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
来源：广州文史   2018-10-15 08:46:40

　　从1917年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护法以迄1926年蒋介石夺得党政军大权止，这十年间，广东军政局面事变纷呈，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情形复杂，今以衰朽之年，就当时亲历见闻，忆述往事，挂漏、误谬之处，在所难免，以稿聊备史家参考云尔。

　　一、随中山先生南下护法见闻

　　1916年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中山先生自日本还居上海。随命中华革命党各省讨袁军事结束。广东方面虽曾驱走肆虐数年之“袁朝”郡王龙济光(龙奉段祺瑞内阁任为琼崖督办，率所属“济军”移驻琼崖)，但桂系旧军阀陆荣廷却接踵而来，陆本人及其所部将领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先后任广东督军，盘踞肆虐，与北洋军阀相勾结。是年冬，我奉召自广州至上海准备赴南海清理中华革命党公债借款，寻以段内阁对此债款口惠而实不至，我便留滞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中华革命党事务所)，协助朱执信办理党部文书事务，为期约半年。我对此笔墨生活不甚安心，1917年4月间乃请示中山先生，拟告假一个月赴北京游览观察当地情形。中山先生便止我说：“现在段祺瑞意欲对德宣战，冀借此大借外债扩充其嫡系实力并以武力统一全国。但国会议员及社会各方面多不赞同此举，段乃嗾使听命于他的各省督军省长作响应表示，不久北京局面会有异动，你不宜前往，如不留沪，可先回广东与在粤同志和地方军官做些联络和准备工作。”适邓仲元丁父忧自日本归国途经上海，邀我一同回粤。中山先生遂命我与邓先行，我在惠阳淡水邓家留约一月即出穗垣。是时古应芬亦已奉命由沪抵穗有所活动，古对我言：“段祺瑞已被免职，督军团已生变，宣告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张勋入京，黎元洪被督军团胁迫下令解散参众两院，旅沪国会议员通电否认解散国会命令，先生(谓中山先生，下同)以事急，经命展堂先生(谓胡汉民)回粤，并已赴桂见陆荣廷(两广巡阅使)有所策划。”不数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果然通电宣布两广暂行自主。此事自然与胡汉民说陆有多少关系;但实质上陆荣廷之嗾使两广独立，并非真正服从中山先生之政治主张，而是乘机割据，以观时变。

　　7月1日，张勋等竟拥清废帝溥仪复辟，黎元洪避入日本使馆，被免职之段祺瑞乘机誓师马厂，旋败张勋于廊房，遂入北京迎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己则复任内阁总理。中山先生迭电以拥护约法、恢复国会、号召国人诛锄叛逆，而段祺瑞不恤，竟另谋召集临时参议院，企图毁法造法。其时海军总长程璧光不值段之所为，率海军第一舰队抵沪，宣言否认国会解散后之政府，并表示听命中山先生赴粤护法。中山先生遂于7月22日自沪乘海军舰南下，其他“海圻”、“肇和”等大小十余舰陆续同行。古应芬得讯，即嘱我携密函赶赴汕头迎谒中山先生报告粤中情况。我抵汕头时，海琛舰已将启碇赴穗，我登舰谒中山先生并随行南返。是时随行人员中，除朱执信、许崇智、黄大伟、胡毅生等多人外，尚有陈炯明，使我颇感意外，因陈自民国二年(1913年)讨袁失败后，便脱离中山先生，即至民国五年(1916年)讨袁驱龙之役，陈在惠州称粤军总司令，仍不奉中华革命党旗帜，此次何以忽又随中山先生南下?我在舰上以此私向许崇智询问究竟，许告诉我说：“竞存(炯明字)此次到沪，已幡然觉悟，认识到革命唯有服从中山先生领导才是正确的道路，经向先生表示竭诚拥护，故先生邀之同行，将来抵粤，当有用处。”我闻许言，一方面，深感中山先生对干部之宽宏大量，另一方面，亦觉陈能幡然悔悟，回头是岸，论公论私，值得欣庆。(有人说：陈至沪向中山先生悔悟，是由邓仲元从中劝说，那是不符事实的，盖陈至沪时，邓已偕我先返粤。)

　　海琛舰航行甚慢，每小时速度不过四五浬，而且不时停顿不前。据说是停航过久，舰底积结蚝壳甚厚，由于仓猝奉令南行，未及入坞修理。航行约一星期始经香港外绕道进入虎门下碇黄埔。中山先生率各舰抵黄埔之日为8月2日或3日，广东督军陈炳焜、省长朱庆澜等均前来迎迓，中山先生登岸后即进驻前海军学校(后并入黄埔军官学校)为行辕。既而国会议员纷纷抵粤，我被派为招待人员之一，赁长堤照霞楼为办公地点。由于来粤议员尚不足开会法定人数，遂于8月25日以国会非常会议名义在广州开会，30日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选举中山先生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9月10日，中山先生在广东省议会(国会开会地点)就海陆军大元帅职，并经择定珠江河南岸的广东士敏土厂地址为大元帅府办公地点(选择此地为帅府办公地，主要是借助于福军司令李福林的武装巩卫)。其时陆荣廷、唐继尧迟迟无就职表示，帅府新任命之各部长，因而亦多未就职。中山先生为了促进局面的开展，曾派胡汉民(新任交通部部长)再度往广西武鸣说陆荣廷，又命章太炎以大元帅府秘书长名义往川滇说唐继尧及西南各将领，然均无甚效果。帅府成立后，经费方面异常拮据，由于粤省财政全为桂系把持，无从挹注，只能靠借债及华侨方面捐款接济度日。廖仲恺当时为财政部次长署理部长，虽鞠躬尽瘁，多方张罗，然国会经费及海军军费，仍不能依时如数发给。帅府所属职员，当时亦无薪可发，各人不分职级，每人每月只能领到广东毫洋二十元，仅足供个人食宿之用，生活十分艰苦。但在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号召下，大家都能刻苦工作，未见动摇。由于军阀在财政上的掣肘，使中山先生极为愤懑，后来炮击莫荣新，固有其种种重大之原因，而对此财政之见扼，亦与有关系也。

　　二、援闽粤军成立前后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虽有海军方面之支持，然本身并无基本武装力量。此时广州实际上已完全落入桂军势力范围。广东部队虽有魏邦平、李福林、黄明堂等部对中山先生尚称拥护，滇军李烈钧所部两师中，只有张开儒师比较服从中山先生指挥，其余方声涛师还是阳奉阴违，即以此少数拥护中山先生之部队而论，亦皆实力未充，不足以谋大举。

　　广东省长朱庆澜，辛亥革命时曾以陆军统制官在四川反正有功被举为四川军政府副都督，旋去职，实为翊赞共和之一人。民国五年(1916年)被黎(元洪)段(祺瑞)任为广东省长，就任一年多来，在桂系军阀掣肘下深感不能有所作为，1917年9月间，朱决心辞去省长一职，当时曾向中山先生建议将所辖省防军二十营改为省长亲军，任陈炯明为司令，归大元帅府直辖;同时复向中山先生陈述：省长继任人选以由粤人充任为宜，盖一则可以顺应广东民情(尽人皆知，粤省自民国二年(1913年)龙济光入粤，继以桂系统治，四年多以来，粤民备受压迫剥削，咸有“亡省”之痛)，二则可以使帅府取得粤省民财两政之权。当时中山先生甚韪其言。适胡汉民自武鸣回穗，胡在辛亥革命广东光复时曾出任都督，中山先生满以为以胡之资望出任省长，当不成问题，遂通过省议会选任胡为省长。其时广东督军陈炳焜因弛广东赌禁而有开赌受贿之嫌，颇为粤人所诟病。陆荣廷迫得调之回广西，而命广西督军谭浩明督粤，谭未几出任援湘联军总司令，遂命广惠镇守使莫荣新升任粤督。莫荣新对胡汉民出任省长表示反对，对省防军二十营归帅府直辖一事亦不予同意。莫对中山先生表示：当此军事时期，省长一职纵由粤人继任，亦应就有实力者遴选，方能应付粤省纷乱之局面，并介绍肇罗阳镇守使李耀汉(广东新兴人，较与桂系接近)出任，乃通过省议会选任李为省长。中山先生当时碍于形势，对省长人选问题不能不对桂系有所迁就，遂不坚持由胡汉民继任的主张，但声言省防军二十营必须交由帅府直接统辖。莫荣新初时仍拒而不纳，中经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多方折中，且说明此部军队不留在粤境，必使向外发展。最后莫荣新始予同意，但仍坚持指挥官须由粤督任命以一军权。时值段祺瑞欲以武力统一全国，在湖南方面已与谭浩明所率之护法援湘联军接触之外，并以驻福建臧致平师协同叛附北方之广东陆军师长兼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向东江进窥(不久即被粤方平定)。中山先生遂决定以原省防军二十营为基础成立援闽粤军，并决定以陈炯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由于徇桂系意见，总司令一职须由督军任命，陈炯明初时颇不愿意，以为自己的资望早已驾乎莫荣新之上，不甘于受莫委任。中山先生乃通过汪、胡二人传语炯明，谓受莫委任，是为革命发展而屈，是为将来解除粤人痛苦而屈，且援闽军事势在必行，粤军成立后即出发省外，莫荣新亦不可能予我以掣肘。炯明经此晓谕，始勉强受命。

　　援闽粤军成立后，中山先生异常欣慰，以为有了此二十营之基本部队，从而集中党内人力物力以支持其发展，前途希望极大。因此在粤军人事安排上很重视，除命中华革命党军务部次长邓铿(字仲元，辛亥革命时曾共陈炯明光复惠州)为总部参谋长，以辅助炯明外，鉴于许崇智原为辛亥革命福建首义之新军协统，光复后任师长，癸丑之役曾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尚多袍泽留在闽中，对援闽军事影响大，宜令其参与援闽粤军军务。但许当时为中华革命党本部之军务部长并兼大元帅府参军长，秩视上将，一时颇难位置，最后经邓仲元参谋长与中山先生反复研究，仍决定劝许屈就援闽粤军的支队司令(秩视少将)，许为服从总理和革命前途计，终于欣然允就。其时，我个人原任帅府少将参军，亦遵中山先生命出为总部中校副官代行副官长事(副官长已委定黄强，但黄多在外负责交际联络工作，不常在总部)。

　　援闽粤军总司令部设在越秀南路之惠州会馆(即今之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原来的省防军二十营分别改编为援闽粤军若干支队，每支队辖三四营，至少二营不等，当时的支队番号建制人选约记如下：

　　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辖三营;

　　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副司令关国雄，辖四营;

　　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辖三营;

　　第四支队司令邓本殷，辖三营;

　　第五支队司令洪兆麟，辖三营;

　　预备队司令熊略，辖二营;

　　游击司令徐连胜，辖二营。

　　援闽粤军于1918年1月初开始出发至潮梅地区集中，1月底完结。当时陈炯明对莫荣新故示恭顺，希望获得惠潮梅军务督办的衔头，借助于地方人士之力，作为扩充部队之张本。在未出发前，邓仲元向陈炯明建议去电上海方面邀请蒋介石、吴忠信两人来总部任职，由于蒋、吴二人对中山先生素表敬仰，仲元在沪时与他们也时相过从，仲元谦谦君子，常对我言：“本军任务不止援闽，将来北出长江，问鼎中原，非网罗人材不为功。”并谦称，自问对军事规划与指挥才略不如蒋、吴。当征得中山先生同意后，邓即嘱我草拟电稿由他出名邀请蒋、吴来粤参赞军幕。未几，蒋、吴二人果来任总部上校参谋，按照蒋、吴当时资格，此种职位亦系屈就。他们来后，对仲元和我私下谈心，都说：“我们入幕，系为服从中山先生革命而来，并非为帮陈炯明而来。”足见当时中山先生及其革命主张，在援闽粤军干部中具有崇高的感召力，陈炯明个人对中山先生及中华革命党虽一向若即若离，但援闽粤军仍不失为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基本革命武装力量。

　　三、炮击莫荣新之始末

　　中山先生炮击莫荣新有两次，一次在援闽粤军未成立之前(约在1917年11月中旬)，一次在援闽粤军已成立之后(1918年1月3日)。但前一次因炮未响而作罢，且事关秘密，故鲜人知者。兹分别忆述当时实况如下：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三月，外而西南群帅意见不一(兼有政学系岑春煊、李根源及其他官僚政客在背后作祟)，内而广东军政当局不听号令，形同割据，飞扬跋扈无异于北方军阀，徒建大元帅空名于上，而护法运动迄无进展。中山先生对当时局面极表不满。广东督军莫荣新为桂系头子陆荣廷之爪牙，事事听命于武鸣，视军政府如无物，对军事及财政更多方掣肘，而粤人痛恨桂系之压迫剥削的程度，亦不减于对龙济光。中山先生于愤慨之余，乃决定对莫荣新之跋扈专横有所膺惩。其时援闽粤军尚未成立，约在1917年11月中旬，中山先生密令所属海军驻省河舰只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并令听命帅府各陆上部队俟海军发炮后即起而响应。时除命朱执信直接指挥驻河南(广州人将珠江南岸称之为河南——编者注)之李福林部队外，并命罗翼群分别秘密联络驻在河北(广州人将珠江北岸称之为河北——编者注)之司令黄明堂(驻白云山郑仙祠一带)、魏邦平(驻广州东山一带)及林虎部梁鸿楷营(驻燕塘)约期出动进攻莫荣新之督署(在越秀山下，即今之中山纪念堂地址)。梁鸿楷当时已答允一闻炮声即率全营袭取隔邻之苏世安炮兵团，同时并约定由罗翼群所领之炮兵学生莫昌藩、彭凯勋、梁耀宗、王昭荣及伍汉屏等，进劫炮兵团，得手后即开进牛王庙阵地，掩护步兵进城。约期既届，是夜，我率炮兵学生及其他军官共十余人，先到沙河息鞭亭酒店开房，佯作雀战消遣，准备闻炮声即出动，但候至天明仍未闻炮声，我乃即乘马车至东堤渡江入大元帅府询问究竟。始悉中山先生昨夜未登军舰，临时改至中流砥柱炮台亲自指挥台兵(已预先约好的)发炮，奈因炮是三十年前彭玉麟来广东任海防大臣备法军侵略越南时所制的旧炮，药包潮湿，轰不着火，中山先生因已疲乏即回府休息，并嘱有关人员和部队改期再举。是为第一次炮轰莫荣新流产的经过内幕。

