪对汤恩伯的第一感觉不错。后与王绍全商量,王绍全说:“这事全由你义父作主。”

  汤恩伯十八岁时与永康县马振南之女马阿谦结婚,生有一子叫汤建元。马阿谦是位传统的中国女性,与王锦白相比,不论才干见识还是相貌气质都不能相提并论。汤恩伯为了高攀陈仪这棵大树,毅然回家给其结发妻子马阿谦300块银元,与其离婚。为了靠牢王小姐义父这座山,汤恩伯对新夫人自然是倍加敬重。

  汤恩伯与王锦白结婚后,内有才女王锦白主持家政,外有岳丈天大的靠山,从此踏上了官运的直通车。在陈仪推荐下,汤恩伯官费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八期步兵科留学。汤恩伯完成学业后于1927夏回国,在陈仪部担任少校参谋。1928年6月蒋介石将黄埔军校迁往南京,改名为南京陆军军官学校。陈仪又推荐汤恩伯任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教官,同时任学生总队大队长。在校期间汤恩伯编写了《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一书,博得蒋介石的赏识。

  汤恩伯的功夫没有白费,不出几年光景,就爬上了南京中央陆军军事学校第二教导师第一少将旅长的高位。为此,他跪拜在陈仪面前,感激涕零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陈老也,学生愿拜您为恩师,生死与共!”此后,汤还多出了一份孝心,把陈仪当作亲生父母一样来服侍。陈仪对汤也是悉心栽培,凭着与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交情,想方设法为女婿在军服上多添几道杠杠。于是,汤恩伯由旅长升为师长,又由师长升为军长。到了抗战爆发以后,一跃而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统辖豫鲁苏皖四省五六十万大军,成了威风凛凛的“中原王”。1946年2月,汤恩伯从陆军中将晋升为陆军上将军衔。

  三

  王锦白回国后,先后任杭州女子蚕桑学校校长,杭州蚕桑讲习所所长。在王锦白的主持下,对浙江的土蚕种和缫丝技术进行了改良。各地办起了蚕种场,丝厂也改进了缫丝设备,对我国蚕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王锦白与汤恩伯结婚后,生有国梅、国兰、国芳、国丽四女,及幼子建平。有人说汤恩伯与王锦白所生的前三个女儿用梅兰芳三字取名,是对京剧的热爱,但也有人猜测这是对王锦白美貌的暗喻。

  王锦白在汤恩伯担任高级将领期间,很少抛头露面。她凭着娘家“王同兴”经商的经验,以及汤恩伯的地位和势力,协助汤恩伯在长沙、上海等大城市开设“鼎泰公司”,在金华亦设有“福民布店”、“同济源”酱坊火腿行,在武义有“瑞成酒坊”等。

  王锦白成为汤夫人后也未曾回过故乡黄泽,只是在抗战胜利后,邀请两位兄嫂去过上海做客,即王绍全的原配夫人吕福仙和王绍丰的夫人余梅姑。她们妯娌俩游玩了大上海,一住几日未曾见到汤恩伯。妯娌俩对姑娘王锦白说:“我们好不容易来上海一趟,姑夫总得让我们见一面呀!”不久,王锦白安排汤恩伯在两位兄嫂吃饭时见面。后来吕福仙回家对人讲,汤恩伯长得不高,在卫兵保护下,向吕福仙妯娌俩敬酒,酒是卫兵拿着给汤专用的,汤恩伯在王锦白介绍下,十分和蔼地叫了大嫂、二嫂,并说请她俩在上海多住几日。汤也未曾吃她们桌上的菜就走了。

  再说“王同兴”的老板王桂堂去世后,竺桂凤肩负起小商铺的全部经营。当年,浦口的“马树记”已与上海的洋商张江声合作做茧生意。而黄泽是盛产蚕茧的地方,马棣生的大儿子马孟希在黄泽开“瑞源”茧行,茧行是租用“王同兴”的房屋。时间一长,马孟希与竺桂凤产生感情,于1920年2月,生下一子,取名为王长友。原因是马孟希的母亲家规极严,不允许大儿子与竺桂凤所生的儿子带入马家及姓马。

  1927年7月,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教授后,到浙江担任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委员会主席之职。这年冬天,马寅初兼任浙江省禁鸦片烟监察委员。当时马寅初的大哥马孟希吸鸦片,马寅初就动员马孟希去杭州强行戒烟,半年后,马孟希得便血症,医治无效去世,终年56岁。当时,马孟希在浦口家只有三个女儿。马寅初把只有8岁的王长友领回浦口老家,改名为马本师。马本师小学毕业后,马寅初把他带在身边,视作亲生。后来送马本师出国留学,攻读水利专业,解放后回国,成为新中国的水利专家。

  王锦白和汤恩伯结婚发迹后,对大哥王绍全和二哥王绍丰的两个孩子进行了悉心培养。大哥的儿子王以诚很会读书,大学毕业后送加拿大留学攻读化学专业,成为博士,在加拿大定居。二哥王绍丰的大儿子王以强从小喜欢画画和塑泥菩萨,后送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学美术,解放后是宁波越剧团美工师,专画布景。

  四

  王锦白和汤恩伯结婚后,陈仪也很赏识这位东床快婿,一直把汤恩伯当自己的心腹。1948年夏,陈仪和友人在杭州谈起时局时,对蒋的统治已流露出不满。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歼灭,蒋介石再次下野回奉化“小休”。陈仪曾上书给蒋介石,其书云:“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矣。”蒋不以为然。