　　第二次炮击时为1918年1月3日。此时援闽粤军已成立，在准备期间，中山先生命朱执信任指挥陆上军队之责，并命许崇智、罗翼群协助陈炯明响应举事。由于准备期间联络运动各部队范围较广，计划事先即被泄漏。当时中华革命党内及军中一些主要干部意见仍未一致，或以为中山先生此举过于冒险，但中山先生态度坚决，不为各方动摇意见所沮。2日夜间，张继及方声涛(滇军师长)二人来帅府劝阻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正告二人：“吾意已决，汝等不应多言。”并令二人暂留帅府一室(直至翌晨炮击完毕后始命离去)，防其外出泄漏是夜军事行动云。是晚八时许，许崇智和我两人同到帅府，中山先生嘱我们即去惠州会馆粤军总部通知陈炯明准备响应。我们辞出帅府时，许谓时间尚早，邀同我先到东堤宵夜后再去粤军总部。我们到总部时已近夜半，陈炯明、邓仲元二人尚未就寝，还询问我等深夜来此何故。许即出示中山先生命令，并告陈、邓二人，中山先生准于深夜十二时许亲登同安军舰，并命豫章军舰随行，准备同时向督军署发炮。陈炯明闻言深表惊讶，初谓海军未必听命，即使海军听命，陆上部队亦未必轻动，言辞间颇怪中山先生此举轻率，且以事先不与彼个人商量为嫌，大有袖手旁观、一笑置之之意。我等坐谈未一小时，即闻炮声数响，俄而响声渐密，同时，游击司令李安邦已遵令率小兵舰巡江，向长堤桂军驻兵机关如江防司令部等用机枪扫射。许崇智乃问陈炯明此刻可以下令出动否?陈曰：“我现所部都是新拨来的部队，素无一点情感恩义相结，事前又未对官兵说明，一纸命令，恐不生效，甚或败事。”我便插言：“梁鸿楷一营总可以先发动，前次曾由我手送梁五千元为发动费，梁曾坚称誓死有以报命，我今自去梁营发动何如?”陈阻止我说：“梁营一营，力量太薄，有什么用?”仲元亦说：“稍待一下，看执信方面情况如何再定可也。”(执信是时在双门底拱北楼担任临时指挥驻江北已联络的部队)我等数人在粤军总部待至天明，除闻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未闻任何一部陆上部队有所响应。而最可怪异的，是桂军方面绝无一枪还击，事后得悉莫荣新事先已得密报，曾集合其谋臣策士商量对策，莫的参谋长郭椿森力主镇静，不予还击，谓“还击则彼众我寡(时在省垣桂军不过四五千人，而滇军及粤军共约一万五千人)，决无胜算，不还击，人将谓曲在中山，彼将更成孤立”。由于莫荣新采取郭的不理睬政策，加以陆上之滇、粤军不起而响应海军的发难，事态遂没有扩大，而中山先生讨莫计划又告失败。中山先生并因过度疲劳致病，休息了数日，莫荣新还曾假装若无其事，亲到帅府向中山先生问疾。当时人谓：“陆阿宋(陆荣廷为土匪时所用名)及其伙伴，能做到今日地位，也是有他们一手的。”从莫荣新应付中山先生的炮击一事看来，其阴险诈伪亦可见一斑。(有人说，莫荣新还曾买凶——拱卫帅府之福军连长胡新行刺中山先生，被侍卫察破，而由李福林借故把胡新枪决云。附记以备参考。)

　　四、援闽粤军开赴潮梅地区补充整训

　　自中山先生炮击莫荣新后，表面上虽尚能相安一时，但与桂系之间裂痕已日渐加深。中山先生为维持援闽粤军向外发展的默契，亦决定命陈炯明率所部克日离开省垣开赴潮梅地区补充整训。莫荣新正深虑援闽粤军在省垣久驻，有变生肘腋之患，对此当然求之不得。出发时间约在1918年1月中旬，我随陈炯明、邓仲元及总部部分人员乘坐宝壁舰离开省垣前往汕头，大部分总部人员和一部分军队则另乘“福安”号运输舰前往。总部在广州只留一后方办事处于惠州会馆，由副官长黄强(后改任总参议)主之。援闽粤军抵汕时受到潮梅镇守使刘志陆、潮循道尹吕一夔等及地方人士的盛大欢迎。刘志陆为广东梅县人，虎门陆军速成学生出身，辛亥光复后曾任广东陆军混成协司令部执事官(中尉级)，民国二年(1913年)讨袁失败后投效桂军，据说曾拜莫荣新为义父，以后迭受莫的提拔，升任至桂军军长，并与林虎、马济结为金兰兄弟，同有桂军少壮派之头目。吕一夔为广西陆川人，向有些“名士”气，后曾任广西财政厅厅长。刘、吕二人虽属桂系，但为人皆作风圆滑，对援闽粤军表面上还算敷衍，我在总部工作时，亦颇得些协助便利。

　　援闽粤军总部行辕驻碕碌，所属部队均陆续开往指定地点集训，暂以三个月为期(2月至4月)。由于原日之省防军二十营多数装备殊劣，每营亦仅有枪两三百支不等，合共不过五千支枪，自改编为援闽粤军后，莫荣新除拨过少数开拔费“送客出门”之外，对于械弹方面绝不予以补充。虽由“长于交际”之黄强在省垣奔走呼吁，亦毫无效果。当时陈炯明、邓仲元等均感到实力单薄，不足以膺此援闽一方面重任，鉴于向莫荣新呼吁无效，遂决定实行中山先生在穗同意的一项计划：即一方面向惠潮梅地方人士借枪，另一方面向海内外热心赞助革命人士募捐筹饷。经过三个月的分头奔走商借枪械，共借到各种什枪两千余支，子弹数万发。当时向地方人士借枪曾订有鼓励办法，规定能募得人枪二百即任为营长，人枪六十任连长，人枪二十任排长，其不愿当军职或零星枪支则估定枪价，借用后如有损失照价赔偿。根据这一办法，当上统领的有黄凤纶(陈炯明亲信)，当上营长的有张化如、陈炯光(陈炯明之弟)等。援闽粤军在就地获得人员枪械补充后，开始扩编了约有十营。至于筹饷借款，在惠潮梅地区收效不大，主要是当时地方经济凋敝，有钱者不愿革命，有志革命者多是穷人。向华侨方面筹款，因已由中华革命党统一办理，总部遂不直接在海外进行。

　　2月中旬，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抵汕头，旋在潮安设立司令部。许鉴于自己与副司令关国雄及各营官长均素未谋面，军中合作恐有困难，乃商请陈炯明、邓仲元调我担任该支队司令部参谋长，帮助他协调内部人事和策划军事工作，同时，又向陈、邓请调吴忠信以总部上校参谋名义到第二支队参赞戎机，陈、邓均予同意照办。许随率第二支队开赴蕉岭集训。当时该支队共辖四营：第八营营长关国雄兼;第九营营长刘茂棠;第十二营营长邹武(邹旋辞职，以徐军雁继);第二十五营营长谢文炳。此外，我顺道经兴宁借到什枪五十支，加以总部拨来三十支，新编成一个卫士连，以邓刚为连长。当时支队军费限于编制，异常拮据，而许之旧部官佐多来相随，于是除正式编制人员八成支薪外，其他额外人员则仅给微薄之津贴，计分二十元、十二元、八元三级。但由于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感召，不仅许崇智旧日闽军旧部纷纷来归，海外华侨亦多闻风报效，如美洲华侨蔡鹤朋、吴泽理，南洋华侨张民达、罗立志等皆其著者。他们来部队后，都分别受委为参议、委员、差遣等职。

　　在援闽粤军整训期间，中山先生在粤环境日趋恶劣，桂陆(荣廷)滇唐(继尧)始终不就军政府元帅之职，而政学系岑春煊等又阴谋从中捣乱，使中山先生备受掣肘。胡汉民先既被阻不能继朱庆澜为省长，海军军费及国会经费亦难如期筹到。在军事方面，桂系对拥护或接近中山先生之部队均力图离间或加以压迫，陆荣廷并电邀海军总长程璧光赴武鸣晤谈以破坏孙程间的关系(程之被刺而死，闻与此事有关)。继又拘禁滇军师长时兼任大元帅府军政部长之张开儒而夺其军，使中山先生日感孤立。至于粤籍军队方面，援闽粤军开赴潮梅后，尚留省垣之魏邦平、李福林所部力量有限，且他们着意保存本身地位，动摇顾盼。桂系至此遂进一步嗾使非常国会议员中之动摇投机分子酝酿改组军政府。中山先生因形势恶劣，遂于5月4日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大元帅职，并留书告别粤中父老兄弟，随即赴汕头视察援闽粤军，随行人员有胡汉民、朱执信等。此时陈炯明已率总部人员前进至大埔三河坝设立行营，准备进攻福建。中山先生抵汕后，即经潮安而至三河坝对陈炯明面授机宜，前方各重要将领均奉召至三河坝谒中山先生备受勖勉。中山先生并曾亲至松口梅县视察，大大鼓励了当地的民心和士气。约一周以后，中山先生即离汕头道经日本返沪。5月17日，援闽粤军开始向福建全线总攻。

　　五、回忆粤军援闽各役

　　蒋介石任援闽粤军总部上校参谋后，颇得陈炯明、邓仲元之信任，一切作战计划，均交由蒋一手草拟，蒋所拟计划经陈炯明批准后由总部编印装成一册，分发至各支队司令执行。按照所颁作战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使用兵力二十余营，以许崇智支队所属四个营任左翼，集中蕉岭，向武平、上杭进攻，俟占领后进窥长汀、连城。中路分两部，以李炳荣支队、熊略支队共五营，从大埔方面进攻永定以进窥龙岩;以邓本殷支队、罗绍雄支队共六营(交由叶举指挥)从饶平方面进攻松柏关以窥平和。右翼则由参谋长邓仲元指挥洪兆麟三营及其他两营集中澄海、黄冈以监视诏安、云霄之敌。在行将开始总攻以前，蒋介石还曾奉命至蕉岭大埔前线视察，并与各将领交换意见，随即下令于5月17日全线总攻。左翼许崇智支队进展最顺利，不三日已占领武平、上杭，由于许崇智在闽颇有虚声，且事先曾派旧部运动驻武平、蕉岭边境之福建省防军谢某一营反正过来(编为第三十一营)，同时，又运动武平、上杭民军蓝玉田、钟大辉各一大队归附，因此，驻武杭敌军无甚抵抗而败退。中路我军进攻永定数日不克，陈炯明急令许崇智派队协攻，许偕我亲率谢文炳、徐军雁两营前往，而命副司令关国雄率原辖八、九两营留守上杭待命。许部到后协攻一日夜，谢营最为奋勇，连占数个山头阵地，俯瞰永定城猛射，黎明驻永定之敌师长某狼狈而遁，许部遂先进城，缴获一些武器和不少弹药、服装、粮秣。我奉命乘所获敌师长大轿到三河坝总部报捷，陈炯明、蒋介石大喜，立下令提升谢文炳为统领，并犒赏许部银元若干。饶平方面部队进攻松柏关亦顺利得手。

　　第一阶段攻势取得计划中的进展后，各部队略事休整，即拟进行第二阶段进攻计划。原定许部分两路，一路从上杭进连城、永安以取沙县;一路略长汀、清流、归化、将乐，以取顺昌，然后会攻延平;李炳荣、熊略、徐连胜等部进攻龙岩、南靖;邓本殷、罗绍雄两部进攻平和、南靖以窥漳州;洪兆麟等部进攻云霄、漳浦以会攻漳州;若两路得手则将以钳形阵势以进取福州。但敌军亦已调集兵力企图全线反攻。盖其时闽督李厚基深恐粤军深入，动摇其福建地盘，已向北京政府请援，增加了兵力。在反攻之际，计诏安、东山方面有臧致平师，平和方面有浙军童保暄师，龙岩方面有段系边防军王永泉之第二十四混成旅，连城方面有周永桂旅。援闽粤军面对绝对优势的敌军，众寡悬殊，苦战失利。左翼上杭被周永桂攻陷，我军退守上杭蕉岭交界之岩前;中路永定被王永泉旅攻陷，且进逼大埔，是役我游击司令徐连胜在下洋阵亡。三河坝总部亦大感威胁，幸因大水，敌尚观望未敢深入，我军孤注一掷再反攻，其后又夺回上杭、大埔、永定，乘胜以趋龙岩，浙军童保暄师以所属陈肇英团阵前反正的影响，被迫后撤，我军遂克漳州，是役以洪兆麟、熊略两部战绩最佳，因以洪为汀漳镇守使，熊略为汀漳道尹。诏安、东山方面敌军臧致平师闻风而撤回厦门。未几，援闽粤军总部遂进驻漳州。左翼方面，因许崇智已亲率一部主力策应中路，进驻龙岩，副司令关国雄率第八营留守上杭，乃命罗翼群以参谋长率第九、第三十一两营及民军兰玉田、钟大辉两大队自上杭进取长汀、连城、清流、归化，除长汀、河田稍有战斗外，由于沿途得群众协助，各地军事进展异常顺利。克清流、归化后，即以兰玉田、钟大辉为该两县县长，以固后方交通接济。我继续率领第九、第三十一两营进至沙县之富口，与孙本戎所率厢建民军卢兴邦部自永安会攻沙县。一面复由吴忠信以左翼总指挥名义率新编之蒋国斌(湖南人，许崇智任福建师长时的旅长)一个支队(大部分系由闽西省防军改编)及陆学文营进至将乐、顺昌，拟俟沙县攻下，即会攻延平。但沙县城坚，守军有驻延平姚建屏师所属的一团，由于我军缺炮兵，只靠步兵，无法攻下，虽迭次以云梯登城及坑道爆破，均不得手。相持凡两月，正当敌我两军在闽南江东桥、同安方面，闽西沙县附近与顺昌洋口方面相持之际，蒋介石自告奋勇，领奇兵径袭福州，陈炯明即以梁鸿楷、丘耀西两统领所部六营编成一个支队，命由蒋介石率领攻占永泰，距福州仅一百二十里。闽督李厚基急集其在省所部大力反扑，蒋部不支而后撤。

　　此时北京方面，徐世昌已继任大总统，拖延几达一年之南北议和至此暂达成协议。约在1919年七八月间，援闽粤军亦根据南北停战协定与北军在福建前线就地停战划界。闽南方面，双方在江东桥附近某地签字，南方代表似为叶举及某某等，北方代表为某某某等(名字已忘却)。闽西方面，双方代表在沙县之三元(抗日战争时曾作福建临时省会)签字，南方代表为罗翼群、邓刚，北方代表为郑步准(姚建屏师师参谋长)、高维岳(王永泉旅的团长，后曾任热河都统)。由于协议规定，中间地带双方皆不驻兵，划界签字后，停战局面已成，粤军援闽战事至此遂告一段落。

　　六、援闽粤军扩编后回师广东之胜利

　　停战期间，援闽粤军开始进行整训扩编。由于援闽各战役，我军缴获北军械弹不少，沿途又添招士兵，此时实力已大有增加。扩编结果，全军分为两个军，陈炯明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军部未另立)，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仲元仍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两军仍以支队为编组单位，第一军有李炳荣、洪兆麟、熊略、罗绍雄、邓本殷等各支队及梁鸿楷、黄凤纶、丘耀西、陈炯光等各统领(相当于团长)。第二军有吴忠信、关国雄、蒋国斌、谢文炳等支队及孙本戎所率之卢兴邦民军(卢部始终在尤溪、大田、德化等县驻扎，不肯外调)等。陈炯明原任蒋介石为支队司令，但蒋当时自视颇高，认为陈家将领出身与素质复杂，大有“羞与为伍”之意，故辞不肯就，又改委以炮兵司令，蒋仍不就，旋去上海(直至翌年粤军回粤进至东江附近始来就第二军参谋长职)，人谓其赴沪系为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云。扩编完竣不久，许崇智来永安设第二军司令部，初以其旧部黄国华为参谋长(后粤军回粤，改以蒋介石为参谋长)。当时援闽粤军兵力已不下两万人，分驻闽西、闽南十余县进行整训，唯所占地盘不大，且多属贫瘠地区，筹饷十分困难。此时中山先生虽在沪迭向华侨募款并遣廖仲恺携款赴漳州慰劳及接济，但所得究属有限，月饷往往不能依时发出。当时陈炯明曾命军需处设造币厂铸造低色毫洋搭发所部军饷，但终以成色太低，往往为市面拒用。陈又令所部砍伐樟树制造樟脑出售，得款以补助饷项，以致驻地数百年的老树均被斩伐殆尽。有时总部为了济急，甚至以种鸦片及贩卖鸦片为筹款手段。凡此种种，虽迫而出此，但均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且大大影响部队纪律。陈炯明虽感到长驻福建，不仅丧失民心，且使部队腐化，但犹顾虑实力不足，对回粤尚乏信心。中山先生在沪洞悉援闽粤军处境，乃命朱执信、廖仲恺等一再赴漳州鼓励陈炯明率师回粤，并允负责筹拨回粤开拔费，至此，陈炯明始下回师广东的决心。

　　自1918年5月中山先生离粤后，广州的政权在桂系操纵下，已改组军政府为以岑春煊为首之七总裁政权，中山先生虽被列为七总裁之一，由于国会派代表赴沪敦劝，勉强接受总裁证书，表面上暂不与桂系破裂，但一切均不过问。此时北洋军阀直皖两系斗争激烈，皖系段祺瑞内阁被直系吴佩孚等推倒后，仍力图挣扎。由于一时利害关系，逐渐形成孙(中山)段(祺瑞)之间暂时性的谅解和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中山先生既决心以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自然有利于皖系收回已失的闽南、闽西地盘。因此，在段祺瑞指使下，闽督李厚基一面与粤军很快达成停战划界协定，并进一步对粤军回师采取支持态度。此时闽南方面尚有浙军陈肇英师及地方军队张贞、杨子明等数千之众，皆与岑春煊方面有所勾结，可能使粤军回师受到一定掣肘。1920年春，陈炯明为了解除粤军回粤后方的威胁，决定对陈、张、杨各部进行扫荡歼灭。当时会调第一军、第二军中战斗力较强的五六千人由许崇智指挥对陈、张、杨各部予以先发制人之袭击。我当时率部驻连城，亦曾奉命率所部第九营及临时拨归指挥之陈修爵营(原邓本殷支队)担任一路，其他为李炳荣、邓本殷等支队，双方激战于泉州溪尾、官桥等地。此次扫荡结果，陈、张、杨等虽败而退入山地，但我军亦难深入。于是由许崇智函约他们三人当面言和，说明大家都是同盟会同志，应该服从中山先生，并许以较富庶之永春等地为彼等防区，问题遂告解决。与此同时，粤军方面复派邓仲元、吴忠信和李厚基及其参谋长张哲培(清末曾任广东新军协统)秘密协商，由李暗中监视陈、张、杨等部，使不至为粤军回师的后患。李厚基亦乐得答应，还接济粤军子弹若干万发，作为孙、段合作“送客出门”的人情，当时并由李厚基派张宗英、黄干甫二人随粤军表面为联络人员，实则暗中观察军情。

　　粤军后方问题解决后，中山先生又命廖仲恺自沪携款至漳州催促陈炯明出发。7月间，粤军所属各部队分别奉令移驻指定之闽粤边境集中，随即下令誓师回粤讨伐桂系。第一期作战计划大体上是：全军分为三路，以许崇智为右翼军总指挥，率第二军全部由上杭、永定以攻蕉岭、大埔而趋梅县、兴宁;以参谋长邓仲元为左翼军总指挥，率洪兆麟、梁鸿楷等部由云霄、诏安以攻澄海、汕头;以参谋处长叶举为中路军总指挥，率李炳荣、邓本殷、罗绍雄、熊略等部从平和进攻饶平、潮安，突破丰顺、紫金并策应左右翼;以张醁村为兵站总监，留守漳州担任后方勤务。军事行动开始后，粤军在兵力上虽仍处劣势，但由于桂系统治广东四年，作恶多端，民愤甚大，政治上十分不利;加以中山先生革命旗帜鲜明，陈炯明又以“粤人治粤”、“实行民主政治”为号召，并曾一度对克复各县试行民选县长，因此，大受当地有力者的拥护，战事进行十分顺利，各路皆能依照计划完成任务。此时左翼军以桂军驻汕统领周辉甫、魏耀奎(均广东梅县人)之反正关系，不到一周，即击溃桂军军长兼潮梅镇守使刘志陆所部而占领汕头，并推进至揭阳、潮阳。右翼军向蕉岭、梅县、兴宁前进亦甚顺利。当时我以第十二统领率所部三营充先头部队，由上杭入蕉岭，在梅县近郊打了一天，击破桂军军长兼惠州督办刘达庆所辖吕贵统领而克复梅县，以后直下兴宁、五华均无战事，直至老隆始稍遇抵抗，随又直趋龙川，据悉敌在黄田、义合设防。其时有赣军赖世璜三营拨归罗翼群指挥，兵力更加壮大，遂沿东江两岸前进。所向辄破，略有俘获，并迫降敌军一个连，于是直向河源前进。适遇敌援沈鸿英部赶到，激战两日，遂相持于南湖附近。中路自饶平克复后至高陂、丰顺等处遇到桂军司令卓贵廷所部六七千人顽抗，战事相当激烈，幸而潮汕已下，东江上游又已被粤军攻占，卓部闻悉节节后退，退至河源属石公神附近，被杨坤如统领截击，全部溃败，卓本人及所属大批官兵被俘虏。杨坤如因此役殊功被擢升为司令，准其将所获人枪扩编部队。当时粤军常以此方法鼓励所部，亦颇有效。

　　第一期作战至此算是全部胜利。陈炯明即进驻老隆设立总部行营，并委姚雨平为汕头卫戍司令，率反正的桂军周、魏两部负当地巩卫之责。而张醁村之兵站总监部亦由漳州移至汕头。

　　莫荣新、岑春煊等在广州闻桂军在前线被击溃，潮梅全区及东江上游已为援闽粤军所占领，震惊之余，亟派其素称知兵之大将林虎、李根源率重兵向东江增援。以林虎率所部全军及马济军长一部水陆并进，集结于惠阳、博罗，而布防横沥、平山、淡水之线，以拒我中路军与左翼军;李根源率海疆军(夺得李烈钧所统滇军之改称)出龙门、平陵、回龙协同沈鸿英以拒我河源一带之右翼军。于是援闽粤军作第二期作战部署，军队区分约如前，惟因在溽暑苦战两月，无暇整补，忽遇强敌，全线为之一阻(我当时率部被困于河源回龙一带山地，约阅一星期始突出回龙而至南湖坳扼守待援)。又经匝月之苦战，我右翼军在河源南湖，左翼军在平山、淡水与敌相持，中路军则在古竹、兰塘方面策应左右翼，但均无进展。正焦急之际，魏邦平、李福林两部在广州省河(珠江)宣布独立，初以兵谏为名，劝莫退出。莫一面向广西调兵增援，一面命省长杨永泰佯许魏、李二人以特殊权位，共阻粤军。但魏、李不为利用，乘桂军增援未至，即集合所部及江防舰队一部在省河起义。此时粤省各地地方团队以及民军亦乘机到处袭击桂军交通，使在前线之桂军林、李各部腹背备受威胁，被迫向后撤退。莫荣新见大势已去，遂下令退出广州，向西北两江方面撤退至梧州贺县一带防守。援闽粤军遂沿东江南北两岸进克东莞、石龙、龙门、增城，至是年(1920年)10月下旬克复广州。在此次粤军回师进军到东江期间，蒋介石始来第二军任参谋长，随兼任右翼军前敌总指挥(许崇智因疲劳患小病)。我当时率部按照蒋介石指定路线由博罗杨村、响水经增城直至江村待命，沿途未与敌军接触，盖敌遁已远矣。跋涉五六天，发现当时广东十万分之一地图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如道里远近、山川形势、村落位置等，每与实际不甚相等，于行军利用上反生错误。此乃当时广东陆军测量局工作的缺点，以后我曾提出请其改正。

　　援闽粤军克复广州后，中山先生在沪闻捷大喜，于是以中国国民党总理名义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不久，广东全省大局已定，在省内的一些桂军残余及海疆军均分别接受编遣。广东此时又重新成为中山先生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根据地。

　　在援闽粤军回师广东期间，朱执信冒险入虎门策动丘渭南(桂系虎门要塞司令)反正，不幸牺牲(9月21日)。这是我国革命过程中一个很大的损失，当时海内外人士均大为震惊，中山先生更深抱失一股肱之痛，以后每一道及为之欷歔不止。犹记陈独秀(当时中共领袖)曾挽一联云：“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执信生平我另有文纪之)

　　七、粤军平定广西与陈炯明阻挠北伐

　　援闽粤军克复广州，驱走了桂系军阀，瓦解了以岑春煊为首之军政府，从而很快平定了广东全省。1920年11月间，中山先生由沪与伍廷芳、唐绍仪回到广州，随后发表恢复军政府宣言。是时各省国会议员又纷纷陆续来到广州，佥以南北和议已成绝望，必须成立正式政府，以维法统而与媚外之北京政府抗。爰于1921年4月6日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中山先生为大总统，并授予北伐全权。当中山先生准备就职期间，桂系军阀广西督军陈炳焜4月9日发电反对，同时陈炯明因另有政治野心，暗中与吴佩孚、赵恒惕等勾结，提出所谓联省自治主张，阴谋阻挠北伐大计。对中山先生就大总统职问题亦有意为难。唯中山先生态度坚决，且对陈反复晓谕，终以5月5日就大总统职(关于就职波折内幕，我另有《孙中山先生就非常大总统职纪略》一文，发表于广东省政协出版之《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中山先生就大总统职后，即决心北伐。但此时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政学系岑春煊等，不仅力图保持其广西地盘，且不惜投降北洋军阀，颠覆广州革命政权。中山先生为了解除北伐后顾之忧，乃决心肃清桂系残余力量，命令陈炯明以“援桂”名义，讨伐陆荣廷，以拯桂省人民于水火。粤军奉命“援桂”后，即以大部分兵力陈于粤桂边境，其部署大致如下：