  陈仪认为汤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这时候想为汤指一条新的出路,陈仪就趁汤来杭州晤面的机会,把形势向汤作了分析,要汤寻找新的出路。当时,汤对陈仪并没有表白自己的想法。陈仪原来的部属胡邦宪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通过他与中共取得了联系。陈仪已决定做第二个傅作义,弃暗投明。因为与汤恩伯的特殊关系,他便让外甥丁名楠到上海,做汤恩伯的工作,让他一起投奔共产党。

  因为一直没有汤恩伯的回音,陈仪决定让丁名楠再次去一趟上海。这次,丁名楠带去了陈仪与解放军商议好的起义条款。

  汤恩伯拿到“起义条款”后,下了狠心,去电向溪口的蒋介石告密。

  汤恩伯接着就给陈仪打电话,他谎称刚才接到蒋介石电话,要他将浙江省主席一职交出,蒋对他的工作另有安排。

  陈仪接到汤恩伯的电话,感到很突然,也好生奇怪。这交出浙江省主席的事,怎么要汤恩伯来通知,电话里边他又不好细问。

  当天下午,陈仪又收到汤恩伯转来的一封蒋介石安慰他的电报,电报中说:“汤总司令转令洽兄,交卸后务请来溪口一谈。蒋中正即日。”

  陈仪对蒋介石已十分厌恶,他不想去溪口见蒋介石,交出浙江省府大印后,便乘车回上海北四川路安志坊三十五号家中。在陈仪去上海之前,胡邦宪在上海已发觉汤恩伯有变,两次急电陈仪,要他速作安全打算,不能来上海。陈仪看后却淡淡地一笑:“我与汤恩伯的关系恐怕常人无法理解,他不会出卖我。”陈仪一到上海,汤恩伯便派人将他软禁起来。1949年3月中旬,毛森取得汤恩伯同意后,亲率特务数人在上海陈仪家中诱捕了陈仪。随后汤恩伯派飞机将陈仪送到衢州秘密监禁起来。1949年5月,汤恩伯得到蒋介石的指令,派飞机将陈仪解押到了台湾。

  汤恩伯出卖了对他有大恩大德的岳父陈仪,蒋介石连连嘉奖其大义灭亲,忠于领袖。汤恩伯只博得蒋介石嘉奖而已,陈仪被抓的消息传出后,舆论界一片哗然,很多人骂汤恩伯不仁不义,恩将仇报。

  1950年5月19日,台湾军事法庭判决陈仪死刑。王锦白不顾汤恩伯的反对,在家中设灵堂祭拜吊孝,面对义父陈仪灵位,啼哭声声,在无限的悲哀中,对汤恩伯埋下了千恨万怨。

  此后,王锦白带着三女一子(汤国丽留在台湾外)去美国定居,汤恩伯也将如数的家产让王锦白带往美国,培育子女。

  五

  陈仪事件后,汤恩伯众叛亲离,背下了“卖师求荣”的骂名。连

  蒋介石也看不起忘恩负义的无情小人,从此官运一落千丈。在台湾,只给他一个战略顾问的虚衔,生活十分拮据。

  汤恩伯在1951年3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与一班老同事,过去专致力军务,一心为国,向来不曾为本身之生活打算。至台后闲居一年,目前均感生活困难。我此次迁乡居住,本拟节省开支,不料修理房舍又超越预算,反增许多开支。不知住定后,能节省否。服务党国数十年,至今生活感受威胁,殊为苦闷。自信我能吃苦,谅可随遇而安的。” 1951年12月汤致友人王彰先生的信中说:“弟离台北来中部休养,已届满一月。因山地气候不宜,目前胃痛及神经痛又发作……”

  为方便就医,汤恩伯不得不迁居台北市。但是,治了相当长的时间,病情却不断加剧。请中心医院的外科权威张先林医师检诊后,发现除胃部溃疡外,还有十二指肠肿瘤。虽然还不是绝症,但张医师认为应当及早出国手术治疗,否则,在半年内恐有性命之虞。

  身在美国的夫人王锦白得知病讯,十分着急,电邀汤恩伯赶紧赴美就医。可是,汤恩伯在台湾的小妾钱婉华却不赞同,要汤去日本医治。

  汤也考虑到,美国医术先进,但赴美费用昂贵,哪里支付得起,向人家言穷告借,又觉脸上无光;而到日本医治,至多七八千元,这还是可以应付的,遂倾向于去日本。

  其实,汤恩伯先前就想过要到日本治疗,曾向蒋介石提出申请。据说,蒋介石看到其申请报告后,竟说:“有大过的人,还想去日本治病?”签了“就地医治”四个字。10月2日,雷震动员汤恩伯到台北中心医院住院治疗,汤还怄气说:“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住院也无益。要治好,只有到国外。我申请到日本治,总裁又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等着死!”这次由权威医师提出了出国治疗的建议,蒋介石只得同意了。

  1954年5月27日,汤恩伯飞赴日本,第一次手术后,情况良好。随后,汤恩伯的病情复发,实施了第二、第三次手术。在第三次手术后,因输血不慎,终于回天乏术,于1954年6月29日深夜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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