　　中路主力军，以魏邦平师，熊略、杨坤如两旅和洪兆麟师之一部及江防舰组成，由陈炯明直接指挥，沿西江两岸西上攻击据守梧州敌之主力，总司令部行营设于肇庆。

　　右翼军由许崇智率第二军(留蒋国斌一旅守韶关)大部出四会、广宁进攻信都贺县之敌，并策应中路侧击梧州正面之敌。

　　左翼军分为两部，以第一路司令黄大伟部及翁式亮、陈炯光两旅位置于茂名、信宜方面，监视博白、陆川、北流之敌，相机进攻;以黄明堂司令，邓本殷、黄志桓两旅位置于钦州、灵山、廉江方面，以警戒南宁、横县、玉林之敌。

　　6月初，敌我两军在梧州正面战斗开始，战事颇为激烈，因桂军之主力大部集结于此;相持旬日，我军水陆奋进，敌势动摇，撤至藤县附近仍复顽强抵抗。又激战数日，桂军伤亡惨重，又以敌后刘震寰部响应反正，敌始狼狈后撤。粤军乘胜以江防舰队配合沿江西进，不旬日连克桂平、贵县而进攻南宁。同时右翼许军攻克信都、贺县，直逼桂林，左翼各部亦出击进占玉林、横县、永淳与中路会攻南宁。当梧州方面战斗正烈之际，桂军林虎部曾由玉林进袭高雷，旋以其中路失败，未几，即被粤军击退。沈鸿英亦曾一度率部由贺县进袭小北江各县，经守广州之邓仲元第一师迎击，始告溃退。

　　南宁、桂林相继攻下，桂军主力已被击溃，陈炯明进驻南宁，分兵攻陷陆荣廷之老巢——武鸣，并肃清龙州、百色等处之残敌。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等狼狈只身逃入安南，曾煊赫一时的旧桂系军阀至此遂完全解决。唯桂林下后，沈鸿英尚率其残部徘徊于湘桂边境(以后又伪装投降革命，再度为患，但终被消灭，详见下文)。当沈鸿英部进窥小北江之际，粤军总部行营曾在韶关设传达所(即指挥所)，由师长邓仲元负责，邓未前往而派我前往代理，迨北江宁靖、韶关传达所撤销，我奉命赴南宁总部行营协助，并受任广西省长公署顾问协助省长马君武(中山先生所任命)抚军安民。此时桂军残部，一部分由新编桂军师长刘震寰收编，一部分由省长马君武收编作为省防军，曾以李宗仁为省署卫队司令(后来的新桂系即由此起家)。中山先生以桂省已告平定，曾来南宁视察，与陈炯明商讨北伐大计，并对马君武及南宁各界民众指示广西善后事宜，其后即返梧州率大本营人员溯漓江而上进驻桂林，时为1921年10月也。

　　广西局面既定，陈炯明命叶举指挥留桂粤军协同马君武绥靖广西，陈随即回广州，我亦随同回粤。陈炯明受粤中各界之盛大欢迎，颇有志得意满之态，曾先后作鼎湖、罗浮之游，以示整暇，我均随行。我与邓仲元参谋长在中山先生与陈炯明之间多所斡旋，此时中山先生原意拟请陈炯明统率粤军大部精锐担任北伐军中路总司令，而酌留若干部队巩固两广后方，但陈炯明对北伐态度消极，以军队须休整、省政百端待理为辞，诸多推挡。实则陈此时在其左右谋臣策士马育航、金章、陈达生、陈觉民等怂恿下已与滇唐(继尧)湘赵(恒惕)勾结，口头上大谈“保境安民”、“联省自治”，并积极搞其所谓民选县长，标榜要以广东为“模范省”。此种主张均与中山先生之北伐统一建国之大计大相径庭。中山先生见陈政治态度如此，虽极不满，但为维持党内团结，仍对陈有所迁就，以陈无意前进，乃只好以后方接济重任相托，对于粤军方面仅要求陈酌拨一部队伍参加北伐。陈炯明虽表面接受任务，实则阳奉阴违。参谋长邓仲元虽力劝陈支持北伐大计，但陈仍一意孤行，其所作所为，日益脱离中山先生之政治路线，甚至有些事情如秘密联络北方及各省军阀，均不令邓知。1922年1月，中山先生在桂林大本营召开有关北伐之重要会议，分电各省各军首长(或派代表)前往参加。陈炯明奉电后表示不能抽身前往，并派我担任粤方代表。我当时了解中山先生之意系属望粤省对前后方任务多负些责任，因此在出发前应先和陈商定广东所负兵力和接济饷械等具体问题，正商谈中，陈忽以事返海丰原籍去，致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我当时见陈态度如此，前往开会，亦无从接受任务，因此虽已领到旅费千元待发，结果亦不克成行。其实此时陈已与滇唐湘赵等串通一气，其阻挠北伐大计之阴谋已逐步表面化。3月下旬，参谋长兼第一师长邓仲元被人行刺遇难，中山先生在桂林聆此噩耗，知陈炯明已无可指望，遂决定改道北伐，将桂林大本营转移韶关。此时拥护中山先生北伐主张之部队有赣军李烈钧、滇军朱培德、黔军谷正伦(后谷率部回黔，未随同改道北伐)、粤军许崇智等部，计有十三旅之众。至此，中山先生与陈炯明关系已濒于破裂前夕。

　　八、陈炯明6月16日叛变前后

　　1922年4月杪，中山先生回抵梧州，陈炯明忽来电表示辞职。中山先生知陈非出至诚，未遽允之，复电陈请其来肇庆面商。陈炯明未即奉召前往，仅托廖仲恺(时以财政次长代理部长)先往试探中山先生意见。中山先生以陈炯明不来，谓其已无诚意解决问题，即决定下令免陈省长兼粤军总司令职务，但命令尚未发表(后闻得主张免陈职最力者为蒋介石、胡汉民两人)。廖仲恺获悉中山先生态度，意恐关系一旦破裂，可能酿成事变，影响北伐全局，于是匆匆返省力图转圜，劝陈炯明亲往肇庆，向中山先生当面解释一切。陈当时态度犹豫，曾一度准备偕林森(时任建设部长)前往，但其左右亲昵力谓安全可虑，阻陈不宜冒险前往，陈遂迟疑不行。廖仲恺对此很焦急，曾嘱我说：“汝速电展堂告以竞存即来肇面商，请其转报先生(中山先生)收回免职成命，以免发生变故。”但旋得胡汉民复我电称“先生不能收回成命，借重竞存之处尚多，仍请竞存来商”云云。陈获悉胡电，愤然不语，旋入内室与其亲信马育航、钟秀南、钟景棠等密商后(当时团长陈铭枢亦在总司令室)，即表示决不赴肇，当天下午即离穗赴惠州，而另密令叶举等原留驻广西各部队向东移动。陈临走之际曾嘱我留广州看中山先生态度如何再通知他。当时粤军总部不动，只陈率少数人员离去。陈走之后，我即电告中山先生谓陈已称病赴惠。中山先生回电委我为广东宪兵司令(时总部原有宪兵二营向由参谋长直接指挥)，着会同第一师代师长梁鸿楷维持广州秩序。我接电后尚未就职，翌日晚中山先生已返抵石围塘车站，并以电话召我前往询问情况。时在座者有胡汉民、蒋介石、胡毅生(大本营参军长)、古应芬(省署政务厅长)及李文范等。我向中山先生报告陈离穗前后情况和陈部粤军恐有不稳。中山先生反问我：“如此应如何应付?”我说：“光竞存个人去就虽不大影响北伐大计，但其所部叶举、洪兆麟等辈，类多利禄之徒，平日与陈结纳甚深，过去对援桂之役，已有分歧意见，对北伐意义向少认识，宜劝竞存回来加以说服，以防彼辈发生事变。”中山先生亦以为然，乃决定派古应芬、李文范前往惠州劝驾。古、李二人以从来未到过惠州，情形不熟，希望我能同行并以粤军袍泽关系疏通陈的左右。于是遂决定派我等三人于翌日首途往惠。到惠后与陈炯明会见于西湖百花洲，谈至深夜，陈一味推说劳瘁多年，暂须休息，坚决不肯出。这些自然非陈由衷之言。我等以商谈无结果，越日即离惠。陈之秘书黄居素同轮至石龙，他转火车赴香港，我等返省向中山先生复命。在途中古应芬告诉我说：“昨夜陈部副官长练演雄等拟将你加害于百花洲，其理由说是你在总部任参谋处谍报科长，平日与中山先生通风报信，对改道北伐，必然知情而不报告，故中山先生至肇庆即任你为广东宪兵司令云。幸为竞存所止而罢。此乃黄居素途中密告我的，黄还嘱我转告你切勿再赴惠，免蹈不测云。”

　　先是，中山先生在肇庆令免陈炯明职，同时已另任伍廷芳为广东省长，并令裁撤粤军总司令部，所有粤军统归大本营直辖，而仍留陈炯明陆军部长、内政部长两职，以察后效。以陈既坚决不来商谈，一切遂照原定步骤进行。伍廷芳就省长职后，复以廖仲恺兼任广东财政厅长，由于陈炯明已去，不能在财政上再加掣肘，旬日之间，即筹拨北伐军费国币三百万元，使各军能及时向韶关集中候命。中山先生以布置就绪，即赴韶主持一切。5月6日在韶关誓师北伐。各部队陆续向赣边移动。当时部署情形如下：以李烈钧率赣军、滇军(朱培德)任中路，从南雄攻大庾新城;以许崇智率粤军第二军及梁鸿楷第一师和李福林任右翼，从南雄出乌迳进攻信丰、南康;以黄大伟(粤军第一路司令)军任右翼，从仁化进攻崇义上饶，以会攻赣州为第一阶段。正当北伐军前锋行将接触之际，叶举率驻桂粤军五十余营已陆续东下分布粤垣。中山先生闻讯，即于6月1日由韶回穗镇抚。时叶举总指挥部设在白云山下郑仙祠，叶等扬言要求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职，并向省方索饷。中山先生即命廖仲恺筹款清发叶军饷项，又遣我陪同孙夫人前往白云山郑仙祠等处慰劳叶举等。此外，中山先生并设宴招待叶等各将领，拟顺便晓以大义，但叶等毫无礼貌，临时借故不来。

　　6月13日北伐军攻克赣州，继续向吉安挺进，前锋已达万安。此时陈炯明已与吴佩孚等密谋就绪，拟由陈炯明部在穗发难，然后与赣督陈光远夹击北伐军，而我方亦得情报，均谓陈部有发生事变可能。6月15日下午五时顷，我赴总统府与陈可钰(警卫团长)同入谒中山先生，汇报所得各方情报，当时中山先生犹谓陈炯明不至谋叛。中山先生说：“我与竞存近几日仍有电报往返商量两广军务，目前可能是他部下一些悍将骄兵借名索饷，以难财政当局，饷清发了谅可各自回防，竞存曾谓愿以生命人格为保证，我信他不敢作犯上作乱之事，竞存无命令，难道叶举等敢作主吗?且我已定明日返韶关，难道今晚还会有事吗?”我们见中山先生看法如此，也就不以为意。于是便退出同赴财厅前太平馆餐室晚饭，作为我给陈可钰饯行。饭后又同往长堤熊略旅司令部一侦情况，当时熊不在，见其司令部人员态度如常，未觉有可疑迹象。至此即与陈可钰分手，陈返总统府团部，我则返九如坊住宅就寝。至夜半，忽接汪精卫来电话询问有无紧急消息，我将今日下午中山先生看法告汪，话尚未完，电话线忽中断，我为之愕然。从这件事看来，我们的电话已被人监视，我们可谓麻痹大意之至!未几，门外有人叩门甚急，据称是宪兵排长某要面见司令官报告要事。我以其面生且来得突兀，乃嘱家人代见，佯说司令官不在家。其人似失望而去(事后判断此人当是善意来报告消息者)。又未几，街上忽传来枪声，由疏渐密，细审似在观音山和财厅前(宪兵司令部所在)一带，我始知真有事变发生。继而宪兵司令部有人来报叛军已侵入司令部搜索，一再追问司令官何在。当时分析情况，我之宪兵在省者只有一营，且又分散，固无法集中掌握使用，而我亦恐为叛军加害之对象，便感到此时在住宅亦非安全，惟街头已遍布叛军步哨，难以通过。候至天明枪声渐少，我即出正南街，初拟至原粤军总部探询究竟，途值军需处长李宗岳，他语我：“你地位危险，宜急避，不可露面。”我离家时原已告家人将至都府街陈融住宅，至此乃急往陈家，惟已无一人。不一时，家人来告谓叛军已来宅搜查，追问我何往。我闻言即潜往仓边路古应芬家。古亦已避，惟古夫人在。我在古家躲避两天，派人购得赴香港船票，秘密出沙面雇小艇登港轮。在轮上闻人言中山先生平安无恙，并已登黄埔军舰云。私衷慰甚!抵港后晤古应芬，相约搭港轮至黄埔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谒见中山先生。至则蒋介石亦已由上海前来，在舰上大家研究如何固守长洲、虎门等要塞，与海军相犄角。当时最大的希望是北伐军能迅速回师讨逆。大家判断，许崇智、李福林等都必会回师(后来黄大伟军亦回师，当时实未想到)。中山先生对第一师很关切，但大家对该师动向颇有怀疑，认为梁鸿楷本人不成问题，其所部陈修爵、谢毅两团则恐难靠，尤其是陈修爵，邓仲元师长在世时，陈尚且公然包庇大批烟土，梁鸿楷对彼等恐难控制。是时中山先生正计划对叛军加以炮击，惟舰上仓率间未备广州军用地图。由于我的族弟罗惠群当时任广东陆军测量局长，我便写一信托由黄骚秘密前往取得广州五万分之一、一万分之一等详图回舰应用。7月初，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应陈炯明之托，携陈亲笔信登舰谒中山先生，该信原文如下：

　　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守，庶北征部队，至免相残，保存人道，以合天和，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肃此，即请

　　钧安!

　　陈炯明敬启六月廿九日晚

　　陈炯明此信貌似谦恭，实则要求由彼收拾局面，其所谓“恳请开示一途”，明眼人皆知为“请孙下野”的另一措辞。中山先生当时态度坚定，他对钟荣光说：“事已至此，唯一办法就是竞存真能悔过前来相见，他能如此，我不仅宽恕他，而且还要用他，你可转语竞存，办法就是如此!”钟荣光回去后，即再无下文。此时陈炯明已逐渐出面主持叛乱。由于叛军兵力上居优势，7月初虎门失守，海军方面之“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又为陈方收买驶出黄埔，局势至此渐趋恶化。中山先生在舰上惟盼北伐军能迅速回师应援。因我过去与第一师官佐多有交谊，中山先生遂许我折返香港，绕道汕头入赣，争取梁鸿楷等人参加回师讨逆。我微服由汕头经揭阳、兴宁沿粤赣边境绕道抵达南雄、始兴，与胡汉民、许崇智等取得联络，我告诉他们沿途会见第一师部分队伍陆续向东江方面南返，但不见到梁鸿楷等重要军官(后始闻得梁已先行)，似此脱离许崇智指挥，恐有异动。此为7月中旬间事。

　　当陈炯明、叶举等发动6月16日叛变之际，胡汉民以大本营文官长留守韶关，其时留韶薄弱，仅有警卫团的张发奎一营，由于来攻叛军处优势，胡被迫率部向始兴、南雄北行。许崇智、李烈钧、李福林、朱培德、梁鸿楷、黄大伟等闻变即在赣州开会，决定由许崇智领第二军、梁鸿楷第一师及朱培德、李福林、黄大伟等部回师，李烈钧以参谋总长名义率所部赣军留守赣州。但回师时，陈、叶已命叛军大部队到达韶关，以阻北伐军南下;而奉命回师之梁鸿楷第一师行抵信丰三南即不听命令，擅自退往东江河源，初抱观望态度，不久，该师陈修爵、谢毅两团竟受陈、叶之命参加叛变，反戈攻击进攻韶关之北伐军(该师徐汗臣、陈济棠两团还未加入)。7月下旬，韶关翁源方面战事非常激烈，旋以叛军利用广韶(后扩为粤汉)铁路增援接济便利，北伐军则两月来转战疲劳，韶关方面之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等部及翁源方面之黄大伟部均死伤颇大，兵员弹药均缺乏补充。当时虽得湘军陈嘉佑部增援，但帽子峰阵地终再得而复再失。时第一师陈修爵等部既加入叛军在韶关方面反戈相向;陈光远(赣督)、沈鸿英(已投附吴佩孚)等敌军又自北南下夹击我军，李烈钧因亦退出赣州而至南雄，叛军又派人(闻为罗辉堃等)向我各军分化诱降，以致第二军许济师一夜间逃走了一大部;李福林军内部意见亦不一致，高级主要人员中有主张投陈以保存身家者，即如所部两个支队司令李雍、李芳及总参议李朗如均同时离队(这是李福林在始兴紧急会议时亲口报告的);黄大伟军方面亦迭告急，无可再调增援。此时胡汉民、许崇智、李福林等均在始兴前线，我亦到达，在始兴开紧急军事会议，鉴于军事形势失利，决定第一步在韶关方面各部撤至南雄，黄大伟部则撤退至龙南待命。许、胡等到南雄后复与李烈钧会商，均认为现况如此，我军已不能再战，必须脱出距敌较远地方，从事休整，再行相机反攻。于是李烈钧率赣(李明杨等)滇(朱培德)湘(陈嘉佑)三部退往湘边，许崇智率第二军及李福林、黄大伟两部退往赣东。我随胡汉民及大本营人员(其中有林云陔、陆幼刚、黄昌谷等)则随许崇智军退至瑞金(张发奎营自韶关败后入山，故后来张有土匪之诨名)。沿途见我军残败之余，士气沮丧，粮弹两缺，大家对革命前途深抱焦虑。当北伐军退至安远时，曾拟有从寻邬乘虚入平远、梅县，进取潮汕，以迎中山先生率海军来汕头之计。但据探报：洪兆麟已率叛军数千进至平远大柘、八尺，并有向会昌筠门岭截击我军之讯，乃决定全部移至瑞金休整。中山先生在白鹅潭舰上获悉北伐军回师失利，知待援无望，始以8月9日乘英国兵舰出香港转乘商轮以13日到达上海。此为中山先生北伐统一大计之一次重大挫折，而其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从此亦益为中外人士所敬佩。

　　九、许崇智军入闽成立东路讨贼军

　　许崇智在瑞金休整所部时，深感回师广东一时已不可能。时中山先生与段祺瑞尚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许崇智、胡汉民等遂计划率所部(许、李、黄三部合计尚约万人)联合驻福建之段系混成旅长王永泉(号百川)进取福州，经派员(俞奋等)与长汀王旅团长孟某联络后，即由胡汉民经长汀赴延平与王永泉面洽合作攻取福州之计划，王永泉同意后并派人秘密护送胡汉民经福州赴沪向中山先生报告。

　　1922年秋在安远时，胡、许命我以广东宪兵司令兼大本营军法处长(原处长为蒋作宾，已离职)名义，率宪兵一排(原由广州派出随大本营出发的)，沿途维持军风纪，抵瑞金后，许崇智以聘书遣其亲信万黄裳(军需处长，湖南人)等邀我担任第二军代理参谋长(原参谋长为蒋介石，蒋以前我亦曾任该军参谋长)。我视事后，即与许计划入闽军事部署。当时为了避免闽督李厚基的注意，我军扬言将开赴浙江与浙督卢永祥(段系)会合。大约9月初旬，许崇智全军离瑞金入福建边区，经宁化、建宁、泰宁、邵武、建阳，始折而南下建瓯，沿途山路崎岖，给养困难，此时军中饷项支绌，每天每人官佐只发四角、士兵只发二角，伙食零用均在内，其艰苦可见一斑。时值深秋，天气渐冷，官兵均御单衣，粤籍士兵几不能耐。但仍能续进。在长途跋涉中，军中有“与其行死，不如打死”语，足见我军已有“哀兵”情态。我军行抵建阳时，段祺瑞已派徐树铮秘密由浙江前来指挥王永泉旅并与我军商定对福州作战计划。是役由王永泉旅担任对延平正面攻击(直皖分裂后李厚基已倾向直系，另派一师驻延平)，许军以一部协助王旅侧重击延平之敌，大部进古田，攻克古田后，即以孙本戎率三营进出白沙，切断敌闽江交通，以李福林、黄大伟两部从间道直窥福州。王旅在延平方面屡攻不克，伤亡甚重，卒由许加派何梓林(湖南人)旅增援后始将延平之敌消灭，惜何旅长遂于是役阵亡。李福林、黄大伟两部间道进至洪山桥时，李厚基猝不及防，仓皇出走，李福林、黄大伟部遂先入福州，我军俘获械弹、服装、粮秣等甚多，是为10月13日也。是役成功得自福建沿途民众助力不小，如谍报、运输、粮秣供给等等，盖皆谓孙中山的北伐军纪律严明，应表欢迎之故。许崇智、徐树铮、王永泉等随亦先后抵达福州。中山先生在沪闻捷，即本闽人治闽之旨，任命林森为福建省长，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是时徐树铮亦设立“建国军制置府”于福州，并任王永泉为福建总司令。盖我军申明要回粤讨贼，不要福建地盘也。

　　东路讨贼军成立之后，所属三军扩编为十二旅，其番号如下：第一军辖一、二、三、四旅，旅长为王懋功、陈得平、丘鸿钧、龚师曾;第二军辖五、六、七、八旅，旅长为许济、孙本戎、黄国华、张民达;第三军辖九、十、十一、十二旅，旅长为林驹、吴近、袁德、郑咏琛。后又改编李厚基残部一旅为第十三旅，旅长为张毅，辖于第二军。合以其他护士营等直属部队，共约二万人。不久，蒋介石、林森先后来福州分别就任总部参谋长及福建省长职。我以总部参谋处长兼第二军参谋长名义偕中校参谋林绍祺赴厦门与段系师长臧致平(兼厦门镇守使)洽商东路讨贼军自闽回粤路线问题。时廖仲恺奉中山先生命偕刘纪文携款来福州劳军(汪精卫亦曾一度来视察并为林森就职之监誓)。在福州未下时，中山先生曾派李章达、蒋光鼐、李扬敬、司徒非、韦就等五人由沪经浙间关前来许军效力，至此亦抵达福州，分别受任为总部参谋、副官(蒋光鼐任护士营长)。此外前来投效者尚有叶剑英等，叶初受委为总部上尉参谋，旋出任张民达旅少校参谋长。陈策、张惠长、陈庆云、林伟成等海空军人员亦来视察，林伟成并以华侨捐献之飞机数架运来，作为建立空军之基础。此时各方面对东路讨贼军寄予深切之希望，福州一时俨然成为革命军政之中心，各方党政军人员前来访问者络绎不绝。

　　蒋介石抵福州任总部参谋长后，即对第一军军长黄大伟不满，认为黄大伟恃功骄纵不听指挥。蒋此时对各方军政情况，亦颇有牢骚，例如许崇智任张国桢为东路讨贼军第四军军长，使张回粤收编叛军残部，亦令蒋不快(后来张被蒋杀，亦是伏因于此)。蒋致上海胡汉民、汪精卫函中有“十日内如无进步，则无可奈何，将去而返沪”等语。中山先生在沪曾亲函(11月21日)对蒋责勉其不应消极。蒋得书后遂稍留以待廖仲恺来商，因中山先生函中有“不日当命仲恺来福州面详”之语。

　　十、西路讨贼军克复广州

　　中山先生在沪，以东路讨贼军虽已成立，但以整补需时，未能立即回师广东，且自闽回师须循陆路，远道行军，颇费时日，适在桂之滇、桂、粤各军，均有代表到沪请示，因此遂计划组织滇、桂、粤各军为西路讨贼军，沿西江东下讨陈。其时中山先生命邹鲁以特派员名义驻港负责策划一切，又命邓泽如协助邹鲁并负责财政以应军需。邹鲁命范其务(后曾任广东财政厅长)等秘密赴桂与滇桂军联络，并暗中指示粤军第一师李济深(参谋长)、邓演达(工兵营长)等在广州相机策应。

　　先是，云南总司令顾品珍曾调驻川已故之赵又新部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杨池生、杨如轩等五个混成旅回滇，改编为云南北伐军，以张开儒为总司令，杨希闵为前敌总指挥。旋以唐继尧忽回滇夺取顾品珍总司令职，顾被击毙，张等遂拟加入桂林大本营北伐，军次贵州某地，因中山先生改道北伐，大本营由桂林转至韶关，该军又拟经柳州、梧州入粤，行抵浔州附近，适遭6月16日之变，陈炯明加派叛军已进至梧州设防，以堵滇军东下。当时许崇智等正反攻韶关，陈炯明仍虑滇军与许军呼应，遂通过桂军师长刘震寰运动范石生、蒋光亮等，使勿东下，范、蒋二人随刘震寰抵穗，受陈方声色货利之诱惑(时尚有赣军梯团司令赖世璜亦来穗投陈)，遂按兵不动。惟当时在桂之滇桂军仍多拥孙而不附陈，经邹鲁等策动后，遂于12月下旬在大湟江“白马”举行会议，参加者有滇、桂、粤三方军队代表，决定组成西路讨贼军。12月下旬，张开儒曾以滇桂联军总司令通电讨陈，刘震寰、范石生、蒋光亮等虽拟投陈，但回桂后见大势所趋，亦迫得接受“白马”会议决议。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刘玉山、陈天大等部沿西江两岸东下以击正面之敌军主力，粤军第一师之第四团及工兵营亦加入东下共击叛军。另桂军沈鸿英、刘达庆等部则出广宁、四会、清远以袭广州之背。叛军方面由叶举、熊略指挥，在德庆、肇庆节节败退，陈修爵旅一团在德庆全被消灭。闻陈炯明亦曾亲至三水督战，惟讨贼军军锋甚锐，叛军在三水芦苞方面溃退，叶举、陈炯明即狼狈放弃广州，率残部东撤。时沈鸿英部师长李易标兼程先进广州，占据粤秀山一带形胜要地(此为后来沈鸿英谋叛之伏线)。1923年1月15日，各路滇桂军皆陆续进至广州，市内各机关均被占领(范石生部进驻省长公署)，入城各军军纪甚差，在市内横行霸道，引起广州市人民严重不满。粤军第一师大部及第三、第四师虽亦参加东下讨贼，惟以势力较弱，讨贼无功，避免与滇桂军冲突，遂相率开赴江门四邑一带候命。惟第三师自江防会议后魏邦平被虏，给滇桂军胁迫缴械。

　　蒋介石在福州获悉西路讨贼军已克复广州，乃于1月下旬偕我和李福林同轮离福州赴沪谒见中山先生。蒋向中山先生提出东路讨贼军回师计划，并力陈必须撤换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始能顺利完成回师讨贼任务。中山先生卒从蒋议下令撤黄职，以许崇智兼任第一军军长职。黄于是愤而投奔陈炯明。

　　我与李福林向中山先生报告本军自南雄撤退后经赣入闽一路详情。中山先生对军事形势好转，甚表欢慰，我并将闽督李厚基狼狈逃离福州时所遗芙蓉冻大图章两方呈献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受而置诸案头，并笑谓此可作为平闽之纪念品。其时帝国主义对中山先生革命军事取得新进展颇为注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受命对中山先生之政治活动暗中监视。举一个例：时旅沪广东同乡会曾假永安大楼设宴欢迎李福林和我，到会者约百余人，席间主席原定请我们讲话，但临时工部局来人加以制止，据谓“这里只许宴会联欢，不许谈论军事政治”。帝国主义此种对革命的露骨干涉，引起与会同仁无限愤慨。过去中山先生常给我们指出：我们革命不只要打倒军阀，更需要打倒军阀所恃以作恶之帝国主义，于此可获得一次深刻的论证。我等留沪仅两天，李福林和我即照福州所商定的任务，同行回粤。李除抚集其留散粤中旧部外，并迅速招补兵员，我则仍以总部参谋处长兼第二军参谋长名义返穗与滇、桂、粤各军联络，以谋东西并进，夹击叛军而消灭之。当我由沪抵香港时，中山先生之驻港办事处已决定派古应芬负责成立大本营江门办事处，并派冯祝万、冯轶裴、冯宝森、刘纪文、李仙根等随古赴江门，主要任务是维系团结粤军各部队伍。古应芬告诉我：目前港办事处经费支绌，急需筹些款携赴江门成立办事处。是时我即以程天斗(前广东省银行行长)捐助许崇智军之港币万元先交古应芬应急。

　　中山先生以西路讨贼军已克广州，广东又可作为革命根据地，遂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促即赴省就职，我亦随回广州。此时沈鸿英又与北洋军阀勾结，欲自为广东总司令，而以省长一职饵杨希闵，唯杨未表赞同。沈为贯彻其割据野心，遂假长堤江防司令部(杨部驻地)召开会议，拟将胡汉民、邹鲁及粤军前军长兼广州卫戍总司令魏邦平等当场击毙，而胁迫杨希闵、刘震寰叛变，杨、刘不与谋，此毒计幸未得逞，胡汉民、邹鲁由刘震寰、刘玉山保护脱险。魏伏地未受击伤，由沈部李易标把魏交杨希闵，旋强迫魏邦平下令将其旧部第三师缴械，经过十余天，始将魏释放回家。胡汉民脱险后，避往沙面，知沈鸿英已变，随赴港电辞省长职。当事变之日，沈军驻长堤某部，见一汽车经过，误以为胡汉民、邹鲁，用机枪扫射，谁知死者乃系沈军参谋长王鸿猷和军长刘达庆，事后始知已误杀自己的要人。

　　中山先生旋改命徐绍桢为广东省长，又命孙科为广州市长，鉴于各项税收概为各军霸占，乃任港商杨西岩为广东财政厅长，伍学熀为两广盐运使，使负筹饷之责，借以维持现状。

　　十一、孙中山返粤就大元帅职及东路讨贼军之回师失利

　　时中山先生已开始决定采取联俄联共的革命政策，由于廖仲恺之居中努力，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已发表(1923年1月26日)，政治局面为之一振。中山先生应广东及西南各将领之迭电邀请，乃于2月21日自沪返抵广州，旋复任大元帅职。随同回粤者为廖仲恺、杨庶堪、蒋介石、张继、陈树人、陈策、何成濬、路孝忱、谢良牧等。大元帅府乃设在河南的广东士敏土厂。旋分别以廖仲恺任大本营财政部长，杨庶堪为大本营秘书长，蒋介石为行营参谋长(大本营总参谋长先为张开儒，后为李烈钧)，张继、谢良牧为大本营参议，陈树人为省署政务厅长，陈策为海防司令，何成濬为鄂军总司令，路孝忱为陕军司令。中山先生当时虽锐意以肃清东江叛军为急务，而对全国，尚有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的理想，故抵省数日，即决定成立“工兵局”，派姚雨平、罗翼群、周之贞、朱卓文、吴铁城、黄芸苏六人为筹备委员，后以时局演变未成立。是时滇桂军在广州跋扈嚣张，惟以搜括聚敛、扩充实力为务，对于讨贼几置脑后。中山先生非常震怒，曾命我为大本营军法处长，责令执法以绳。但我觉当时军纪败坏已极，大本营实力有限，对滇桂军实无法加以克制，故辞不敢就，辞呈中有“假令一一执法以相绳，将使人人伏诛而后可”之句。中山先生对滇桂军失望之余，除命其以一部监视沈军外，而以大部开赴东江区域之东莞石龙，推进至樟木头、龙岗及博罗方面，担任警戒叛军，而以肃清叛军之主要责任属望于许崇智所率之东路讨贼军。

　　4月间，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自福建开抵潮梅附近，叛军虑前后被夹击，乃由洪兆麟等四个师在汕头通电“独立”，陈炯明则宣称下野。李烈钧遂以大本营总参谋长名义赴汕头收抚叛军残部四师。接着许崇智军亦开入潮汕，时中山先生在穗获悉陈炯明、洪兆麟等所为，即判断其中恐有诈伪，遂命我赶赴汕头促许崇智勿在潮汕久留，迅速回师广州。我到汕头向李烈钧、许崇智传达中山先生意见后，曾拟一晤洪兆麟，拟动议中山先生及邓仲元向日对洪之厚谊和期望，冀洪输诚归附，戮力革命。但洪不在，只晤其部下师长尹骥及赣军司令赖世璜(当时赖已投陈后又反正归李)，他们对我故示热情，饮宴之余，并约为金兰兄弟，引起我的警惕。与彼辈周旋数日，我即迅速离汕返穗复命。不久，洪兆麟部果然乘沈鸿英公开叛变之际(约在5月间)再度叛变，李烈钧仓皇出走，许崇智率部被腰击于揭阳附近，情形十分狼狈。同时，许军行抵兴梅之部，又为伏于赣南之林虎所部黄任寰、黄业兴、王定华等叛军狙击，损失惨重，伤亡溃散过半。许军几经艰苦始于6月下旬间返抵博罗附近休整。在洪军叛变之际，李福林适由穗抵汕头谒许崇智商军事，一时退出不及，几被俘虏，赖其军部参议黄干甫引路搭轮赴港，幸获脱险。由于东路讨贼军回师失利，各方面对许崇智失望之余，多不谅解，财政当局亦加歧视。时我已奉中山先生命出任大本营兵站总监，力在中山先生及廖仲恺(时任广东省长兼财政厅长)前，为许说项并力任粮秣接济，使许军在给养上能获维持。

　　大本营兵站总监部成立(4月26日)时，仅有由廖仲恺令财政厅先拨出十万元作为开办费;帅府随即下令着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收本市房租捐一个月(月约一百万元)以应第一个月之需，以后按月分别由省长公署、财政厅、盐运使、市政厅、广东官产清理处五机关各负担若干款项之责。由于支出浩繁，各机关每未能如数拨足，一些广东从未办过之税捐如筵席捐、旅馆捐等，亦不得已而陆续举办。当时广东人民以税捐名目繁多颇以为苦(护法几年，广东人民之负担特别沉重，我将另有文纪之)。此时军事形势不仅东江方面陈炯明叛军再度猖狂，沈鸿英亦于4月中旬又勾结北军公开叛变，分路自北江、西江进犯。于是乃以广州一隅要拒东江、西江、北江三江之敌了。中山先生一面命桂军刘震寰、刘玉山部抵御东江陈逆叛军，一面又调大部滇军及驻江门、西江等处之粤军讨伐沈逆。以后由于谭延闿率湘军至，会合滇、桂、粤各军分路攻击叛军，局面始稍告稳定。

　　中山先生以北伐必须先灭陈炯明叛军方免后顾之忧，自1923年夏军兴以来，即不辞劳苦，设行营于石龙，并尝亲至博罗对河之梅湖炮兵阵地督战，且命兵站将虎门炮台十五之巨炮运至梅湖，由王柏龄负责安装，向盘踞惠州城之杨坤如、熊略等叛军轰击，相持多月。是役航空局长杨仙逸、鱼雷局长谢铁良相从，因炸药失慎死难，中山先生深为悼惜。其间吴敬恒(稚晖)曾来谒中山先生，并进言谓：长此相持，北伐之师已老，可否准其调人往海丰见陈炯明谈和?中山先生表示可以。吴向中山先生请示条件，中山先生曰：“无须提什么条件，只要陈炯明一纸悔过书便可。”然吴终于徒劳往返。此可以见中山先生之宽大，而陈炯明则始终执迷不悟，实堪痛心。

　　1923年11月间，陈炯明曾大举进犯，滇、桂、粤各军前线均失利，正面退出博罗而至石龙附近，大元帅行营转进至石滩。此时溃兵有冲至石滩，不能制止，总参谋长李烈钧请中山先生乘火车先回省城调援，而自己代中山先生驻石滩指挥作战。我那时已卸却兵站总监职务，将后勤任务移交军政部长程潜兼管，而以大本营参议随帅驾东征。是晚与行营秘书长古应芬亦继中山先生后由石滩回省城。中山先生抵省城后，忙于抽调生力军增援前线，适豫军樊钟秀部赶到，中山先生即饬令以火车运赴前方，另令滇军旅长杨廷培收容沿铁路溃兵，一面又命我星夜向各方筹借得港币二万元交大本营会计司以应前方急需。唯此时军情紧急，传闻叛军有一部分已进至龙眼洞附近，广州市面顿呈恐慌，军政商民，将图逃避。至此，廖仲恺托我向亲友设法借款应急，日间由省署负责筹还。我乃归而谋诸妇及一些至亲好友凑足港币二万元，星夜送至帅府并报告中山先生。此时形势虽甚恶劣，但中山先生态度如常，指挥若定，卒使广州转危为安。唯此款省署一时未能筹还，仲恺乃又为我划一策谓：“现在局势尚恶，吉凶未定，万一失败，此款便无可偿，我拟由你用一日商名义出借，我饬由财厅承借，倘不幸我们失败，再度亡命日本，将来也可由日商代向继任财厅索回此款，帮助革命活动费。”我甚以为然，即往商之与我们素有些贸易关系之沙面三井洋行，得该行行长堀田稔和买办冯渭访(黄埔人)二人同意，但他们认为款额小，无须由三井出面，于是乃介绍日商土居节商定以土居洋行名义与财厅订一短期借款合约，以六个月为期，月息二分(偿付时并酌送一些与土居作为酬劳费)。但此款经时一年多，五易财厅，均未清还，以迄革命政府改组，仲恺遇难，不久，我亦赴日本养病，便视同冻结了。直至1931年，范其务长财厅时，始予免息清还。当时何以广东财政穷困至此，主要原因是各军霸占税收影响了财政的统一收入，即至政府改组后，财政仍长是入不敷支远甚之故。

　　先是，东路讨贼军在博罗休整后，虽曾分担一部分东征任务，但实力不充，作用不大，且曾有一度与桂军同时失败退出博罗。至1924年春，中山先生乃决定取消东路讨贼军名义，改为建国粤军番号，仍以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为总部参谋长，所辖部队，除原东路讨贼军外，在粤原来粤军除已随陈炯明叛变者外，均归许统辖。当时滇、桂、湘各军，概亦冠以建国军称号。

　　十二、关于接收关余和商团事变见闻

　　中山先生自1923年春回广州复任大元帅之职后，即在廖仲恺的赞勷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此时广东革命政府除积极培养革命武力——筹设黄埔军校、建设专材——组织广东大学和继续肃清陈炯明叛军残部外，并开始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此期间，我一度随帅驾东征，后又出任广东全省筹饷局总办、广东省长公署总参议，但较多的时间，是奉派赴香港秘密运动陈炯明系的旧部。此时陈炯明为了扭转其政治上的颓势，曾派陈秋霖、陈孚木兄弟在香港办一《新闻报》宣传联省自治，反对中山先生北伐主张。我在港时对陈秋霖辈反复传达中山先生及廖仲恺意见，劝陈等改弦易辙，投向革命，终于取得他们的同意。1924年7月17日，陈秋霖将《新闻报》改名为《中国新闻报》，并在报上刊出《致陈竞存先生书》，又与黄古等报社负责人发表《我们的宣言》声明脱离陈炯明系的关系，转为中山先生之拥护者，自承“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作战”。当时陈秋霖等此举，被社会称之为“报变”，对瓦解陈系起了重要的政治影响。(以后陈秋霖很受廖仲恺的信任，廖被刺时，陈适同车遇难)至于运动叛军方面，当时只收了些地方团队和几部绿林。陈军军长熊略，原与我交谊颇善。在港答应我反正过来。熊所部八千人驻惠州，我以关系颇大而又急迫未有返省请示，先给熊港币三万元(熊要求十万元)而卒无效。后来中山先生笑责我“汝够眼光”，令我赧愧。由于我在1924年间居香港时间较多，对于国民党改组方面的事情，在记忆中值得一说的是关于改组前后接收关余和商团事变的一些亲历见闻。兹分述如下：

　　(一)接收关余事件发生于1923年12月间。此项关余前经海关方面同意交给以岑春煊为首之七总裁军政府，截至1920年3月止已收过六次。后因军政府内部分裂，海关方面又停交付。1921年中山先生回粤即屡令海关照付，惟海关总税务司秉帝国主义列强之指示，与北京军阀政权勾结，不肯继续付给广州之革命政府，企图在财政上牵制革命政府之发展(其诸多掣肘，此不过一例)。1923年中山先生再度回粤，以屡催无效，深知对付帝国主义绝不能示弱，乃决心采取强硬措施。惟中山先生幕下有不少人存恐外思想，当时军政府外长伍朝枢及广东交涉员兼粤海关监督傅秉常(伍之戚)亦以担心发生事变为借口，不主张采取强硬态度。适有罗桂芳者(广东顺德人，在国民党中为一少壮干部，平日喜作大言，时人目为大炮罗)，闻讯即向中山先生自告奋勇说：“请给十支驳壳(盒子炮)，我便把粤海关接收过来，何况关余!”当时人多嗤之，惟中山先生断然任命罗桂芳为粤海关监督，并使率兵十名前往就职接收海关。当罗桂芳率武装前往海关时，海关外籍税务司果慑于兵威，不敢抵抗，罗桂芳遂顺利接收了粤海关(照章税务司应受关监督之监督，不过过去中国人自己放弃职权)。沙面外国领事团闻讯，即声言以外舰炮轰帅府为威胁，其时停泊珠江沙面之外舰十余艘均卸下炮衣，以炮口向正河南的广东士敏土厂帅府。中山先生见状，即命广东交涉员传语：“如果外舰胆敢开炮，我即命陆军占领沙面，收回主权，使逞强者无立足之地。”结果沙面领事团气馁，后由北京公使团出面调停，即将全部关余如数交付，事始寝息。事后中山先生笑说：“谁谓罗桂芳大炮，其实罗桂芳有胆有识，(其实当时二、三高级职员是洋人，其余中国籍员工，多数平日厌恶洋员欺负同情革命)你们一般人怕洋鬼子怕惯了吧!”

　　(二)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关余事件之失败，乃妄图利用广州商团来颠覆广州革命政府。此一事件实酝酿于1924年8月间。其时有商团由丹麦船“哈佛”号私运军火一批，计长短枪一万支，子弹三百万发，为军政府缉获加以扣留(8月11日)。商团之主持者为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其幕后除英帝国主义外，尚有佛山之地主豪绅陈恭受，且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及东江陈炯明叛军有联络，其蓄谋推翻广州之革命政权而建立其所谓“商人政府”已非一日。此次以运军火被扣留，陈廉伯即大肆叫嚣鼓噪，嗾使商人罢市请愿，不止广州满城风雨，甚至波及省内其他县市。政府面临商团之威胁，一部分人主张严厉弹压，另一些人则主张和平解决。时廖仲恺任省长，力主对商团捣乱加以严惩。当时曾在省长公署召开秘密会议，参与会议者有谭平山、蒋介石、李章达等，时我任省署总参议，亦出席该次会议，苏联顾问鲍罗廷亦被邀参加。会议决定首先收集全市存粮，以防商人罢市，粮食供应发生问题，并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内定由我担任该会秘书。中山先生对此次会议决定表示同意，但却为主张和平解决之文武人员所反对，当时胡汉民、古应芬等认为和平可得商团报效费百万元为北伐军费之补助，许崇智、范石生、刘震寰等则企图分得没收的枪械，以补充自己的实力，他们出面调停，结果以械四成发还商团，六成充公，罢市者即日开市为条件，与商团方面取得协议，此事遂告一段落。廖仲恺以主张不行，商团气焰日高，遂辞去省长职务。继任者为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胡汉民初时亦赞同和平解决，以为可以内部暂安，而有利于东征北伐，但事态发展结果，证明当时与商团妥协，简直是养虎为患。此时商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怂恿下，态度日见嚣张，日夜武装，扬威耀武，肆无忌惮。10月10日竟又胁迫全市商民罢市示威，并开枪射杀游行之工农学生等二十余人，受伤或被捕者达数百人，并公开提出“请孙下野”口号。此时帝国主义停泊珠江之军舰十余艘又配合商团行动作示威表示，公开为商团作保镖，声言如中国政府当局向市区商团开火，外舰即进行武装干涉。胡汉民至此，亦感到对商团已再无和平可言，乃急电韶关向中山先生请示紧急处置办法。中山先生闻讯即复电指示胡汉民对肇事商团严予惩办。胡汉民即召公安局局长李朗如到省署嘱其迅即作弹压部署，但李当时犹豫不决，理由为担心糜烂商场。胡以李无行动决心，且违背中山先生意旨，乃一面急电召驻韶之警卫军司令吴铁城率兵来省城复任公安局局长职(吴系前任局长)，一面命省署总参议罗翼群商之滇军军长范石生、福军司令李福林各派所部协同警察武装平乱。吴铁城率部回穗复任公安局局长职后，经省署开会决定弹压办法。14日晚即开始向西关集结之商团进攻。由于商团表面上虽枪械、服装颇见整齐，而实际上素质甚差，与军警作战，一触即溃，乱事越日即告平定。关于此次事变，中山先生曾有“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发表，对事变经过叙述甚详。在事变之初，帝国主义虽亦以炮舰政策相威胁，但当革命政府决心以武力平乱时，又复知难而退。其干涉中国革命之阴谋，又复宣告破产。

　　从中山先生以上两次反帝措施，完全可以证实一切帝国主义及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真理。

　　十三、孙中山北上前之广东军事和财政情况

　　中山先生自1923年2月21日自上海抵广州以迄1924年11月13日离广州北上，此一年零十个月期间，算是中山先生革命过程中最艰苦、最复杂的一段。而中山先生不断前进的革命精神，却亦在此期间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确立“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是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开会以迄闭会不过十多天的时间，而中山先生亲临演讲达八次之多，足见中山先生对国民党改组期望之深切。在此一时期，广州革命政府虽稍立根基，但军事和财政方面，仍遭遇不少掣肘。在军事方面，帅府辖下各军总数号称十余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九万人(海军、空军实力有限未计在内)。其中粤军约二万五千人，许崇智大部分在东江，小部分驻广州;梁鸿楷等部在西江四邑及南路，小部在东江;李福林大部在广州河南，小部在东江;滇军约二万五千人，一部分在东江对付陈炯明叛军，另一部分驻北江及广韶沿线防御北军，尚有一部分留守广州及广三沿线;桂军刘震寰约一万二千人，大部在东江，小部在广州，刘玉山部三千人在东江;湘军约一万二千人，大部在东江，后调北江准备北伐;豫军约四千人，全部初在东江，后请缨北伐经赣鄂入豫;朱培德军约四千人，初在东江，后北调加入北伐;党军(黄埔学生军)约五千人驻黄埔，后东征;以上各军除党军不据防地及豫军请缨单独北伐外，其余各军多各据防地，霸占税收。湘军以来迟未获防地，生活最苦。各军中以滇桂军最为跋扈，两军高级将领只知搜刮享受，对东征北伐，则毫无决心与干劲，大有养寇自重之势。

　　广东原为富庶省份，养兵十万，本来绰绰有余，但由于税收为各军霸占，帅府财政不能统一，军事进行亦大受影响。当1924年秋中山先生亲率大军北讨曹吴之际，命廖仲恺为大本营财政部长、军需总监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廖仲恺鉴于武人专横，财政割裂，如不整顿，势难有为，遂于未就职前先发一条(9月17日)电，呼吁各方支持统一广东财政。电文中指出：“粤省自军兴以后，财政久陷分裂，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若夫去私言公，按症发药，则核实兵额，统一财政，洵为目前唯一办法。”根据廖仲恺分析：当时“广肇罗南韶连防务费(赌饷)一项，岁入可及千万;禁烟收入约得二百万，粮税、厘捐、盐饷共约二千万;合计当在三千万以外。现在各军有枪之兵不过八万人，以每名月饷八元计，月需仅六十四万元，官长夫役补充兵以及服装各费，按照恒例，应值兵饷三分之一，即从宽计算，亦不过一倍而止，合计月需至多不过一百二十八万元，年需仅一千五百三十六万元而已。至兵舰要塞及其他军事机关，经费有限，以三千万元之收入，支一千五百余万之军费，所余正多，何至匮乏若此?又就兵力论，东江之敌约三万人，南路亦不过万人，我军现有八万余，以四万布防东江南路，一万分驻省会及各县外，尚余三万之兵力。江浙奉直，战事正酣，曹吴自顾不暇;倘以精兵三万北出江西，赣州、南昌，指日可下，西南半壁，大势立成，从此联络奉浙，饮马黄河，全局底定，翘足可俟。……各军长官，诚能以大局为重，核实兵额，归还财政，涓滴无私，饷粮自足，若仍分裂，利不相让，害不相救，则剥肤及骨，仲恺虽愚，亦知补苴无术”。此电发出后，分割财政最多之滇桂军将领，仍充耳不闻;仲恺于是遂不就职而专致力于中央党务及黄埔军校校务。时胡汉民继廖仲恺为广东省长，我仍任大本营参议兼省长公署总参议。一日，汪精卫、古应芬携帅府任命状到省长公署找我，内容为派我当“广东全省筹饷总局总办”，我早在廖处获悉办理财政困难情况，乃对汪等表示不敢接受任命，我当时还说：“筹饷局总管烟赌饷事，广东人拟之为屎坑，入过屎坑，浑身会沾上臭味的。”经汪、古二人传中山先生敦谕，并迭以大义相责，我始勉强答允，但希望多派干部协助。旋有前财政厅厅长梅光培(美洲华侨同志)奉派为筹饷局会办，遂同时就职。当时陆军军官学校新办，经费十分支绌，蒋介石知我就此职，即来函请设法拨助军校伙食费每月一万元。当时筹饷局全部饷额，均已为滇、桂、粤、湘各军支配净尽，无可挹注，后查得过去烟赌承商每月致送总办干修五千元。我乃灵机一动，一面饬令承商照送，一面报明帅府每月拨助军校伙食费五千元，虽然只及蒋所要求之半数，但蒋事后亦向我表示满意，这也算是我帮了他一个小忙。未几，中山先生又派我为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北伐诸军饷粮，悉归调度。记得曾一次筹足大洋八万元(内临时商得沙面三井洋行暂借四万元)，亲解韶关谭延闿代帅(时为湘军总司令兼韶关大本营代帅)为督师北出之需，蒙其盛筵款待(谭对饮食素颇豪侈)。此两机关直撑持至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时始告结束。

　　十四、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借廖案攫取广东军权

　　回忆中之1925年，堪称多事之秋。当1月下旬中山先生卧病北京之际，陈炯明曾大举进攻虎门、石龙，幸党军合粤军迎击大破之，追进至平山、三多祝，所向皆捷，至2月杪，遂攻克海丰陈之老巢。及后棉湖之役，廖仲恺亲临火线，党军士气振奋，卒能以寡胜众，克潮梅，定汕头，群贼披靡，退窜闽赣边区。中山先生逝世前夕，尚及闻东江我军之捷报。中山先生逝世不久，作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6月间又遭杨(希闵)、刘(震寰)之乱，赖党军与粤军许崇智部、湘军谭延闿部及滇军朱培德部合力讨平之。杨刘之乱以6月12日甫定，而23日沙基惨案又作，廖仲恺等指挥民众以与帝国主义抗，事态未至扩大。7月1日，以汪精卫为首之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此时汪虽名为主席，但党政军大权，实际集于廖仲恺之一身(廖为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军委会委员暨广东财政厅厅长)，此时国共合作，融洽无间，但国民党内右翼人物对廖甚为嫉视，不断散布谣言。谓廖仲恺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将“赤化”广东，最后竟以极端卑鄙手段阴谋不利于廖。8月21日，廖仲恺不幸被刺牺牲。9月，蒋介石即借廖案驱逐许崇智攫取广东军权，进一步控制党政。距中山先生逝世不过半年，局面变化之激烈，实出一般人意料。以下着重叙述个人在廖案发生后有关蒋介石攫取广东军权的亲历见闻。

　　当刘杨之乱告平定后，我率所部“建国军潮梅军”(中山先生离粤北上前，以我熟悉潮梅方面情况，委我为建国军潮梅军军长，该军由潮梅各地地方部队及一部收编之叛军及绿林队伍组成，任务为瓦解叛军内部、协助党军粤军东征)驻石龙等处待命，时筹饷、军需两局已告结束，我以饷糈问题于8月中旬来省城，20日晨谒廖仲恺先生于其东山住宅，共进早餐及商量问题，廖嘱我于午后至财厅领款。旋一同出门，我辞出后径返寓所，廖则偕夫人何香凝乘车赴中央党部开会，途遇监察委员陈秋霖，遂同车至党部。入门甫升阶，即有凶徒五六人突起狙击，廖仲恺被击中要害，遂卒。距我返抵寓所，计时不过半个钟。我闻凶耗，即赴广东公医院(今中山医学院)看视，不禁大恸。陈秋霖委员亦被创，后二日廖先生卒。

　　蒋介石以廖党代表之死，当时哭之甚恸，誓言严缉凶徒惩办为廖党代表报仇。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临时革命委员会对时局加强控制。当时查得凶手陈顺(因伤重被捕，二日后毙命)与朱卓文之亲信郭敏卿有关，又传朱卓文与胡汉民之弟胡毅生及胡之亲信林直勉有关。蒋遂派兵逮捕胡毅生及林直勉，胡逃脱，林则被捕(安置于虎门炮台凡三年，后以查无实据获释)。胡汉民当时以国民政府委员兼任外交部长，至此亦被蒋以保护为名派兵押送至黄埔军校，旋就医于大沙头颐养园，后又迫出国赴苏联考察(至次年4月归国以病居沪)。中山先生逝世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内资望最高，此次以廖案嫌疑被排挤，蒋、汪二人合作之局面已成，以后并在一段时期内以“左派”姿态出现，对人民起过一些迷惑作用。

　　当时崇智任粤军总司令，为蒋之顶头上司(蒋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部参谋长)。过去蒋许之间关系甚密，并结金兰之谊。廖案发生后，蒋即极力要好汪精卫，并与粤军师长李济深(梁鸿楷部)及“福军”司令李福林阴相结纳，暗中监视许部军官多人。9月19日夜，蒋突派黄埔军校学生军，包围许于东山公馆，使之与外界断绝交通，复以大部军队分路袭击许之亲信部队许济等部并将之缴械，同时又派兵分别逮捕与许关系较密之军长梁鸿楷、张国桢，旅长杨锦龙、梁士锋，粤军总部军需处长关道，广东财政厅厅长李基鸿，总部秘书长兼广东沙田清理处长江维华以及海军司令招桂章等八人。20日蒋介石以亲笔信致许，略谓“公以寡断，不能整顾所部，请公暂离粤赴沪休养三个月，待所部整饬后再请公回来主持”等语。此信交由旅长陈铭枢面呈许崇智，并附有买定的招商局赴沪船票。许以变生肘腋，措手不及，只好在陈铭枢伴送下登舟离省。犹记是日广州各界正假粤军总部礼堂(旧省议会，今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开会追悼廖仲恺，我依时前往致祭，觉礼堂寂然，遇宪兵营长林祥，林私语我以许被迫离军消息，我闻言大惊，匆匆返家，坐卧不安。同日(20日)晚饭后，突接蒋亲笔函邀我即至旧造币厂(蒋之驻省办事处)有要事面谈。我以事已至此，不去不行，虽自问平日与蒋从无抵触，且曾在解决军校经费方面对蒋有所帮忙，但仍深虑过去在粤军中与许崇智关系较深，蒋目前已决心要解决许，并捕许部多人，亦难保不被株连。当我抵达旧造币厂后，蒋在客室相见，汪精卫亦在座，我暗察两人对我均面露笑容，握手寒暄，似无恶意，心始释然。汪先开口问我：“冀群，我们今日所做的事，尔以为如何?”我佯作不知，反问汪什么事。汪说：“汝为(崇智别字)今天去上海了，从此粤军可以整顿，将来北伐再请他回来，目前至要紧还是肃清东江叛军残余。”蒋介石接着说：“今晚请翼群兄来商，就是为第二次东征的事，我们准备半个月后即出发，但开拔费还要待筹，你是有办法的，可以帮帮忙吧!”我回答说：“我自从前年冬兵站事务交代后，至今还积欠米煤等商号凡三十万元，财厅至今未予负责清偿，我的信用不比从前了，要向商场筹借，恐无希望。”蒋笑说：“不是这样的，我现在扣留了梁鸿楷等八人，他们个个平日都是脑满肠肥，捞钱不少，全都是你的熟人，我拟请你去和他们家属商量，共同筹足一百万元报效给政府作为东征开拔费，如能办到，我便可从宽处理他们。”我说：“看来一百万元太多了，他们能力怕不能超过五十万元。”蒋说：“你尽量去搞吧，总之要快!”我说：“固然要快，也得经过法庭才好办。”蒋说：“对。可以照上年审判程天斗的办法去办吧!”(程天斗原任广东省银行行长，6月16日之变，曾乘乱盗取公款百余万元逃去香港，被廖仲恺发觉，后程自港来省为公安局扣留查办。程不认账，于是帅府令组军事法庭，以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为审判长，军政部长程潜、兵站总监罗冀群为审判员，市公安局长吴铁城为检察员，财政部长廖仲恺出庭作证。经一审属实，即判程死刑，后卒由魏邦平劝程报效军费四十万元赎罪，帅令特予赦免。)此时适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进来，我灵机一动，即对蒋说：“此案就交周主任去办吧!”蒋说：“还是以三人组织军事法庭，因八犯中招桂章是海军的，应在海军方面找一人参加。”当时经过商量决定以我和周恩来、欧阳格(海军)三人组织军事法庭。蒋建议以我为审判长，我以要和各犯家属接洽，不便担任审判长为理由向蒋力辞，结果遂改以周恩来为审判长。是晚我在造币厂逗留三个多小时才返家，家人坐待已焦急万分，至是始相庆幸。时梁鸿楷等八人，均被扣押在军校内，手足均加镣铐，我见状颇为难过。旋即在军校开庭审判，分别判处重刑。我照蒋意，劝各人家属献金赎罪。在进行期间，一日周恩来到我家说：“蒋意不要张国桢、梁士锋、杨锦龙三人的报效费。”我闻言即担心该三人凶多吉少，果然不久，蒋下令将张等三人枪决。其余梁鸿楷等五人在合共献出报效费三十三万元后分别获得释放。

　　十五、从蒋东征及忤蒋被扣

　　蒋介石既迫走许崇智，遂着手将粤军分别编遣，提升李济深为第四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五军军长。此时蒋介石极力拉拢汪精卫，汪、蒋二人皆以左派面目出现，博得共产党及国民党党内进步分子的支持，党政军各方面均出现朝气。蒋锐意筹备第二次东征，成立东征军总指挥部，蒋任总指挥，汪任党代表。东征军总指挥部成立不久，蒋、汪即任命我兼总指挥部总参议，蒋并要我随他一路出发，同时又要我将所部交参谋长蔡慎代领，归程潜军长指挥，向东江推进。蒋表面上对我非常之好，其实就是要将来解除我的兵柄。

　　东征前，广州国民政府辖下各军布置大约如下：谭延闿湘军及朱培德滇军大部在粤北防守，小部在广州;李济深粤军一部在西江及四邑两阳，一部驻广州、东江;李福林部大部在广州，一部在东江;党军已扩充为一个军(蒋自任军长，何应钦任副军长)，其全部作为东征军主力，此外粤军一部及程潜部第六军和我所部潮梅等军亦加入东征军序列。

　　东江叛军方面自第一次失败后，即退集闽赣边境休整，陈炯明为扭转颓势，加紧与北洋军阀勾结，时受伪命之广东督军沈鸿英既失败，由于政学系周善培辈之牵线，北洋政府已改任林虎为广东督军、叶举为广东省长。此时陈炯明对林、叶二人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叛军内部矛盾渐深。六月间杨刘之乱发生时，党军、粤军大部分西撤，叛军又乘虚进据惠潮梅一带。惠州方面由叶举指挥杨坤如、熊略等部据守，潮梅方面则由林虎指挥洪兆麟、黄任寰、黄业兴、王定华等部据守，积极计划与北寇及桂军残部相呼应，待机合击广州国民政府。

　　蒋介石以10月中旬率东征军出发，初步以攻占惠州城消灭杨坤如、熊略等部为目标，然后分路攻略潮梅，肃清叛军全部，以绝北伐后患。攻惠州城之役，蒋以大部党军攻坚，前仆后继，死伤颇重，计阵亡团长一人、营连排长及士兵数百人，卒将惠州城攻下，叛军被歼甚众，我军经过数天之休整，随即分路前进。由程潜任左翼军指挥，率部由东江攻略龙川、兴宁、梅县，扫荡盘踞梅属各县之敌;何应钦任右翼军指挥，率大部党军经淡水、稔山攻取海丰、惠来、潮阳，相机进占汕头;蒋介石自兼中路军总指挥，率粤军大部及党军一部由平山、三多祝攻略普宁、揭阳，进占潮安，并肃清盘踞潮属各县之敌。

　　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王懋功、副官长张治中留守后方，我以筹款任务已毕，乃遵蒋嘱在后方顺带一些应需物品出发。出发前夕，惠州已攻下，广州方面发起慰劳前方运动，当由陈璧君以国民政府汪主席夫人身份、陈洁如以蒋总指挥夫人身份带同慰劳品前往惠州慰劳东征将士，廖夫人何香凝亦参加。我临时受委托率兵一排护送同往。我们乘坐“大南洋”号浅水轮出发，行抵苏村附近，因水浅，“大南洋”不能前进，遂又改乘由小轮拖带之民船数艘，因而迟了三天始达惠州。此时蒋介石已于前一天前进至平山，通过电话联系，蒋请她们不用前来，但她们坚持要前往，行抵某地(地名已记不起)，即见蒋介石亲率轿马前来迎接。此时蒋正千方百计争取汪精卫之支持，故对陈璧君的照顾特别周到。犹忆那天，各人皆相当疲乏，皆愿坐轿，惟陈璧君自逞英雄，坚持要骑马，蒋即亲自拉一匹驯良的马，扶她上马。不料行甫数里，陈璧君即不慎坠马受伤，此时蒋又亲自急召担架救治，殷勤备至。事实上，当时蒋虽总握军权，但在国民党的资望仍浅，故极力挟汪以自重。在东征途中，我见蒋给汪的电报，上下款称呼都是“主席钧鉴……中正叩”，对汪可谓十分恭顺。其实蒋对汪不过利用一时，并非真心拥汪，当时明眼人已能辨之。

　　陈璧君等在平山留两天，即由陈春圃随护返惠州，廖夫人一行则顺回鸭仔步村为仲恺先生立纪念碑。她们在惠州休息数日，陈已无恙，遂遄返广州。我则经先随蒋介石自平山出发。

　　回忆当时东征，高级幕僚中有高级参谋陈焯、张定瑶，秘书长马文卓，副官处长王文翰，此外有苏联顾问罗加觉夫将军(代替加仑将军的)等。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则在右翼何应钦一路，未与我们同行。当我们行抵华阳附近，曾发生一场惊险，其时前面枪炮声颇密，我随蒋急上前方高地视察，知已与敌主力接触。俄而我先头部队谭曙卿师一部纷纷后退，蒋率卫队制止无效，在纷乱中，副官处长王文翰所率后方辎重行李竟为退兵阻断，与我们失去联络。幸而天色已暮，敌未追击。我们在狼狈之余，只好冒夜由侧面退至一山村向老百姓家借宿。此时饥饿之际，蒋介石肝火大动，记得他那时命陈焯坐在自己身旁，口授书写下达各部队明日任务，甫毕，又命令拿纸来，声言要枪毙王文翰。此事虽经我和马文卓力劝而止，但蒋当时大摆威风，一方面是要吓吓左右，使大家对他领导不敢怠慢，其存心之狠辣，于此亦略可见。次日，前方情况忽然好转，各方捷报接踵传来，使大家十分兴奋。谭曙卿师大部会合某部(可能是前张民达师旧部之余鹰扬、张和两旅)后，即在华阳附近围歼叛军林虎所部主力黄任寰、黄业兴、王定华等部，并全部予以缴械;右翼何应钦所部亦在惠来、普宁之间击破洪兆麟叛军主力;从而左翼程潜所部亦不甚费力而达成肃清梅属叛军残余之任务。自是蒋所率中路军一路未遇抵抗，顺利抵达潮汕。至此，陈炯明所部积年抗命之叛军已被我军全部消灭，仅余翁辉腾(照垣)一部千余人退至东江上游龙川江西交界，我后奉蒋命将其收编为一个支队，归入潮梅军建制，暂驻老隆。

　　陈炯明叛军全部被肃清后，东征军总指挥部以潮梅地区频年被叛军盘踞，民生凋敝，遂首先布告严禁烟赌，并派周恩来为东江行政专员，整顿地方行政。我记得一次随蒋介石出席汕头各界欢迎大会上，蒋极言烟赌之害，革命政府决定永远禁绝，博得群众掌声雷动。蒋介石不久即嘱何应钦留守潮汕，自己回广州布置力量，以遂其进一步夺取党政军大权之目的。迨1926年1月间，我亦因收编翁部，沿途风雨，致患肋膜炎病，请假回省城治疗。

　　蒋介石既将广东所有军力统一起来，遂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宣布建立“国民革命军”，以其嫡系部队——党军为第一军，自任军长，何应钦副之;谭延闿为第二军军长，鲁涤平副之;朱培德为第三军军长;李济深为第四军军长，陈可钰副之;李福林为第五军军长;程潜为第六军军长。其时我方在病中，蒋忽来一亲笔函略谓“兄以病弱，不适宜带兵，弟等为照顾兄起见，经商定将兄部潮梅军编归胡谦师(胡，江西人，留日士官生，原任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留守惠州，后改任师长)，俟兄病愈，将另任兄以其他要职”云云。自此以后，我遂在蒋的排挤下长期完全脱离军职。我遵令改编之际，领得一小部分饷项为编余人员遣散之需，而将比较可用之幕僚荐蒋酌用，如军部参谋长蔡慎(广西人)被蒋荐派龙门县县长，少校参谋罗卓英被任为黄埔军校教官(后依附陈诚，累升至军长、总司令、省主席等职)。

　　1926年春，蒋介石借平定东江叛军之声势，通过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取得中央执行委员资格。3月，遂借“中山舰事件”驱走汪精卫，以其亲昵浙江同乡张人杰(静江)为国民政府主席，并继续排斥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有资格人士。5月，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旋复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至是蒋介石已从心所欲名实相符地总揽党政军大权。

　　6月，我病已稍愈，蒋介石即向广东省政府推荐我任东江公路处处长兼韩江治河处处长，并以私函促我速赴汕头就职。到职仅及月余，时宋子文(财政部长)在蒋介石同意下以筹集北伐军费为名，复弛潮梅赌禁，引起潮梅地方人士开会反对，并邀我出席。我以东征军总指挥部既已申令禁绝该地区烟赌于前，墨汁未干，一旦弛禁，不啻出尔反尔，为害地方、失信于民甚大，遂亦参加通电反对。记得当时我演讲词中有“如果廖仲恺、胡汉民执政，决不至再有此谬举”之语，便有人将我演词全文寄蒋阅看。蒋对此甚为愤怒，且其当时正在追求宋美龄，宠信宋子文，便谓我“破坏财政政策”，电令军长何应钦拘禁我于东征军总部，听候查办。后经张静江、孙科等以我病重为词，出面向蒋说情，始获释返广州休养。1926年10月，我由粤教厅取得名义东渡日本，借以避蒋之锋芒，因遂留日五年。我个人与蒋介石之关系亦至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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